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思远：吐蕃时期佛本之争的经济原因及后果

    三、解决封建领主阶级内部经济矛盾的意识形态需要
    部盟封建制中，盟主凌驾各部族领主之上，对各部族行分封关系，盟主是最大领主，与其他各部领主并不平等。在部盟封建制下，盟主与各部领主贵族的经济利益是不同的，前者为赋税差役，后者为地租差役。
    陈庆英以王尧、陈践《吐蕃简牍综录》所收集的在征服地登记土地的木简为依据，推测吐蕃经济制度。认为“吐蕃以征服地区的一部分田地安置这些部落（指吐蕃部族），使之屯田驻守。这些田地是由吐蕃官府分配给各个部落成员，并由官府登记造册，据以征集税赋，因此这些土地的所有权是属于吐蕃王朝。”[陈庆英：《从账簿文书看吐蕃王朝的经济制度》，《中国藏学》1992年特刊。]木简中所使用的土地统计单位为“突”，即二牛抬杠耕作方式日耕地面积，约为5亩，亦为征收赋税的计税依据。木简中还有对奴隶和奴婢授田的记录，这不是说奴隶可以从政府获得土地占有权，而是说贵族和官吏所私有的奴隶可作为分配土地时计算的人口，因而贵族和官吏较一般平民可以多占土地，并使用奴隶耕种。奴隶既然作为计算受田的人口，就要像农奴一样，承担政府的赋税。吐蕃的农奴有直接从官府受田的农奴，即公有农奴，也有贵族私有的农奴，还有从官员“俸禄田”再领受田的农奴。“这种领受关系是在政府的管理下建立的，可以说是一种指派代耕的形式。”[陈庆英：《从账簿文书看吐蕃王朝的经济制度》，《中国藏学》1992年特刊。]收获物作为官员的俸禄，而农奴履行的是对政府的劳役。如果农奴直接从官府受田，以及贵族私有的农奴和奴隶在分配土地时作为计算的人口，这两部分农奴均要向政府缴纳赋税。赋税有三种：按土地计征的实物赋税如青稞、油、麦面、小米等，二是按人口计征的实物税收，三是劳役税。这些在木简中都有记载。此外，佛教寺院和僧人由王室供养亦有反映。所谓“七户养僧制”不是政府将每七户人口拨给一个僧人作为寺院农奴，而是七户的赋税直接缴纳给寺院，用于养活一个僧人，这就是《青史》所说的“一切出家众僧的生活都是由税收配给”[廓诺·迅鲁伯：《青史》，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6页。]。牧奴则从部族领受羊群，并定期清点牲畜的数目折算成计差单位，如“马岗”、“丹果”、“章巴”、“下岗”等，据此向政府缴纳赋税和服差役。由此可见，吐蕃的统治阶级由王室、部族首领、贵族和官员构成，王室与部族首领、贵族的矛盾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主要矛盾，他们的经济利益差别，集中体现在王室征收的赋税差役，同各部首领贵族收取的实物地租差役上。这种经济利益的差别，需要不同的意识形态为之辩护，这是佛本之争的第一个经济原因。
    本教始终未能对王室的赋税差役利益提供辩护。本教的发展分为笃本、恰本和居本三个阶段。笃本是一种原始宗教。从传说的吐蕃第八代赞普止贡赞普（公元前3或2世纪）开始，随着外来本教的传入，西藏本教进入恰本时期，这是神学宗教阶段。到松赞干布时，神学本教在与佛教交融碰撞中进入居本阶段。在佛教传入前，本教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宗教体系。索南坚赞记述道：“本教可分为九派：因本教四派，果本教五派。”[索南坚赞：《西藏王统记》，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35页。]果本教五派，其教义在求进入雍中无上乘而获快乐上界之身。因本教四派，其教义在祈福攘灾，占卜决疑，投器通神，安生奠灵。这种四分五裂没有统一的宗教体系在笃本那里表现为万物有灵，它与氏族经济中人类匍匐于自然力之下，劳动只起极其微弱的目的论设定作用相表里。而在恰本那里，缺乏统一的宗教体系在教义中表现为“一个具有不同地域特征的众神谱系”[沈祯云：《再论西藏“佛本之争”》，《宗教研究》2015年第3期。]，这与吐蕃进入阶级社会各部族奴隶制经济相并行。本教“把世界视为许多相联系的‘方格’，每一个方格象征一个部落。这些方格又分为三层：以代表天上、地上、地下，为部落的神、人、魔鬼所居。”