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新经济与高质量发展

    
    
    （本文系根据贾康先生2018年7月7日在北京举办的“新经济与资产配置论坛”上的发言整理。）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很高兴能参加今天的主题论坛，我到了以后，感觉整个会场的参加者有一种朝气蓬勃的特征，我自己感觉就像一个有代沟的这样一个上一代的参与者，来与大家交流。但在这方面，我自己作为研究者还是不甘心落伍，今天是想试着按照约定，和各位交流一个主题——新生代在这方面其实最有发言权，我们也在观察，我们也在这方面从研究角度试图总结出一些基本认识和探究相关规律，能引出有价值、有建设性的研究成果的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就是“新经济与高质量发展”。
    在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背景方面，要说一下十九大给我们整个发展中的历史新方位所提出的“新时代”的表述。中央认为我们是面对“强起来”的现代化历史新时代，已经走过了前面的站起来、富起来的阶段，在改革开放以后高速发展阶段也已经走过，我们现在于认识、适应、引领新常态这样一个趋向下，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所以，“高质量发展”可以认为是在对接强起来时代新的“两步走”，要在全面小康以后，2035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2049、2050年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强起来的时代“目标导向”实质性的追求。高质量的发展一定是升级版的发展。所以，我们在看到整个发展态势和统计上所表现的龙头指标GDP在2010年还有两位数的增长之后，已经一路下降，这就是高速发展的特征不可能再延续了。2010年报出来的10.4%增长率数据，虽然说与前面三十多年我们两位数增长概念下的高速增长一脉相承，量值上高度吻合，但是它就是中国整个高速发展中最后一轮的回光返照。我们接着看到的，就是速度明显回落到8以下，以后还在继续缓慢回落。当然，最新的迹象是2015年下半年以来，这十几个季度其实已经进入了一个波动区间很窄（6.7-6.9%很小波动区间）的平台状态。这个平台已经开始中期化。我们2018年上半年，一季度报的是6.8%，可能各位也注意到，现在预测二季度可能是6.7%，仍然是在6.7-6.9%的区间，如果再落下一点，下半年6.6、6.5——也不排除这种情况，但仍然是总体的平台特征并没有改变这样一个我们以后追求的中高速，可能就在6到7之间或者6左右，争取延续时间越长越好。平台状态的中高速并不是实质性追求，只要能有保障速度托底，能让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关键的是一定要在这个平台上打造高质量的经济社会发展升级版。靠什么打造？就要推进到今天我们的第二个问题，接着要讨论的非常重要的问题：怎么样面对新经济在打造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找到我们新的动力源。中央已经特别强调了抓全要素生产率，是西方学者在学界讨论几十年的一个概念，直接放在我们最高层的文件里，十九大报告里总书记再次使用这个概念。我们的理解，这个“全要素生产率”不是指的供给侧要素的等量齐观，不是讲的那个意义的“全”，而是讲要强调的潜力最大的供给侧要素。西方学者分析到的，是科技成果应用，我们要抓住不放，而且要结合中国经济社会的转轨，把打开科技创新空间时必不可少的制度创新问题解决好。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结合在一起，使我们供给侧要素新的组合，能够对冲下行压力，推进结构优化，支撑经济发展的升级版。这就是新旧动能转换里我们要抓的所谓“全要素生产率”，是在各个要素组合里要让科技“第一生产力”和制度创新“最大红利”来起到乘数放大的作用。这样才能以动力体系转型升级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这样一个认识，也直接对应着中央所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
