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众：“棉铁主义”与中国现代化道路——张謇的商业思想研究

    作者：魏众（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来源：用友基金会微信公众号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首先是一段波澜壮阔的民族工商业发展的历史。积贫积弱的中国，从19世纪晚清以来，历经战争、内乱、革命与改革，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民族工商业发展模式，成功实现了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业国家的伟大转变。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以张謇为代表的近代民族企业家，在国家内外交困的条件下，秉持“实业救国”的理念，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始终立足本土实际，塑造了“国家-市场”关系的新模式，并且努力将中华商道伦理融入企业管理中，可谓近代中国民族工商业的探索者和奠基人。 
    虽然张謇那一代的努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最终是以失败告终，但在今天中国倡导实业强国的大背景下，如何处理实体经济与金融资本、虚拟经济的关系，如何处理资本逐利与社会公益之间的关系，如何超越西方以法律为准绳的政企关系，形成以东方伦理和共产党革命伦理为基底的“亲”“清”的政商关系，如何为“中华商道”注入新的内涵，重塑中国的商业伦理。面对这些问题，重温以张謇为代表的近代民族实业家的工商业实践，对当代中国工商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以经济史研究为基础，采取以论带史的方式，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具体讨论： 
    一、围绕张謇的“棉铁主义”，讨论中国工业化道路中的一些核心命题。 
    二、透过大生的企业管理制度，剖析中国工业化进程中企业与工人的关系变迁。 
    三、在前两部分的基础上，探讨张謇的工商业实践对理解今日企业与社会关系的启示。 
    四、从现代性重撰的角度对张謇的工商业实践进行理论总结和延伸性讨论。 
    　　一、张謇“棉铁主义”与中国工业化道路 
    　　1.工业化是一个“万端齐发”的系统工程，张謇的“棉铁主义”工业化方案为何一定要从“棉”与“铁”这两大领域入手呢？ 
    原因在于他对当时海关贸易报告的披阅和总结——1910年，张謇披览光绪一朝的海关贸易册，已发现“自海禁开通，各国农工制作之货，岁月输入，我之金钱日以漏出”，其中最为大宗的输入品，即为棉、铁两项，这使张謇忧心忡忡。为此，张謇方提出“我国实业，当从至柔至刚之两物质（指棉与铁，引者注），为应共同注意发挥之事”。民国成立后，张謇掌管全国实业，更发现棉、铁为国际贸易竞争的焦点所在，为了应对这种由贸易战所引发的中国财富的巨大漏卮，惟一解决之道，就是发展中国自己的棉铁产业，与列强展开经济的竞争，用现在的术语来讲，张謇所看重并采用的实际上是注重“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这种战略在短期内效果往往是明显的，可以快速提升本国经济竞争的实力。
    ２.中国这一数千年的农业大国要实现工业化，必然会经历一个农业与工业、手工业与机器大工业长期并存的“二元结构”的过渡过程，而张謇又是如何破解“二元结构”的难题呢？ 
    张謇在南通所推行的工业化建设，试图通过工业带动农业和手工业，城市带动乡村的发展路子来破解“二元结构”的难题。而这种意义上的南通工业化模式，实际上是要替农耕社会的中国找到一条适合的工业化道路，其核心内涵是：“依据本地物产和市场，开发工业，以工带农，以农援工，以点带面，城乡一体化的发展之路。与之并行的，是工业化启动了传统城市的近代化，再则启动了农村的市镇化。”
    例如张謇的家乡江苏通州、海门一带盛产优质棉花，手工纺织业素来发达，于是张謇创办大生纺纱厂，用近代机器棉纺业来带动南通城乡经济的整体发展，而后为满足大生纱厂对原料棉花的需求，遂建立了通海垦牧公司，形成了一个大工业——大农业——大商业的近代经营体系的雏形，实现了城市带动农村，城乡一体发展的构想。从实际效果来看，张謇所找到并践行的这条农工并举、机器大工业与手工业并举的工业化道路，是符合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实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国工业化道路。 
    3.尽管张謇“棉铁主义”的工业化方案具有强烈的经济民族主义色彩，但张謇的思想体系却并不排外，他的“开放主义”思想表现在何处？  
