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俊臣：新农村建设怎能“新”在“克制私欲”？

    近日，读了中国改革论坛网刊载黄迁海先生的《新乡村建设“新”在什么地方 》一文，感觉耳目一新，文中提出了许多有独到见解的观点，例如提出的新乡村建设5个“新”的地方：一是与市场经济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原则相反，新乡村建设强调克制私欲；二是与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原则相反，新乡村建设强调团结、联合和合作，强调建设和谐乡村；三是与工业化、城市化的高消耗、高污染特点相反，新乡村建设强调发展有机农业和循环农业，强调利用天然能源；四是与现代社会一味追求现代化的东西相反，新乡村建设强调“乡土化”；五是与现代社会的唯物质主义相反，新乡村建设强调以人为本，强调四个文明都搞好。
     黄文是在中央决策“新农村建设”之前写作的，使用的是“新乡村建设”，此次上网仍然沿用“新乡村建设”，旨在说明他研究这一问题早于中央的决策；而且也有“新农村建设”和“新乡村建设”是同一含意的意思。在此，我对于黄先生的研究表示敬意！本文不想详细评论黄文的“5新”，只是就黄文“5新”的第一“新”“新乡村建设强调克制私欲”，讲点意见。
     一、 “私欲”有正面的和反面的两大方面，正面的“私欲”是不能“强调克制”的
     黄文提出新乡村建设新在“强调克制私欲”，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不好度量，因而不具有操作性。所谓“私欲”，是指人们个人的作为一个人的需求而产生的愿望、希望、期望、渴望和祈望。“私欲”也可以用需求来表示。马斯洛人的需求理论把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依次由较低层次过度到较高层次。在此，为了研究的方便，我把人的需求概括为两大方面：即一方面是正面的，社会应该承认的、鼓励的，国家法律法规保护的；另一方面是反面的，应该反对的、谴责的、法律法规不保护的。正面的“私欲”如果变成了行为，又包括以下三个层次：一是人的本能需求欲望，即作为一个人维持其正常的生命所需要的正常的吃饭、正常的睡觉、正常的休息和正常的体面生活等方面的“私欲”。如果没有这种“私欲”，人将不是人，就不能不进入死亡。显然，这一欲望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必需满足的；如果不能满足，人们就要造反了。二是社会伦理许可范围内的需求欲望，即大家都认为是正常的、可以接受的、需要容忍的欲望。三是国家法律法规许可范围内的需求欲望，即人们认识不同的、但法律法规只能保护其中的一种欲望，另一种欲望则不给予保护。
     显然，我们应该“强调克制”的“私欲”，应该是那些反面的，受到社会舆论谴责的、法律法规不保护的，而对于那种正面的、应该承认的、鼓励的、法律法规保护的“私欲”，是不能“强调克制”。黄文不加分析地提出新乡村建设新在“强调克制私欲”，弄不好会造成社会混乱。
     二、农村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保护农民权益和政府增加对于“三农”的投入，而不是“强调克制私欲”
     在一定时期内，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将决定事物的性质，影响全局。因此，分清主次，抓住主要矛盾，这是一个领导集团的领导方法所必须考虑的。当前，我国农村的主要矛盾是解决“三农问题”，而“三农问题”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社会特别是地方政府不能有效保护农民权益，是政府对“三农”投入不足等问题，而不是所谓的“强调克制私欲”。而且，我翻遍了中央文件和领导人讲话，都没有发现对农民有“克制私欲”的要求，这说明决策层还是很清醒的。
     那么，地方政府不能有效保护农民权益和政府对“三农”投入不足等问题，为什么是当前农村的主要矛盾方面呢？这是因为，农业毕竟是弱质产业，在所有的国家都是受保护、受扶持的，而我们国家由于种种原因，不但没有对农业、农村、农民进行有效地保护和扶持，反而通过“工农业产品交换剪刀差”、“城乡分割的户口政策”等，压抑农业、农村发展，剥夺农民正常的利益，出现了李昌平先生向总理上书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三农问题”。为解决“三农问题”，2004年以来，中央连续制订并颁布了4个一号文件，先后取消农业税、实施粮食直补、对农村贫困生实行“两免一补”、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推动农村低保等系列惠农、支农政策的出台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展开，所有这些，只不过是解决问题的开头，今后还有许多工作要作。
