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新区是解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钥匙

    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2015年4月30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规划纲要》实施近两年来，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力推进，但同时也要看到，京津冀三地之间的产业协同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北京、天津与河北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距。2016年，北京人均GDP分别为11.47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52530元，比上年增长8.4%；天津人均GDP11.56万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074元，增长8.9%；河北人均GDP 4.26万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249元，比上年增长8.0%，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919元，增长7.9%。北京、天津的人均GDP相当于河北的接近3倍。
    按照区域间产业分工理论，经济发展梯度的存在有利于要素流动，从而在存在发展梯度的国家和地区之间形成分工关系，经济欠发达地区通过承接经济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带动经济的发展。例如，在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由于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丰富、工资水平低，形成了低成本的大规模制造优势，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纷纷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环节离岸外包到中国，使中国成为世界制造基地。就区域而言，产业梯度的存在有利于要素流动，促进区域内的错位发展和建立产业链的互补联系，如果能真正实现这一点，则有助于打造高效分工协作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形成强大的区域产业竞争力。北京、天津与河北之间无论是在经济发展水平、收入和消费水平还是产业结构方面均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存在着区域分工的天然条件。但事实却是，北京、天津拥有丰富的创新资源，但是这些创新成果基本都越过河北到全国其他地区进行产业转化，河北并没有享受到京津多少辐射带动，处于“守着金山讨饭吃”的窘境。
    许多人认为，地区间行业结构差异大比较好，因为这样各个地区之间可以发挥专业化优势，避免重复建设、恶性竞争。但是这种认识是非常似是而非的。在无论中外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中只有三十个左右的二位数行业，且在中国这样的大国，每一个省就是一个很大的经济体，一般都有着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大类产业（如二位数产业）相比，细分产业（如四位数产业）内部的投入-产出关系要紧密得多。因此，如果地区之间的二位数行业差异大，就意味着地区之间的同一产业内部难以形成良好的产业内分工或产业链分工关系。因此，所谓地区间行业结构差异大好，对于细分行业（如四位数）或产品是合适的，但是对于大类行业（如二位数行业）反而阻碍了地区间的分工协作。京津冀三地规模前十位的制造业行业存在较大的差异，排序更是有非常大的不同。如北京产业以汽车、IT、装备、医药等为主，天津以黑色金属、IT、汽车、石化、化工、装备等为主，而河北产业主要是黑色金属、石化、化工、金属制品、非金属等为主。
    长期以来，京津冀三地之间的经济联系松散，各自为战，缺乏分工协作特别是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联系。由于缺乏承接高端制造业的配套能力，河北只能承接首钢、北京焦化厂等京津转移出来的重工业以及商业批发等低端产业，从而错失了产业升级的机遇，甚至形成了一条“环京津贫困带”。与长三角地区相比，京津冀地区之间缺乏产业内部的分工联系、没有形成区域产业链、价值链是河北产业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要实现京津冀产业协同，河北的产业结构必须向京津靠拢，即在北京、河北的产业链上下游形成分工配套关系，这也就意味着河北必须有相应产业的配套企业集聚，形成较为完善的配套体系。但现实却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的残酷现实。即使长三角、珠三角由于成本上涨，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出，也多是转向中部、西部地区以及周边低成本国家，很少向河北转移。在这种情况下，要在河北建立较为完善的与京津形成协同的产业配套体系，就需要有非常之策。
    雄安新区的设立有利于从几个方面打破河北与北京、天津产业无法衔接的困境。第一，雄安新区被确定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作为国家的重大战略，会吸引各种高端生产要素的聚集。第二，雄安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集中承载区，将会承载不适合在北京发展的一些产业和产业链环节，从而可以自然的与北京形成产业联系。第三，雄安新区将以高端高新产业发展为重点，将吸纳和集聚北京的大学、科研院所等创新要素资源，增强河北内生的创新能力，提升要素供给质量。第四，雄安新区也将是体制机制改革的创新特区，新的体制、机制，特殊的优惠政策，将会吸引一批企业投资。第五，雄安新区定位为“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的生态城市”，，因此将会以研发创新、小试中试和母工厂为重点，而不会发展大规模的加工制造业，这些后续产业通过在河北其他地区的落地，带动河北产业配套体系的逐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