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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摘要：近10年来，受经济增长速度减缓等因素的影响，全球能源需求放缓，但能源结构却在加快调整，在需求放缓和结构调整中，中国和美国都起到了重要作用。美国能源转向天然气，能源自给率上升，美国将通过石油美元加强对全球能源转型的影响，为了维持其能源地位，美国也许成为影响世界能源最终向可再生能源转型的阻力。英国与德国等欧洲国家虽然是低碳经济和能源转型的发源国，但是其经济体量和能源规模小，对全球能源转型的推动力有限。中国结束以煤为主的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的发展，中国能源转型的方向对全球的影响将是引领性的。能源转型会造成能源安全风险的演化，主要表现在非传统安全问题上，但同时也会促进能源合作，气候变化问题和网络安全问题将增加能源合作的基础。能源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定中国新时代的能源安全战略要有新的思路。用国家总体安全观解决好能源安全问题，用战略思维处理国际能源关系，用系统思维处理新能源与传统能源的关系，用底线思维考虑能源安全战略措施。
关键词：能源安全；能源转型；能源安全观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政策研究重点支持项目《中国能源监管体系与监管政策研究》（编号：71742001）
近10年来，世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其不仅表现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力量的对比，而且也表现为以应对气候变化为指向的能源转型和新能源技术创新带动的新能源产业发展，这些正在成为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的重要因素。本文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分析了世界能源发展的趋势及能源转型的动力，能源转型对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影响，以及能源安全风险的演化，提出了我国应对能源安全问题的思路与应对措施。
1. 世界能源发展趋势及能源转型的动力
1.1 世界能源结构在供给与需求减速的条件下加快调整
受全球经济增速下滑的影响，世界能源需求总量增长持续放缓，并有加速放缓的趋势。2005年至2015年全球一次能源消费年均增速为1.8%，2016年增速只有1%。其中，美国能源消费量负增长，2005—2015年均增速为-0.3%，2016年为-0.4%。中国能源消费虽然保持增长，但增速却大幅下降，2005—2015年均增速为5.3%，2016年降到1.3%。中国和美国两国能源消费量占全球的40.1%，中美两国能源需求的减缓对全球能源增速放缓具有重要影响。受需求影响，全球能源供应出现不同程度的宽松和过剩，2016年，石油供应增速也低于近10年的平均值，全球煤炭消费减少5300万toe，同比下降1.7%。截至2017年7月底，我国共退出煤炭产能1.28亿t。在需求放缓过程中，全球能源结构正在向清洁化方向发展。全球天然气生产与消费呈现双增长格局，其次是可再生能源。2016年，天然气在全球能源消费量中的占比达到23%，商业可再生能源的占比达到3%。其中，美国和中国分别发挥了重要作用，2005—2015年，美国天然气年均增长了4.1%，消费增长2.2%，中国天然气消费增长了15%。可再生能源规模虽然不大，但发展速度快，占比实现了翻番。中国在非水可再生能源和燃料方面的投资排名居世界第一位，达到783亿美元，可再生能源装机总量达564GW，居世界首位，其中，风电和太阳能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也均居世界首位。
1.2 美国能源独立提升了油气自给率，但也会改变石油美元的地位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石油消费国，其石油消费占世界石油消费总量的20.3%。近年来，在“能源独立”指引下，美国的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得到长足的进展。根据BP统计数据，2006年到2015年，美国石油探明储量增长了63.3%，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美国在页岩油气等新技术的大规模应用支撑下，油气产量稳步上升，石油产量年均增长达到6.3%，比中东国家平均高出4.7个百分点。美国石油产量占全球的12.4%，仅比全球最大的产油国沙特低1个百分点，与俄罗斯相当。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产量占全球的21.1%，比位居第二位的俄罗斯高出4.8个百分点，从2006年到2016年，美国石油产量在全球的占比从7.7%提高到12.4%，天然气产量从18.2%提高到21.1%。若保持这个速度增长，美国将在2025年左右超过中东成为最大的油气供应区。这就意味着世界油气生产将出现由中东为主向由西半球美国为主的北美地区的转变格局，石油供需格局将发生中心重合的局面。目前，美国的天然气生产已基本完全满足本国需要，其消费在全球的占比与生产占比基本相当。美国油气产量的增长是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美国能源的“独立”使得美国的战略重心有所调整，由此美国与其他油气供应国的贸易伙伴关系会受到影响，贸易的减少最终将会动摇石油美元的地位。从这点上看，未来美国的能源战略重点是控制美元走势，通过控制美元汇率在维持油气控制的基础上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近年来，在美国的影响下，世界气体能源发展有所加快。气体能源虽然相对清洁，但也是化石能源，由液体能源转向气体能源是不彻底的能源转型，只会在短期内推动世界能源转型。从长远来看，美国有可能因要维持气体能源的地位而成为阻碍世界能源彻底转型的国家。在这一点上，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协定》的行为已显露其端倪。
