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后期中国经济面临的趋势性变化与风险

    摘要：2010年以后中国进入工业化后期，这个时期也正是步入经济增长新常态的过程。这个过程出现了一些趋势性的变化，在把握和顺应这些趋势的同时我们也面临着相应的风险，需要高度重视和加以防范，这些风险包括：顺应经济增速放缓的趋势性变化，但不能放任增速下滑出合理的区间，要防范“经济失速”风险；在认识到并顺应经济服务化趋势的同时，必须防范“制造业空心化”的风险；顺应产业结构高级化趋势，但要避免“技术升级陷阱”；推进“两化”融合趋势，直面“新工业革命”带来的竞争风险；顺应去产能化趋势要求，同时化解由于去产能化而产生的债务风险；顺应供给要素集约化趋势，但要充分认识到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困难；积极推进向功能化产业政策主导转变，但要避免功能性产业政策的失效风险；顺应我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趋势，化解来自于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双端挤压”风险。
    关键词：工业化后期  新常态  趋势性变化  经济风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有赖于成功地推进了工业化进程。工业化理论认为，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可以划分为前工业化、工业化前期、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阶段，每个阶段转换都伴随着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变化。我们的长期跟踪评价表明，2010年中国的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已经达到66，这意味着2010年以后中国将进入到工业化后期（陈佳贵，黄群慧等，2012）。在整个工业化初中期，中国工业化进程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人口众多的大国工业化、长期快速推进的工业化、低成本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区域发展极不平衡的工业化（黄群慧，2013）。但近几年，在进入工业化后期，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的特征正在发生改变，正在从高速、低成本、出口导向、不平衡的发展“旧常态”向中高速、基于创新的差异化、内外需协调和区域平衡的发展“新常态”的转变。这个转变能否实现，事关我国能否顺利走完工业化后期阶段，最终实现工业化。本文试图分析工业化后期阶段中国经济面临的趋势性变化与风险，把握了这些趋势性的变化，认识存在的相应风险，才会对我国工业化后期经济发展特征有深刻的认识，进而有助于制定科学的工业化战略和经济政策。
    一、经济增速放缓趋势与“经济失速”风险
    2001年到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年均为10.4%，而2012年和2013年，中国经济全年增速均为7.7%，2012年到2014年上半年，各个季度的经济增长率都在7%~8%之间。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4）预测2014年经济增长率为7.4%，未来5年增长率预期为6.4%~7.8%；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长期增长”课题组预测2014年经济增长为7.5%，2015年为7.3%，未来十年平均增速为6.5%（刘世锦，2014）。同样，改革开放以来，工业经济维持了高速增长，然而三年来却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趋势，2012年和2013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速仅仅为10%和9.7%，比2011年分别下降了3.9和4.2个百分点，且2014年1-11月份进一步下滑到8.3%。我们预计2014年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速将维持在8.3%左右，比2013年下降1.4个百分点。因此，连续三年经济增速已表现出明显的放缓趋势。
    经济增速放缓之所以成为一个趋势性的变化，而不是一个周期性的短期下降、将来会“V”型反弹，理论界给出了基本判断是我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了，我国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原因，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人口红利视角的解释（蔡昉，2013）。基于人口红利理论，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高速增长多年，主要来自于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人口抚养比下降相关的人口红利，由于在2004年出现了以民工荒和工资上涨为标志的“刘易斯转折点”，在2010年劳动人口达到峰值出现负增长，人口红利消失了，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将是必然的，经济发展阶段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另外还有解释认为，中国经济进入了结构性减速阶段，正处于由投资驱动工业化高增长向效率驱动城市化稳速增长过渡的阶段（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3）。