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2]林盼：制度变迁、利益冲突与国营企业技术精英地位获得（1949—1965）

        一、大跃进之前旧技术人员的“黄金时代”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长期战争的破坏，国民经济几乎处于崩溃状态。百废待兴的局面，促使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恢复经济和稳定政治的政策，“新政权不仅没有触动私人工商业者的权利，甚至对被没收企业中的原有管理权威都基本维持了现状”。1949年中共中央《关于接收官僚资本企业的指示》明确规定：“对于旧的统治阶级所组织的企业机构，生产机构，在打倒旧的主人，换成新的主人之后，则不应加以破坏，而应加以保持，然后依照革命阶级科学准备的水准逐渐加以改良即可”。（路风：《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   
    本着迅速恢复生产、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执政者以来者不拒的姿态，动员原有人员留在原来的岗位。早在1949年初，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发布命令，要求人民解放军和新成立的各地方当局区别对待资源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国营企业的技术官员，设法留住这些企业的经理、工程师、技术员，保持他们原职原薪。（范寿新：《建国初期对官僚资本的没收和改造》，《党史研究》1984年第5期。）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工厂实际性的行政、管理和技术性业务，都掌握在“留用人员”手中。（［美］麦克法夸尔、［美］费正清编，王建朗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6页。）共产党采取的“包下来”政策，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外国企业和官僚资本企业的职工保留原职原薪，覆盖面达到75万人以上。（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63页。）这些人或许并不受共产党的信任，毕竟这些“有经济事务方面知识的人几乎全部是出身于反动阶级”，但他们“拥有为政治统一和国家重建这一紧急任务所迫切需要的专门技能”，双方因此形成了基本的工作关系。（［美］迈斯纳著，杜蒲、李玉玲译：《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8页；［美］傅高义著，高申鹏译：《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7页。）用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的话来说：“我们共产党在政治军事方面是行家，但在经济建设方面还得依靠你们这些人”。（谢佩和：《我们坚持留在宁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商经济组编：《回忆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281—292页。）   
    随着共产党获得执政权力与国民经济逐渐恢复与发展，各地国营企业的生产压力日渐繁重，很快就出现了高技能劳动力缺乏的困境。鲍大可（Doak Barnett）指出，新中国成立初期阻碍中国工业化发展的主要障碍，就是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的严重短缺。（Doak Barnett，Communist China：The Early Years，1949-55，London: Pall Mail Press，1964，pp.261-262.）1951年4—6月，上海多家企业向市劳动局介绍所提出申请，希望介绍职工人数17277人，最终实际只有9981人应聘，远未能满足用人单位的需求。这种报名应聘数量远少于用工数的情况，在企业中时常发生。（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第58—69页。）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企业对技术人才的需求远远大于供给，使得这些旧技术人员在市场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众多企业竞相追逐的对象。   
    企业利用高收入、高福利的措施，吸引技术人才从低待遇单位向高待遇单位流动，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十分常见的情况，尤其在东北、上海、北京、天津等地的机器、铁工、建筑、印刷、玻璃仪器、电工器材等行业中特别显著，政府文件将此称为“赶行市”。根据1951年劳动部公布的《技术职工流动情况报告》，技术人员流动的形式主要有3种，一是从旧单位转到新单位的“跳厂”，二是辞职后自己开设工厂，自主经营；三是做外活，即所谓的“第二职业”。造成流动的原因，主要就是为了追求更高的收入。（武力、李光田：《论建国初期的劳动力市场及国家的调控措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这一时期，国营工厂中的技术人员，比同级行政人员的工资标准要高。在1956年7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工资问题的决定》之后，更是提出重工业部门、重点建设地区、高级技术工人和高级科学技术人员的工资应该有较多的提高。除了按照技术人员所担任的职务评定工资以外，对其中技术水平较高的，应该加发技术津贴；对企业有重要贡献的高级技术人员，应该加发特定津贴，务使他们的工资收入有较多增加。有些高级技术人员的现行工资标准高于新定职务工资标准的，可以给他们单独规定工资，使他们的工资仍然有所增加。（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第191—192页。）   
