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中国工业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转换

    工业部门是中国经济的核心引擎，对于经济增长、劳动力转移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推进工业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有序转换，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关键所在。当前中国工业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面临的内、外部条件已发生根本性变化，结构失衡成为制约工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障碍。有序推动工业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转换，实现“新型驱动增长”，已成为中国经济稳中求进、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途径。
    中国工业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分析
    1. 三大需求对工业经济增长的拉动分析
    投资是中国工业经济增长的主导拉动力量，尤其是2000年以来形成了以投资驱动为主要特征的工业经济增长方式。改革开放以来，资本形成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出现了逐步上升的过程，2000年以后超过了最终消费，成为了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量。高投资率造成了我国投资效率的下滑，导致投资所能带来的GDP增长越来越有限。从投资效益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效益指数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1981年-1990年期间均值为0.49,1991年-2000年期间均值为0.46,2001年-2012年期间均值为0.25。其中，2009年和2012年固定资产投资效益指数更是下降到历史最低点，低至了0.12，反映了固定资产投资的无效率。
    消费是工业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根本立足点。2001年以前，消费一直是GDP增长的首要拉动力量，但从2002年开始被投资超越。2001年以来，我国内需增长慢于经济总产出增长，国内需求增长贡献率相对下降，2001年-2013年阶段性贡献率均值仅为45.12%，平均每年拉动GDP增长4.43个百分点。虽然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低于投资，但却是维持经济平稳增长的关键力量。2001年-2013年，最终消费对GDP增长贡献率的方差为43.3，远低于资本形成对GDP增长贡献率的方差152.1和货物和服务的净出口对GDP增长贡献率的方差217.9，这说明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总体上比较平稳，起到了经济增长稳定器的作用。
    出口不仅拉动了工业经济的增长，而且大幅促进了工业经济效率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品出口总体上采取了“奖出限进”的贸易政策，形成巨额的贸易顺差，从而利用外需消化本国的过剩产能，在这种思路下，对外贸易对工业增长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上。在2003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经历了贸易顺差的快速增长，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最高达到了22.22%，拉动GDP年度增长2.52个百分点。然而，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中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增速大幅下滑，甚至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转为负值，达到了-37.38%，造成GDP年度增速下滑3.54个百分点。
    2.不同生产要素对工业增长的贡献分析
    建立集约式科布-道格拉斯函数
    
    ，设资本弹性=0.6，可计算获得全要素生产率。从计算结果来看，改革开放以来资本存量、劳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均对工业经济产出的增长做出了积极贡献。然而，在不同阶段，贡献率和拉动率有着明显差异（见表1）。总体来看，资本存量对工业产出的增长贡献率最大，达到46.61%；其次是全要素生产率，达到42.60%；最低为劳动，仅为9.25%。分阶段来看，1981年-1992年资本存量的提高对工业产出增长的贡献最大；1993年-2007年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工业产出增长的贡献最大；2008年-2012年资本存量的提高对工业产出增长的贡献最大。
    
    资本存量的提高是工业经济产出增长的首要驱动力，但资本过度深化导致了资本边际回报率加速递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的资本存量大幅提升，1980年-2012年期间工业资本存量增长了18倍。中国在资本存量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资本深化现象。从资本劳动比和资本产出比来看，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工业资本密度加速上升，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中国工业进入了加速重化工业化的阶段。资本深化一方面带来了工业经济的加速增长，带来了人均产出的迅速提高；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工业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投资，减低了工业经济增长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大量资本沉积于生产能力过剩的环节，而用于消费环节的资源过少，以至于导致投资效率的大幅下降（见图2）。
    
    劳动力数量增长对工业产出增长的直接贡献较小，但对中国工业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的间接贡献。从直接贡献来看，1980年-2012年劳动力增长平均每年拉动工业经济增长1.15个百分点，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9.25%，远远低于资本存量和全要素生产率。但从间接贡献来看，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为工业经济的增长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工业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充裕劳动力数量带来的低成本优势上，如果没有充足的劳动力数量，中国工业可能很难吸引到外商直接投资，并参与到全球分工体系当中。同时，充足的劳动力数量也是工业经济创新发展的必要条件，只有足够多的人参与到工业活动当中，才可能形成足够多的“草根创新”，从而形成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工业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甚至在一些阶段超过了资本存量增长，但近年来对工业经济增长产生了负拉动。1993年-2000年和2001年-2007年，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资本存量增长的贡献，分别达到了61.39%和64.05%，说明在这个阶段中国工业存在着明显效率改善（见图3）。
    