而有的学者则认为我国进入了增长平台转换期，现在经济增速下降不是同一平台的短期波动，而是不同增长平台的转换（刘世锦，2013）。从工业化进程看，各国历史经验表明，工业化后期与工业化中期相比，一个重要的经济发展特征变化是在工业化中期由于依靠高投资、重化工业主导发展而支撑的经济高速增长将难以为继，工业化后期由于主导产业的转换、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经济增速将会自然回落（黄群慧，2014）。
    既然经济增速放缓是一种趋势性变化，宏观调控的目标主要就不是依靠反周期刺激保持高增速，而是要顺应这种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容忍经济增速下滑出合理的区间，对“经济失速”风险不加防范。必须要坚持“底线思维”，以潜在产出增长率为基础确定一个宏观调控的合理增速区间，通过系统的工具保证经济在这个合理增速区间运行，通过货币政策对短期需求发挥调节作用，在提高经济下行容忍度、增加经济韧性同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和财政危机的底线。虽然说不强刺激，但经济发展中，需要使用降息或降准等货币政策工具时也要及时使用（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形势课题组，2015）。实际上，从高速“旧常态”走向中高速“新常态”的过程，就是从一个稳定均衡走向另一个稳定均衡的过程，这个过程往往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会出现波动与跳跃，会有所谓的“突变”、“混乱”或“危机”。而“底线思维”的核心就是要避免或者妥善处理新旧均衡状态转换过程中的“突变”、“混乱”或者“危机”，从而保证经济在不“失速”的前提下顺利走向“新常态”。
    二、经济服务化趋势与“制造业空心化”风险
    伴随着2011年以来经济增速放缓，中国经济服务化的趋势十分明显。到2013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例达到了46.1%，而工业增加值占比为43.9%，服务业占比首次超过了工业，成为最大占比产业。无论是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看，还是从产业结构高级化趋势看，2013年服务业产值比例首次超越工业产值比例，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转折点。2014年上半年经济增长速度为8%，高于第二产业7.4%的增长速度，服务业占GDP的比重继续上升达到46.6%，从统计上看服务业成为了供给的主要驱动力。长期以来，大力发展服务业、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一直是我国产业政策的激励导向和发展战略的目标方向，2013年服务业产值比例超过工业产值比例，这既在一定程度表明了我国经济政策的有效性，也成为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可以预见这种趋势日后还会更加明显。
    但是，在清楚认识到并顺应经济服务化的趋势同时，我们还必须防范“制造业空心化”的风险。虽然我国还没有趋势意义上的制造业向外转移，但当前由于可持续发展的诉求日益强烈以及弥漫着一些工业和服务业关系的错误认识，一味强调大力发展服务经济，也加重了这种“制造业空心化”风险。因此防范“制造业空心化”，关键是不能因为经济服务化的趋势而看低制造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我们必须认识到以下几点：第一，统计意义的三次产业分类及其数据，扭曲了一个经济体的最终产出的真实情况，由于工业生产具有“迂回生产”的特性，本属于工业生产过程的中间产出，都被统计为服务业了，这意味着采用三次产业产值比例来判断是否处于主导地位，是一种统计意义的方法，直观简便但并不全面。第二，从一个经济体的能力角度看，虽然制造业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不断下降，但制造业本身所蕴含的生产能力和知识积累却是关系一国经济长期发展绩效的关键（Hausmann& Hidalgo，2011）。第三，从工业和技术创新的关系看，工业特别是制造业不仅是技术创新的主要来源，而且还是技术创新的使用者和传播者。20世纪末期美国的“新经济”之所以破灭，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信息技术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在制造业广泛的使用，只是更多的停留在“技术革命”而非“工业革命”层面。Pisano&Shih(2012) 用产业公地（industrial commons）概念分析了制造业对创新的支撑作用，认为制造业构成了一个国家和地区创新能力的重要基础，是创新生态系统中的核心环节之一，创新只有在研发部门与制造部门频繁地沟通和互动中才能顺利实现。美国过去大规模的离岸外包和“制造业空心化”损害了本国创新能力、破坏了创新生态系统，进而埋下了金融危机的根源。