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6]林盼：制度变迁、利益冲突与国营企业技术精英地位获得（1949—1965）

       
    《工业七十条》的核心要义，在于削弱党委的权力，提高生产部门应有的自主性，缓解企业内部权责不对等的局面，避免厂长出现“无权有责”的状况；同时部分恢复大跃进之前的技术等级制，技术专家的作用得到了强调。“管理人员和工人之间又出现了传统的差别，这时显然是强调技术专业知识，而不是思想红”。（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中译本），第313页。）这一时期甚至出现“一名知识分子没有必要彻底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没有必要完全接受党的意识形态”的观点，《中国青年报》的一篇社论指出，一个人的“红”不是体现在参加会议和政治学习上，而是体现在他是否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奉献给专业活动，“文章告诫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把努力学习、钻研业务本身当作个人主义来进行批判”。（转引自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中译本），第476、521页。）《工业七十条》强调生产第一、政治第二，推行“专家治厂”，普遍改善了技术干部的境遇。这些对技术干部相对有利的局面，到了文革时期重提政治忠诚、讲成分和贴标签的风气再度蔓延之后，再一次遭到终止。   
    六、结论 
    从以上陈述的情况可以看到，技术人员是否能够“凭技术吃饭”，即依靠专业能力获得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或取得向上流动的资格，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国营企业中具有阶段性差异。在大跃进之前的经济恢复与过渡时期，被“包下来”的旧技术人员不仅掌握相对自由的择业机会，在企业内部也备受重视，获得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双重回报。大跃进时期，由于企业党委的权力扩张，“两参一改三结合”打破技术等级制度，大量工人被提拔为工程师与技术员，使得技术人员在这一管理体系中失去技术权威的地位，面临“上压下挤，两面受夹”的边缘化处境，影响了企业经济效益和产品生产质量。大跃进之后，随着《工业七十条》的颁布，技术人员的价值与地位重新得到确认，技术等级制度部分得到恢复，“曾被摧毁与改造的技术权威再次占据了自己在大跃进前所拥有的位置”。（桂勇、吕大乐、邹旻：《政治强制性变迁的限度：大跃进时期企业中的经济民主问题——以兴中造船厂为个案》，第179页。）   
    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曾提出“资本理论”，他认为资本共有3种基本形态，即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可以立即并且直接转换成金钱，它是以财产权的形式被制度化的；社会资本是由社会义务（“联系”）组成的，这种资本是以某种高贵头衔的形式被制度化的；文化资本是以教育资格的形式被制度化的。（［法］布尔迪厄著，包亚明译：《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9—195页。）撒列尼在对社会主义国家精英选拔的研究过程中借用了“资本理论”，认为共产党建立政权之后，即废除了生产资料中的私有财产，从而消灭了经济资本，影响个人阶层地位的主要是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其中社会资本以共产党员的身份为形式，政治资本可以被解释为社会资本的一种特定形式。（伊亚尔等：《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中译本），第22—31页。）新中国成立初期，精英之间的对立关系表现为政治资本与文化资本的矛盾冲突。技术人员具有专业能力，掌握文化资本，党委领导与拥有“强助权力”社会学家陆学艺指出，经济转型之前，政府的目标是巩固政权。为了换取工人阶层的继续支持，政府对工人的权力行为给予保护。当工人与管理者发生冲突时，政府借助于政企一体化的制度，以政治权力增强工人的权力，抑制管理者的权力。比如，处分惩治工人的管理者，支持工人反对管、卡、压的行为等。他将这种状态称为工人所具有的“强助权力”。（参见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4—35页。）的工人群体则掌握政治资本，两者之间“拥有互不调和的价值体系，而且各自依赖着不同类型的资源”，大跃进时期“又红又专”概念的提出，提拔工人技术干部的做法，都可以视为共产党试图掌握文化资本的再分配权力，对旧精英占据优势的领域进行削弱、剥夺的尝试，（［美］安舟著，何大明译：《红色工程师的崛起：清华大学与中国技术官僚阶级的崛起》，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页。）由此直接对技术精英的生存境遇产生影响。 
    问题在于，从实际效果来看，大跃进时期加强党委在企业中的领导权力，打破技术等级制度，以政治动员的方法使群众广泛地参与到企业生产中来，这些做法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外行领导内行”的局面。无论是党委领导还是工人技术干部，均缺乏足够的文化水平和技术能力指导生产活动。（如上钢一厂1960年共提拔了193名工人技术干部，具有高中文化水平的只有10人，初中文化水平78人，小学以下105位，其中更有60余人刚刚摆脱文盲层次。参见《关于上海市钢铁一厂技术人员情况调查报告》（1961年7月），上海档案馆藏，档号A36-2-462-59。）当时一份材料明确指出，如何既有生产观点、又从政治着眼，既要考虑生产需要、又要纯洁技术干部队伍，“是一个突出的矛盾”。（《中共上海市委工业部关于审查清理科学技术队伍的规划意见和关于审查国防、尖端、机要部位科技人员工作情况的报告》（1960年6月—1961年2月），上海档案馆藏，档号A36-2-431。）由此可以看到，当“抓革命、促生产”二元话语同时开展的时候，往往面临强烈的张力与困境。政治权力对生产活动的过度介入，导致技术人员无法发挥专业领域的权威作用，很难实现革命与生产的兼顾。“政治中心并不能随意形塑社会，它必须首先满足社会基本的生存与发展需要”，（桂勇、吕大乐、邹旻：《政治强制性变迁的限度：大跃进时期企业中的经济民主问题——以兴中造船厂为个案》，第180—181页。参见李放春《北方土改中的“翻身”与“生产”——中国革命现代性的一个话语—历史矛盾溯考》，［美］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3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大跃进时期的生产实践与《工业七十条》的路线调整，为这一观点做了最好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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