    我刚才强调了全要素生产率要在这里面抓住最大红利和第一生产力。这里面我们要特别在科技创新这个视角上，看看这个“第一生产力”的前沿集成的概念，是不是就跟我们所重点讨论的新经济密不可分。我理解，对这个新经济可以有不同的概念上的定义，有的研究者会对它作宽泛理解，有的更强调在经济领域里最带头的、最前沿的那个新生代的形态。我是愿意以比较收敛的一个定义来做讨论，我认为我们可以把新经济看作以信息技术革命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时代基于前沿状态的经济成分，这个新技术革命也有人称作“第三次产业革命”，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从最前面的摆脱蒙昧时代以后的农业革命为第一次，到了以英国为代表的已经开始有全球化特征时爆发的工业革命为第二次，现在第三次产业革命，是新技术革命时代里的信息技术革命带头的，它所带出来的经济形态、前沿形态，对应是我们现在实际生活中大家越来越看重的数字化时代里的大数据、云计算，大数据又对应到互联网——现在应该更加强调移动互联，而移动互联就带来了在移动端现在蓬勃发展的移动商务、移动金融，移动金融里还可以细分为移动保险、移动财富管理，还有更泛化的经济生活渗透到文化生活的移动状态之下的各种各样文化和经济的融合。大家拿着智能手机的情况下，有各种各样的带有文化特征的生活体验，对各种各样场景的加入。
    还有“共享经济”概念，有了这样前所未有的信息支持能力，可以使很多的有效供给变成需求方似乎无成本地获得，以信息技术支撑就可以得到的共同参与中的大家一起共享，前所未有地把过去消费中间的所谓排它性和竞争性，变成大家一起共赢的局面。这些还是方兴未艾。当然，现在最看重的是概括到“智能化”的状态，人工智能在日新月异地发展，我们还得观察这个发展到底什么时候带来一系列的突破以后，又会是一个何种前所未有的“上台阶”的新局面。
    日新月异的发展，我理解就是我们所称的必须“升级”发展的客观背景，它以互联网+的概念引领、渗透、融合各种各样的创业创新，密切关联新一代的信息技术发展概念之下我们到实体经济层面已经在中国若干年间反复强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国家规划层面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里本身就包括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美国叫信息高速公路的升级版。同时，还有其他的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等等跟老百姓生活需要密切相关的突破。这些新经济的具体组成部分，应该讲在日新月异地深刻地改变着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我们生产经营中种种的既有模式面临挑战、洗牌，可以称得上竞争这个局面是波诡云谲，也可以说波澜壮阔。一方面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些疑惑，看不懂，另外一方面感受到它那种强烈的影响力，整个社会变化中间，人们不由自主地要努力理解它，要跟着它，追踪这个变化的进展动态。我作为研究者试图在这里面把它规律性的东西能够提炼出来，我自己感觉在实际生活中，各行各业方方面面，包括我们资本市场、财富管理所做的努力，无非就是顺应这个发展的大势，在新经济的时代把自己所做的事情形成有效供给去对应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在业界，大家越来越用“用户体验”这个概念，就是一个一个社会成员，现在作为用户，他的体验是不是能在新经济中如愿升级，衣食住行发展到各种各样的更高层面的要求以后，特别强调的是体验如何，这个体验里、和品位、场景里的氛围营造、新生代更综合的多样化的诉求，显然在紧密地融合和渗透。结合在一起的一些东西，表现为概念的变化，我有个体会，比如过去我们在一起聚会叫“聚餐”、“开饭局”，我指导的一些博士生、博士后他们安排聚会的时候，安排的场景叫“轰趴馆”，我去了以后就感觉已不是简单的有吃有喝、大家坐在那儿交流，是特别有意地从装修到氛围营造，到大家的感受，造成一种新的升级的场景，似乎是把Home和Party两个概念合在一起，把它中国化了，叫轰趴馆。
