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理性与个人理性——产业政策与市场兼容探讨

    自从产业政策进入经济学家视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至今仍不太愿意承认其合理性、合法性。对于日本、中国、韩国等后起工业化国家的发展，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不乏对这些国家政府推行产业政策的指责，产业政策的推行甚至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政府是否符合国际行为准则，符合国际贸易规则的标准。即便承认产业政策作用的西方经济学家（自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提出战略贸易理论以来，这样的经济学家逐步增加）对其合理性的存在，也是大有保留的。
    目前我国经济学家对产业政策存在的合理性的论证，实际上也是基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我国经济学家对产业政策合理性的论述，多是从外部性出发进行的。主要论点是：作为后发国家，政府有必要制定产业政策，使本国经济在政府支持下实现赶超；由于市场缺陷导致市场失灵，因此需要政策从外部予以纠正、补充。
    我们认为，经过改革开放30余年的实践与理论探讨，应当跳出原来论述的藩篱，从更高的理论层面研究产业政策存在的合理性，研究其与市场机制是否存在着内在的兼容性，以得出新的对产业政策存在合理性的认识。要回到对于人类认识层面，回到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的哲学层面，才能从更高的理论层面去认识产业政策的存在。
    一、对人类理性有限性的扼要论述
    “理性行为者”概念的核心源于一个基本认识：个人和国家都带有目的指向，能自觉地、科学地思考自己的行为，并做出客观、合理判断，做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什么是理性？从哲学角度去一般地分析人类理性，是从欧洲18世纪启蒙开始的。当时的伟大思想家从各个角度对人类理性进行了深入探讨，尽管论述各有不同，但是其共同点是，使人类从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体系、神学体系中解放出来，打破对宗教体系、神学体系的盲从，依靠经验、常识及科学实验，真正用自己的头脑审视一切，认识客观世界。他们鞭挞、嘲讽宗教体系中的种种盲从、荒谬，呼吁人们要用自己的头脑，分析、认知周围的世界。他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世界是客观存在的，人类的理性思维是对客观世界的抽象，通过归纳、演绎、分析与综合，人类得以把握客观世界的运动规律。人类通过科学实验，通过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与体验，通过自己对世界的认真思考，能够认识客观世界。
    当这些思想家对人类理性进行探讨的同时，即同时产生了对理性局限性的认识和对理性的怀疑。例如，德国大哲学家康德认为，“转向理性认识，就是最大限度地远离经验，远离外部事物。在康德看来，理性陷入矛盾这一事实，证明了理性的软弱无力，理性想理解‘自在之物’的世界的企图是不合理的。”^[1]康德提出的著名的“二律背反”，也显示了他对于人类认识能力局限的认识和怀疑。
    法国哲学家狄德罗写道：“理智有它的偏见；感觉有它的不定性；记忆有它的限制；想象有它的朦胧处；工具有它的不完善处。现象是无限的；原因是隐蔽的；形式也是变化无常的。我们只是处在这样许多障碍的前面，并且自然有从外部来和我们对立，一种实验又很迟缓，一种思考又很受限制。哲学想用来推动世界的就是这样一些杠杆。”^[2]从人自身的认识局限和外部世界导致的局限两方面表达了人的理性的有限性。
    当代思想家对人类理性的认识，实际上也是既承认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可能性，又承认这种认识的局限性的。毛泽东同志在其哲学著作《实践论》中就指出，“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进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真理。”“客观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3]
    毛泽东同志的论述，从哲学角度，从认识论上精当地说明了人的认识的局限性，人的理性的局限性。
    当代思想家则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人类理性的局限性。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西方经济学家、科学家（尤其是心理学家）针对经济学中“理性人”的假设，对于理性进行了大量更加技术层面的研究，使理性研究更加深入。
    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指出：如果集体中的个人选择是理性的，而集体中每个人的偏好又不一致，那么建立在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上的集体选择就不可能是理性的，即要求寻求一个使所有人都满足的方案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不可能定理。这一定理深刻地说明了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矛盾，并且引申出了个体理性实现中遇到的，难以按照个体设想去最大化的结论。
    美国经济学家赫伯特.亚.西蒙提出了“有限理性论”，他指出：人们不可能做到100%有理性。由于实际信息处理的困难；多目标方案选择的困难；不确定性的存在；决策能力的生物局限等等因素，使得人在进行理性选择时不能做出所谓“利益最大化”的选择，而只能做出次优选择或相对满意的选择。
