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5]林盼：制度变迁、利益冲突与国营企业技术精英地位获得（1949—1965）

      四、技术人员与工人、企业领导的矛盾对立 
    大跃进时期，原先“高高在上”的技术权威被边缘化对待，工人则大批成为工程师和技术员，这种状态的出现，让工厂内部业已形成的技术领域等级制度被打破。首先出现的是技术人员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工人本来就对技术人员“仗势他们受过高等教育”看不起工人的行为深表不满，如今获得了取代技术干部的机会，因此出现“在所有领域蔑视技术规范（以及强调技术规范的专家）”的现象。（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中译本），第384页。）有工人表示，技术人员解决关键问题的能力和工人差不多，解决不了关键问题，“只不过是一本《科学大众》而已”。技术人员下车间时，工人不是商量研究，“而是蹙蹙眉头，讽刺挖苦谩骂”，因此技术人员“下车间总是硬着头皮，毕竟人是要脸皮的……现在下车间很有顾虑，情愿外面兜圈子”。技术人员反映，“58年以前领导上偏重于通过技术人员抓生产，而忽视了发动工人群众；三年大跃进中强调了发动工人群众，反过来把技术人员丢在一旁了。这几年觉得自己似乎是孤立在群众运动之外了”。（《中共上海市委工业工作部和有关单位对知识分子、技术干部情况调查》（1961年7月），上海档案馆藏，档号A36-2-462。）   
    一旦与工人产生技术观点上的冲突，以专业能力见长的技术人员却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如某企业的机器原先规定要用三只螺丝，工人为了少攻一个螺丝眼，把三只改为两只，“技术员怕戴帽子，明知不对，也不敢否定，结果改了以后，不但不够美观，而且两只螺丝非常不平整，不但没有节约，反而因为返工，浪费很多”。更有一些企业出现技术人员提出修改意见，工人当即站起来质问“你讲出算数吗？”技术人员马上说“不算数，不算数，算我没有讲过”的状况。这种“技术人员在群众中缺乏威信”的现象大量存在。（《中共上海市委工业工作部关于科室小厂党支部工作、工业七十条试验情况、形势教育和反映备战、清仓等工作会议记录》（1962年2—12月），上海档案馆藏，档号A36-2-570；《中共上海市委工业工作部和有关单位对知识分子、技术干部情况调查》（1961年7月），上海档案馆藏，档号A36-2-462。）一些技术人员抱怨，在大跃进的技术革命中，“技术人员不能提意见，如果提出意见和工人不同，不管怎样都得受批评”；“有了成绩是工人的，出了事情则是工程师的”，“运动里工人讲话总是对的，技术人员讲话总是保守、干劲不足、教条主义”，有的老技术人员感到自己不被尊重，说“不要叫我工程师，工程师是保守落后的代名词”。（《中共上海市委工业工作部和有关单位对知识分子、技术干部情况调查》（1961年7月），上海档案馆藏，档号A36-2-462。）用当时一位技术员的话来说：“技术人员现在不吃香，说话不像过去灵光，不派用场咯”。（上海市纺织工业局办公室编印：《调研工业七十条工作汇报》（1963年10月），上海档案馆藏，档号A38-2-658-22。） 
    除了和工人的对立之外，技术人员与企业党委领导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关系。这种矛盾首先体现在技术人员的专业能力受到质疑。有工程师称：“我们简直又是神仙又是菩萨，有些技术问题找来，要我们几分钟内点头，就是变戏法也得变一变啊！要做到这样非得神仙不可”；“碰到问题解决不了就叫我们解决，我们解决不了就说你们是工程师，怎么解决不了？真气死人”；“不管工程师的专业技术是什么，也不管电工、机械、化工、冶金等哪方面的技术问题，都提出来叫工程师解决，我们努力去做也难以达到要求，领导就说‘干什么吃的’！非要万能工程师不可”。还有的技术人员表示：党委领导“对技术人员总是有看法，一定要下去参加劳动，开几个会，大呼隆大动员，才算是群众路线”。（《中共上海市委工业工作部和有关单位对知识分子、技术干部情况调查》（1961年7月），上海档案馆藏，档号A36-2-462。）