    张謇主张利用外资来发展中国实业，推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源于他指望通过国际合作或“与世界共经济”来开发中国富源的良好愿望。他在当时就更多地是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高度来思考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并基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认知，提出了其合乎儒家大同之道的经济大同的理论主张。从其经济大同理论出发，张謇认为应该积极谋求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互助，充分利用外资，达到“与世界共经济”之目的，“夫世界果不欲趋向大同，不欲以中国为市场，不欲中国发展供给各国之原料，则亦已矣。如其欲之，中国内地风气尚未尽开，资本又不充裕，试问舍世界各国经济互助，有何别法？”这些持全面“开放主义”的经济主张，在100多年前张謇便提出来了，实属难能可贵。 
    　　二、从大生看中国工业化进程中企业管理制度变迁  
    总体上来看，中国企业与工人的关系变迁，大致可以分为五个历史阶段：  
    最初，解决这个问题的主导权在投身现代工商业的儒家士绅们的手里，张謇的大生纱厂可为典型。张謇关注的重点在生计的层面，并没有打算在政治、社会层面把工人们整合到新世界里来。这是第一个历史阶段。 
    到了20世纪20、30年代，第二代具有儒家气质的企业家，则尝试将自己的观念传递和灌输给民众，并在“新社会”中为这些民众找到合适的位置。这是第二个历史阶段。 
    1949年之后，政府取代企业家，成功地将工人组织和动员起来，并建立了系统和全面的单位体制，让工人成为新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第三个历史阶段。 
    在文革中，工人的“革命”组织取代官僚和党的系统成为企业的主导者，官僚科层化的单位体制遭到严重破坏。这是第四个历史阶段。 
    文革结束以后，经过一系列的改革，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的国企改革，使得单位体制逐渐崩解，同时，大量农民工涌入劳动力市场，国家与工人的关系发生了性质上的改变，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开始了。从表面上看，这个新的历史阶段，与张謇当初面临的情形颇有相似之处。这是第五个历史阶段。 
    无论哪种形式，劳动者都有可能依托原有的社会网络参与社会大生产，而无需被从他们的社会网络中被连根拔起，移栽到另外的土壤中。不过，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大多数在这些行业以非正规方式就业的劳动者，依然是来自农村的异乡劳动者。因此，这种就业方式也有可能使得他们更加难以跟上中国工业化的步伐。 
    　　三、张謇的启示：生态文明转型召唤社会企业家
    　　作者立足于企业与社会关系的视角，剖析张謇工商业实践所包含的现代价值。 
    1.张謇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开启中国近代企业的全新类型——“社会企业”，堪称中国第一位社会企业家。  
    他所从事的“社会企业”事业主要体现在两个地方。首先，大生公司的发展基础，是与农户家庭经济理性的自觉结合。其次，1895年筹办、1896年正式开始经营的大生集团，以张謇一己之力，对南通的地方做了30年的综合建设。张謇所追求的现代化并不是要把农民改造成市民，他是要以社会企业为基础，实现南通城市与南通人民的整体现代化。 
    某种意义上上个世纪整个世界的发展都可以说是“粗放的数量型发展”，在霸权国家粗放发展的主导下，全球危机不断发作。今天这个世界正在发生重大改变，对社会企业的强调正在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目标。而张謇在19世纪末抱着“实业救国”目标创办民营企业，一开始办的就是社会企业，一开始追求的就是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综合的可持续发展。 
    2.张謇的社会企业在南通的发展有一个“起承转合”的变化。  
    先看“起”。分析张謇的经济实践，我们可以归纳出两条经济学理念：一是全产业链节约成本，二是内部化处置外部性风险。具体地说，第一，他做到了全产业链在地化，节约了各环节之间的交易成本。第二，他通过把农、工、商、金融多种经济门类组合在一起，得以内部化处置外部性风险。其中，工农融合、城乡结合的在地化模式非常重要。今天的社会企业，只要能够把所有经济门类装在一个体系内，几乎都立于不败之地。这种社会企业在地化发展模式，应该是张謇的企业能够经营30年的重要内在机制之一。 
    再看“承”。大生公司就地转化利润的实质是本地资源的资本化，其收入完全回到本地，形成在地资源资本化模式，这是中国企业家首创的社会企业经营经验。张謇也因此实现利润就地转化带来的可持续性发展。他创办的教育、医疗、福利和公益事业，所有这些开支不外乎都是企业获得在地化综合性收益的表达。社会企业的主要特点是支持并投入在地的社会文化的综合建设，而这种在地综合建设与大生公司长期发展相辅相成。 
    其后是“转”。当产业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意味着风险的规模化，一分资本带来一分风险，资本的每一份积累都带来等量的风险集中，风险爆发时就要看有没有抗御、消化风险的能力。内部风险尚可加大内部调整力度来化解，而外部输入风险则很难抗拒。而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得到中国3亿两白银赔款，一部分资金就用于日资产业在中国东部、华北地区的扩张，依靠国家扶持的日本纱厂对中国纱厂形成巨大压力。同时，一战后西方再次向中国倾销商品，纺织行业资本开始深化、升级，同行业竞争加剧，造成各种成本上升。最后，随着东北市场被地方军阀割据，并最终为日本所占领，加上直奉战争等动乱的影响，内外压力共同造成行业危机——对于集聚资本能力相对较弱的一般轻纺产业而言，外部环境变化和国内多种因素影响，最终导致竞争加剧，产业衰败。 
