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税负与经济高增长共存”之谜

    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近期的言论先是引发中美制造业成本高低的讨论，继而发酵为中国是否存在“死亡税率”的争论。按曹德旺的说法，“美国对企业征收的所得税是35%，加地方税、保险费其他5个百分点共40%，而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务比美国高35%”。
    衡量税收负担的基本指标是“宏观税负”：当年的税收收入/当年的GDP×100％。国家行政学院冯俏彬教授将宏观税负划分为小、中、大三个口径，其分母分别对应税收收入、财政收入、政府收入：
    税收收入＝当年全部税收
    财政收入＝税收收入＋非税收入
    政府收入＝税收收入＋非税收入＋政府性基金＋社会保障费＋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土地出让金。
    他的计算表明，中国小口径的宏观税负大约为19%，中口径的宏观税负大约在22%。以2015年为例，小口径宏观税负仅为18.45%左右，中口径的税负为22.51%。如果以小口径或中口径衡量，中国无论是与发达经济体（2013年平均水平为25.9％）还是与发展中经济体（2013年平均水平为20.4%）相比都是不高的。但是如果按政府收入来衡量，我国的税负水平就要提高10个百分点以上，从而我国的宏观税负就达到了国际水平（2015年我国为36%，2013年各国平均水平38.4%，发达国家平均水平42.8%，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33.4%）。而按照“死亡税负”提出者李炜光教授的测算，我国企业综合税负达到50%以上，在21个亚太经合组织国家中排名第四。
    如果我国企业的税负水平高或者承担着“死亡税率”，就会由此引出一个问题：政府本身不从事生产活动，高税负实际上会抑制生产性投资，从而抑制经济的发展和企业的成长。为什么在高税负的同时，中国经济保持了长期的高速成长，中国的企业也保持了持续的高速成长？从表1可以看到，在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到位资金中，大多数行业的国家预算资金均在10%以下，制造业只有0.3%，而企业自筹资金占比多在80%以上，制造业接近89.5%。而国内贷款、利用外资从长期来看也需要企业以利润来偿还。如果中国企业承担着“死亡税率”，又怎么解释中国产业发展的固定资产投资绝大多数来源于企业自筹资金？
    
    作为财税领域的外行，笔者不揣浅陋尝试解释一下“高税负与经济高增长共存”之谜的原因：
    第一，尽管中国的税负水平不低，但是中国商品出口时，会获得“出口退税”，即退还在国内生产和流通环节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那么对于出口商品来说，企业实际缴纳的主要是所得税和一些费。而美国制造业企业是不缴纳增值税的，所以如果从国际竞争的角度考察中国制造业的生产成本或税负水平，应该以出口退税后的税负水平来衡量，而不是以在国内销售产品的税负水平来衡量。
    第二，我国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过程中给予了企业大量的补贴。这些补贴或者以研发资金、技术改造资金等各种补贴以及对高科技企业的税收减免等公开化的形式返还给企业，或者以低地价（甚至零地价）、办公和生产场地租金减免以及非政策规定之内的补贴等非公开的形式存在。地方政府一方面靠各种优惠吸引投资，促进GDP的增长，另一方面又靠房地产发展和土地出让增加财政收入。也就是说，实际上存在“土地财政”对企业的返向补贴。如果扣除各种形式的补贴，这些能创造GDP的企业的实际税负水平会下降许多。当然，一些地方也存在各种摊派造成企业的实际负担又增加的情况。
    第三，一些企业特别是规模以下企业也存在着偷漏税的行为，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名义税负水平。近年来国家也扩大了对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税收减免的幅度。
    总体上来说，笔者更赞同杨志勇研究员“‘死亡税率’是假，但企业税负难题是真”的判断。在当前世界经济持续低迷，我国经济增速下行、实体经济经营成本快速上涨的情况下，企业特别是实体企业的确存在经营负担重的困难，这也是中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降成本”的初衷。但是从学术层面，实体经济、制造企业的实际税负水平到底如何，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冯俏彬. 中国税负真相与减税降负方略
    李炜光：“死亡税率”并不夸张，别等到企业过不下去了再减税
    杨志勇：“死亡税率”是假 但企业税负难题是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