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定：双循环和中国增长模式的调整

    本文为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参加人大重阳“后疫情时代的中国经济金融与世界局势”系列讲座演讲稿。
    非常高兴有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下对双循环和中国发展战略调整的看法。
    “国内国际双循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思想，现在已经在学界、经济界和政界广泛传播，这是我国政府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
    目前为止，双循环的概念出现了多种不同的解释。这里我提一下，国际大循环的概念是发改委王建先生在1987年提出的，提出后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根据我的调查，国内循环或者国内大循环可能是十多前人大的贾根良教授首先提出的。不过，现在我们对国内国际大循环的定义和当时两位提出这个词的含义又有不同。我个人更愿意把“国内国际双循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思想理解为中国发展战略的调整。
    为了理解这个概念，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事件。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中国主要打算做两件事情。一是要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当时，国家很多领导人到欧洲日本访问，被欧洲和日本高度发达的技术深深地震撼了。觉得虽然中国闭关自守多年也取得了不少的成就，但技术上是落后的。所以，产生了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想法。而这就意味着要引进成套的设备。
    二是开展对外贸易。现在看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四人帮”主导经济工作时，开展对外贸易认为是接受外国资本家的剥削。所以，虽然我们也在做贸易，但是并没有要大量发展贸易的想法。学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通过开展对外贸易参与国际分工、改善资源配置、提高经济增速、充分利用比较优势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发展途径。当时我们所很多研究人员、外贸大学和其他机构的学者纷纷发表文章，引用马克思的著作证明开展对外贸易不是被剥削，是通过比较力推动经济增长。
    无论是进口先进设备还是发展对外贸易，起步阶段都需要外汇。当时中国外汇极度短缺。1978年，中国外汇储备只有1.67亿元，1979年中国出口总额才137亿美元，从1979-1989年中除了两年外都是贸易逆差。在打倒“四人帮”后经济界最大的一件事就是和日本签订能源技术交换协议，我们向日本出口石油和煤炭，日本向中国出口技术和设备作为交换。交换的东西就是引进宝钢大型成套设备，这是在1978年12月22日达成的协议。
    1978年12月23日，宝钢破土动工，但也引起了很大争议，很多人批评花的钱太多。当时我国外汇储备还不到2亿美元，却要花100亿美元进口日本大型成套设备。有人称这是“洋跃进”，国家很多领导人都介入到这个问题的讨论中。最后认为，虽然是急了点，但已经和日本签了协议，设备还是好的，就干脆先干吧。于是就决定先完成第一期和第二期工程再说。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外汇短缺给我们引进先进技术造成了多大的困难。
    接下来我讲一下扩大对外贸易。刚才我说了，没有外汇很难起步，这是怎么回事呢？ 当时，我们除了出口石油，也出口一些初级产品，特别是农副产品，可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尽管我们和当时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有一些比较好的技术和熟练的工人，但我们不了解外部市场，根本不知道在市场上出口什么东西能够受到消费者的欢迎。一般情况下，由于原材料不行、以及没有合乎国际标准的中间产品，中国制造品质量是非常低的，没有什么市场。
    为了出口制造品，就必须进口必要的原材料、中间产品、外国的设计、外国的网络、外国的技术等等。而没有外汇就无法得到这些。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种两难的情况：没有外汇不能进口中间产品，没有出口又无法取得外汇。
    但中国非常幸运，改革开放初期恰恰是代工贴牌生产兴起的时期。在东南亚和东亚，所谓的“OEM”的贸易方式蓬勃兴起。在没有外汇的情况下，这样一种贸易形式使得我们能够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开展对外贸易。70年代末、80年代初广东沿海地区出现了一大批“三来一补”企业（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来料加工是指不需要用外汇买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和我们合作的对方或者外国投资者会把原材料、中间产品、图样带来，我们做的是在这些原材料和中间产品上加工来创造价值，而他们给我们找市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赚到外汇。
