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刚农业国工业化理论为何历久不衰？（上）

2012年11月23日，是中国具有国际影响的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之父张培刚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日。兹编发张培刚先生的入室弟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佐军博士的文章，以纪念这位学术成就卓著的经济学泰斗。
    张培刚事略
    
    张培刚（1913年7月～2011年11月），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发展经济学奠基人，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生前任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兼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华外国经济学会名誉会长、中美经济合作学术委员会中方主席等职。
    1934年武汉大学经济学本科毕业；1934年被选送到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农业经济研究；1941年考取清华庚款留美公费生；1941年进入美国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一年后转入文理学院研究生院攻读经济学学位；1943年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45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哈佛期间，师从熊彼特、张伯伦、布莱克、汉森、厄谢尔、哈伯勒等大师，深入研习当时世界最前沿的经济学理论。
    1946年，张培刚回国担任武汉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1947年，他的博士论文Agricultureand Industrialization（农业与工业化）获得1946－1947年度哈佛大学经济学专业最佳论文奖“大卫·威尔士奖”，该文是世界范围内第一部以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为主题的专著，并在农业国工业化问题上提出许多独到而精辟合理的观点，后该文被收入《哈佛经济丛书》。这本书使他蜚声于西方经济学界，也使他成为世界上最早从历史和理论上比较系统地探讨农业国工业化问题的经济学家，他因而被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
    1948年，张培刚任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顾问及研究员；1949年再次回国，在武汉大学经济系任系主任；1951年秋至次年夏在北京中央马列学院学习；1953年调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任建院筹备委员会委员兼基建办公室主任；文革结束后，张培刚在华中理工大学（现为华中科技大学）成立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并总结出版了《新发展经济学》；1998年，在其带领下，华中理工大学经济学院获得西方经济学专业博士点，85岁的张培刚成为博士生导师。
    张培刚先生离开我们一周年了，但其闪光的学术思想和学术人格长留人间。作为学生，纪念他最好的办法是真正掌握其学术思想，并将其发扬光大。
    张先生学贯中西，造诣精深，涉猎广泛，在农业国工业化理论（或发展经济学）创建、新发展经济学创建、农业经济研究、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引进和研究，以及熊彼特其人其思想的探讨等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农业国工业化理论更是蜚声中外，历久不衰，在经济学理论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农业国工业化理论主要体现在《农业与工业化》一书中。中外学者对这部经典名著中的理论观点及其贡献，已进行了很多介绍和评论，本文不再赘述。在此，笔者不揣浅陋，特就这一理论为什么历久不衰，谈几点看法，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正确的出发点——既立足于发展中国家，又着眼于发达国家
    
    农业国工业化理论之所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是与其正确的出发点分不开的。
    说它立足于发展中国家，是指这一理论是从当时中国现实出发的。尽管此书的形成时期尚未有“发展中国家”这一提法，且中国当时尚未取得完全独立，但无论从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地位，还是从国内状况来看，中国无疑在本质上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张先生在撰写此书之前已有对当时中国现实的深切体验、丰富的实感和许多的初步探索，所有这些不难从其早期的生活经历、社会调查和学术创作中理解和发现。正是这样的经历加上他对中国前途的深切关注，使他的理论探索始终深深植根于中国现实的土壤中，从而有着深厚的现实基础。
    说它着眼于发达国家，是指这一理论又是从总结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入手的。“本书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将面临如何实现工业化的问题为中心目标，从世界范围来探讨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将要遇到的问题，特别是农业与工业的相互依存关系及其调整和变动的问题。作者从大量的历史文献和统计资料中，向英、法、德、美、日、前苏联诸国，寻求‘产业革命，以来它们各自实行工业化的经验和教训。”（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上卷，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
    将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基础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相结合，再加以严密的逻辑思维，使这一理论既避免了盲目将发达国家经验照搬到发展中国家来的错误，又避免了过分强调发展中国家的特点而忽视发达国家的经验或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错误。而这正是许多中外学者常常自觉不自觉所犯的错误，比如上世纪50年代发展经济学中的“线性增长模型”（如罗斯托的经济成长理论和哈罗德－多马模型等）及曾经在我国流行的“离土不离乡”模式即属此例。
    张先生将发展经济学分为广、狭二义。广义发展经济学指“凡是研究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的理论；狭义发展经济学指“研究在已有部分发达国家实现了工业化的情况下，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问题”的理论（张培刚：《发展经济学通论》第一卷，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9－10页）。据此我们可以认为，农业国工业化理论主要是归于狭义的。这就提醒我们在研究经济发展问题时，既要考虑发展中国家特殊的国际国内背景和状况，又要研究和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尤其是与当今发展中国家生产力水平、经济社会结构相当的那一段历史时期的经验和教训。
    张先生的农业国工业化理论，正因兼顾了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状况和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同时以严谨的理论思维而总结出工业化的规律，才历经数十年而不衰。
    切中要害的选题——农业国工业化
    
    选题的得当与否是决定一个理论是否具有生命力的重要因素。张先生毕生致力于农业国工业化理论的研究，他创建的新发展经济学也是以它为主线的。这一选题既切中了发展中国家的要害，又切中了经济发展理论的要害，从而具有久远的生命力。
    说它切中了发展中国家的要害，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予以说明。
    首先，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起点或现实基础就是农业国，即以农业或农民或农村为主体的国家。
    虽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呈现出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特征，殖民工商业和民族工商业在二元世界格局的影响下已有相当发展，但传统农业文明仍是其主要现实，其中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农村人口及尚未被现代工商业真正吸收的城市“贫民窟”人口占总人口的大部分。如中国在推行了几十年的工业化后农村人口仍占半壁江山。进而言之，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交往中经常处于不利地位，在国内经济发展中亦往往遇到重重障碍，都可以从这一基本国情中找到根源。农业国工业化理论正是从这一点出发的，它告诉我们：既要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和作用及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又要不断缩小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以提高工业化水平。这就需要严肃认真地探讨在整个工业化过程中，农业与工业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及其调整和变动的问题。张先生基本完成了这一艰巨工作。
    其次，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目标或方向是工业文明。
    我们知道，人类文明是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工业文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将仍然是各国（特别是落后的农业国）追求的主要目标。尽管部分学者指出个别发达国家正在步入“后工业文明”或“信息文明”，但工业文明仍然是发达国家的主要现实，而且工业文明所塑造的世界格局仍然是现实的主宰，故最近美国还得强调推进“再工业化”。更重要的是，工业文明乃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必经阶段，发展中国家绝不可能自然地直接从农业文明跃至“信息文明”，即使强制地跃过了工业文明，也将是畸形而不完整的、缺乏生命力的。犹如我国过去在工业化阶段的选择上，直接从农业跃至重工业，导致经济社会结构的失衡，最后不得不重新调整，加强农业和大力发展轻工业一样。可见农业国工业化理论，无疑是以现代工业文明作为农业国或发展中国家的追求目标的。
    再次，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展（即从农业国走向工业国）的必然途径就是实现工业化。
    工业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必然引起经济社会结构的相应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处理和协调好方方面面的关系。遗憾的是，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实行工业化的过程中没有做到这一点。独立后，它们选择了“城市偏向”的高速工业化战略，这原本是符合经济发展基本方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