    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丹尼尔.卡尔曼则从心理学角度揭示了人类决策的不确定性，他认为人的实际决策与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大相径庭，从心理学角度看，人的决策是兼具理性与非理性的结合体，人思维时同时依靠两个体系：直觉的、情绪的和逻辑的、理智的，但是这两个体系都可能产生偏差。
    当代学者的有关研究使人类理性的研究进一步精细化和技术化了。
    总之，对于理性有限性的研究，是沿着人类作为生物的局限性和作为社会人的有限性两方面展开的。
    二、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
    在对人类理性有限性进行扼要论述后，我们进一步深入分析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之间的关系与差异。
    一般来说，对集体理性的认识，应当建立在人类社会的基础上：首先，集体理性反映是集体（不论这一集体是国家、阶级、集团还是一个小村落）的文化体系或集体行为，任何集体理性都是人类无数个体在发展历史上的累积；其次，集体理性反映的是集体的利益，集体中的利益分配；再其次，集体理性一定是经过集体内讨论或博弈，根据某些规则（公开的规则或潜规则）产生的，集体理性不是个体理性的简单加总；再其次，集体理性的形成一定是集体中最强有力（掌握资源最多或最便于使用公共资源）的集团或领袖活动（包括暴力和说服力）的结果；最后，集体理性建立社会心理基础上，建立在集体共识基础上，建立在掌握集体资源（统计、分析的设备、信息资源、研究机构等）基础上，建立在历史形成的文明体系基础上，因而其思考问题从技术、能力、效率上具有相对优势。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最基础的划分是按照经济地位形成的阶级，阶级斗争成为社会发展前进的动力，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指的就是在阶级层面的集体理性。马克思主义是强调建立在阶级利益上的集体理性的。
    一般来说，所谓“个体理性”（笔者之所以用“所谓”二字。是因为后面还要论述“个体理性”之存在），是指作为一个普通的、具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对于自身利益做出的思考与判断。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能够理性思考的“经济人”成为核心概念：任何个人都能理性思考自己的利益，并且做出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决策。个体理性在具体限制范围内，始终能够做出价值最大化选择。
    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个体理性是指每个人按照自己的利益诉求行动；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具有充分能力做出判断；个人是理性判断的基础；个人的心理状况、文化背景、道德修养、社会地位对其理性决策产生巨大影响。
    个体理性受制于人的本性。首先，人的自然生理状况，影响着人的思考能力；其次，外部环境制约着人的个体理性，决定了其即便具有优秀的先天自然生理状况，其认知能力也是有限；再其次，有限理性与追求自身利益结合，进一步导致理性认知的局限，过度的功利性追求与客观、科学的理性思考存在根本矛盾。过度的功利性追求能够导致“羊群效应”，使个体的利益追求，成为集体的疯狂。例如，在股市中追求利润的股民，实际上就是在个体利益诱导下，一次又一次地集体跌入财富蒸发的陷阱。
    从人的本性看，任何人也不可能完全依赖理性思维，人是有感情、激情的，不可能成为任何事情都斤斤计较的理性机器。作为社会人，任何人都难以逃脱社会、文化、政治对其的影响，都不可避免地在其个体理性中有所折射。
    从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即便是从比较简单的对个体理性的定义出发，也能够发现真正的个体理性、抽象的个体理性之局限。下面我们进一步分析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之间的关系。
    第一，任何个体理性难以脱离集体理性存在，任何个人均为社会人，均具有社会某一阶级、阶层的经济、文化、政治背景，不可能脱离这些背景去思考问题。任何人的理性思考均建立在社会的既定道德伦理、社会规范基础上。
    第二，任何个体都要依托于社会某一阶级、阶层乃至小集团才能采取行动，获取利益，所以个体理性不可避免地渗入集体理性，个体理性中不可避免地渗入集体理性的心理因素。
    第三，任何个体都是在既定的历史、文化、国家、民族体系中生存的，因此绝对脱离既定的历史、文化、国家、民族体系背景的个体理性思考是不存在。
    第四，任何个体理性思考技术上均依托于集体生产的物质、文化资源，依赖于人类长期形成的作为集体记忆的专业知识体系。当他依托于这些集体资源时，就已经不知不觉地进入了集体理性的某一平台。任何个体理性的形成都要通过参与社会实践，而社会实践必然是集体的活动。
    第五，个人的理性选择作为集体理性的集合，可能变成集体谬误，集体理性对于个人理性也可能产生误导。实际上任何人类做出的选择都是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的混合物，集体理性与个人理性的弱点与局限，可能导致“合成谬误”。
    第六，个人理性必然要通过集体理性的形式予以传达和实现。然而当个人理性通过集体理性形态表达时，一定会发生异化，产生差异。最高层次的集体理性主体是政府，在最高层次的集体理性主体与个体理性主体之间，集体理性主体可以分成诸多层次。个体理性主体当然就是个人。个人理性通过集体理性形态表达时，经过的环节、层次越多，通过的路径越远，与原来个体理性的形态差异与异化越大。越接近个人的集体理性层次，越能够原始地反映个人的理性诉求。这一点对我们后面的分析非常重要。
    第七，所谓“集体理性”实际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个体理性的影响。领袖、领导者对于集体理性的形成起着巨大作用。作为政府官僚的个人，出于个人利益诉求和个人偏好，也能够以各种方法影响集体理性的形成，因此所谓“集体理性”，往往是值得警惕的、具有集体理性形式的某些个人的理性诉求。
    第八，集体理性的合法性与效力，建立在尊重、并发挥个体理性的基础上。“当人们禁止公民以其自己所愿意的、而又与别人的自由可以共存的方式去追求自己的幸福时，人们也就妨碍了一般事业的生命力，从而也就妨碍了整体的力量。”^[4]