    1987年，王建敏锐地发现了这种情况，于是提出了“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国际大循环。这个概念当时很有争议，学界有些人不太赞成，但这个想法和理念受到了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的支持，很快成为了中国的发展战略。
    我强调一下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的区别。改革开放前，我们也有贸易，比如把国内的农产品卖到国外来挣取外汇。这种就属于一般贸易，过程中并没有形成任何循环。加工贸易，按照我国出口部门的定义，是指境内出口商利用本国的劳动力资源将自己进口或进口商提供的原材料、材料、零间加工装备成工业制成品再出口到国外，以获得收益的贸易方式。来料加工是最初级的加工贸易形式，但可以挣来外汇，主动买一些中间产品，所以就变成了所谓的进料加工。伴随着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的发展，加工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除了通过加工贸易取得外汇之外，FDI（国际直接投资）是另一条重要的途径。在1984年我们成立了第一家大型合资企业，之前有一些小的，我们称之为三资企业或合资企业。随着外贸和加工贸易发展、以及外资不断进入，中国的外汇储备就开始增加了。
    这里我给大家说一下“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是怎么运作的：进口设备、原材料、中间产品后，国内企业对它们进行加工，接着出口，这样就取得了外汇收入，然后再从头开始做，循环就出现了。
    大循环是大量的进口加工和大量的出口形成循环。除了刚才我说的两头在外的形式和国内循环（在国内采购原材料、机器设备等，接着在国内加工生产和销售，企业取得收入之后再从头这么做），还有一些小循环，比如“一头在内，一头在外”以及“一头在外，一头在内”的模式，这里不一一说了。不过，我得强调一下，并不是所有企业的经济活动都可以用循环这种概念来描述，这只是看问题的一个角度而已。
    我们看一下电子产业属于什么循环。这里需要两个主要的数据，一是电子行业出口占总值的比重。这个数据是30%-50%左右，最高的时候差不多60%，可谓相当高。这就说明电子产品对国外市场有很高依存度。
    二是进口与出口的比值。这个数字始终都在100%以上，最多的时候是500%。从这里可以看出，绝大部分的进口电子产品用于国内消费，不参与国内、国际循环，电子产品作为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都严重依赖进口。我要生产一个100块钱的东西，其中可能有70到80块钱是进口过来的，我只是做一些组装和简单加工。
    了解了这些就能归类了。从循环的角度讲电子产业是“外-外”型，或者我称为“外-内A”型。其含义是，我们的位置基本是组装者和打工者，而且是超大用汇产业。
    现在我把刚才所说的国际大循环延伸一步。当我们谈到所谓的全球供应链的时候，就要讨论更多问题了。我们进口的是外国企业加工过的某一种产品，然后进行进一步加工。这个过程就是从后端加入到全球供应链，外国企业是我们的上游。我们出口的是给外国企业的中间产品，是人家的原材料，这是从前端加入了全球产业链。
    我们以半导体生产的过程为例来看一下全球产业链。它的第一阶段是在日本生产硅锭晶圆，第二阶段在美国进行集成电路的晶圆制造，第三阶段的切割成芯片也是美国，第四阶段转到澳大利亚或中国进行封装测试，然后在新加坡生产出半导体的最终产品。接着，这些半导体器件会进入中国，我们把它们组装成手机这样的最终电子消费产品，再卖回到美国去。这就是真正的国际大循环。
    从战略本质上来讲，国际大循环是出口导向战略，但我国的出口导向战略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有两处主要的不同：一是注重加工贸易，二是引进FDI，借贷少。
    1979年中国GDP在全球排第11，名列荷兰之后，可到了2009年，中国就成为了世界第一大出口国，2013年成为了世界第一贸易大国。1995年，中国进出口占世界贸易中的比重是3%，2018年上升到12.4%。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又过了八年，中国的GDP总量是13.6万亿美元，在世界GDP中占16%，是日本的2.7倍。2010年8月，中国外汇储备为3.14万亿，高居世界第一；到了2014年下半年，中国外汇储备是4万亿，更高了。由此可见，我国的战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为什么中央要提出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呢？我认为这种提法完全正确，是符合辩证法的。马克思曾经讲过，辩证法对任何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一定是包含着对它否定的理解。当初非常正确和非常成功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可能就出来了，我们就需要进行调整。
    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有五点：一是国际市场容量有限；二是难以进一步提高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三是自主创新动力不足；四是存在资源的跨境跨时错配；五是地缘政治环境恶化。
