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思远：吐蕃时期佛本之争的经济原因及后果

    四、解决封建领主与农牧奴阶级之间经济矛盾的意识形态需要
    墨菲认为：“宗教确是对待恐惧和不确定性的方法。”[罗伯特·F.墨菲：《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34页。]这种宗教观没有看到原始人类对于自然界的恐惧和产生的不确定性，同阶级社会产生的来自社会的恐惧和不确定性，有着根本的差别。马克思指出：“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页。]将宗教的职能与阶级存在联系起来，为我们理解佛本之争的经济根源提供了钥匙。
    在部盟封建制经济中，农奴和奴隶的苦难源自经济关系，与氏族内部人与人平等关系下的苦难主要源于自然界，有着根本不同。领主对农奴、奴隶主对奴隶是阶级压迫和剥削关系，这种关系下被压迫的生灵，显然不能通过万物有灵的崇拜和敬神祈福达致攘灾之目的。因为，这种现实的苦难即使在宗教里得到解脱，也是对阶级社会的否定。阶级社会的特点在于，对于被剥削阶级来说必须忍受现世的苦难，只有这样的思想才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才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才能占思想统治地位。统治阶级对劳动阶级的经济剥削，同样需要意识形态为之辩护，这是佛本之争的第二个经济原因。
    笃本认为，万物由神灵主宰，并通过巫术化解危机，在解脱源于自然界的苦难时，有其合理性；恰本在部族奴隶制时期，其合理性亦未尽失。但随着部盟封建制经济关系在吐蕃王朝的建立，并在佛教引入后，恰本以及佛教化的居本，均难以提供令人信服的教义来维护封建领主阶级的赋税、地租与差役，哪怕是在虚幻世界力图化解现世苦难的本教，对于领主制和奴隶制都具有威胁性。佛教虽承认今世苦海无边，但强调要忍受，只求来世回报。本教虽然也有“生死轮回”和“因果报应”观念，但人和鬼神之间可以转生的说法[东嘎·洛桑赤列：《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5页。]，殊不可靠。因为在本教教义中，从止贡赞普开始，就不能再与天神联系了。据《汉藏史集》记载：从聂赤赞普开始，“有天神下降而为人主”，从聂赤赞普之后，“七位赞普合称为天赤七王，以上诸王具有发光的天绳，当儿子能够骑马时，父王就用发光的天绳返回天空”，但到了止贡赞普（死于刀下之王的意思），在同本教徒罗昂达孜比武时“一面纵马，一面举刀在头顶盘旋，砍断了登天的穆绳，魇退了天神，赞普被臣下罗昂达孜杀死。”[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陈庆英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1、72页。]本教通过祈祷、歌颂、献祭等方式来取悦神灵，规避现世的苦难，甚至求得来世的回报，但不能通过自身的努力修行脱离“地界”，这对农牧奴和奴隶没有多大吸引力。
    佛教则不同。佛教有显密之分。显宗含小乘与大乘，藏传以大乘为主。大乘又称菩萨乘，不以成佛为直接目的，而以慈悲为怀的菩萨为目标，自觉觉人，自度度人。大乘“宣传大慈大悲，普度众生，把成佛度世、达到常乐我净，建立佛国净土作为最终理想。”[任继愈：《佛教大辞典》，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39页。]为解决如何成佛，大乘发展出“佛性”论，“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大正藏》第9卷，第297页；第12卷，第1099页；第31卷，第787页。]。就是说，众生在佛法的清净下，通过自身祛除包裹在佛性上的“障”与“污”，就能够提升境界，而不像本教教义那样，只能停留在“地界”上。需要特别强调，本教佛教都要求度人，本教于现世度人，佛教则认为现世只能忍受苦难以求修炼，在来世方能获得解脱，因此佛教视死如归，将人死观作为人生观之重要一部。佛教宣扬的因果报应论和六道轮回思想，将现世的苦难不再归咎为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而是归咎为前世的业报。有情天出生为天、人、阿修罗、畜生、饿鬼与地狱六类，并不能为今生所能改变，乃是前造“有因异诸趣故”[《大正藏》第29卷，第42页。]，这是前世注定今世的宿命。有情所以造业，乃由无明烦恼驱使，因此要断除贪、嗔、痴等十大根本烦恼，达到无我境地。
    前世的虚无和来世的虚幻，均为现世的实际阶级利益提供了意识形态辩护。对于现世的剥削阶级来说，被剥削阶级忍受现世的苦难而不反抗，不仅不反抗，反而认为是自己前世造业的报应而予以接受，并安于现世的苦难，是剥削阶级利益所在。来世的解脱，是对现世生灵的慰藉，有利于使现世苦难在来世获得价值，同样为统治者所看重。因为人毕竟是希望动物，哪怕希望在来世，也是一种希望。有了来世希望，就能以积极心态接受现世的苦难。
