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萃]王丽艳 马光荣：财政转移支付显著促进获得地GDP增长人均转移支付每增加1%将导致人均GDP增加约1%

    【文摘】
    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飞速增长，尽管中国地区间发展速度差距趋于缩小，但是区域发展绝对差距仍然较大，不平衡问题仍然十分突出。从人均享有公共品来看，中西部地区公共品不足依旧很严重。近些年来中央在分配转移支付资金方面大幅度地向中西部地区倾斜，2016年中西部地区获得的转移支付占中央转移支付比重超过了80%。转移支付逐渐成为中西部地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尤其对于落后的西部地区，统计数据显示，西部12省份获得的转移支付(不含税收返还)占西部地区财政收入的比重从1995年的0.42上升至2016年的1.35。增加转移支付相当于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使得地方政府有更多财力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吸引更多人口和资本的流入，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那么如此大规模的偏向性转移支付是否会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呢？这是本文所要研究的主要内容。
    转移支付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主要有以下两方面。一方面，转移支付能够促进地方政府提供更多的生产性公共品，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具体讲，生产性公共品的增加有利于吸引外来企业和人口，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转移支付可能对地方政府发展经济产生负向激励作用，从而抑制经济增长。首先，转移支付可能会带来预算软约束问题，使得转移支付支出效率降低，导致地方政府规模扩大，行政管理支出增加，民生性支出和生产性支出被挤占；其次，由于一般性转移支付是为了平衡地区间发展差异，因此经济发展水平与地方政府所获得的转移支付呈反向相关关系，直接削弱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激励，从而可能不利于经济增长。因此，综合来看，转移支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上述两种机制中哪种占主导作用。
    国内外有大量文献研究了转移支付对地区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的影响,但是研究结论存在正反两种观点。从正面观点来看，国外研究中，Feyrer和Sacerdote(2012)以及Serrato和Wingender (2016)分别使用不同的工具变量，研究均发现转移支付对地区经济增长有显著正向作用。国内研究中，江新昶（2007）发现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每增加1亿元，地方经济增长率将提高0.02个百分点。马光荣等（2016）将转移支付具体分为一般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发现专项转移支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大。从反面观点来看，国外文献中，Garcia-Mila和McGuire（1996）研究发现转移支付政策并没有刺激贫困地区私人投资的增加对整个经济体的改善效果并不显著。Dias和Silva (2004) 发现地区获得中央政府转移支付没有带来显著的经济收敛以及改善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国内文献中，郭庆旺等（2009）研究表明随着分税制改革以后，转移支付规模的过快增长与财政收支分权不相适应，使得转移支付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了抑制作用。从长期看，转移支付对经济增长会产生负向影响（范子英、张军，2010）。除此之外，马拴友和于红霞（2003）、安虎森和吴浩波（2016）等研究从经济收敛的角度研究了转移支付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转移支付没有起到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的作用。
    以上国内文献在经济增长的度量上均使用传统的经济增长衡量方法。但是由于中国县级层面的GDP数据是由县级政府管辖下的统计局负责收集汇总得到的，县级地方政府为了在政绩考核中获得晋升有强烈的动机去篡改该县的GDP数据（Holz,2014;Gao,2015），正是由于这种核算机制和官员晋升激励的扭曲，导致中国县域的GDP数据存在质量问题。Rawski(2001)认为中国从1998年开始，GDP数据就开始被过分夸大，同时国内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官方数据存在虚高现象（孟连、王小鲁，2000），不能排除地方数据造假的嫌疑。因此本文参考了Henderson等（2012）的方法，使用校准后的卫星灯光数据来衡量县市层面的经济增长。这对GDP测算误差较严重的地区而言，能够提供有利的参考依据。此外，国外越来越多文献开始着重解决转移支付与经济增长的内生性问题(Hortacsu et al.，2011; Carlos et al.，2011; Feyrer and Sacerdote , 2012)，但是从我们掌握的国内文献来看，很少有文章较好地处理变量的内生性问题。
    因此，与上述研究经济增长与转移支付的文献相比，首先，基于中国西部大开发这一自然实验，较好地处理了转移支付与经济增长的内生性问题，并采用空间断点回归分析方法进行估计，结果更加准确。第二，数据上，同时采用了各县市的夜间灯光数据来度量中国经济增长，有利于弥补地方统计部门统计失真问题。进一步佐证了转移支付显著地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增长。第三，还从生产性支出和民生性支出多方面检验了转移支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并且发现转移支付显著增加了县级政府的生产性财政支出（基本建设支出），但是对教育、医疗等民生性公共服务的改善作用较为有限。
    基于实证分析得到的结论，有以下两点启示：（1）经济落后地区整体上还处于投资驱动的经济发展阶段，基础设施还有较大的完善空间，应继续增加对基本建设方面的支出，以进一步缩小地区间基础设施水平的差距。（2）政府应增加对薄弱环节、改善民生方面的支出，加大对农业、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投入力度，真正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