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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奇:动能转换,乡村振兴怎样实现“聚变”?

http://www.newdu.com 2018/4/3 爱思想 刘奇 参加讨论

    从党的十九大到2018年全国两会,“高质量发展”是贯穿其中的高频词。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正是当前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思路决定出路,思客推出“高质量发展之路”系列策划,围绕结构调整、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精准脱贫、污染防治、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等经济发展关键词,邀请智库专家和行业学者建言献策,力求为中国经济以更新的姿态、更稳的步伐拥抱高质量发展的明天提供更多路径和方案。
    本文为“乡村振兴”第一篇,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刘奇认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新时代下乡村的价值和定位愈发重要;要解决城乡二元分割制度带来的问题,实现乡村振兴,就要切实做到观念转轨、动能转换、治理转型。
    观念转轨:打破城乡二元思维定势
    长期以来,我们形成的城乡二元思维,已成为思维定势。要解决城乡分割的二元制度带来的问题,必须做三大调整。一是调整观念认识,二是调整价值认知,三是调整发展顺序。
    先说调整观念认识。乡村振兴背后的逻辑是什么?中央现在同时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两大战略。脱贫攻坚主要是为第一个百年目标打基础,乡村振兴是为第二个百年目标打基础。这两大战略我觉得是为了“三个消除、两个引导”,从而实现两个百年目标。“三个消除”就是消除贫困、消除城乡差距,消除社会偏见。没有这三点我们就不可能构建起一个公平和谐的社会环境,没有公平和谐的社会环境我们的现代化强国梦、中华民族复兴梦就不可能实现。“两个引导”就是引导社会关注贫困群体,关注乡村发展。多年来,我们的城市化快速发展,城乡差距越来越大,我们必须让城乡同时发展、城乡互动,这样我们的现代化国家才能有一个公平和谐的发展环境。这就是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逻辑关系。
    第二个调整是调整价值认知。所谓调整价值认知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对于乡村的价值认知。多年以来,在城乡二元制度的影响下,很多人都想逃离农村。通过40年改革开放,农村已经不是过去的农村了,很多地方已成为旅游观光、投资兴业、养生养老、适宜栖居的理想地。有人说,现在是穷人进城,富人下乡;忙人进城,闲人下乡;为生存的人进城,为生活的人下乡。这表明“逆城市化”现象已初现端倪,对乡村的认识应该重新定位。
    其次是对三农的价值认知。我们说农业现代化,有人认为只要把农业本身现代化了,整个农业现代化就会提前解决。其实三农是一个统一体,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本体,农民是农业现代化的主体,农村是农业现代化的载体。本体农业、主体农民、载体农村必须同时现代化,我们的农业现代化才能实现。不是光有先进设备、先进技术就行。
    第三个对农业本身的价值认知,我们过去认为农业只要产量高、质量好就可以了,今天要重新判断、重新定位。当今农业已经趋于多功能化,如果把它的几大功能综合开发利用,它的价值可能比农产品本身还要高。今天农业生产的过程已能创造很高的价值。比如有些稻田种成卡通图案,就是很好的旅游景点,生产过程可以生钱。此外,生产方式也能生钱。比如农业采摘,爸爸妈妈带着孩子到农村去体验感受。日本有几千个城市农业公园,让孩子们去体验农作物的生长,小动物的养殖。这使人们了解生命的意义和规律,从哲学的角度非常有价值和意义。再次,农业生产的环境也能挣钱。农业生产必须有一个好的生长环境,否则生产出来的东西没法吃。好的环境是养生养老休闲观光的好去处,人们都愿意到麦田里面去,所以对于农业的价值认知,必须重新思考。
    第三个调整是调整发展顺序。今天我们的城市化水平可以与任何发达国家相媲美,城市现代化水平已经很高。现在城市的资本、人才、技术等正在外溢,向乡村转移去寻找他们能发挥作用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多年来城乡发展差距拉大可能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和谐。在这样背景下我们应该调整顺序,优先发展乡村。
