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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头银”上不断加上中国银号的钢戳，说明中国人对这种银圆的喜好。这项习惯的起源，据道光年间在中国的英国人卫三畏（S.W.Williams）所言，是由于1799年西班牙与英国的战争导致伦敦的西班牙银圆短缺。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由一个中国商人仿制该银圆，结果其成色与重量远不如真正的西班牙银币，致使民间流通真币时，需要经手银号加上该银号钢戳证明其为真币。一再加上钢戳，使真币成为“烂版”之后，民间仍然珍爱这种银币。[J.Busschers, The Mexican Pieces of Eight Reales and their Dominance in Southeast Asia: An Historic Survey of More Than Three Centuries of A Trading Coin,1999, pp.60─61. 美国学者Richard von Glahn强调道光银贵来自中国内部对佛银的迫切需要，参见Richard von Glahn, Fountain of Fortune: 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 1000-170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pp.256, 302。由此段记载可见，这种迫切需求来自：“物以稀为贵”，在可资信赖的货币短缺的情况下，人们更迫切追寻可资信赖的货币以确保其财富。这项需求主要建立于18世纪，而19世纪上半叶这项需求的的增加先来自供给的短缺。林满红：《银线》，第62页注103指出在嘉庆道光年间，当中国因佛银短缺在迫切追寻佛银时，西方也在增加对佛银的需求。咸同以后，佛银需求仍在，但因白银回流，银贵钱贱现象也获缓解。由这些变化可见供给面对嘉道银贵的影响。]
周腾虎也在1887年以前说出“佛头银”在乾隆嘉庆年间之后，即使成为“烂版”仍备受喜爱的情况：
江浙行用佛头洋银，制自大西洋之西班牙国。西班牙灭小西洋之吕宋国，故俗又呼之为大吕宋。干嘉之时，其国在广东贸易颇盛，故其洋银流入中国最广，中国因习用之。后其国衰微，且所铸洋银已换新式，佛头银已于道光初年停铸，所来中国洋银，愈用愈少。闽广各省，必椎烂用之，日见其绌。江浙商民，乐其便易，市井贸易，惟此信行。各钱店认定式样，少有更变，则群起而叱为伪铸，巧立各种名目，以抑勒民伍。至每圆洋银，竟贵纹银一两之多，出则呼为净光，入则苛为烂板，转移之间，银已八折。[［清］周腾虎：《铸银钱说》，［清］盛康编：《皇朝经世文续编》，思补楼，1897，卷85《户政三十·钱币上》。]
台湾大学所藏明清档案及与台湾有关的古文书数字数据库相应文件，其所用有“银”的名称的银圆总数为11579笔。其中，称“佛银”（含“佛面银”“佛银”“佛头银”“番佛银”“佛番银”“清水银”，即“净光银”）者9127笔，称“番银”者866笔，称“龙银”者842笔，称“剑银”者210笔，称“花边银”者（含“花银”“灼银”）76笔，称纹银者301笔，称“六八银”（成色为68％之银）者157笔，可知称“佛银”者占总数之78.82%。其主要出现时间为乾隆末年到光绪末年。[项洁、翁稷安：《多重脉络——数位档案之问题与挑战》，项洁编：《数字人文要义：寻找类型与轨迹》，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2年版，第51─53页图8。台湾大学数字典藏研究发展中心网站http://www.digital.ntu.edu.tw/，台湾历史数字图书馆 http://thdl.ntu.edu.tw/，2016年12月2日。]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