1.3 以英德为首的欧洲国家率先进行能源转型，但由于经济规模小而对世界能源转型的推力不足
20世纪末，英国就领先于其他国家，提出发展低碳经济。德国紧随其后，并在本国能源转型上迈出了一大步。2015年，德国可再生能源在一次能源中的占比达到13.8%左右，英国达到11.3%左右。北欧一些国家，如丹麦、芬兰、挪威等国，清洁能源消费占比已达到50%以上，大大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但是，由于这些国家经济规模和能源生产与消费总量均较小，对全球能源转型的带动力有限。根据BP数据，欧洲及欧亚大陆国家能源消费总量占全球能源消费量的21.6%，其中英国和德国分别只占1.4%和2.4%。从经济规模来看，英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4.5%，德国占5.4%。欧洲国家在输出低碳发展和能源转型理念以及可再生能源利用技术方面发挥了一定的重要作用，尽管这些国家制订了宏伟目标，到2050年，可再生能源在终端能源消费中占比将达到60%，可再生能源在电力消费中占比将达到80%甚至是100%，但全球能源转型还要看美国与中国这两个经济大国和能源大国。
图1 1965—2015年英国分品种能源消费量
图2 1965—2015年德国分品种能源消费量
1.4 中国结束了以煤为基础的能源高速增长，巨大的经济总量决定了中国对世界能源转型的引领作用
在改革开放的几十年中，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主要是依靠本国能源供给实现的，这是近代以来，一个大国能够和平崛起的重要原因。煤炭工业的发展对稳定中国能源供应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中国、俄罗斯、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资源国，美国和中国煤炭探明储量分别占全球的22.1%和21.4%，俄罗斯、澳大利亚分别占全球的14.1%和12.7%。但煤炭产量和消费量高度集中在中国，这两项在全球的占比分别达到46.1%和50.6%。中国是世界的煤炭生产和消费中心。近年来，世界新增能源需求主要源于中国等发展中经济体。中国经济规模总量居世界第二位，经济增速持续保持世界第一。中国对世界能源转型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未来发展中，将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实现供需动态平衡。在发展方式上，要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推进能源生产和能源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推动绿色发展。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为我国指明了能源转型的方向。近年来，中国油气进口量不断增长，2016年中国进口石油量增速为10.6%，占世界总进口量的比重为14.1%，原油对外依存度高达65.4%。2016年，中国进口天然气721亿m3，占总消费量的比重高达35%。中国没有油气资源优势，若转向油气，有可能受制于美国和其他油气供应国。因此，从国家能源安全的角度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能源转型的最理想方案是集中力量发展清洁可再生能源，石油和天然气只能是在短期内作为替代煤炭的过渡选择。
图3 中美两国石油进口来源地中长期比较
数据来源：《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6》
2. 能源转型促进能源安全风险的转化
从历史上看，经济强国必然也是能源强国，如英国煤炭资源的开发支撑了英国的崛起，油气资源的开发又支撑美国取代了英国成为世界强国；但是在世界强国交替过程中，也有另一个类型，就是能效强国。日本虽然没有资源优势，但由于其能源利用效率技术发展，使其也进入世界强国之列。这些国家的能源优势塑造了其工业生产体系及其优势产业。然而，以可再生能源为方向的能源转型，对全球能源体系的影响是革命性的。新能源技术发展及应用不仅改变传统化石能源生产体系，也将改变传统的工业生产体系及其相应的社会体系，影响世界经济竞争力的对比。在新一轮的产业革命中，能源经济再次发挥其基础经济的作用。能源安全的风险及其特性将随着能源供给方式的改变而改变。“基础经济”的含义是指我们的社会形态将取决于那些基础设施的特征以及其所能提供的服务。美国著名未来学家认为，“能源机制塑造了世界文明的本质，决定了文明的组织结构，商业和贸易的分配，政治力量的作用形式，指导社会关系的形成和发展”。19世纪，以煤炭为动力的能源革命，造就了英国、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率先崛起；20世纪，以油气为主的能源革命，成就了美国、日本等取代欧洲国家成为世界经济大国。