    马克斯·韦伯指出：“‘来世’得救的具体内容可能更多地意味着解脱现世的身体的、灵或魂的或社会的困难，或者更多地是从生活本身的毫无意义的不安宁和易逝中解脱出来。”[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592页。]这是个人主义方法论对“来世”功能的理解，将一切苦难聚集于个人，通过个人对来世的慰藉获得解脱。如果从阶级分析方法来看，封建领主阶级对农牧奴和奴隶阶级的思想统治，需要被统治阶级具备两个观念：一是忍受现世的苦难，二是忍受现世苦难具有价值。“来世”论恰好有利于这两个观念的培植，现世的苦难不过是前世因的现世果，怪不得别人，忍受现世的苦难既是接受前世造业的报应，也是来世往生极乐世界的桥梁，因而在彼岸获得价值。大乘佛教满足了这两个需要。
    密宗又称金刚乘、密教、真言乘等。宗喀巴云：“以隐密修而得成就，若非器境不得彼说，故名曰密。”[《宗喀巴大师集》，第2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30页。]密教在佛教后弘期被大量引入吐蕃，得到较快发展，它将自己批判的本教仪轨吸纳于佛教内容，是藏传佛教形成之关键所在，有效解决了显宗在成佛问题上的悖论。与显宗大乘相较，密宗的区别不在成佛上，而在成佛的方法上的快捷与便利。“方便智慧和合无别金刚萨埵瑜伽，即金刚乘。此有道果二位。善巧方便大于婆罗蜜多乘，故名方便乘。”[《宗喀巴大师集》，第2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31页。]《教授胜利王经》说：“妙吉祥问说，引导是三乘，是佛真实说，因果任运成，他佛前难觅，未演何胜乘。”“对因胜解者，善转因法轮，金刚乘快捷方式，未来时将生。”[布顿：《佛教史大宝藏论》，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20页。]金刚乘较显乘殊胜有三：念诵真言，敬供三宝，“依此方便而证修，常得出世间成就”[《密宗三经》，李英武注，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5年，第337页。]；接受灌顶，不修可成，“正授灌顶具布施，为诸众生授灌顶，彼之七生都清净，不去修行亦成佛”[《秘密藏续》。]；修习金刚，度己度人，“念四皈依时，观想上师三宝诸尊同放五色光明与甘露，注入我及众生之顶，灌满全身。”[《弥陀长寿合修法流通集》。]密宗的灌顶可谓最快捷最便利的成佛方法，但是再快捷再便利也不能让受压迫的众生在现世就获得解放，能得到灌顶的是现世的统治阶级成员。例如，元代的帝师和国师，萨迦派第五代祖师八思巴，就曾给忽必烈三次灌顶。[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陈庆英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82页。]
    如果说对付本教相权，加强王权是吐蕃王国引入佛教的政治动因，还没有在经济利益上意识到佛教的价值，因而赞普们未必出于对佛教的虔诚信仰，那么，在面对如何从思想上统治农牧奴和奴隶时，佛教教义就不能不令赞普和领主贵族们肃然起敬。王辅仁准确地指出：“宗教把宿命论的信条、前世注定今世的说法不断向人民群众灌输，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劳动人民忍受、顺从，放弃改革现实生活的斗争。从佛教来说，就是把一个虚无缥缈的‘极乐世界’应许给劳动人民，用这个空头支票来使人民安于自己被奴役的命运，以致轻视自己阶级的力量而信奉神佛的力量。”[王辅仁：《西藏佛教史略》，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页。]
    与前弘期相比，后弘期佛教有两个特点：一是传播范围从庙堂走向民间，二是吸收密宗形成藏密。这两个特点为吐蕃普通民众接受佛教创设了条件。佛教之最终战胜本教，不在前弘期，而在后弘期，不是靠着政权的支持，而是靠着对众生的普度。察其因，统治阶级的思想之所以是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仅在于它反映了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更在于为被统治阶级所接纳。后弘期佛教将传播的对象转向众生，且在吸收密宗和本教仪轨后，使众生对现实苦难在来世获得了幻觉地解决。
    总之，吐蕃时期的佛本之争发生在从部族公有制和部族奴隶制向部盟封建制转变过程中，部盟共主与各部领主贵族之间、封建领主与农牧奴之间的现世经济利益矛盾，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决定了意识形态的走向。佛教因其在教义和仪轨上较本教能够提供合乎统治阶级经济利益需要和麻痹被统治阶级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觉醒，因而取得了最后胜利。这一结果，造成藏传佛寺经济的长期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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