第四，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低速增长特征以及我国服务业的低效率显著制约了服务业对经济发展支撑作用的进一步发挥。Baumol（1967）的“服务业成本病”理论在我国有一定的适用性。不仅如此，另外的一份研究表明，中国贸易部门(主要是工业部门)与非贸易部门（主要是服务业部门）的TFP增长率之比为2.04，而美国为1.47，日本为1.17，欧盟为1.0（陈昌盛、何建武，2014），这意味着我国要从工业主导的经济转向服务业主导的经济，将会面临更大的效率损失。如果我国过快推进经济从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变，将面临劳动生产率加剧衰退的情况，效率失衡问题将变得十分严重，经济运行风险将陡然上升，甚至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第五，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是我国服务业发展的战略重点。一方面，推进我国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有极大的牵引需求，进而有利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有利于引领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提升，有利于我国制造复杂产品能力的提升，有利于制造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因此，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我国应该以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为战略重点，推进工业和服务业的协调发展。
    总之，虽然2013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中服务业产值比例超过工业，但工业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地位没有变化。当前我国服务业还无法完全替代工业成为经济的主导力量，我国服务业发展战略的重点应是围绕“做强工业”而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三、产业结构高级化趋势与“技术升级陷阱”风险
    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中国产业结构也在日趋高级化。从工业产业内部结构变化看，高加工度化和技术密集化趋势明显，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迅速。在整体工业增速下滑的背景下，工业中的原材料行业、装备制造业和消费品行业中，装备制造业增长迅速，居三大行业之首。2014年1-10月份制造业仍维持了9.5%的增速，而采矿业，以及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却仅仅维持了4.8%和3.1%的增速。从具体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增速一直高于工业平均增速，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制药、新能源汽车等行业发展尤为迅速。2014年1-10月份期间，我国增长最快的10个行业分别是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汽车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业，这些行业都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速，这反映我国产业结构向清洁化、高加工度化和技术密集化的高级化方向发展的趋势。
    工业化后期，相比之前从劳动密集型产业主导向资本密集型产业主导转换，工业结构资本密集型主导向技术密集型主导转型升级面临着更大的困难，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长期依赖低成本要素和技术引进，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形成制度惯性和路径依赖，无法实现这个转型升级过程，在较长时间内难以实现制造技术从中低端向高端、从模仿创新向自主创新、从产品创新向工艺创新的突破，导致经济长期徘徊不前。对应于“中等收入陷阱”，可以认为这是“技术升级陷阱”，（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2014）。实际上，这些年我国在科技创新投入上大幅度增长，2013年R＆D投入占GDP比重达到2．09％，居发展中国家首位，超过了部分高收入国家水平；我国研发人员规模已达360万人年，居世界第一；中国也在一系列关键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但是，目前我国创新能力还有待加强，整体上还未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尤其是核心技术自主性很差，中国的纺织机械、高端机床、高速胶印机、集成芯片制造设备和光纤设备制造设备产品进口分别达到70%、75%、75%、85%和100%。当前，制约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的关键主要已不是科技创新投入少的问题，而是我国科技创新体制机制还有许多方面亟待完善，严重影响到了科技创新投入的产出效果，造成科技创新效率低下。