    这种很具体的事情给我的感受，是新时代的新经济对应的用户体验，一定是在求新的方面，大家都在比拼谁能更好地适应现在需求主体日趋新颖化、个性化、定制化的要求，到了很多高科技领域里，高科技化对应的所谓智能化和便利化，一定是对应着个性化和定制化的出新。现在线上线下很多购物越来越有定制化特征，后面是社会化大生产，前面的需求则可以尽可能个性化地满足。线上线下的结合使原来的“电商”概念已经模糊了，由于线上线下结合推进新模式新体验，阿里的盒马鲜生和京东系的7FRESH在这方面已经开始拉开，消费者自己看中的活的海鲜，给你捞起来，上面附有个小金属片，一扫码，最开始在哪个地方养殖、捕捞，操作者是谁，有名有姓，什么时间把它运到这边，什么时候到此店的，整个信息都显示在你手机屏幕上，具体情况最详尽地给你提供相关信息之后，你按自己的意愿，怎么烹调，当场有各种各样的选择。线下体验结合了在线上提供的服务，以后你在手机上下单，这个商场三公里之内的范围，保证30分钟之内货送到你家里。社会化的生产经营对应出定制化的东西，对应一个一个的用户体验诉求，企业力求把所做的事情做到极致，这样来提升用户体验，来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
    这是小的例子。具体说到高质量发展，还有带有核心竞争力意义的核心技术方面的例子：在实际生活中如果看现在几乎人人都谈的美中贸易战，就是一个前些年懵懵懂懂，没有感受到外部压力和挑战性，现在突然一下的矛盾升级。中兴芯片方面，看到的中兴公司最需要的一个供给品，我们过去认为合作中不成问题的来源成了问题，跨国公司中兴，芯片被人家一剑封喉，马上陷入了危机局面。这当然从一个案例的角度提醒我们，我们这个高质量发展升级版，虽然现在已经开始渗透到微观的各个领域里，有各种各样新的用户体验，但是整个国家的发展方面，对我们的短板一定要进一步认识，在发展过程中必须找到好的机制，能够弥补短板，能够延续中国在现代化方向上的追赶这个过程。追赶最后的战略目标，我们也不必讳言，邓小平说的“三步走”，现在中央所说的“强起来”，就是要实现伟大民族复兴，后来居上。但是这个追赶的过程，在未来发展的三十几年的时间段内，还有一系列的严峻挑战和考验。我们现在看新技术革命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产业全局、供应链全面方面不断带来民众福祉，是解决中央所说的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里制约我们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不平衡带出来的不充分，强调的是结构方面的失衡。这个“不平衡”一定讲的是结构，而结构一定是发生在供给侧。我们抓住供给侧这个主要矛盾方面来化解矛盾，控制风险，要形成包容性可持续的现代化经济，为人民带来获得感、幸福感，这是现在的认识框架里从现实感受说到全局，以新经济支持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背景。
    实现这种高质量的升级发展，当然我们必须承认金融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但是特别要强调金融它的出发点和归宿，要落在实体经济的升级发展能够如愿地来形成整个中国现代化发展。只有以实体经济的升级发展为支撑，我们这个总体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升级，才能按照战略意图一步一步走到基本现代化和现代化强国。金融和财富管理在这里面要为实体经济发展作出更多的呼应，双方会得到相得益彰的发展。当然，从原理上来说，一方面要强调金融，如邓小平所说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另外一方面又必须强调对核心的理解可比喻为经济的心血管系统，这个心血管系统它当然非常重要，但是它无论如何重要，一定是要服务于整个生命机体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所以，这个比喻和邓小平的话语内容的阐释，还是要落到金融也好，财富管理也好，顺应社会需要，最后要落在可以通过资源配置优化支持实体经济升级发展，支持我们今天讨论高质量发展。
    这样一个关系，在实际生活中可能还要进一步地、不断地反复体验：为什么这两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十九大以后，特别强调控制金融系统的风险是三大攻坚战之一，也就是可以理解，中央认为在金融系统中现在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风险，这个风险里，包括金融有一种脱实向虚自我循环的偏向，必须纠正这个偏向，必须防范这方面的风险。这也是我们讨论的从金融的视角，财富管理的视角，要特别加以关注的。