        工业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转换思路
    1. “低级红利”转向“高级红利”
    比较优势的变化意味着中国应当对自身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由建立在劳动力、资源、区位等低级生产要素基础上的产业结构转向建立在技术、文化、品牌等高级生产要素基础上的产业结构。只要能够建立起与这种新的要素资源禀赋结构相适应的产业结构，那么将能够产生新的“高级红利”，从而推动中国工业实现长期平稳较快增长。现阶段建立与新的要素资源禀赋结构相适应的产业体系，可以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嫁接改造劳动密集型产业。长期以来，劳动密集型产业往往被等同于低附加值产业，事实上如果采用人文因素和工业文明对其进行嫁接，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样也可以成为高附加值产业。二是优化升级资本密集型产业。三是加强培育知识密集型产业。相比于东南亚等很多国家，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不具成本优势，但相对于西方国家，在中、低端的知识密集型产业上成本优势却十分明显，因此应是工业发展重点支持的领域。
    2. “平推式工业化”转向“立体式工业化”
    过去中国在工业发展技术十分薄弱、产业门类尚不齐全的情况下，主要采取了在众多空白领域迅速扩大规模的方式来发展工业，实施“平推式工业化”的发展战略，实现了工业规模的迅速扩张。然而到了今天，这种道路已经难以持续，中国必须从“平推式工业化”向“立体式工业化”转变（金碚，2012）。相比于“平推式工业化”，“立体式工业化”是一种工业带动经济社会全方位发展的工业化，其内涵更为丰富，涉及的问题更为复杂。一是促进工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发展，提升工业化广度。“立体式工业化”不是带来工业部门比重的继续提高，而是导致第三产业比重的提升，推动了产业结构的演变。二是增加工业企业的制造精度，提升工业化的深度。三是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提升工业化的高度。技术创新往往表现在某个环节上的突破，而商业模式创新却是先进技术和先进经营方法的综合体，能够直接提高中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
    3. 投资驱动转向三大需求协调拉动
    应合理配置三大需求，由投资驱动增长模式向三大需求协调拉动转变。一是摒弃投资驱动的工业经济增长模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投资率仍将处于较高水平。然而，与过去那种投资驱动的工业经济发展模式不同，在新的发展阶段下，投资增长应是市场需求拉动的结果，且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而非政府为刺激经济主动推动的结果。二是将扩大消费需求作为工业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增长的根本立足点。目前，一些将工业品和服务业结合的环节，例如交通、休闲、医疗、教育等，却非但不存在产能过剩，反而存在严重产能不足，为推动中国消费需求扩张，必须要推动工业和服务业的融合。三是实施进出口平衡的外贸战略。改变过去的追求顺差的思维，大幅增加进口，利用进口资源和技术促进我国产业发展，利用进口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消费需求。
    4. 生产要素扩张驱动转向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驱动
    随着中国工业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推动增长动力机制由生产要素扩张驱动型转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已经成为工业经济发展的关键任务。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可主要从两个思路来实现。一是提升现有资源的配置效率，既包括提升资源在工业中不同行业间的配置效率，也包括提升资源在行业内的配置效率。从行业间资源配置效率来看，配置优化型工业经济增长主要体现为将资源从低效率产业转移到高效率产业，具体主要包括通过垄断行业改革等手段将资源从产能过剩产业转移到产能不足的产业；从行业内资源配置效率来看，配置优化型工业经济增长主要体现在将资源从低效率企业转移到高效率企业，具体主要包括通过推动国有企业改革，使国有经济逐步退出竞争性领域，利用市场机制的作用，提高企业效率。二是提升工业素质，促进效率提高，包括提升工业技术水平，使产业基础更加扎实、基础设施完善等。
    推动工业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转换的政策建议
    1. 由关注整体工业增速转向关注一些特定产业
    目前，中国工业经济潜在产出增速的下滑已经成为普遍接受的事实，而且工业经济发展中也积累了大量的结构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对工业经济增速抱有不合理预期，则会影响政策的合理性。因此，国家在实施工业政策时，应转变政策目标。在不造成大量失业的情况下，不再过度关注整体工业增速的变化，而是更多关注一些特定产业的增速变化和增长质量，用这些产业的发展情况来衡量工业发展的好坏。一是关注装备、电子等代表国家工业整体竞争力水平的产业，这些产业往往是整个工业技术进步的来源和国家经济安全的保障；二是关注能够解决大量就业的产业；三是关注那些能够引领未来工业增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国家通过为这些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促进这些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从而带动整个工业经济在新的平台上实现更好的发展。
    2. 加快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目前，体制改革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突出问题，必须加快着力推进，否则就会导致产业结构调整等其他政策难以有效发挥作用。一是理顺生产要素价格机制。由市场机制形成土地、能源、资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保证生产要素价格对不同企业的“非歧视性”，尤其避免政府为吸引投资而对部分企业生产要素价格进行“补贴”。二是推动垄断行业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加强国有企业重组，使国有经济逐步退出竞争性领域，对于一些非自然垄断的行业，或者是自然垄断行业中可以市场化经营的环节，要彻底放开，尤其是要对民营资本放开，对不同类型企业一视同仁，避免对国有企业进行“隐性补贴”，从而维持良好的市场竞争秩序。三是推动财税体制改革。目前中国70%的税收均是从生产环节征收，其结果就是各地政府为提高财税收入千方百计地补贴生产，从而造成了生产要素市场机制的扭曲，下一阶段应考虑将税收的重点从生产环节转为消费环节，从总额上降低税负，同时保障地方事权与财权的平衡，建立阳光融资体系，推进地方自主发债试点，进一步规范转移支付制度。
    3. 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产业结构政策的根本目的应在于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从而利用市场机制作用促进生产要素由低效益产业向高效益产业转移，从低效率生产方式向高效率生产方式转移。衡量一个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效果时，不应看第三产业比重的高低，而是要看资源利用效率是否因为配置优化而得到了有效提高。下一阶段，国家可以从四个方面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一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资源由低效率产业向高效率产业转移，而非仅仅致力于提高第三产业比重。二是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提高产业技术水平，增加产品附加价值，鼓励企业在现有产业基础上抢占产业制高点，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三是建立并严格执行更为严格的节能环保标准，对不符合绿色标准的落后产能要坚决淘汰，利用绿色技术改造现有产业，提高工业发展的资源环境效益。四是清除生产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性障碍，鼓励企业进行跨地区、跨部门、跨所有制的资产重组，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对失业人员进行国家援助。
    4. 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
    中国工业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不仅取决于制造技术的先进性，而且取决于商业模式的先进性。技术创新往往表现在某个环节上的突破，而商业模式创新却是先进技术和先进经营方法的综合体，能够直接提高中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下一阶段，国家应加大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使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尤其对于中、小企业的创新成果要重点加以保护，确保其创新利益能够在市场上得以实现。同时，对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给予更大的空间，尤其是在物联网、大数据等一些新兴领域里，尽量避免对企业的经营范围和方式进行过度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