    第九，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之间始终存在着利益的融合与冲突，有时这种冲突会很激烈。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也始终存在着价值观方面的融合与冲突。
    从上面的粗浅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各有其优劣之处。在不同决策层面上，适用程度不同。例如，在消费决策上只能依赖于个体理性、个体决策，政府对消费潮流的认知与消费政策的制订，应当主要建立个体决策基础上；关乎国防及其他涉及公共利益的事情，则只能依托集体理性、集体决策，主要由政府及相关专业机构做出判断。何时侧重于何种理性决策方式，要视问题存在的领域，具体情况而定。作为一个完整的决策过程，实际上经常是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共同发挥作用。如何保证在侧重于某一种理性时，不忽视另外一种理性的声音，就需要制定涉及政治、经济、安全利益的决策制度和博弈规则。通过制度与规则，使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得到相对较好的沟通与融合。
    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作为人类思维与文明体系的不同组成成分，属于内生的统一体。在很大程度上相互包容、兼容。当然，相互包容、兼容依赖于一系列文化、政治、经济条件。要保证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包容、兼容，从而避免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的局限与弱点，就要建立沟通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之间的通道，形成相互包容、兼容的途径、规则与制度。
    在当代，随着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的进步，一方面个体理性可以得到较好的发挥，对集体理性的形成产生巨大影响；另一方面集体理性的形成，可以相对低成本地吸收、容纳个体理性。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的包容、兼容及相互优化，是当今世界各个国家间制度竞争的主要内容。作为一定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反映的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又对政治、经济、文化产生着巨大影响。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在国家体系中的不同搭配与地位，体现了不同国家的特质与构成。例如，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两次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在国家体系中搭配与地位的巨大变化时期，一次是春秋战国到西汉，奠定了以儒家为主（集体理性）的体系。这一体系扼制个体理性，从而扼制了多样化选择与创新。一次是近世从1840年起，经五四运动到现在，打破了传统的国家理性配置体系，正在形成新的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在国家体系中的搭配与地位。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这次的全新选择，将奠定中国长盛之根基。
    三、从经济学视角看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
    从经济学视角看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的关系，其经济学背景实际就是政府经济管理与市场机制的关系。政府经济管理属于集体理性之一种形态，市场机制自然是个人理性的发挥。
    但是，我们进行深入分析，就可以看到实际并非如此。政府经济管理不能不考虑一般百姓的想法，并且在相当程度上受制于百姓。即便是中国最专制的封建社会，政府决策也要考虑百姓的感受。在市场上活动的个人则要考虑其他人的感受、需要考虑、尊重政府规则、市场规则，才能在此基础上决策。因此，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市场体系和政府之间的其他差别，我们看得时间越长，它们也变得越模糊。”^[5]尽管任何经济体系运行都是建立在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结合的基础上，但是由于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在经济体系中所占地位、比重不同，导致各个经济体系之间出现明显差异。例如，传统的计划经济体系就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个人理性的存在。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进，市场机制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机制，企业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对于个体理性（经济人）的崇尚，已成为经济学的主流，甚至导致了过度的迷信。为数相当多的经济学家把个体理性看成决定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明智、最重要的动力，把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在个体理性无所不能的假定之上，把政府管理经济作为一种“必要而负面作用甚大”的行为予以承认。
