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思远：吐蕃时期佛本之争的经济原因及后果

    二、吐蕃时期的佛本之争
    本教是吐蕃一种本土性、原始性的宗教。本教成为统治吐蕃的思想工具，是在雅龙部悉补野王室崛起过程中，逐步为各部所共同接受的。本教教义宣扬赞普是天神之子，受神委托统治人间。本教掌握着祭祀大权，“从聂赤赞普至赤德妥赞之间，凡二十六代均以本教治理王政。”[土观·罗桑却季尼玛：《土观宗派源流》，刘立千译注，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9年，186页。]
    意大利藏学家杜齐认为，赞普的权力内涵有四项：一是委任于祭司阶级的宗教律法，二是帝王永恒的神圣本质与权威的象征，三是交托大论手中的世俗政权，四是表示具有浩大权势。赞普实际行使的只有第二、四两项，其余为蕃教祭司和大论所控制。[转引自林冠群：《唐代吐蕃史论集》，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68、359页。]
    松赞干布为加强赞普集权，不满于崇本大论对王权的控制，寻找在本教之外大力引入佛教，开启了佛本之争的端绪。佛教传入吐蕃，最初在王室贵族狭小范围内传播，而本教在吐蕃拥有广阔的民众基础。“赤尊公主和文成公主影响最大，后世的藏文史书中对两位公主更是大加神化，并视为一种文化的象征，即赤尊公主代表着天竺-尼婆罗系的文化，文成公主代表着唐朝的文化，她们肩负着在雪域传播佛法的使命。”[乃藏加：《雪域的宗教》，北京：宗教出版社，2003年，第191页]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说：“法王松赞干布在位时，他修造了能依的佛像、佛经、佛塔等，和所依的许多寺庙，翻译了佛的正法——佛经，创立了闻、思、修等很好的规则。”[第五世达赖喇嘛：《西藏王臣记》，郭和卿译，北京：民族出版社，1983年，第44页。]但是，本教徒对引入佛教大加抵制，松赞干布白天修建大昭寺，晚上就遭到本教徒破坏。松赞干布之后五六十年，佛教湮没无闻，噶尔家族专权达半个世纪，两代赞普芒松芒赞和都松芒布杰幼年继位，赞普权力虚位。后都松芒布杰剪除噶尔家族，夺回赞普大权，并撤销大论一职。
    赤德祖赞和赤松德赞时期，佛本之争趋于激烈。起初，本教占优势，后来赤德祖赞剪除崇本大臣，本教遭到打击。为防止大论垄断权力，赤德祖赞不断更换大论，还恢复供养大小昭寺，遣人至印度、尼婆罗和唐朝取经，建立寺院，接纳于阗逃僧。赤德祖赞崇佛，引起崇本大臣不满，吐蕃上层贵族以接纳佛僧触犯本教神灵招致瘟疫流行为由，迫使赤德祖赞驱逐所接纳的逃僧[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陈庆英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2-53页。]。约754年，崇信本教的吐蕃贵族谋杀了赤德祖赞[见达扎路恭纪功碑铭文]，年幼的赤松德赞继位，朝政大权再次落入崇本辅政大臣玛尚仲巴杰之手。次年，玛尚仲巴杰派人拆毁佛殿、埋没佛像，禁止佛事，遣返汉僧，改大小昭寺为手工作坊和屠宰场，还处死信佛大臣，颁布禁佛小法律。
    据《青史》记载，赤松德赞继位初期，玛尚仲巴杰不喜佛，控制了朝廷大权。赤松德赞无权是从756年到763年，有两个人物在赞普积蓄力量中起到关键作用：拔·赛囊和桂·赤桑雅拉。[廓诺·迅鲁伯：《青史》，郭和卿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5页]拔·赛囊赴印度学习佛典，赤松德赞任命他为芒域之卡伦，秘密前往印度、尼婆罗，结识了印度著名学者寂护，跟随其学习佛法[拔·赛囊：《拔协》，佟锦华、黄布凡译，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年，第13页]。学成后谒见赞普并提议延请寂护大师到吐蕃弘传佛教。赤松德赞还任命无家族势力背景的桂·赤桑雅拉为大论。