    中国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有广阔的国内市场。只要以国内市场为依托，进一步深化改革，通过正确的经济政策组合改善、加强国内循环，并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中国就一定能够在困难的外部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
    下面我简单谈一下对这五点问题的看法。
    市场是有限的。举个例子来讲，2018年中国贸易占世界贸易11.75%，这两年基本在12%多，贸易总量是4.6万亿美元。而美国的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量的10.87%，日本占3.8%。很多比重被中国拿走了。这种情况下，市场容量无法容纳那么多东西，再出口就要跌价了，贸易条件就要恶化。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在某些领域中进一步增加出口的余地，但总体来讲不多了。
    另外，我们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物美价廉，实际上就把西方国家很多制造业工人的饭碗砸了。如果我们国家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会把得到的好处重新分配，让失业的人得到重新训练，并进行产业升级。但西方国家没有那么做，所以这些工人就把愤怒转到中国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这样一种格局使得贸易保护主义兴起，并变成了一种政治力量和民粹。
    总而言之，我们确实需要进行调整了，而事实上我们已经进行了调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的比例在2006年之后开始下降。最高的时候，这个数字超过60%，但现在也就30%左右；我们的贸易顺差最高的时候达到了10%左右，现在只有1%左右。
    有人问：“这是不是增长范式的根本转变呢？”其实不是，这只是范式的调整。我们要降低对外依存度。这一点主要有三个尺度可以衡量：贸易总量对GDP的比值，出口对GDP的比值和贸易顺差对GDP的比值。三个指标衡量我们早已进入调整，现在还在调整之中。
    至于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需要非常仔细的研究。全球价值链、国际生产网络的形成是生产过程碎片化的结果，是西方所谓的旗舰企业设计主导和控制的。这个网络之中有一些空档，所以欢迎发展中国家进入。因此，我们加入国际网络和全球产业链是被动地进入。
    在正常情况下，我们可以改善在价值链中的地位，也可以和旗舰企业博弈，但加入后会碰到很多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在于，美国要脱钩，想把我们踢出去。因为觉得我们学得太快，
    威胁到他的旗舰地位了，所以中美在不断博弈。可这种博弈不但在中美之间发生，其他国家之间也会发生。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应该发挥中国国内市场规模的最大的优势，一些关键产品要找到替代。
    举个例子，前年韩国和日本打起来了。日本停止提供一种特殊的石刻机和清洗液，马上给韩国带来了很大的问题。所以，中国在一些关键产品上应该建立起自主可控产业链，这样才能够处于不败之地。那么谁来建立呢？主要要靠像华为这样的企业。
    这里顺便给大家解释一下所谓的碎片化和国际生产网络的形成。这是一个生产的过程。打个比方，我曾在一家重型机械厂工作。当时的工作工序是先炼钢，钢水出来后在翻砂车间形成铸造，铸件还没完全冷却时赶紧拿到热加工车间锻压，锻压后模样初步就形成了，要精加工就再送出去。从炼钢到出厂基本在方圆一公里的厂区就能完成。
    随着技术的发展和贸易自由化，某些产品是可以把生产过程分解的，把不同阶段的产品放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进行生产或加工，充分利用分工优势，效率远远高于成本。这样一来，就形成了模块化和碎片化，并组织成了国际生产网络，也可以说是国际价值链条。
    除了上述完全纵向、连成一线的分工方式，还有另一种分工。以大飞机为例，每一架有13个系统，每一个可能会在不同国家进行生产。而每个系统下又有子系统，子系统下还有子系统。这13个系统是由50多个承包商参与的。比如霍尼韦尔负责某一部分生产，发动机则由美国和法国合资的一家公司生产。
    C919需要200多万个零部件，都要分出去。CR929则需要400多万个部件。雷达罩、机身和尾翼是中国的，但更多的系统是外国承包商来做的。这合乎世界惯例。飞机的“心脏”高涵道比发动机LEAP-1C是由美法合资生产的。可这样一来，C919还算中国产能吗？当然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平台和集成能力。生产什么？怎么生产？这样的设计指标都是由我们自己来做，然后把活分配给别人。所以即便是国产大飞机也要通过全球生产网络的协同才能生产出来。这时候怎么做到自主可控，大家可以动脑子来想一想，我不多说了。
    总而言之，现在的生产是把生产过程切成不同的块，生产好零部件后再组合到一起。国际生产网络是按照部件把整个生产过程切开的，这样一来贸易形式就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来贸易基本都是最终产品的贸易，现在的贸易大部分都是中间产品的贸易，是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放在一起的贸易。对于如何在分工形式中立于不败之地，中央已经提出了一些非常明确的政策，只要能够贯彻这样一些政策，我们就能够保证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自主可控的状态。但这绝对不意味着主动脱钩离开世界市场。