    而在干部选拔的标准方面，国营企业技术干部的职位提升“都是以生产成绩为衡量标准的，或者可以说，生产成绩是唯一标准，而政治条件、学习等，则不能作为奖惩的标准”，（赵文敏、张沛：《学习苏联科学的工业管理制度》，《人民日报》1949年8月13日，第6版。）既没有对阶级出身有明确的规定，也没有对政治参与情况提出要求。对待有政治历史问题者，要抱着负责的态度，结合肃反、审干，把他们的问题弄清楚，加强对他们的政治思想教育，建立正常的政治学习制度，“坚决反对不加审查、分析研究就盲目认为技术人员政治历史复杂”，弄清情况，大胆地使用他们。（《中共上海市国营纺织工业委员会组织部关于坚持才德兼备的干部标准、继续大胆大量地提拔干部的情况报告》（1956年），上海档案馆藏，档号A47-1-146-7。）   
    旧技术人员的“黄金时代”，在1956年1月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所做长篇报告之后达到高潮。在报告中，周恩来指出“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因此应当对知识分子用人不疑，给予充分的信任。（《周恩来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8—189页。）上海各级工业部门迅速做出反应，中共上海市委轻工业部提出，应该为工程技术人员创造条件，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挥自由研究和创造精神，允许大家自由讨论，不要做任何限制和过高的要求。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则按中央关于自愿和结合具体需要的原则进行安排。技术干部根据自愿和具体需要，不要硬性规定他们学习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课程。（《中共上海市委轻工业部关于干部工作的通知》（1956年6月），上海档案馆藏，档号A36-1-35。）中共上海重工业委员会规定：（1）加强思想领导，经常组织时事、政策学习，重视政治理论学习，举行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吸收党外知识分子列席党的会议，做到逐步消除隔阂，密切关系；（2）支持技术人员的科学、技术理论的学习，订购必要的科技杂志和图书，建立图书室，并根据需要与可能添购科学研究设备与仪器，并适当减少他们的社会活动（不能超过每周工作总时间的六分之一），以保证其业余学习时间。（《中共上海市第二重工业委员会组织部1955年第三季度组织工作要点》（1955年6月），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藏，编号不详。）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劳动力市场，呈现出有利于技术人员的状况。一方面，随着经济生产的恢复与发展，有技术的人才极为短缺的状况日益显现，技术人员成为各地企业最为渴求的资源。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的管理制度远没有后来那样严格，随意跳厂、自由择业并未受到禁止，技术人员有能力、也有机会选择环境好、薪酬高的工作。当时有一种意见，很能代表技术人员的想法：“有技术到处可以吃饭，做工作要讲究兴趣，合则留、不合则去”。（北京工人出版社编：《技术人员如何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北京：工人出版社1954年版，第3页。）为了发展经济、恢复生产，各级政府和企业为技术人员的工作和生活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工程技术人员特别吃香，同样是知识分子，工程技术人员上下班有专车接送，而医务人员却没有，一般的厂级领导也没有。因此，青年姑娘的眼光首先会瞄准工程技术人员，其次才是青年干部”。（袁进、丁云亮、王有富：《身份建构与物质生活：20世纪50年代上海工人的社会文化生活》，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36页。）大跃进时期，一些技术干部回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盛景”时，也会进行今昔对比：“现在多呆板，分配在工厂里就得在这个工厂里，想跳厂也不可能。（刚解放的时候）我不想在这个厂里干了就不干，自己可以另找事，多好”。（邹天幸：《怎样看待民主与自由》，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7页。）尤其是一些阶级出身不佳的技术人员回忆，那时“真是有了本事到处都有饭吃，党不得不重用我、尊重我”。（《共青团上海市工业产品科学研究委员会关于青年技术人员红专问题的分析报告》（1962年10月23日），上海档案馆藏，档号A53-2-53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