762年乘唐朝平息安史之乱调出驻唐蕃边境守军，吐蕃大举东侵，崇本的外戚权臣大多赴唐蕃边境作战之机，赤松德赞联合赛囊和赤桑雅拉设计剪除了崇本大论玛尚仲巴杰。同时，加封凯旋的外戚权臣，使其无法反对。赤松德赞派遣使者到印度和唐朝延请大德高僧入蕃译经说法，印度密宗高僧莲花生入蕃用密咒和幻术除妖降魔，使十二女神和唐拉等神“立誓护法”[廓诺·迅鲁伯：《青史》，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6页。]。为安抚本教徒以减轻崇佛压力，赤松德赞还故作姿态，延请象雄地区香日乌仅等几名本教首领，让他们与佛教徒同住桑耶寺。但很快爆发佛本冲突，起因据说是本教徒在寺内祭祀时杀牲，违背佛寺内不许杀生的规定。佛教徒提出抗议，寂护建议赤松德赞废除本教。寺无二教，本佛不能并立。另一种说法是，因为本教徒明目张胆篡改佛经，令赤松德赞震怒。为处理佛本纠纷，赤松德赞决定举行佛本大辩论。佛教徒以寂护为首，本教徒以达扎路恭为首：“辩论中，本教起源恶劣而且辩论理由微小无力。但是佛教起源高尚，而且理由深广有力，论争出色，智慧敏锐，不可战胜。”[巴卧·祖拉陈哇：《贤者喜宴》（摘译七），黄颢译，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本教在辩论中失败，赤松德赞随即宣布禁本令，本教被边缘化。有的本教徒改宗佛教，有的流放到东部和北部使本教得到延续。赤松德赞还在吐蕃建立了第一座剃度僧人出家的桑耶寺。以拔·赛囊为首的被称为“七试人”的吐蕃七位出家贵族僧人产生，吐蕃正式出现了僧伽组织。佛寺和僧伽组织为日后佛教在吐蕃更大规模的传播奠定了坚实基础。赤松德赞推行佛教的成功，使外戚大臣和那些反佛的人，被迫将自己的利益与佛教捆绑，赞普的王权得到空前加强。王权的强化，使赤松德赞一朝成为吐蕃王国最为强盛的时期。
    赤祖德赞和朗达玛时期使佛本之争在佛教前弘期达至高潮。赤祖德赞对佛教的崇信可谓狂热，他将三户养僧制扩展到七户养僧制，制订严酷法律制裁本教徒，保护佛教徒。激烈的抑本崇佛导致本教大臣韦达那坚等人的反抗，通过挑拨离间，迫使僧人王子藏玛被流放门地，以私通谣诼，迫使王妃昂楚玛自杀，钵阐布贝杰云丹被杀。最后，韦达那坚等设计谋杀了赤祖德赞，本教恢复护国地位，朗达玛被本教大臣们推为赞普。842年，朗达玛采取灭佛政策，佛教僧侣遭到捕杀，佛经被投入水中或焚毁。一些佛僧逃至多康、阿里等偏远地区，佛教在吐蕃的传播由此从王室走向民间。
    朗达玛灭佛初期，本教一度十分活跃，而佛教在走向民间过程中，引入密宗，以神秘主义理论体系大量吸收本教仪轨，形成以藏密为核心的藏传佛教，978年在经历一个多世纪沉寂后终于迎来后弘期。在来世回报和巫术化仪轨方面，藏传佛教对本教取得了优势。藏传佛教赖此使教权超越了世俗政治权力。本教不得已加快了自佛教引入以来就开启的佛教化进程，不仅学习、借鉴，乃至抄袭佛教经典，而且在密宗上仿效宁玛派“大圆满法”，然而败局难以挽回。随着元明清三代藏传佛教各派在卫藏各地建立起萨迦政权、帕竹政权、噶玛噶举政权，以及在格鲁派五世达赖时建立的全藏性政教合一政权，本教势力空间不断受到挤压，以17世纪康区白利土司反抗失败为标志，本教退居藏区偏远地带，并不得不在佛教的羽翼下苟延。[例如，甘肃夏河县甘加乡的作海本教寺，就是格鲁派拉扑楞寺的一个属寺。参见李顺庆《本教在甘南藏区的传播和发展》，《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
    从吐蕃佛本之争的全程来看，在佛教前弘期始终以赞普的王权和大论的相权为核心，在后弘期则以建立政教合一政权为核心展开，但这只是表象。其实质是，从部族公有制和部族奴隶制向部盟封建制转化中，封建领主阶级的经济利益无法借助本教的神权意识予以维护，只能找寻新的神权意识。无论是政权或是教权之争的背后，均是新旧经济利益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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