    我们应该把农村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战略中、城市乡村发展的大背景中、农民市民的大格局中、三大产业的大结构中,来观察三农是不是优先发展。
    动能转换:培育新动能形成“合”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已经历了两次动能转换,眼下正在酝酿第三次。每次都可以用一个字概括:第一次动能转换的核心是“分”,改革开放之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使经营主体从几百万个生产队一下子分解为2.3亿个承包农户,家庭能量得以充分释放,极大发展了生产力;第二次动能转换的核心是“流”,农村各种生产要素大流动,使城乡经济一片繁荣,尤其是农村劳动力的大流动,使乡村的“形”“神”皆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第三次动能转换,这次动能转换的核心是“合”,就是使各种要素、各方力量集合发力。借用物理学术语,三次动能转换带来的是三大物理变化,第一次“分”带来的是“裂变”,第二次“流”带来的是“流变”,第三次“合”带来的是“聚变”。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极大地推进了农业农村的发展。农民有了余钱之后,开始走入第二第三产业,又推动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村改革的经验,又启迪了城市国有企业的改革。这由一个“分”字引发的“裂变”效应,其实践价值和理论创造,彻底改变了中国,解决了温饱,繁荣了城乡。
    第二次动能转换中的“流”,是各种生产要素的放活,尤其是把农民从土地和乡村中解放出来。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能够一路逆势上扬,农民工居功至伟。资源要素大流动使城乡在“流”中化“蛹”为“蝶”,在时空隧道中涅槃。乡村中小洋楼比肩而立,村村通全面实现,生态绿化美化大有起色。这一巨大变化的现象恰如物理学上的“流变”现象。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培育新动能的关键就是形成“合”力,把各种现代元素注入农村、注入农业,推动农业农村的历史性变革。具体而言,有六大合力:即三“物”组合、三“产”融合、四“生”契合、城乡统合、要素集合、功能整合。“六合”能量将产生像物理学上“核聚变”一样的巨大威力。
    所谓三“物”,即植物、动物和微生物。植物是生产者,动物是消费者,微生物是分解还原者。只有微生物的介入,农业才能克服石油农业的弊端,构建起有机生态循环系统。
    所谓三“物”组合,就是要把植物、动物、微生物三者有机统一起来,重点在于重视微生物的作用。以往我们过于强调植物和动物产品,也即农作物和畜产品的生产,而忽视微生物的生产,导致农业的生态循环系统被打破。微生物的开发有广阔的空间,目前已形成了六大领域,即微生物肥料、微生物饲料、微生物能源燃料、微生物食品、微生物药品、微生物清洁剂,每一领域都有着巨大的开发前景。仅就微生物食品而言,它还具有六个不争的特点:不与人争粮、不与粮争地、不与地争肥、不与农争时、不与农产品争市场、不与其他争资源。
    所谓三“产”融合,即农村中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融合发展。三产融合发展,不是我们今天才发明的,我们传统农业追求的“男耕女织”模式就是按三产融合发展的思路设计的。耕与织多余的产品拿出去卖就形成了第三产业。以往我们都割裂来看三者之间的关系。其实,三者是互相促进、有机融合的。比如说,蓬勃兴起的乡村旅游,就是第三产业。它反弹琵琶,用三产带动二产引领一产。三产融合发展的关键是“种、养、加、销、游”五环联动,这五大环节是骨干、是主体,其他都是在这条产业链上派生出来的。只有做好五环联动的文章,三产融合才能打造成产业的命运共同体。
    所谓四“生”契合,即生产、生活、生态、生意四者要契合。农业生产不能不顾生态,不能严重污染土地河流;农民生活不能不顾生产,一些地方搞农民洗脚上田,建高楼,使得农民远离农田,也不科学;农民生活也不能不顾生态,落后的、粗放型的生活方式,要抛弃。生产、生活、生态的契合,如果没有与发达的现代化市场连接,便只是徒有躯壳,农产品只有建立线上线下的互动机制,才能卖个好价钱,因此,“三生”之外还应加上“生意”。在农产品量的问题已基本解决,质的问题成了问题的大背景下,农业的发展方向必须重新思考,即由生产型向生活型转轨升级,围绕健康中国做文章,围绕有利于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长寿水平做文章,让农业成为“农业增收、农民增富、农村增绿、人民增寿”的四增产业。只有四生契合,互相依存,互为因果,才有高品质的生活、高效益的生产、高文明的生态。