    最后是“合”。虽然张謇是在国内外竞争恶化的时候去世，但此时整个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已经发展起来。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大约有一千多个单位参与乡村建设，乡建演变成全国性的社会事业。很多乡建前辈做的事情都起于这一时期。其中，张謇在南通培养的费氏家族出了因研究乡村、从事乡建而著名的费达生和费孝通。包括黄炎培等后续的先贤，都纷纷继承张謇遗志开展乡村建设，终于在民国时期形成蓬勃兴起的乡建局面。这都是拜张謇1894-1895年起步的南通乡建实验所赐。 
    从作为社会企业家的张謇的“起承转合”中，我们可以吸收什么样的经验看待今天民营企业的发展？ 
    3.张謇的企业经历给我们的两个启示。  
    第一，应该把当代民营企业所遭遇的困境和现在的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紧密结合在一起，而不是简单将其视作与国有企业的矛盾。 
    第二，张謇研究的另一层现实价值，在于帮助我们理解新时代转型期的社会企业改革，国企和民企都应该在生态文明战略下走向社会企业。 
    中国正处在新世纪向生态文明转型的关键历史关头上。生产过剩导致实体经济下降不是中国一国的情况，是很多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以来普遍出现的趋势(参见下图）。 
    
    发达国家制造业经济占比不断下滑
    

    在19世纪70-90年代，清朝用于国外的纱和布的进口费用高达5000万海关两，意味着清朝在战争赔款造成府库空虚之际还发生白银大量外流，出现实质性的经济危机。为了替代纱布进口引发的金融危机，张謇这样的社会企业家临危而出，不计较个人利益的一时得失，通过建设在地化的全产业链，实现南通地方的可持续发展。清末实业家的心态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窄的个人利益最大化，而是一个因救国、因危机而形成的非常宽广的胸怀和视野。我们眼中的张謇的伟大，正在于此。 
    　　四、张謇作为中国现代性重撰的伟大先行者 
    

    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所秉持的是一种“新理性主义”，即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砺相长，个体化精神与整体化精神相砺相长，戡天役物精神和与自然谐适的精神相砺相长，世界化精神与本土化精神相砺相长。 
    现代性的中国书写和现代性的中国重撰，大致说来，经历了三个阶段：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性书写与重撰，以劳动为核心的现代性书写与重撰，以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核心的现代性书写与重撰。这三个阶段既具有依次推进的历时性，又具有互相合作、互相依存、难以分割的同时性。
    张謇的工商业实践，无论是在新理性主义方面，还是在现代性的中国重撰方面，都无愧于一个伟大的先行者。 
    以新理性主义而论，张謇兴办现代工业，兴办现代农业，兴办现代交通运输业，兴办现代服务业，兴办现代教育，以及将南通打造成一个现代都市，处处都表现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砺相长、个体化精神与整体化精神相砺相长、戡天役物精神和与自然谐适的精神相砺相长、世界化精神与本土化精神相砺相长的特征。张謇成功的真正秘诀，就是他对中国国情有着深切的了解，努力使现代性深深扎根于中国实际。
    张謇首先紧紧抓住创建新的社会生产力这一现代性的根本不放,他明白新的社会生产力是一个完整的体系，除了要发展轻、重工业之外，还要相应发展交通运输业、电业、金融业。为了创建新的社会生产力，张謇还充分意识到创立和发展现代教育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社会生产的现代化，离不开人自身的现代化。就此而言，张謇确实无愧于现代性的中国重撰者。
    现代性的中国重撰，根本问题是如何使最广大的农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动力而不是阻力，如何使资本的积累和集聚多一些利国利民的成效而少一些血污，如何协调好民营资本和国家权力的关系。在所有这些方面，张謇都有不少真知灼见和可贵的实践。就张謇开辟的路子、担负的事业而言，他并没有失败。作为一位伟大的先行者，一位伟大的开拓者，一位伟大的实践者，他是一位真正的成功者。
    （本文系用友公益基金会“商的长城”一般项目“‘棉铁主义’与中国现代化道路——张謇的商业思想研究”（2018-Y10）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