天原化工厂一位技术员称：“领导把制图看得过于简单，往往三天就要你搞出来。其中制图在设计工作中的工作量只占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的时间是看书找资料、收集材料、计算比数，才能确定方案，画出图纸样子。这三分之二的工作量领导上没有估计。科长看看你上午画了一根中心线，下午还是一根中心线，就批评你在磨洋工”。（《上海市化学工业局人事处关于技术干部工作1961年总结和1962年打算》（1961年12月），上海档案馆藏，档号B76-3-944-29。）   
    其次，技术人员的日常学习得不到支持。不少技术人员表示，大跃进时期基本无法开展正常的研究工作，“书不能买，国外资料今年比去年减少四分之三，明年还要少；节约纸张，杂志也不出了……现在是‘耳无闻、目无见’”。（《中共上海市委工业生产委员会关于工程技术人员座谈会的纪要》（1962年6月），上海档案馆藏，档号A38-1-21-113。）一些在夜大读书的技术人员表示“读书成了私事”，“放工后拿了书包，偷偷地溜出厂门，怕领导看到很不光彩”。还有一些政治活动“溜号”，业务进修上抓得很紧的青年技术员，被领导认为是“单纯技术观点，只专不红，政治不挂帅”。有技术人员总结“厂领导思想是只想吃蛋，不想养鸡”。（《中共上海市委工业工作部和有关单位对知识分子、技术干部情况调查》（1961年7月），上海档案馆藏，档号A36-2-462。）   
    再次，将技术人员和工人对立看待，贬低前者拔高后者。“在许多党员领导看来，工人农民是群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认为不能当作群众，没有把知识分子包括在党领导下的群众路线内，不愿和知识分子商量事情，听不得他们的意见，不尊重他们的职权，习惯向他们斗争，不习惯同他们讲团结”。（《中共上海市委工业工作部和有关单位对知识分子、技术干部情况调查》（1961年7月），上海档案馆藏，档号A36-2-462。）有些党委领导将技术人员和工人干部进行比较，认为技术人员“少慢差费”，主意太多，工人干部“多快好省”，容易指挥。（《上海市轻工业局关于1958—1960年三年干部工作情况和问题的材料》（1961年7月），上海档案馆藏，档号B163-1-851-109；《中共上海市委工业部关于工业系统技术干部管理工作的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草稿）》（1964年7月10日），上海档案馆藏，档号A36-2-680。）“提拔工人当工程师能够密切联系群众，联系生产实际，对生产问题也能及时解决，像轧钢机出了毛病，知识分子工程师看不出毛病，新提拔的老师傅工程师只搞了几榔头就解决了，这才是真经验真技术”。（《上海市冶金工业局、钢加公司所属各单位关于年度、半年度干部工作计划、小结》（1960年），上海档案馆藏，档号B112-4-335。）还有一些党委领导支持企业文艺团体编排节目，将“生产工人个个描绘成生产能手，把技术人员描绘成整天翻书本念洋文的保守派，挫伤了技术干部的积极性和自尊心”。（《上海市化学工业局人事处关于技术干部工作1961年总结和1962年打算》（1961年12月），上海档案馆藏，档号B76-3-944-29。）   
    对于职位晋升遭遇瓶颈、生产活动中靠边站的状况，不少技术干部感到难以适应，多数存在着“不愿意暴露思想，平时沉默寡言，学习开会很少发言，闲扯不谈政治问题，不愿过多与人接触。工作上也不够大胆”的现象。（《中共上海市委工业工作部和有关单位对知识分子、技术干部情况调查》（1961年7月），上海档案馆藏，档号A36-2-462。）有些表达个人想法的技术人员，担心会遭到党委领导的批评，遭遇下放的后果，由此在工作上缩手缩脚，“叫我们做啥就做啥”，“心情不舒畅”；（《中共上海市委工业部关于工业系统技术干部管理工作的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草稿）》（1964年7月10日），上海档案馆藏，档号A36-2-680；《中共上海市委工业工作部关于科室小厂党支部工作、工业七十条试验情况、形势教育和反映备战、清仓等工作会议记录》（1962年2—12月），上海档案馆藏，档号A36-2-570。）“不敢多谈海外生产经验，怕人家说他迷信洋人，是资产阶级思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甚至告诫所带的艺徒，“多做工人少讲话”。（《中共上海市委工业工作部召开区委工业部长、直属厂党委书记等单位的会议记录》（1961年1—11月），上海档案馆藏，档号A36-1-231。）   
