王跃生：民工荒是对低成本模式的自我矫正

    春节一过，经济重新活跃，近两年已渐露端倪的“民工荒”便又再度重现。据媒体报道，春节后北京的保姆们薪情飞涨，两年来已涨了50%以上。普通保姆的月薪都接近千元，还不好雇，让一般工薪家庭颇感压力。更显著的变化则发生在需要大量民工的珠三角地区。原本每年春节后蜂拥而至，似乎无限供给的打工仔、打工妹转而稀缺，很多劳务市场门庭冷落，企业手里拿着大把的出口定单就是找不到足够的工人。即使能雇到人手，工资也大幅上涨，从原来的每月五六百、六七百普遍涨到千元以上，还要包吃包住。一时间，劳动力市场似乎从雇主的市场(买方市场)变成了劳工的市场(卖方市场)。
    当然，在经济学上，确有所谓“后弯的劳动力供给曲线”之说，劳动力供给到一定程度后就不会再增加，反而会由于工作与闲暇的替代而呈现减少趋势(后弯)。不过，该理论虽然不错，但在目前中国并不适用，中国的劳动力供给曲线远未到垂直乃至后弯的时候。这就是说，现实中“民工荒”传达出的并非真实信息，民工短缺在理论上也不是真正的问题。与其说是民工短缺，还不如说是工资太低。只要工资涨到一个为市场所认可的水平，农民工就会在居家劳动与外出打工之间重新做出选择，“民工荒”自然消失。
    因此，在我看来，“民工荒”问题，虽然表现为一个企业用工的微观问题，或者劳动力市场结构失衡的中观问题，但它更是一个宏观问题。至少也是一个有着非常重要宏观含义的微观问题。
    这就不能不说到我们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增长模式。长期以来，依靠外来投资与国内廉价生产要素特别是廉价劳动力、廉价资源的结合，依靠对发达国家的巨额出口，中国维持了一个加工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所谓“制造中心”不过是加工出口的另外说法。这种模式在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尤为显著。依靠这种模式，我们取得了经济的持续高速成长，出口规模巨大，国际收支大幅顺差，外汇储备水涨船高。同样依靠这种模式，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巨大人口压力下的就业问题，特别是农业转移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应该说，这种发展道路是自然形成的，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和经济合理性的。问题在于，当我们认识到这一道路的适用性，把它自觉地上升为一种战略选择和理论模式，特别是将其固化为既定方针并推向极致的时候，其对自然过程的扭曲、对市场作用的限制就显现出来，该模式的长期有效性也就值得怀疑了。
    说得直白一点，此种发展模式固然支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创造了“中国奇迹”，但也留下了诸多潜在问题和严重后遗症。
    这些问题包括，人口、资源、环境的可维持性，经济规模扩张与结构进步的落差，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和大众福利改进的失衡，对外部资源和市场的依赖及由此带来的国际经济矛盾和经济冲突，如此等等。
    譬如人口、资源、环境的可维持性。虽然我们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有着得天独厚的劳动力条件。但是，人既是劳动者，也是消费者。当过了劳动的黄金年龄之后就主要是需要供养的消费者。我们不可能永远维持源源不绝的低成本青壮年劳工供给，劳动力供给增速会不断降低而需要供养的人不断增多。未来的劳动力即使丰富，也会是受教育更多、技能更好，从而成本也更高的劳动力。现在所谓“民工荒”，不过是低成本劳动力可维持性方面尚处在青萍之末的一个小小迹象而已。至于资源(特别是能源)和环境的可维持性问题更为明显，资源、能源短缺，价格飞涨；环境不堪重负，污染成本巨增，这方面就早已不是始于青萍之末了。无需赘言。
    再譬如经济增长与结构进步、社会发展的落差。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可谓不高，规模扩张不可谓不快，但在高增长的同时，经济的结构进步远远滞后，国家的产业基础和自主创新能力薄弱，自主产业尚待形成。在现有的国际分工中，我们长期处于价值链末端，产出很大但赚钱很少，仅靠廉价劳动力的汗水赚取微薄的加工费。与此同时，对低成本的依赖甚至迷恋，又使企业不得不靠侵害劳动者利益甚至人身权利来降低成本，致使打工一族境况不佳，其表现之一就是不断发生的矿难。至于由于贸易顺差过大和外汇储备过多造成的摩擦和冲突，以及围绕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争拗，都可由此成本模式获得解释。
    如果说过去这种模式有其历史必然性和经济合理性的话，那么现在已经到了改变这一模式的时候了。实际上，国家决策层近两年来强调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城乡协调发展都是基于这种背景的。但是，在各种具体经济政策上、在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的思维中，还存在着刻意维持这种低成本模式的现象。比如，刻意维持资源、能源的低价格，有意压低污染行为的环境成本甚至纵容污染，人为降低或取消企业应承担的社会义务和社会责任，以及，尽力维持劳动力的低成本，包括工资成本和社会保障成本。因为，对各级政府而言，这种低成本模式轻车熟路，还能彰显政绩，放弃低成本模式则带来许多现实的挑战，如就业、GDP、财政收入等等。然而，这种模式或可延续一时，最终会因为前述弊端的进一步显现而不得不进行调整和转变。不过，越晚转变，后遗症越大，回旋余地越小。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民工荒”和民工工资的上涨是大好事，它是市场对低成本模式的一种自发矫正。一方面可以改善该社会群体的收入水平和福利状况，使农民和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提高，有利于社会和谐。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它可以造成一种对旧发展模式的压力，对企业的压力，使企业不得不转向更高级的活动而不只是简单的加工制造，使整个经济转向以高增值活动为基础的发展轨道，并进而向自主发展和创新转变。
    但是，还应该说，仅有市场的自发调整是不够的。在劳动保护、社会政策等领域，无疑需要政府的有形之手，顺乎市场规律和经济发展方向，主动行动，该出手时就出手，加速实现上述转变。大致包括下述方面：通过立法和已有法规的切实执行，保障劳工权益，建立劳动保险制度，劳动和工作环境标准，工休与休假制度，最低工资标准，对超时工作的严格限制和高补偿制度等等。对企业生产活动的资源消耗、环境影响进行严格限制，确定合理的能源、资源价格，收取资源税，以促进企业形成节约型的生产模式。制定并切实执行更严格的环境标准，强制污染企业安装环保设备和设施，对污染环境的行为施以重罚。重视企业的社会责任，促使企业成为以人为本、具有社会道德和社会责任的企业公民。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
    文章出处：中国学术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