     还有，在地方政府和农民这一对矛盾体中，地方政府始终处于强势地位，而农民则始终处于弱势，而且又没有自己的组织为其说话。君不见，农民的承包土地屡屡受到地方官员的强行侵占、无理征用，不但补偿很少，而且被强制征用后生活没有着落；农民工权益得不到保障，讨要工钱还受到围殴，甚至于还出现了21世纪的黑奴隶工的骇人听闻的现象，如此等等。政府对“三农”投入不足的问题，之所以也是当前农村的主要矛盾方面，是因为，当前我国农业的增产潜力，就农民、农村来说已经挖尽，今后的潜力主要在于政府按照国际惯例加大支农投入的问题。再就农民增加收入的问题，政府的补贴实在是太少了，根据国际上发达国家的普遍作法，政府应该加大对于农民的补贴。
     近几年来，党中央真正贯彻落实“百家争鸣”的方针政策，再也不会出现“引蛇出洞”、“重划右派”、“打到臭老九”的既荒唐、又残暴、更灭绝人性的运动和行动了。这一机遇实在难得，学界们积极响应，就“三农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纵观所有讨论，全国上下已经形成了共识，农村当前的主要矛盾是维护、保护农民权益，包括农民土地使用权、农民专业经济组织权、农村金融合作权、农民工劳动权、受教育权、医疗保险权等等。
     三、苍白的道德说教有误导农民之嫌
     党中央、国务院在2006年一号文件中，对于新乡村建设作出了部署，提出了许多要求，唯独没有让全国农民和农村干部“强调克制私欲”这一条。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在我国，除了年青的精英外，凡是上了年纪的人，都不会忘记神州大地曾几何时的“强调克制私欲”的深痛经历。史无前例的十年“文革”，“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之类的号召，真是把中国人折腾得太惨了。无疑，我们社会应该提倡 “大公无私”的道德，赞扬“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人，号召大家向这些人学习。但是“大公无私”毕竟是极高的道德境界，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做到，而大多数人都不过是经济学上的“理性经济人”，能做到“大公有私”、“公私兼顾”就很不错了。如果企图让大家继续搞那种“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六亿人民尽舜尧”，那就不但不符合实际，而且要造成以下悲剧：一是导致撒谎、虚伪和欺骗，使国民素质反而大大降低。二是造成人与人相斗、诬陷、私刑、打砸抢，到处白色恐怖，国将不国，人将不人，结果抑制了生产力发展与社会进步。
     显然，在我国是不可能“七八年再来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不会重演“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之类的人人相斗的惨剧。但是，我们不可不警惕有一些人试图重新祭起“斗私”破旗而搅乱时局。因为，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毕竟再也经不起折腾了。
     那么，在全社会倡导一下极高的道德情操，不应该有什么不对吧？是的。问题在于，我们讨论的是当前新农村建设应该抓的主要矛盾，肯定不能是“新”在“强调克制私欲”的道德说教。君不见，即使在儒家们大肆鼓吹他们那一套“克己复礼”、“君君臣臣”等学说的封建专制社会，也没有多少人相信，更没有使封建王朝“万寿无疆”。进入近代，“克己复礼”、“君君臣臣”学说，并没有阻挡过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的钢枪大炮。我们共产党闹革命，也不是靠的“克己复礼”、“斗私批修”学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靠的是否定和抛弃了僵化了的旧体制；我国国际地位提升，近几年来人们终于有资格谈论的“大国崛起”，靠的是我国大量出口的物美价廉的货物，而大量出口的物美价廉的货物，很少有被称为“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创造的，而是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家和农民工的辛勤汗水创造的，当然更不是“克己”、“斗私”之类的说教的结果。
     四、官员们迟迟不肯做出榜样，怎能强求农民