    另外，在通盘的视野下，我还想强调另外一个视角：前面已经强调了科技的作用，高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蓬勃的发展中间，同时还要看到要补短板的问题，而必须同时考虑的，还有一个“科技第一生产力”和“最大红利”的结合。这个如何得到最大红利的问题，
    
    
    是以改革攻坚克难支持科技创新。现在实际生活中问题导向之下，要解决什么问题？我们必须在发生中兴芯片事件、被外部一剑封喉之后，做更正面的讨论。其实在我们历史上，就已经有学者提出一个“李约瑟之迷”，到最近，现代氛围之内几年之间，我们又不得不不断地提及“钱学森之问”。科技这方面，古代中国有很多值得肯定的影响重大的创造发明，但是为什么到了最近这几百年，它没有形成像样的科学技术体系？李约瑟他提出这个问题，已有很多的讨论和解释，到了钱学森之问，是说科学体系创新的领军人物，在中国本土上怎么就迟迟不能如愿培养出来？我们这些年发展科技、教育都是国策，是重点支持的领域，财政近来不遗余力地投入资金，但是钱学森自己作为一个非常有影响的科学家代表，他跟国家领导人说，我们为什么就是迟迟这么多年不能培养出真正有领军水平的高端科技人才？这是什么问题呢？不能讲这是纯粹的偶然性，一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相关的制度因素，不可排除地成为我们重要的观察视角。
    我现在特别强调的，是从“李约瑟之迷”到“钱学森之问”，一定要看到中国相关的制度供给方面，一定有从历史上沿袭下来的不利于现代科学，以及现代技术创新发展的阻碍因素、惰性因素。这些持续到当下，制度的惰性因素其实又联系着我们所说的文化因素，十分有必要进行深刻的反思。中国的文化在过去确实积淀了很多的精华，但我们不可否定的是它还积累了不少的糟粕，中国在形成大一统格局以后，被国际的学界称为“东方专制主义”延续两千多年的过程，到现代中国，过去我们党的决策层在反思为什么会发生文革，为什么会在中国共产党这一先进政党的领导中，走这么大的弯路？是出现封建主义问题。所谓封建主义，讲的还是官本位主义，不讲学术民主和创新自由的科研规律，这种官本位渗透到实际生活中所带来的副作用，和制度相关，和文化相关，可以对应到这几年国家一方面特别强调走创新型国家道路，鼓励科技创新，鼓励政产学研在一线上结合着发展孵化器，通过科研团队，通过各种各样课题的展开，去力求创新突破；另外一方面，很多的知识分子、学科带头人、课题主持人，实际生活中本来应该更积极地去做课题研究的这些科研人员，遇到了很多的苦恼。
    就在这两天，国务院常务会上李克强总理特别强调在科研创新方面要给自主权，这是延续了前面两年国办、中办下的文件的精神，已有中央一系列督促指导下，关于对知识分子创业创新怎么对接合理的激励等等相关文件，延续中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是这几年在特定制度环境之下，方方面面都非常高调的创新活动，实际生活中的展开却面临着一系列的苦恼，在“八项规定”作为非常有影响的一个反腐倡廉的纲领性的指导出台以后，出现了俞正声主席当年提醒过的那样一种偏差，本来应该约束官员行为的八项规定，却非常积极地套用到约束知识分子头上去了。2014年，俞正声主席就提出这样的警示，不幸而言中了。2015年、2016年，曾经出现了非常普遍的相关管理部门似乎不约而同地在科研创新领域里来落实八项规定、加强管理的热潮，结果后来出现的情况，是克强总理多次强调的要消除科研领域的繁文缛节，到北大清华座谈的时候直接就说，你们这都是什么规定？科学家、学术带头人没有行政上的司局级待遇，坐高铁连一等座都不能坐，更不要说商务座，只能坐二等座，坐飞机只能坐经济舱，这都是什么规定？在场的官员一个个噤若寒蝉不敢做回应，但回去以后，仍然没能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好几个部门在我们所说的种种制度环境之下，他们认为只能是按这种办法处理的，他们能够对应的就是官本位行政化的制度安排体系。什么叫科研规律，怎么顺应科研规律？这方面实际生活中的制度环境和文化结合在一起，往往是和创新型国家建设反向而行的。而且执行中还要往前追溯，让那些学术带头人，我们创新的一线的人士，非常苦恼地退赔，前些年哪些超了标，限时退赔。在所有的高校、科研机构里，按照官本位行政化对应的规定，只要是系主任以上的人，都是处以上领导干部的身份，前几年担任独立董事的薪酬要退还，等等，这些事情带来的苦恼，是学术、科研带头人说我干脆不做课题了，涉及的是一个“知识分子政策”概念下创新者人格尊严的问题了，是他们自己只有内心认同才能在做科研中激发出的活力的问题。现在克强总理所说的科研自主权，是延续这样一个思路在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细则，遗憾地说现在还并没有很好到位，还在解决的过程中。
