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特征与驱动要素——美国经验与启示

    摘要：产业结构变迁是产业转型升级的现实基础，产业转型升级是产业结构变迁的理论凝练。按不同阶段的产业发展特征，将美国二战后至今的产业结构变迁历程划为六个阶段，在分别进行深入考察的基础上，认为美国产业转型升级有五个主要特征，即三次产业产值比重变化、产业在国际间梯度转移、产品高附加值持续创造、不同产业加速融合发展和产业生产效率区别增长的过程。技术创新、人力资本、产业政策和金融支持是驱动美国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因素。我国稳步实现产业转型升级，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构建现代产业发展体系、加速产业跨界融合实践和推进资本市场改革进程等。
    关键词：美国；产业结构变迁；产业转型升级；驱动因素
    一、引言
    当前，中国产业发展遇到了诸多难题，如结构性衰退和结构性繁荣并存，部分产业市场结构不合理现象突出，部分产业产能过剩使市场出清困难，以信息化和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产业融合进展缓慢，国内产业迁移面临地区产业配套基础差、投资环境恶劣和市场化程度低等问题。如何通过深化改革培育发展新动能和重构产业发展新体系，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任务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为我国新时代科技创新、产业转型升级体系的建立指明了方向。因此，新时代背景下研究产业转型升级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紧迫性，而识别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特征与驱动要素更是重要基础。由于美国自二战后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牵引之一，其在发展新动能的培育和产业发展新体系的重构上具有丰富的经验可循，所以，研究美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历程，并从中汲取有益启示，能够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实践提供非常有价值的借鉴意义。
    回顾现有相关文献，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阐述美国产业结构变迁的过程，如景跃军^［1］对美国战后产业结构的演变进行了细致回顾，并以农业、信息和汽车产业为例，从市场结构、技术效率、政府政策等方面展开了个案分析。其次是分析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乔晓楠和张欣^［2］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在回顾美国战后产业结构变迁的基本历程、内在机制和历史逻辑的基础上，认为“美国当前的产业结构难以支撑美国的经济实现可持续性的增长”，而与此相反，张辉和丁匡达^［3］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美国的产业结构能够对经济增长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最后是分析产业结构演变的驱动因素，如吕炜^［4］实证研究发现，技术进步引致了资本收益率和人均劳动报酬发生变动，进而促进了美国产业结构的演变；郭连成、徐雅雯和王鑫^［5］指出，以投资自由化和生产国际化为载体的国际产业转移是推动美国和欧盟产业结构调整和变化的原因；赵嘉和唐家龙^［6］认为保持就业结构、收入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协同发展，是促进美国产业发展的主要原因。此外，袁奇和刘崇仪^［7］分析了美国产业结构变迁过程中服务业的重要作用，发现政府扶持并引导企业投资、加强服务产业的进出口贸易和注重服务型人才培养等因素的作用至关重要。这些文献对研究美国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然而，一方面，产业结构变迁并不能完全等同于产业转型升级，前者是后者的现实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理论凝练，需要作进一步区分；另一方面，现有文献的研究区间有待延展，即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变迁的新趋势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新方向需要进一步分析。而且，随着产业融合发展迅速，目前以三次产业分析产业结构变迁的研究稍显粗糙，需要进一步深入到更细致的产业分类分析中去。
    基于此，本文以不同阶段的产业发展特征为基础，将美国二战后至今的产业结构变迁历程划分为六个阶段，分别展开细致考察；并以产业结构的六阶段变迁和配第—克拉克定律、雁行理论、全球价值链理论、产业融合理论等为基础，概括出美国产业转型升级的特征，分析美国产业转型升级的驱动因素，总结美国产业转型升级经验的启示。
    二、二战后美国产业结构变迁历程
    （一）20世纪50年代：需求结构变化和军用技术民用化推动
    二战后，美国居民收入稳步增长，由于战时被抑制的消费需求得以释放，可支配收入中用于生活必需品的开支比例下降，用于保健、娱乐、旅游等方面的开支比例上升。消费结构的变化引致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在此期间，美国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增长了3.7%，其中，房地产和租赁、地方政府公共服务、金融和保险、卫生保健和社会保障等产业增长迅速。此外，受益于二战中军事科技的发展，美国在战后迅速将军用技术民用化，从而拥有了领先的制造业技术优势。进一步的，与国内丰厚产业资本相结合，制造业的规模经济得到了有效发挥。这一时期，美国以技术经济和规模经济为基础，集中发展汽车、机械、化工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并将纺织、造纸、制衣、皮革、食品粗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德国、日本等国家转移。同时，美国政府还逐渐提高政府投入，加大对半导体、电子通讯、航天航空、计算机等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研发力度。到1959年底，美国耐用品制造业产值比重比1947年上升了2.3%，非耐用品制造业产值比重下降了1.8%，专业、科学和技术服务业产值比重上升了0.7%。^①