当今时代的科技创新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创新效率取决于复杂的创新生态系统的运行效率。国际上创新活动的竞争，不仅仅是一个企业、或者一个产业的竞争，而是一个创新生态系统的竞争。因此，加大体制机制改革，完善创新生态系统，是我国未来能否摆脱“技术升级陷阱”的关键。这里的体制机制改革，不仅仅包括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还涉及到整个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包括政府管理体制、货币金融制度、财税制度、土地制度、干部考核制度、产权保护制度、文化体制等各个方面的改革。必须强调的是，避免“技术升级陷阱”，需要的是整个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和完善，需要的是全方位的锲而不舍的努力。
    四、“两化融合”趋势与“新工业革命”风险
    自2003年以来，中国一直推行努力推行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两化融合”的新型工业化战略，这些年在“两化融合”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对中国快速的工业化进程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从世界范围看，中国在进入工业化后期以后，其工业化又与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叠加。以重振制造业和大力发展实体经济为核心的“再工业化”战略，并不是简单地提高制造业产值比例，而是通过现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制造与服务的融合来提升复杂产品的制造能力以及制造业快速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看，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的核心内涵也是“两化融合”，通过“两化融合”使得制造业重新获得竞争优势。虽然制造业信息化趋势的源头可以追溯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但金融危机后，随着对制造业发展的重视，美国提出《制造业行动计划》，德国提出工业4.0计划，欧洲提出《未来工厂计划》，等等，于是，制造业信息化成为世界工业化进程的重要趋势。制造业信息化表现为人工智能、数字制造、工业机器人等基础制造技术和可重构制造、3D打印等新兴生产系统的技术突破和广泛应用，这也构成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主要内容。但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不能仅仅理解为由3D打印、工业机器人等个别新的制造技术和设备的出现和应用引起的突变，实质是一个由信息技术创新引发的内涵丰富的、多层次的、已经发生突破但仍处于演进中的工业系统变革。虽然这场变革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但并不意味着是一夜来临的，实际上1954年5月24日第一台晶体管电子计算机诞生，现在已经有60年的历史。但是现在提出“第三次工业革命”是合适的，主要是因为信息技术的发展及成本大幅度降低，使信息技术在工业生产制造中得到大规模使用并引起了制造范式的革命性的变化。
    “第三次工业革命”成为世界工业化进程中突出的新趋势，这种趋势对我国工业化进程形成了直面的竞争关系，可能会形成冲击和挑战(黄群慧、贺俊，2013)。一方面，进一步弱化我国的要素成本优势，我国必须推进低成本工业化战略转型。“第三次工业革命”加速推进了先进制造技术应用，必然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劳动在工业总投入中的比重，我国的比较成本优势则可能会加速弱化。另一方面，对我国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形成抑制。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提升了制造环节的价值创造能力，使得制造环节在产业价值链上的战略地位将变得与研发和营销同等重要，过去描述价值链各环节价值创造能力差异的“微笑曲线”有可能变成“沉默曲线”、甚至“悲伤曲线”。发达工业国家不仅可以通过发展工业机器人、高端数控机床、柔性制造系统等现代装备制造业来控制新的产业制高点，而且可以通过运用现代制造技术和制造系统装备传统产业来提高传统产业的生产效率，因而，“第三次工业革命”为发达工业国家重塑制造业和实体经济优势提供了机遇，曾经为寻找更低成本要素而从发达国家转出的生产活动有可能向发达国家回溯，导致制造业重心再次向发达国家偏移，传统“雁阵理论”所预言的后发国家产业赶超路径可能被封堵。这些挑战和冲击，对我国在工业化后期加速推进更高层次的“两化融合”提出了新的要求。
    五、去产能化趋势与经济债务风险