    所以，今天讲新技术发展，从制度环境里，我们要追溯到钱学森之问，这些潜在地要形成领军人物的科研人才，怎么让他们施展手脚？他们怎么样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人文关怀？我们可以简单地作个比照：比如我们大家都认为要学硅谷、追硅谷，那我们要问一下，硅谷崛起看起来政府不是很重要的，在它整个创新区域里看不出来政府在那边怎么加强管理，当然有它宽松的税收政策，实际上政府很好地实现了产权保护。但是到了中国，我们努力学硅谷，北京在打造中关村，很快还有武汉光谷，上海有张江高科，我们这么起劲的同时，政府公权在手的管理人员马上可在这里按官本位的管理体制施加管理，这就是明显的系统化的区别，这就是高下之分，这就是关于科研规律在实际生活中是顺应还是逆反的非常鲜明的实际情况。
    所以，我借这个机会说一下，在转轨过程中，中国所说到的新经济的发展，支持高科技的发展，这里面全要素生产率的两条，在中国的转轨过程中，一定意义上讲“制度高于技术”，没有对制度环境的比较像样的改造，没有制度环境给出的人文关怀，我们技术上的追求，技术创新引领移动互联时代的大数据、云计算等支持中国的追赶，有进展，但是可能就是不能如愿地最后对接赶超，因为我们整个的钱学森之问，李约瑟之迷，还没有得到真正的破解。
    制度创新上总书记多次说过，要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公权在手的这些部门自己都有自己管理的范围，都要体现自己加强管理的政绩，而且这些管理跟它的考核，跟它的手上的实权连在一起，他们认为这是很得心应手的，实际上可以无视科研规律所要求的顺应经济发展，去做什么实质性的改造。我们却必须形成合力，方方面面促进在国务院领导明确的意向下，期待各个部门必须做的一系列与创新相关的细则，争取处理得好一些。我们只有以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来打造这个通盘的创新环境，公平竞争，保护产权，顺应科研规律，调动一切潜力活力，我们才能保证创新成功，来冲过“行百里者半九十”的中国现代化“历史三峡”。
    实话实说，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我们的速度现在算6%以上足够了，可使2020年人均GDP比2010年再翻一番，同时现在脱贫是各地立军令状的方式，几千万贫困人口必须脱贫，没有达到精准扶贫的脱贫目标，地方领导干部第一不许调动，第二不许提拔，这是保证2020年全面小康兑现承诺。但是后面通过历史三峡，必须经受的巨大的历史挑战，是怎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然后在2035基本建成现代化。原来规划“中国制造2025”包含的内容是什么？是中国制造业方面经过努力2025年能够跨到制造业强国的门槛上，2035年再努力达到制造业强国的中等水平。我们现宣传上不提倡多讲这个，但实际上不能不考虑如何达到这样一个目标的实现，这是支撑最后建成现代化强国必须有我们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结合，这个结合必不可少的，是我们在座最有发言权的如何建立公平竞争、健康可持续的资本市场，这个资本市场所带来的资源流动优化配置、是支持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且应该讲是中国面临的历史性考验之一。资本市场怎么样全面的法治化，充分的阳光化，有效地遏制内幕交易和大鳄、内鬼兴风作浪，发挥要素流动、资源配置优化和支持创业创新升级发展的机制化平台作用，是我们的共同愿景。这方面我的发言权不多，但是在我们大的环境下，按邓小平所说到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要掌握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守正出奇，遵循、尊重市场规律的同时，我们还要追求超常规发展中间的出奇制胜。在定制化的供给侧改革方案的实施过程中，对各个行业，各个市场主体而言，其实都是考验。我的这些想法简单汇报出来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