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工业革命需要新产业政策

    全球新一轮工业革命正在孕育发生
    可以说，互联网技术影响了人类社会，并对社会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是如今社会面临的各种变革的最大根源。美国提出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本质上是推动互联网技术在新能源领域的深度应用，是新能源与互联网相融合的新一次工业革命。在德国，“工业4.0”概念被认为是以智能制造为主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旨在通过深度应用信息技术和网络物理系统等技术手段，将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型。与美国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说法不同，德国“工业4.0”认为，在制造业领域，将各种资源、信息、物品和人融合在一起，相互联网的众多“信息物理系统”形成了“工业4.0”。
    德国“工业4.0”与美国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相同点是，都基于互联网，都想引领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发展。互联网技术带给我们许多创新和意想不到，互联网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也将有效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实体经济将伴随新工业革命而发生颠覆性的改变
    “工业4.0”是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基础上，对制造业的模式造成了转变——传统的商业模式将发生巨大转变，必然也会出现新的商业模式。传统制造业或许还会存留在市场中，但是为了应对新的竞争对手，它们的经营管理者一定会在工业革命期间改变它们的组织结构、管理流程和业务功能。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之所以能够成功，不仅仅因为它们是新事物，更重要的是紧随其后的消费文化转变和社会转型。
    “工业4.0”代表新一轮工业革命的背后是智能制造，是向效率更高、更精细化的未来制造发展。与此同时，过去的制造业只是一个环节，但随着互联网进一步向制造业环节渗透，网络协同制造已经开始出现，未来制造业将通过基于价值链、工程链的企业间广泛合作，实现联结人力物力、信息数据、资金、能源的物联网世界。制造业的模式将随之发生巨大变化，它会打破传统工业生产的生命周期，从原材料的采购开始，到产品的设计、研发、生产制造、市场营销、售后服务等各个环节构成了闭环，彻底改变制造业以往仅是一个环节的生产模式。在网络协同制造的闭环中，用户、设计师、供应商、分销商等角色都会发生改变。与之相伴而生，传统价值链也将不可避免地出现破碎与重构，城市与郊区、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不平衡将被打破。大企业转向价值链、工程链的上游；中小企业则转向灵活多变、可应对多样化需求的下游。
    亟待“新产业的政策”
    “新产业政策”应为“新工业革命”进行“新研判”。“工业4.0”时代，有价值信息的挖掘能力、传递能力、对知识生产性的重视将成为企业竞争力要素，平台型企业、网络化组织将更加普遍。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互动将更加紧密，中小企业的作用将更加突出，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反应将更加重要……这些变化都要求适时、适度的制度创新和管理变革能力，对我国相对薄弱的制度创新和管理变革能力构成现实性的挑战。
    尤其是，随着“工业4.0”“智能制造”“信息物理系统”“共享经济”等新模式的出现，一些新的行业、新的商业将会涌现。坚持创新驱动，更加需要加强预判性、前瞻性研究，及时出台“新产业的政策”，促进经济体系实现开放式创新、大规模定制和社会化生产。
    “新产业政策”应在“新范式转变”中进行“新引领”。当前制造业正面临着新的范式转变。首先是，从“物理”到“信息”。以往，每当提及制造业，恐怕都认为是各种零部件构成硬件产品的核心。但是，随着封装化、数字化的进展，零部件生产加工技术加速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随之而来，零部件本身的利润难以维系。因此，发达国家制造业开始更加注重通过组装零部件进行封装化，将部分功能模块化，将系列功能系统化，来通过服务提升附加价值。也就是，未来制造业不是“卖产品”，而是“卖服务”。
    还有，从“群体”到“个体”。在发达国家，以规模化为对象的量产制造业将生产基地转移至新兴市场国家，以定制化为重点的多种类、小批量制造业渐渐成为主流。未来发达国家制造业就像许多专家的共识那样，将在“大规模定制”的潮流下，根据多种多样的个性化需求来生产。按照定制进行生产，将会有效贯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避免“产能过剩”现象发生。
    同时，消费者本身也将有能力将自己的需求付诸生产制造。也就是，“大规模定制”随着以3D打印为代表的数字化和信息技术的普及带来的技术革新，对制造业的进入门槛将降至最低，不具备工厂与生产设备的个人也能很容易地参与到制造业之中——这样将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当然，制造业进入门槛的降低，也意味着一些意想不到的企业或个人将参与到制造业，从而有可能对商业模式造成更大的变化。
    还有一些基本性问题，如当前我国工业化和信息化两化融合的必要性、紧迫性、艰巨性以及推动深度融合的方向、重点、路径、方法等，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之间仍然存在不同认识。对于类似的重大情况变化和基本性问题，它们的意义和影响，都亟待“新产业政策”来引领行业、企业的转型发展。
    “新产业政策”应对“新人才培养”进行“新挖掘”。在政策制定上，政府机构应“先知先觉”。但是，许多政策制定者没有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工作经历，不懂技术和流程。尤其是，目前是一个跨界的年代，新工业革命融合了机械、自动化、电气等“硬件”，还包括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等“软件”。这样一来，未来的行业主管部门领导干部既需要有宏观视野，懂产业、懂经济，还需要有微观经验，懂技术，懂生产，甚至还需要有国际视野，精通外语，这样才能够第一时间把握前沿趋势，推出“新产业政策”，把握新工业革命机遇。也就是，就政府主管机构而言，只有具备这种跨专业、跨领域、跨学科的人才，才能胜任新工业革命背景下的行业管理工作。但是，这种跨界人才的招募和培养谈何容易？这恐怕也是未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挑战——在跨界时代，没有跨界人才来领军，如何制定“新产业政策”呢？所以，就政府机构领导干部人才储备而言，亟待一种新的人才培养方式，要将引进与培养相结合，积极挖掘招募跨界人才，充实高端跨界人才的储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