    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产能过剩问题日益突出。中国由于目前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试图等待经济形势复苏后依靠快速经济增长来化解产能过剩已几无可能。我国进入了工业化后期，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工业经济大国，有20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首位，接下来的任务是由工业大国到工业强国。在从大到强转变的过程中，产能过剩从以前相对过剩转为现实的绝对过剩，也就是说，以前周期性产业过剩后来都可以慢慢通过长期需求消化掉，但到工业化后期以后，许多产业的年度需求峰值已经达到，不可能有长期需求把峰值吸收掉了。例如煤炭行业，有研究预计我国煤炭消费总量的峰值应在2015年，到2017年原煤消费总量会降低到35亿吨左右，而我国目前生产和在建产能为55亿吨，产能绝对过剩问题十分突出；又如钢铁行业，有研究表明，发达国家均在完成工业化进程之后达到国内钢铁消费峰值，除了日本和德国以外，大多数国家平均为0.6吨/人左右，如果按照2013年7.8亿吨的粗钢产量测算，我国人均粗钢消费量已接近0.6吨，逼近了发达国家钢铁消费峰值，我国钢铁消费已接近饱和水平，这意味着内需层面很难实现爆发式增长以在短期内消化2亿吨左右的过剩产能（黄群慧，2014）。产能过剩的矛盾如果得不到化解，在微观层面，会出现恶性价格竞争，企业效益大幅下滑，大量企业破产，员工失业等现象，在宏观层面，会导致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系统性经济风险加剧，有可能进一步产生经济危机，从而影响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因此，一方面产能过剩已经无法通过周期需求逐步化解，另一方面产能过剩对微观和宏观经济影响巨大，因此政府必须出面治理产能过剩。政府先后出台了《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发〔2009〕38号）、《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3〕41号）等一系列治理产能过剩的政策，从这个意义说，宏观经济进入“去产能化”时代。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不同，我国的产能过剩问题有市场自身供求关系变化引起的经济周期波动方面的原因，有工业化阶段方面的原因，但更为关键的是经济体制与发展方式的原因。由于产能过剩的严重性、原因的复杂性和发展方式转变任务的长期性，这种去产能化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去产能化趋势还将持续较长时间。
    由于去产能加大了整个经济的债务风险，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并有效防范。在去产能化过程中，一些企业因自身经营不善会关闭破产，一些企业会因生产能力落后被要求淘汰。这就造成产能过剩行业的债务风险存在向其他行业传导的可能：一是对供应商应收货款偿付困难，将债务负担传导到上游行业；二是由于经营不善或关闭、破产，造成缴纳税收额下降，减少了地方投融资平台的收益，使其负债率提高；三是制造业企业效益的下滑和去产能化将会给按时偿还商业银行和“影子银行”本息带来严峻挑战，金融风险有可能进一步积聚加大。更为严重的是，绝大多数产能过剩行业都属资本密集型，前几年大规模集中投资意味着现在处于大规模集中还贷期，因此，现阶段这些产能过剩企业现金流日趋紧张，出现破产和债务违约的风险日益加大。
    为防范由于去产能化而产生的债务风险，要注重以下政策：一是统计部门要建立产能利用月度发布制度。统计部门要尽快建立和完善产能过剩的判断和评价体系，按月度发布综合产能利用率和具体行业产能利用率，这一方面用于支持中央的决策，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引导企业的投资行为，促进资源合理配置。二是完善金融风险防火墙。优化贷款审批和评估机制，一方面优化存量，继续加强对产能过剩严重行业贷款的风险管控，针对具体行业产能过剩原因实施差别化信贷政策。另一方面控制增量，优化调整信贷结构，要在对未来行业走势做出科学判断基础上决定贷款投向，严控对落后产能的信贷支持。三是促进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化解产能过剩既要做好淘汰落后产能、削减落后产能的“减法”，又要做好加快产业升级、做大新兴产业的“加法”，将过剩产业内的投资资金引导到具有巨大市场发展前景的产业中去。
    六、供给要素集约化趋势与要素市场改革滞后风险
    进入工业化后期，决定经济增长的供给要素条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劳动力要素看，到2010年以后，由人口年龄结构产生的“人口红利”逐步消失，2012年末，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上年减少了345万，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2013年则进一步减少了244万。劳动参与率自也在不断下降，已经从2005年的76%下降到70.8%；从资本要素看，工业资本边际产出率不断下降，2002年中国工业边际资本产出率为0.61，2012年则下降至0.28；从全要素生产率来看，2003-2012年期间工业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年均值为-0.051个百分点，2008-2012年期间工业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年均值更是下降至-1.82个百分点（江飞涛等，2014）。