    过去的增长方式对自主创新，实现高科技领域的自主发展不太有利，或者可能当初行，现在不行。简单来讲，刚开始执行国际大循环战略的时候，我们通过加工贸易和FDI引进先进技术，具体方式就是购买大型成套设备，并希望外资把先进技术带进来。
    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是汽车产业。外资会进入发展中国家的最主要动机是要绕过关税壁垒，因为发展中国家都有比较高的关税来保护它的幼稚产业。可是，发展中国家也需要外资来帮助创造就业，并把技术带来，可以跟他们干，跟他们学，然后逐步提高国产化程度。原来我们搞汽车就是这么个路子。不过，我们应该看到外国投资者并没有动力来转让技术，特别是那些关键技术。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事情人家是不会干的。而且国产化的进展并不代表产品的开发有能力上的增长。
    原先，中国汽车市场严厉地限制竞争，价格极高，利润也是极高的。不过，中国的合资企业的中方也乐于躺在外国技术上坐享其成，没有动力开发新产品。这种情况在我们加入WTO，对行业进入限制松动之后有所好转。竞争加强了，我们也取得了进步。所以，当我们在讲国内循环为主的时候，绝对不是说要把市场关上，离开国际市场。恰恰相反，是要打开大门让人家进来加强竞争，这样大家才有动力搞研发。
    在研发的时候，基本上有两种技术路线，一种叫做“抢占制高点”。制高点已经在那里了，大家跟着做吧。比如芯片，台湾做得最好的3纳米，我们现在20纳米、18纳米，一步步尽量做小，去“抢占制高点”。另一种叫“发现制高点”。还是以芯片为例。这次，我不把20纳米做成3纳米，但我发现了另外一种技术，同样能完成半导体的功能，但做法完全不一样，而且只有我可以做。但无论哪种，我们必须要重视基础教育和基础研究，必须要培育创新精神。所以，现在科研体制和教育体制很多的问题都需要重新考虑。
    还有一点，过去我们对产业政策比较避讳，一提到产业政策就是政治不正确。这个观点需要改变。拜登政府最近提出了加强基础设施投资。美国政府会花7000亿搞基础设施，其中有3000亿是搞技术研究。产业政策本身不是政治不正确，而是需要合乎国情。搞得不好就会浪费资源、抑制增长，搞好了就能加速经济发展，提升科研技术的水平。在这方面我们有许多事情需要做。
    除此之外，中国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各个部门和地方政府是不协调的。但一些重大项目是需要各个部门进行协调，齐心合力搞出来的。现在一说搞芯片，几十个大的芯片厂就建起来了，不同的地方政府都在搞这些东西，最后浪费了很多钱。这样一种干预是盲目和错误的，要找到好的办法。但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我们必须要搞自主创新。光靠引进的话，中国没有可能在高科技领域做到自主可控，走到世界前列。
    最后，我给大家简单解释一下“加工贸易+FDI”的出口导向政策会导致国际大循环战略资源跨境跨时错配的问题。
    由于我们的战略一方面要有贸易顺差，一方面要引进FDI，这样就形成了双顺差。这两个东西加起来，就等于这一年的外汇储备。外汇储备不断积累，在2014年最高达到了4万亿。
    这种政策有很大的优势和好处，但也使海外资产负债结构出现问题。我们的外汇储备主要用来购买美国国库券。我们的海外总资产由证券投资、其他投资以及美国的国库券等组成。但我们也有海外负债，我们的政策就是大量的引入FDI，引入FDI就是给人负债了。2019年3月，我们的负债总额是5.4万亿，资产是7.4万亿，净资产为2万亿美元。
    有了净资产，就应该像把钱存入银行那样获得利息，但事实不是如此。我们海外投资收入从90年代开始，除了少数年份，都是负的。这就相当于你在银行有大量的存款，但银行不给你付利息，你却要给银行付利息。原因在于，相比中国FDI的回报率，美国国库券的收益率极低。这就有很大的问题。
    美国的情况和中国正好相反。美国欠着世界9.4万亿，如果利率是4%，每年应该付3640亿美元，但实际上每年它收的利息是2080亿美元。这么一倒腾，美国实际上变成了债权国，从收益角度折现是5.2万亿的净资产。
    我们再看一下日本的情况。2005年之后，日本投资收入顺差大于贸易顺差。中国有贸易顺差，但投资收入是负的。2011年到2019年日本的服贸和货贸都出现了逆差，但它的投资收入是正的，而且非常大，所以经常项目是正的。国家老龄化之后不可能保持大量的贸易顺差，一般来讲会出现贸易逆差。但由于过去投资收益很高，可以吃过去的利息。
    当我们老龄化程度变高，如果不能有大量的贸易顺差，是不是那个时候经常项目就不再是顺差，而变成逆差呢？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挑战。
    所以，过去的战略是非常成功的，国际大循环非常成功，我们一定要强调这一点。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局限性，如果不加以调整都会走到反面。现在我们必须要加速这种调整，特别是中美关系恶化的条件下必须进一步加速这种调整。所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的思想是非常正确的。汇率政策、出口补贴政策、出口退税政策、金融对出口企业的支持政策都需要进行调整。
    如果进行了调整，即便面对持续恶化的外部环境，中国经济仍然可以在一定时间内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我不相信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就会下来，我们还有条件。我相信我们最终能逼近和赶上美国，实现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百年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