     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经济制度和法制尚不健全，政治体制改革有待破题并深化，一些党政领导干部趁机利用职权谋私，达到了疯狂的地步和程度，真是前赴后继，而且据中央纪委有关研究人员的结论，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仍然是腐败高发期。从象陈良宇式的高官，到省级高官，到厅局级、县处级、乡镇级，都揭发出了一个又一个的以权谋私、贪污腐化、包养情妇的案例。当然，能被揭发出来，毕竟说明我们这个国家、社会还是有能力发现并解决腐败的。但是，我们不得不看到这样一个现象，即贪官们在未被揭发出来的时候，无一例外的都是“清正廉洁”的，无一例外的都在单位的干部大会上作着廉洁反腐败报告，无一例外的教训别人“斗私”。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这样一种怪现象，官员们在大会上装模作样地教训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在会场下纷纷“戳”他们的脊梁骨。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在“强调克制私欲”方面，官员们迟迟不肯做出榜样，怎能强求农民？！
     五、也不能指责农民向大自然索取为“私欲”、“贪欲”
     上面的分析，仅是从一般意义上的。如果我们限定在对于大自然资源，就一般意义上也可以认为“强调克制私欲”命题的正确性。实际上，黄文就是引用温铁军先生的话而引伸出他的结论的。黄文就引用温铁军先生的话是这样一来说的：“在人口与资源关系过度紧张的社会里，不能只充满着贪欲，我们总需要一点另类的精神。”又说：“我们与主流最大的不同在于不强调自私，反对贪欲。”
     但是，如果我们从社会公平、社会公正、社会合理的立场和角度上看问题，情况就不一样了，就不但不好指责农民，而且要对农民以保护自然环境以补助。这一道理，不是我发现的、发明的，而是我从国际组织专家那里学来的。从1990年代初期以来，我先后参与多项国际上援助云南省农村发展项目，例如：作为领导小组成员参与福特基金会援助云南省扶贫项目，作为领导小组副组长参与主持福特基金会援助云南省社会林业项目，作为组长为德国政府援助云南省造林项目和联合国儿基会援助云南省农村妇女儿童发展项目进行评估，主持全球环境基金（GEF）/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援助云南省山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作为组长为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TNC）援助云南省农村环境项目设计方案，等。在与国际专家一起工作时，我多次听他们反复强调这样一个道理，即中国农村农民积极参与环境保护工作，这是为全球环境保护做出贡献，因此是值得尊敬的，是应该得到国际社会补偿的，这就是国际组织、发达国家政府之所以慷慨解囊资助中国（云南省）农村建设项目的理由。
     国际专家们并不指责农民，而是称赞农民参与环境保护，而且认为农民参与环境保护就应该既得到称赞、又得到补偿。说得多好哇！说得多深刻呀！为什么中国专家就不能这样说呢？！
     按照国际专家的理论，中国政府当然应该拿出更多的钱，来支持农村建设，而决不能由此采取对农民们恩赐的态度、至高无上的态度、趾高气扬的态度。
     还有，国际上近几年来正在流行着“碳汇”和“清洁生产”的交易市场体系，而且也已引入了中国，就很值得我们学习。所谓“碳汇”，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二氧化碳买卖”，也就是农民们植树造林，付出了劳动、时间和金钱等成本，特别是树林能够吸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从而保护了人类共同的家园——地球，所以就可以在世界“碳汇”市场里向发达国家、发达地区、发达企业出售。所谓“清洁生产”，就是发展中国家从事不污染、少污染的生产建设，例如中小（不含大型）水电站等，也从而保护了人类共同的家园——地球，所以也就可以在世界“清洁生产”市场里向发达国家、发达地区、发达企业出售。这种用经济的手段来保护环境，既可以有效调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地区特别是农民们参与，又让发达国家、发达地区特别是富裕人群心甘情愿拿出钱来，给予补偿。更为重要的是，国际上的这种“碳汇”和“清洁生产”的交易市场体系，是实实在在的做工作，根本没有诸如中国学者们那种“不强调自私，反对贪欲”道德说教、高调清谈和蛮横指责。
    文章出处：天益支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