    事实上，早在大跃进之前，就已经有报道提到了党委领导和技术人员之间的对立状况，如领导不信任技术人员，不从技术人员中间发展党员，双方缺少交流，从无生活上的接触，相处不够开诚布公，不愿主动指出对方在工作上的缺点、错误。（孟帆、钱尔梅：《天津市工程技术界的希望和建议，按照技术工作和技术人员特点进行领导》，《人民日报》1957年5月11日，第3版。）一些技术人员抱怨：“我们和领导之间，总有一条鸿沟，虽宽窄不一，但都是有的，有些同志很想靠近党，但好像党有些不愿伸手的样子”，这种言论“相当普遍地反映了目前我们党的领导者和技术人员之间的一般关系”。（《上海高等学校、卫生、文艺、新闻出版等各单位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检查报告》（1955年12月—1956年2月），上海档案馆藏，档号A22-2-516。）因而，一些干部工作手册对党委领导和技术人员的交流方式提出建议：“党政工作干部和技术干部之间经常地你来我去，互相谈心，克服那种‘非公不谈’、不愿接近的现象；在工作中，特别是在科学技术问题上，有关的方面应注意听取技术干部的意见，对技术干部的合理化建议给予应有的重视，特别注意让那些有一定经验和相当水平的高级技术人员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并且得到学习和提高的机会”。（刘汉清等：《干部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7—68页。）大跃进时期，上级部门同样要求党委领导加强与技术人员的互动，“采用兵对兵、将对将、兵将结合的办法，负责同志分工包干，同他们保持经常联系，了解思想，交谈工作，指明方向，帮助解决问题”。（《对目前工业系统技术干部队伍情况的反映意见》（1960年），上海档案馆藏，档号A36-1-203-8。）   
    但在实践过程中，大多数党委领导与技术人员之间，还是产生了矛盾分歧。对此情况，有文件进行了分析：“我们干部绝大部分来自军队、农村和工业部门，对科研工作和知识分子是不熟悉、不了解的……究竟如何领导科研工作和知识分子，工作实践的经验也是不足的。我们有些同志，学是学了一些，但不够认真，没有下功夫做必要的调查研究，学会适应实际的工作方法，而往往以过去所熟悉的带兵或领导其他工作的一套来领导科研工作和知识分子。有的同志，在新事物面前，不是以小学生的态度出现，而往往满足于浮面知识，强不知为知，冒充内行，只许别人听他的，而不愿自己听别人的，稍有成绩就浮夸，自作聪明，不顾技术问题的实际情况，瞎指挥，简单粗暴，这样，就不可能切切实实了解和掌握科研工作、知识分子工作的客观规律，也不可能正确地理解和处理工作中存在的矛盾”。（《中共上海市委工业工作部和有关单位对知识分子、技术干部情况调查》（1961年7月），上海档案馆藏，档号A36-2-462。）根据大跃进之前上海587个工厂1661名党委领导的调查报告，仅有117人（7.04%）具有高中以上学历，而有719人（43.29%）是小学及文盲水平。（《关于1955年上海市587个工厂党政干部情况统计表》（1955年12月31日），上海档案馆藏，档号A36-1-73-113。）对于党委领导来说，一旦掌握了技术人员的选拔和审核权力，由于不熟悉生产业务，“缺乏工矿企业政治工作的经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35页。）不可避免地出现“贬低他们的成绩，带着框框去看技术干部，把他们的弱点过分渲染”的状况。（《上海市化学工业局人事处关于技术干部工作1961年总结和1962年打算》（1961年12月），上海档案馆藏，档号B76-3-94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