劳动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边际产出递减的趋势共同表明，我国经济发展的中长期供给要素正在发生变化，国内劳动力、资金、土地、资源和技术等要素正日益稀缺。具体表现为，在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同时劳动力市场面临“招工难”和“就业难”的局面，高投资受到杠杆率过高的约束日益难以为继，以技术引进为主导的技术创新方式受到诸多挑战，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加强，等等。在要素供给趋紧的背景下，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数量投入来驱动的格局越来越难以维持，必须实现从供给要素数量驱动到供给要素质量驱动的转变，也就是说，供给要素集约化就成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必然要求，这种趋势也就成为一种必然。
    面对劳动、资本等要素红利逐步消失，要素供给的瓶颈制约作用日益增大，要素集约化要求日益强烈，我国必须深化要素供给市场改革，提高要素供给的质量和效率。迄今为止，相对于一般商品市场，我国要素市场改革还相对比较滞后，甚至有人认为是严重滞后。事实上，中国目前在经济、社会中的诸多深层次矛盾均是要素市场化滞后的外在表现，如城乡差距大、收入差距过大、教育公平问题、中小企业融资难、农地补偿纠纷、科技成果转化不够等现象。目前我国要素市场化改革滞后，不仅是外在的市场交易形式的壁垒，更主要的是市场主体的权属的多元二元结构。这种二元结构不仅表现在城乡二元要素结构，还表现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存在的二元要素结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与十四届三中全会同样是强调市场的作用不同，十八届三中全会中的“市场”则更突出关注的是要素市场化，也就是说，与以往市场化改革主要集中于包括消费品、生产资料在内的一般商品市场不同，此次改革集中关注的市场化内容主要是，包括资本、土地、货币、管理、劳动力、资源环境、技术等要素市场的改革。要素市场化改革是十分复杂的，资本、货币、技术、土地、资源、环境、劳动力、人才等市场不仅有各自的特性，而且市场化改革进程也不相同，具体涉及到农民工市民化、打破垄断行业行政管制、不同所有制企业平等使用要素、消除资本流动障碍、提高资本市场配置效率、推进科研体制改革、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等多块“硬骨头”问题，因此，要有针对性的分层分类推进，既要有顶层设计，又要有可行的路线图和具体推进措施。考虑到这些改革的难度，可以预计供给要素集约化趋势要求和要素市场化改革滞后的矛盾将在较长时间存在，并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七、功能性产业政策主导趋势与“政策失效”风险
    工业化后期，直接“赶超”型的产业政策的意义逐步衰减，产业政策更为重要的功能是加强物质性、社会性和制度性基础设施建设，健全有利于创新的市场制度、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产业政策着力点更多地向功能性产业政策转变。从产业结构角度看，我国一度存在的三次产业之间、轻重工业之间、加工工业与基础工业之间等部门数量比例不协调的矛盾已经逐步得到解决，我国产业结构问题的主要表现在第一产业基础不稳、第二产业大而不强、第三产业效率不高的矛盾，但这本质上不是数量关系的不协调，而是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不够影响到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使得在为农业加工和服务、促进制造业提高效率、提升价值链等方面的服务功能的滞后。尤其是在我国已经成为工业大国，形成了庞大的投资能力和加工制造能力之后，以前的结构性产业政策容易导致投资过度和产能过剩。理论界一直有一种声音质疑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依靠产业政策扭曲资源配置和经济结构。一份对1980到2010年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表明，长期以来，以能源和基础材料工业为代表的低效率的上游工业部门，不断地接受各种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间接的公共资源补贴，实际上也在“补贴”着“高效率的”以出口为导向的下游成品及半成品部门，这种“交叉补贴”造成了对土地、环境等方面的成本透支，进而使经济结构扭曲和失衡（伍晓鹰，2013）。近年来，对一些目标产业的补贴，例如战略性新型产业，也备受争议，甚至有观点认为是产业政策导致了产能过剩。应该说，对于我国这类后发赶超型国家，产业政策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问题是如何根据发展阶段的不同正确选择产业政策的目标、方式和措施。工业化后期，我国产业政策需要从选择性产业政策主导转为功能性产业政策主导。