“它以方格为局限，其神、人、魔鬼，各部落崇拜的神灵往往被认为与本部落有共源共存的血亲关系，只有本部落的神才和部落成员休戚相关，而对旁的部落范围事物无权干涉。”[弘学：《藏传佛教》，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0、12页。]这是对“遍布各地之小城邦，各据一城堡”[黄布凡、马德：《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36页。]状况的反映，也是对小邦时代各部族平等经济关系的意识形态维护。据《汉藏史集》记载：“从猴崽变成人类，并且数量增多以后，据说统治吐蕃地方的依次为玛桑九兄弟、二十五小邦、十二小邦、四十小邦。”[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陈庆英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1页。又蔡巴·贡噶多吉：《红史》，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6年，第31页。]与对待赞普家族一样，本教为各部族首领提供了神圣性的意识形态支持。但是，吐蕃部族联盟封建领主制建立后，大吐蕃国赞普作为分封部族领主贵族的独尊地位，在本教那里没有得到确立。诸神谱系与王权独尊是矛盾的，是各部贵族的地租差役利益与王室赋税差役利益矛盾的反映。恰本虽倡导王权神授，宣扬赞普为经由天绳降下来治理世间的天神之子，但其他部族首领同样也可以宣称自己是天神之子。
    这种矛盾早在止贡赞普时就已出现。“有些赞普的古辛俨然成为凌驾于赞普之上的教主……威胁到赞普的王权及其统治。所以，曾经大力推行本教的赞普开始转变对本教的态度，止贡赞普下令说：‘在这块土地上，容不下我的王权和你的本权，把本教徒全部驱逐出去。’”[才让太：《本教在吐蕃的初传及其与佛教的关系》，《中国藏学》2006年第2期。]止贡赞普的行为引起本教徒不满，他本人被本教贵族所弑，是这一矛盾的初次表现。此后，赤德祖赞和赤祖德赞被弑，以及在本教徒方面，噶尔氏家族被剪灭，崇本大臣玛尚仲巴杰被清除，朗达玛被刺，均是这个矛盾的一再重演。
    与本教相比，佛教很好地解决了赞普的王权与领主贵族之间的经济利益矛盾。其实，佛教并不存在一个创世的神灵主宰一切。佛不是神灵，而是“觉悟者”，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不存在人格地位上的差别，只有“觉”上的差距。佛教“三界论”和“缘起论”的世界观和宇宙观，将有情众生的世界分为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等，依次排定了有情众生受各种欲望的煎熬，自多至少以至彻底消失的等级，即自由的等级；宇宙万物因“缘”而起，以众生的果报构筑相应的尊卑高下的宇宙结构。这种维护等级地位的教义，显然更适合于绝对王权征收赋税差役的需要。彭英全认为：“像这样一个完全按照人间专制君主模样而虚构的天上的统一神，对急欲强化王权的松赞干布来说，的确是很理想的东西。”[彭英全：《西藏宗教概说》，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4页。]这种视佛教存在一个统一神的观点，是对佛教统一世界观的误解。佛教的世界秩序和基督教的上帝创世论根本不同，前者是建立在众生悉有佛性和众生的果报基础上，“缘起论”否定了绝对的“第一因”。佛教以等级秩序取代了本教的诸神谱系，为王权所看重。因此，那种简单认为佛本之争是“以一种新的思想体系取代旧有的思想”[李文苹、罗央：《吐蕃佛本之争》，《西藏艺术研究》2014年第4期。]的观点，忽视了取代的思想和被取代的思想之间所存在的差别；而认为赞普只是“利用佛教作为一种工具来建立他的专制权力”的工具论观点[霍夫曼：《西藏的宗教》，北京：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65年，第26页。]，同样值得怀疑，它说明不了何以佛教才成为合适的工具，而不是夺取本教这一既有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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