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6]林盼：制度变迁、利益冲突与国营企业技术精英地位获得（1949—1965）

    五、经济调整时期技术路线的恢复 
    大跃进后期，各企业遭遇到生产困难局面，广泛出现工业建设的经济效益大幅度降低，产品质量下滑的现象。（汪海波、刘立峰：《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第三版）》，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7年版，第166页。）由此，中央制定的政策方向，转变到了如何提高质量、提高管理水平的方向上来。（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894页。）在这样的情况下，技术人员的价值被重新评价，大跃进之前的技术等级制度与生产绩效考核标准部分得到恢复，“只红不专”的政治忠诚原则在干部晋升过程中的重要性被淡化，大规模提拔工人技术干部的做法也暂时中止。   
    从生产的角度而言，提拔工人技术干部、打破技术等级制的做法，虽然有助于激发工人的工作积极性，但近乎平均主义的权力分享结构却造成了生产管理上的严重困难，引起了企业内部的权威失效，对生产经营活动产生负面影响。同样，党委领导对技术人员工作与学习的干预，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领导是外行充内行，技术人员只好内行变外行，照着领导的意见做”的状况。（俊峰致懿珍信（1961年3月4日），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藏，编号不详。）工人与党委领导使技术人员“上压下挤，两面受夹”，导致的后果是产品质量下滑，生产效益降低。如中华造船厂1961年更改管理模式，给予工人更多的生产决定权之后，废品率在1个月内从13%上升至22.39%。（邹旻：《企业等级制权威结构的经济社会学分析——对大跃进时期中华造船厂的个案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1年，第45页。）如上海南洋电机厂某工人做了一个样品，拿到技术科要求改设计，技术人员认为仅仅是样品，大量投产之后不一定有经济效益，但由于党委领导表示支持，技术人员“怕戴不支持工人意见的保守思想帽子，‘这是工人提出来的，领导在大力推广，如果不同意不去支持，就会被人讲捧牢书本不放的保守思想’，就没有反对这样做，结果大量投产后达不到要求，毛病百出”。又如上海衡器厂由工人设计的仪器质量不过关，党委领导担心完不成生产任务，遂要求技检部门提供合格证明，“只要不影响使用，就可以出厂”，有技术员表示，“领导一句话就是技术标准……我们厂不仅有技术规定公差（“公差”是指机器制造业中，对机械或机器零件的尺寸许可的误差。），还有民主公差（即大家讨论同意，不合格也通过）、协商公差（同检验员协商通过）、情面公差”。这种“一句话值千金……造成大量报废”的情况普遍存在。（《中共上海市委工业工作部和有关单位对知识分子、技术干部情况调查》（1961年7月），上海档案馆藏，档号A36-2-462。）   
    1961年7月，为了起草《工业七十条》，有关部门在企业中开展座谈，听取意见。技术人员普遍表达了对大跃进时期企业管理制度的不满。有技术人员提出“发动群众是完全必要的，但发动群众时却没有把我们也当作群众的一部分去发动，技术人员的积极性没有充分发挥”；“我们除了跟跟班之外，不知道应该做什么，技术员就像是车间领导的秘书，做做抄写工作”；“领导上管得太细太死，使得技术干部很难发挥作用。想的东西往往说不上去，平时说的意见也是说了不算，下去不能指挥，上来坐着闲着无事。看看技术资料感到气候不对，搞点总结材料说我们尽画曲线，没有用处，所以有时干脆可管可不管”。归根到底的建议是“希望以后也能听听技术人员意见……要在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原则下，把技术责任制明确起来，不希望党委领导包办技术”。（《中共上海市委工业工作部召开区委工业部长、直属厂党委书记等单位的会议记录》（1961年1—11月），上海档案馆藏，档号A36-1-231；《中共上海市委工业工作部和有关单位对知识分子、技术干部情况调查》（1961年7月），上海档案馆藏，档号A36-2-462。）   
    对于大跃进时期党委包办、“只专不红”的情况所产生的问题，多位中央领导发表了意见。周恩来曾举例说：“如一个人，专心致志为社会主义服务，政治上懂得少一些，但是两年把导弹搞出来了，对国家很有贡献；另外一个人天天谈政治，搞了五年也没有把导弹搞出来。你投票赞成哪一个人？我投票赞成第一个人。第二个人只好请他去当政治教员，他不能在导弹部门工作，他只能在导弹部门‘捣蛋’”。（《周恩来选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2—343页。）邓小平则批评了党委干预生产的现象，“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他还提出“这几年来，我们对技术干部关心不够，对他们的使用有问题”，因而应当重新审定技术干部的提拔条件，“主要是根据专业技术水平，政治条件是不反对共产党，忠于祖国。共产党员专业技术不合格的也不能提”。（《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1—292、328—329页。）陈毅也表示，只要技术人员“能够在业务上搞出一定的成就来，对社会主义建设有所贡献，少参加一些政治活动，我认为是无可非议的”。（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6页。）   
    上述意见和解决方法，都写进了1961年9月颁布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之中。条例提出，企业行政工作的指挥中心是厂部，凡是计划的制定、生产的调度、财务的管理、产品的设计、质量的检验和厂以下各车间之间人员、材料、设备的调动等，都由厂部负责。党委应当把调查研究和思想政治工作放在第一位，不要去代替厂长，包办行政事务，而是领导和支持以厂长为首的全厂统一的生产行政指挥系统行使职权。（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964—965页。）关于技术人员的晋升标准，条例提出，技术人员的职别（总工程师、副总工程师、工程师、技术员、见习技术员）的确定和提升，要根据他们的工作任务、工作质量和技术水平，而不是单纯依据阶级出身、政治表现等方面的标准，“对其中优秀的，应当不受资历、学历的限制”，“不能笼统说旧的技术人员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36—6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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