    所谓城乡统合,重点在于城乡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必须下大功夫,在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同步发展、一体化发展的基础上,全面贯彻落实十九大提出的“优先发展农业农村”的新战略。
    所谓要素集合,即把现代元素集束向农村投放,包括现代理念、现代技术、现代管理、现代金融、现代设施、现代人才等。我国农业现代化腿短,短就短在缺乏现代化元素的注入,如果像工业、像城市那样集中投放现代元素,农业农村农民的现代化指日可待。农业的现代化需要“三体共化”,即作为本体的农业、作为主体的农民和作为载体的农村必须同时现代化,只想让农业现代化,只在农业上下功夫投入现代元素,而主体农民和载体农村落后就产生不了现代效益。
    所谓功能整合,即要把现代农业的六大功能整合起来。一是食物保障功能,今天的食品安全问题比任何时候都受到社会广泛而深刻的关注,农产品供给正由“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出营养、吃出健康”的4.0版过渡。二是原料供给功能,许多工业原料都来自农业,例如玉米是制造乙醇的原料,但是目前我国玉米产量过剩,大豆产能却不足,这就需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调结构”。三是就业收入功能,农村有八九亿人口,除了外出打工的2.8亿,其余都生活在农村,他们要在那里生存与发展,即使城市化率达到70%仍有5亿人生活在农村。四是生态保育功能,工业社会的理念是人定胜天,是破坏生态,而农业文明的理念是保护自然。五是旅游休闲功能,乡村旅游已成为世界性潮流,成为一种大多数人追求的生活方式。六是文化传承功能,中华文明薪火相传,中华民族才得以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中华文明的源头在农村农业,载体也是农村农业。功能整合,就是在实践中,不能单一考虑只发挥农业的某一项功能,要尽可能多地把六大功能都充分发挥出来。只有整合功能,才能拉长产业链、拓展功能链、提升价值链。
    治理转型:构建“三位一体”的治理格局
    今天的乡村已不是过去的乡村,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主体由稳定性向流动性转变,社会生活由同质性向异质性转变,社会关系由熟悉性向陌生性转变,社会空间由地方性向公共性转变,社会结构由紧密性向松散性转变,社会的细胞即家庭由完整性向破裂性转变。
    社会文化由前喻性向后喻性转变。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认为,人类的文化传承分为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后喻文化。后喻文化就是现在年轻人先知道,学会后传给老年人。过去就是老人通过经验积累把他积累的经验传给后代,现在不需要经验了,反过来了。特别在农村这个现象很普遍,手机电脑出了问题都问儿子孙子。社会价值由一元性向多元性转变,社会行为由规范性向示范性转变,社会治理由威权性向碎片性转变。
    这样的背景下若我们不改变治理方式,就无法适应目前形势的发展。首先,要构建一个政府、市场、社会参与,“三位一体”的治理格局。
    第二,要构建一个规则公平、权利公平、地位公平、结果公平的社会制度环境。有了这样一个社会制度环境,我们的改革措施才能顺利推进。
    第三,要打造一个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治理体系。自治、德治是中国传统社会采用的治理方式,这方面我们有不少经验。今天提出来培育新乡贤,乡贤在过去社会治理中起非常大作用。乡贤是一个地方的标杆,社会的价值导向,有重要的社会治理作用,是国家与千家万户结合的一个缓冲带。国与家、公与私、官与民,在硬性结合的时候会带来许多矛盾,乡贤能起到一个缓冲作用。这些文化传统我们应该好好继承。今天需要强化的是法治,要靠法治来推进制度发展,比如产权制度、经营制度、农业保护制度,这些都要通过法治的手段向前推进完善。还要利用法治手段扫黑除恶,靠法治的力量扶正去邪、弘扬正气,把社会不良风气如赌博等都整顿治理好。
    第四,要推进各个领域的深化改革,包括产权制度改革、经营制度改革、农业知识保护制度改革、城乡融合制度、乡村治理、乡村文化建设方面等等不断的深化,适应社会的发展。
    最后,是要培育一支懂农业、爱农民、爱农村的干部队伍,没有这样一支干部队伍乡村振兴就很难实施。一头狮子带领一群绵羊,绵羊都会变成狮子;一头绵羊带领一群狮子,狮子都会变成绵羊。所以干部的带头作用非常关键,如果我们的官员不是真的懂农业、爱农民、爱农村,那就很成问题。
    作者: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中国农经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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