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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三、不够“红”的技术干部与边缘化的处理方式
企业党委主导下的政治审查工作，主要以被审查者的阶级出身和政治表现情况作为标准。“现有的技术干部中工人出身比重不大，多数是出身于资产阶级的旧知识分子和解放后从学校毕业出来未经过生产和斗争锻炼的青年知识分子”，（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550页。）因此在严格的政治审查过程中受到冲击。同时，“又红又专”的干部选拔原则，在操作中逐渐演变为“只要红就好了，红了就可以提拔”，（《上海市化学工业局人事处关于技术干部工作1961年总结和1962年打算》（1961年12月），上海档案馆藏，档号B76-3-944-29。）这种状况使得多数技术人员失去晋升的机会。
大跃进时期，对各级干部的阶级出身和政治表现进行审查，成为企业党委的主要工作。之前由旧技术人员领导工业生产的状况，被认为“直接干扰了党在工业中建立政治和社会控制的努力”。（［美］华尔德著，龚小夏译：《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8—129页。）因此，全面审查技术人员政治历史问题的做法，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干部选拔“仅仅重视业务能力，忽视了政治上的审查”的一种纠正。（《中共上海市委工业工作部1961年干部工作会议记录》（1961年1—11月），上海档案馆藏，档号A36-2-503。）不少背景较为复杂的技术人员进入工厂，导致“工作愈搞愈尖，机密性愈大，而现有人员的政治条件不能完全适应，有的是技术上关键性人物，但政治历史问题还未能审查清除，致使工作处于欲上不能、欲罢不得的境地”，因此需要将技术干部的政治背景审查清楚，“以便更好地发挥其作用”。（《中共上海市委工业部关于审查清理科学技术队伍的规划意见和关于审查国防、尖端、机要部位科技人员工作情况的报告》（1960年6月—1961年2月），上海档案馆藏，档号A36-2-431。）
有文件指出，大跃进时期上海各工业局的技术人员“大部分出身剥削阶级家庭……他们的政治历史、社会关系较为复杂”。部分企业甚至出现几乎所有的技术人员都有政治历史问题的状况。如上海供电公司298个技术人员中，发现有各类政治历史问题的255人，占85%；上海仪表厂的4个工程师全部有政治历史问题：一人曾是国民党员，1951年因贩毒被判刑两年，一人曾为沪杭甬国民党部助理干事，一人曾参加过中统，一人曾在汪伪特工处工作。（《对目前工业系统技术干部队伍情况的反映意见》（1960年），上海档案馆藏，档号A36-1-203-8。）根据1960年上海8个工业局对下属工厂4762名技术干部的审查结果，有各种政治历史问题的2073人，占总数的435%。其中“包括地富反坏右分子142人、政治危险分子95人、重大或一般政治历史问题分子581人、直系亲属或主要社会关系有政治历史问题者427人、有海外关系政治情况不明者452人、受过纪律处分或运动中犯过严重错误89人等”。（《中共上海市委工业部关于审查清理科学技术队伍的规划意见和关于审查国防、尖端、机要部位科技人员工作情况的报告》（1960年6月—1961年2月），上海档案馆藏，档号A36-2-431。）
技术干部为什么不够“红”？从技术干部与行政干部、技术干部内部的工程师与技术员、技师的比较可见端倪。首先，从表2可以看到，与行政干部相比，技术干部的“政治问题”更严重，因此更有可能被调离第一线，不再承担主要工作。或许两类干部群体的党团员比例能够对这一情况做出解释。根据1958年12月上海市委工业工作部对工业系统干部的调查报告，可以看到仅有12.2%的技术干部是党员，行政干部的党员比例则高达6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