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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技术干部群体内部。由表2、表3可见，工程师的政治问题比技师、技术员更严重。这种状况的出现，或许也与工程师群体中党团员比例显著低于技师、技术员有关。根据1958年底上海几个工业局技术干部政治身份的调查报告，在2 675名工程师中，党团员569人，占比21.3%；在11529名技术员、技师中，党团员4678人，占比40.6%。（《上海市工业系统各种干部数字年报表》（1958年12月），上海档案馆藏，档号A36-2-253-1。）
既有研究业已指出，党员身份“意味着获取了一个极其强大有力并且有影响的网络的成员资格”，（［美］伊亚尔等著，吕鹏、吕佳龄译：《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2—31页。）这一身份所代表的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对于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干部具有重要作用。党组织一般会在干部选拔过程中庇护党员，以换取党员的忠诚，形成所谓“政党庇护”，党员与干部身份的合二为一“是达到党政合一的有效方式”。（孙明：《家庭背景与干部地位获得（1950—2003）》，《社会》2011年第5期；科尔奈：《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译本），第112页。）作为“忠诚过滤器”，（魏昂德：《职位流动与政治秩序》（中译本），第147—151页。）党团员比例低的情况表明，技术干部未能得到政治信任的比例要高于行政干部，工程师未能得到政治信任的比例要高于技师、技术员。
除了受到严格的政治审查之外，让原有的技术干部更感到紧迫的，是晋升选拔标准上的重大转变。按照党委制定的要求，技术干部应当满足“德才兼备”的标准。所谓“德”，就是看该干部是否“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有决心为人民服务；政治历史清楚，思想作风好，工作积极，在历次运动中表现较好；不怕困难，肯钻研业务，能密切联系群众”。（《上海市化学工业局关于提拔工程技术人员的暂行规定》（1960年4月7日），上海档案馆藏，档号B82-1-991-35。）在满足这些条件的基础上，再考虑其是否具有“才”。德与才的关系并不平等，德是基本的、首要的，正如“红”与“专”的地位“并不是不分主次、平分秋色的。红始终应当是主体，专是为了红和服从于红的”。（杜杰：《谈谈党的干部政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8—20页。）
而在实际操作中，“德才兼备”逐渐演化为“只红不专”。1960年，上海轻工业局下属工厂有346名技术干部未得到任命，主要原因就是“阶级成分不好”，其中包括旧知识分子115名，私方136名，小业主12名。有些技术干部深为不满：“56年周总理做知识分子报告后，一下子提拔三个知识分子当工程师。56年后一个也没有提过”。根据1961年上海轻工业局2 015位技术干部的调查报告，只有303人承担一线生产任务，其他干部都处于脱产或半脱产的状态，（《上海市轻工业局关于1958—1960年三年干部工作情况和问题的材料》（1961年7月），上海档案馆藏，档号B163-1-851-109。）技术人员成为可有可无的尴尬存在。有技术干部无奈地表示，所谓“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的三结合”，往往最终成为“二结合”。（《上海市轻工业局关于1958—1960年三年干部工作情况和问题的材料》（1961年7月），上海档案馆藏，档号B163-1-851-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