    顺应功能性产业政策主导的趋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由于功能性产业政策以鼓励创新、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培育有效的市场竞争结构、培育人力资本优势、完善体制机制为重点，与选择性产业政策相比，其政策抓手和作用机制并不直接，短期内效果也不显著，这与我国的政府业绩考核体系和要求不吻合，有可能使产业政策流于形式，达不到应该有的效果，这意味着存在功能性产业政策“失效风险”。解决该问题的关键是要在产业政策的具体工具、作用方式上下功夫。顺应功能性产业政策主导的趋势，并不意味着以补贴、税收优惠、贴息为主的扶持性政策完全不可采用，关键是采用这些工具是要从这些政策的实际效果出发，发挥这些政策工具对于其控制产业制高点、促进新兴产业和主导产业发展的“催化”作用。从美、日、德、韩等国家的扶持性产业政策看，这些产业政策的重点是扶持切实的前沿技术和新兴产业，统筹解决新兴技术和前沿技术的研发、工程化和商业化问题，有利于研发、技术标准和市场培育的协同推进。而且，政府补贴是产业基金等产业政策工具的有效补充，绝大多数补贴的规模实际上并不大，更加关注对企业或公共研发机构的配套资金投入的“带动”作用，以及补贴资金的使用效率和透明度，从而最大程度地提高了公共资金对于提升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的效果。
    八、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趋势与“双端挤压”风险
    从国际分工角度看，后发国家的经济转型与发展的关键是要解决如何实现从价值链低端向中高端攀升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抓住了全球化带来的机遇，积极融入全球分工体系，逐步推进了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向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国内外两种资源的开放经济转变。近些年我国呈现出在全球价值链中从低端向中高端攀升的趋势。从工业出口结构看，2013年我国机电产品和高技术产品出口值分别比2012年同期增长7.3%和9.8%，远远全部工业品出口值5%的增长率。其中集成电路出口尤为乐观，2013年累计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达64.1%；从加工贸易出口额比重来看，1999年达到56．9%，进入21世纪加工贸易出口占比逐步下降，2013年已降至38.9%。而且，我国国内市场规模不断增大，内部分工体系逐步形成，技术创新能力也在不断增强，中国与新兴市场的交流和合作不断深化，这为我国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攀升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和机遇。
    但是，我国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过程中也面临着发达国家的高端挤压和新兴经济体低端挤出的“双端挤压”的风险。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发达国家反思了“制造业空心化”产生的问题，纷纷推进了“再工业化”战略。近年来，以福特、GE为代表的美国制造业企业明显加大了在本土的投资规模，根据波士顿咨询集团预测，2020年将会有多达60万个制造业岗位从中国返回美国。同时，美、欧等国家加速构建新一轮全球贸易、投资秩序新格局，通过积极推进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美国正在组织创建超越WTO规范的全面性经贸自由化网络，这将成为制约我国制造业融入新的贸易、投资秩序的重大障碍,对中国产品向TPP 成员国出口造成威胁,对我国在全球制造业竞争体系中的比较成本优势形成冲击。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发展中经济体如东盟、印度等将以更加低廉的成本优势实现对中国制造的替代。例如，泰国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与中国大致相当，但人均工资水平却显著低于我国；而越南、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和平均工资均低于中国。随着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其制造业区位吸引力会快速提升，对我国引资的替代效应将逐渐增强。因此，未来我国在攀升全球价值链过程中必须突破高端被发达经济体封杀、低端被新兴国家阻击的“夹击”格局。
    主要参考文献
    Baumol, Macroeconomics of Unbalanced Growth: theAnatomy of Urban Crisi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7.
    蔡昉：认识中国经济的短期和长期视角，经济学动态，2013（5）
    陈佳贵，黄群慧，吕铁，李晓华等：《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1995~201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陈昌盛、何建武，在控制风险前提下努力向新常态转换，载刘世锦：《在改革中形成增长新常态》，中信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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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站编发/王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