当前，全球非化石能源消费将保持较高的增长，在现有政策情景下，预计到205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将达23%左右，在强约束情景下，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将达到45%甚至更高[1]。新能源发展也必将会改变世界能源安全的核心因素和力量分布，能源安全的地缘政治格局有可能因此发生重大改变。煤炭与油气资源丰富的国家可能由于温室气体减排而失去资源竞争优势，一些核心国家可能因新能源发展滞后而在新一轮的全球经济格局中沦为边缘地区。拥有新能源技术的国家将获得新的资源竞争优势，并成为影响未来世界能源供应的核心国。新能源的发展也会终结石油美元，从而使得世界经济结束对石油的竞争，多元的能源供应将为多极的世界奠定基础，由于可再生能源存在的普遍性远远超过了化石能源，使得各国能源自给率会大大地提升。“决定未来大国之间互动水平的就是能源、环境和气候的管理和消费方式，如何立身期间发展创新的作用取决于中国对能源权力的正确把握。可以预见的是，一个把持住能源利用的国家，才可能有稳定的后方环境发展经济”[2]。
新技术革命引发的“制造业数字化，能源网络化，电力分散化”，不仅引发全球性市场与技术要素分配的变革，更使得能源安全将逐步以非传统安全为主。能源风险更多地是与技术风险、商务风险等融合在一起。其原因为：一是化石能源由于需求下降，供给不足的传统安全风险大大下降；二是新能源系统的建立，将使能源供给的自给率增长，新能源网络安全和系统安全问题上升。能源的网络化、可再生性，使得传统的“资源为王”能源安全思维正在向系统安全思维转变。所谓系统化安全思维就是将所有关于有形资产与无形资产、所有协同调和和非协同调和的部分都纳入考虑范围，例如，通信、移动通信、商业、能源、健康、金融、教育、环境影响、技术安全性，甚至包括国际关系者都要考虑在内。根据能源发展形势与能源安全问题性质的演变，能源安全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一是能源安全1.0阶段，即普通战争时期的安全问题；二是能源安全2.0阶段，是指冷战时期的安全问题，虽然没有战争但并不安全；三是能源安全3.0阶段，指分散式安全问题和全球可持续安全问题。能源安全1.0和2.0的风险点主要在石油和天然气安全方面，能源安全3.0阶段，风险点主要源于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增长，电力稳定供应安全问题逐步浮现，随着工业生产的智能化、能源系统的数字化和网络化，现代能源系统与国民经济生产与消费部门形成一个“物理—网络”系统，特别是工业自动控制系统的广泛应用，逐渐成为了能源系统的控制中枢和核心，黑客一旦入侵并控制这些设备，理论上就可以控制能源系统并“为所欲为”：随意开关各种开关、阀门，改变设备运行状态，调整预警系统设置等，从而导致能源供应中断或爆炸、起火等物理破坏。
气候变化问题引致非传统能源安全问题，但另一方面，有利于促进能源安全思维模式的转变和能源合作。气候变化由1903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斯凡特?阿伦纽斯于1896年列入学术议程，于1994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框架公约正式生效。气候变化谈判的进展表明对气候变化的认识已从科学界转向政界和经济界。巴黎气候变化大会提出的目标是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之内而努力。若要实现2040年1.5℃的温升控制目标，2040年就要实现零排放。然而，温室气体减排的效果来自于合作与共同减排。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至少需要贸易伙伴的共同行动才能使减排顺利进行，因为单边气候政策的成本是非常高的，这就促使能源安全问题的思维方式从以自我防御为主向以主动消除风险的思维方式转变。以自我防御为主的思维方式是以满足本国自身能源需要为目标，主要是考虑以合理的价格获得稳定的能源供应，建立能源战略储备以应不时之需，等等。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各国对能源价格和能源储备成本的承受力存在很大的差异，从而缺乏合作的经济基础。以减排为目标的能源安全模式需要采取主动消除风险的安全思维方式。它从能源安全起因与性质的角度理解安全问题，一方面，从能源消费过多引起的安全外部性问题入手，加强需求管控和提高能效；另一方面，着眼于未来，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角度，从谋求自身安全转向全球安全，为能源安全的合作创造了需求，也为能源安全合作找到了共同点和道义的制高点。国际能源署认为，当前国家自主减排贡献的总和与协定目标的实现距离尚远。采取行动迫在眉睫，必须以可量化的集体政策行动，加快能源转型的变革速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要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3. 以总体国家安全观谋划我国能源安全战略
能源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定中国新时代的能源安全战略要有新的思路，概括起来，就是用国家总体安全观解决好能源安全问题，用战略思维处理国际能源关系，用系统思维处理新能源与传统能源的关系，用底线思维考虑能源安全战略措施。
2014年4月15日，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根据国家安全形势变化的特点与趋势，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包括“五大要素和五大关系”，五大要素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政治安全为根本，经济安全为基础，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国际安全为依托。五大关系是：既要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要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要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要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与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在新形势下捍卫国家安全的基本指引与方略，是对国家安全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是新形势下指导国家安全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