    在当代，随着研究的深入，经济学中关于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假设受到越来越大的质疑，尤其是行为经济学、心理学研究的进展，对“经济人”理念形成了巨大冲击。行为经济学把人类的非理性行为与理性行为纳入同一个认知与行为体系。行为经济学认为，人类的非理性决策，是人类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非理性决策在人类行为中大量存在，并且具有合理性。完全的理性决策，与“经济人”的存在，只是一种极端的典型假设。行为经济学认为，人是理智与感情的结合体，人既可能按照理性去决策，但也不能排除在感情、直觉支配下行动。行为经济学通过大量心理学实验，验证了非理性行为的存在。实验表明，心理要素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人类决策的非理性大量存在。纽约大学研究员对人脑的相关实验中提出了六个关于平等的问题，通过功能磁共振成相检测受验者神经活动，研究发现人们在从事平等行为时，大脑的活动区域与人们的道德感有很大关系。人们不仅厌恶不公正，而且倾向于采取平等行为。“岛叶皮层处理着个体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这一结论意味着平等行为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源于利他主义、社会公益感的思维过程。^[6]
    如果把人的理性只理解为对经济利益的盘算，实际上就否定了人的社会本质，把人作为一种只知道简单计算经济利益的机器。“我想，我是相信人类社会比蚂蚁事实有用得多的。要是把人判定并限制在永远执行同一职能的话，我担心，他甚至不是一只好蚂蚁，更不用说是一个好人了。那些想把我们按照恒定不变的个体局限这一方式组织起来的人，就是宣布人类只应该拿出远低于一半的动力前进。他们把人的可能性差不多全抛弃掉了，由于限制了我们可以适应未来偶然事件的种种方式，他们也就毁掉了我们在这个地球上可以相当长生存下去的机会。”^[7]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越来越重视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的另一部被忽视了的巨著——《道德情操论》。在这部著作中，亚当.斯密把人的道德、情感作为人类行动、社会存在的重要因素。“人不管被认为是多麽自私，在他人性中显然还有一些原理，促使他关心他人的命运，使他人的幸福成为他幸福必备的条件，尽管除了看到他人幸福他自己也觉得快乐之外，他从他人的幸福中得不到任何其他好处。”^[8]他认为，道德、情感是社会秩序存在的基础。
    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都只是人类思维、行为方式的一部分，都不可能脱离感情、直觉、道德等因素独立存在。
    从上面对于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的哲学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是人类生存与发展中融会一体的文明体系，难以截然区分，各有所长，又各有弱点。个体理性在近代、现代的突出存在，是因为市场经济及科学技术的发展，从技术层面（信息资源的占有等）使个体理性具有了集体理性原来独据的优势，在许多领域更具有挑战集体理性的可能。个体理性发挥作用具有了似乎很广阔的思维、活动空间。但是，任何人的思维仍处于集体理性作用、影响之下。集体理性受到了挑战，但是随着形态的改变，依然存在，并且适应地于个体理性的诉求，形成了新组合体。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结合具有内在统一性。从这个意义上看，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就具有内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而不是外部强加给市场经济的。
    集体理性在市场经济中是内生的。市场经济使个体理性更加易于通过集体理性得到表达；集体理性能够更加灵活地接受个体理性。
    政府管理与市场机制的结合，实际上是集体与个体理性的结合。如何把集体与个体理性结合，是所有经济体制与机制要解决的问题。集体与个体理性结合是否合理，从结果看体现为全社会的公平、效率、社会整体福利的增加；从过程看体现为个体理性转化为集体理性时，是否得到了足够的制度保证，规则与程序是否公正、透明，是否能够体现多数人与多数利益集团的意见，是否能够协调各个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
    ^[1] （前苏联）罗金塔尔、尤金编：《简明哲学手册》，三联出版社，1973年版，第396页。
    ^[2] （法）狄德罗：《狄德罗哲学选集》，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64页。
    ^[3]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520、521页。
    ^[4] （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中译本，商务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
    ^[5] （美）保罗.海恩等著：《经济学的思考方式》，中译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275页。
    ^[6]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4月23日，“科学发现支持亚当.斯密”。
    ^[7] （美）维纳：《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和社会》，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38页。
    ^[8] （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中译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本文节选自《21世纪初中国产业政策实证研究》的有关章节，经作者授权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