3.1 以总体国家安全观谋划能源安全战略
为我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支撑保障是国家能源安全的根本要求。按照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要求，能源安全战略应处理好近期安全与远期安全、数量安全与质量安全、全局安全与局部安全，总量安全与品种安全，绝对安全与相对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国家安全与全球安全等多种关系。我国当前能源安全状况是：能源供应总量安全，但不同能源品种出现区域性、结构性的供需失衡。天然气需求快速增加，季节性供需矛盾突出。煤炭市场供需偏紧，局部地区出现供应短缺。原油对外依存度有所上升，但对中东地区的依赖逐渐减弱。电力消费增速企稳回升，但煤电产能过剩问题依然严峻，新能源发电依然存在着利用不充分的问题。相对于其他主要能源消费国相比，我国的能源安全总体状况相对较差，能源安全指数仅高于印度。其主要原因是能源自给率逐年下降，能源供应仍然以煤炭为主，生态环境恶化严重。能源储备不足，能源价格缺乏国际话语权。短期应对风险的能力相对不足。环境、效率、政府管理和国际化水平的安全状态也处于较低的等级。
3.2 以战略思维处理好能源安全国际关系
据我们分析和测算，我国近期能源安全风险仍集中以传统安全问题为主，风险主要来源于外部，地缘政治变动是影响传统安全的主要因素。非传统安全问题在2030年之后会比较突出，但近期风险主要来源于内部，自身能力不足是风险的主要原因。为此，我国在继续加强国内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的同时，要进一步加强与油气输出国的经贸与外交关系，分散进口渠道。一是加强与俄罗斯、沙特等油气输出国的关系，在能源合作的基础上，形成多层次的产业合作；强化与北美地区的能源联系，扩大能源投资，在经济可行的条件下，从北美进口油气。与东南亚等周边国家强化能源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扩大电力贸易。继续扩大在非洲国家的能源投资，并以能源投资与基础设施的建设带动其他产业走出去，采用实施就地生产与就地消费的模式，不追求国内生产总值，但要追求国民生产总值。
3.3 以系统思维做好能源转型，促进新旧能源产业的接替和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的建立
要通过由电动车替代燃油车等机电系统调整，控制国内煤炭和油气需求的增长，努力降低油气需求。通过财税金融、价格引导、宣传教育等综合手段，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产业，扩大可再生能源市场。加强新能源技术研发投入，加强与新能源利用相匹配的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强化能源系统抗击风险的能力，做好新能源利用与产品动力系统设计的协调，新能源利用与房屋构造、城市建设规划以及产业布局的协调。
3.4 以底线思维做好能源安全保障
自2008年以来，全球经济一直处于调整恢复阶段，全球一次能源消费增速逐步放缓。有预测分析，2035年全球化石能源消费达到顶峰，到2045年后能源消费增速将处于停滞。在经济增速减缓、产业结构变化影响以及节能减排措施的影响下，中国能源消费增速也开始减缓，预期2020年前后，年均增速将降至约3%。中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在2030年至2035年期间达到峰值，化石能源消费2025年后增长基本停滞。从长期趋势来看，我国与全球能源供需关系由偏紧转向偏松，但从近期来看，局部的短缺和供给不足依然存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两点论’，一分为二看问题，既要看到国际国内形势中有利的一面，也看到不利的一面，从坏处着想，做最充分的准备，争取较好的结果。”底线思维注重的是对危机、风险的防范，侧重于防范负面因素、堵塞管理漏洞，注重人为因素，避免因政策、措施、管理的疏忽等人为因素带来的破坏。在能源安全方面，我国要根据油气需求变化的特点，加紧建立油气的调峰储备，做好战略储备。在资源勘探、开采、加工、收储、贸易等具体环节采用相应的资源政策、产业政策、贸易政策、环保政策、财税政策体系，以确保在能源转型过程中的能源安全。完善能源、资源的价格形成机制是保证能源安全和稀有矿产资源安全的根本性措施，也是形成合理的战略储备的基础，因此要加快市场机制建设，做好能源安全保障。
参考文献：
[1] 中国石油技术经济研究院.2050年世界与中国能源展望[Z].
[2] 陈柳钦.钦点能源（二）[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
[3] 菲利普?赛比耶-洛佩兹.石油地缘政治[M].北京：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4] 史丹.全球能源格局变化及对中国能源安全的挑战[J].中外能源，20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