    （二）20世纪60年代：“伟大社会”目标和产业国际转移带动
    20世纪60年代，美国前总统约翰逊提出建设“伟大社会”的施政目标，其核心是保障民权、向贫困宣战。由于扩大了政府对社会福利所承担的责任，美国颁布了一系列法律，并在教育、医疗健康、艺术、就业、生活和住房以及城市发展等方面采取了积极措施，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在此期间，美国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增加了2.7%，其中，政府公共服务、教育、卫生保健和社会保障以及专业和商业服务等产业增长迅速。与此同时，德国和日本在创新支持政策^②的指引下，利用前期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所获得的积累资本，结合自身比较优势（如日本的海岸线优势等）继续大量引进、消化和吸收美国的领先科技，通过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开始承接美国的煤炭、钢铁、汽车、机械、石化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到60年代中期，日本、德国等国家的钢铁、汽车和新兴经济体的纺织、制衣、食品等产品大量进入美国，很快使美国进出口贸易额出现了逆差。为了分散经营风险、发挥规模经济以应对日趋激烈的竞争，以“多元化并购”为特征的美国第三次合并浪潮涌现。这一时期，美国耐用品制造业产值比重仅上升了0.1%，非耐用品制造业产值比重下降了1.2%。
    （三）20世纪70年代：滞胀、石油危机和产业国际竞争冲击
    20世纪70年代，美国陷入了滞胀危机，加上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以高能耗、高污染为特征的产业发展难以为继。于是，美国一方面加速将钢铁、造船、化工等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至以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另一方面也开始加大对创新的政策扶持力度，集中发展以微电子技术为主的低能耗技术密集型产业。到70年代末，日本的汽车和家用电器、欧洲的钢铁以及新兴经济体的食品和纺织等产品已充斥美国市场，对美国相关产业发展带来了较大影响。以汽车为例，70年代日本大规模投资兴建汽车设备制造，不断引进和开发车身设计及锻造、涂装、机械加工等生产技术，并凭借领先的尾气排放污染控制技术和节油技术，持续向美国市场出口汽车。到1980年，美国三大汽车企业（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分别亏损了7.7亿美元、15.4亿美元和17亿美元。这一期间，美国第二产业产值比重下降了0.5%，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上升了0.3%。第二产业中采矿、采石、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产值比重上升了0.8%，制造业产值比重下降了1.4%。第三产业中卫生保健和社会保障业，金融和保险业，专业、科学和技术服务业产值比重分别上升了0.8%、0.7%和0.6%，政府公共服务、批发和零售业产值比重分别下降了1.7%、0.6%。
    （四）20世纪80年代：以供给侧改革为基础的里根新政引致
    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执政。为应对高通货膨胀率和高失业率等问题，美国主要采取了两方面措施：一方面，在实施紧缩货币政策的同时，通过降低税率和放松航空、铁路、天然气、汽车、交通运输、有线电视等产业的管制，营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释放了产业发展活力，促进了市场的有效竞争；另一方面，在加大科技研发支出的同时，通过压缩政府开支和削减失业保障、新生儿家庭补贴、住房补贴等方面的社会福利支出，减少了财政赤字。这一期间，美国第二产业产值比重下降了4.6%，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上升了5.0%。第二产业中制造业，采矿、采石、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产值比重分别下降了2.7%、1.9%。第三产业中交通、运输和仓储业，批发和零售业分别下降了0.7%、0.6%，专业、科学和技术服务业，卫生保健和社会保障业，金融和保险业，房地产和租赁业，行政支持和废弃物管理服务业产值比重分别上升了1.8%、1.2%、1%、0.9%和0.7%。
    （五）20世纪90年代：信息通信技术和国际生产网络深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大规模集成电路、微型计算机和互联网为载体的信息通信技术取得了长足进步。美国凭借在这些技术上的竞争优势，一方面，通过对传统产业进行持续改造，使化学、钢铁、电气设备、汽车等制造业和金融、保险、培训、卫生保健等服务业焕发新的活力，另一方面，不断延伸出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如卫星导航、网络教育、电子商务等产业的出现和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美国产业的转型升级。除此之外，美国还积极输出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通过全球化配置资源，构建以其为主导的国际生产网络，从而在世界范围内再次加强了领先地位。到2007年底，美国第二产业产值比重下降了3.4%，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上升了4.2%。第二产业中制造业和公用事业产值比重分别下降了3.9%和0.9%，采矿、采石、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建筑业产值比重都上升了0.7%。第三产业中批发和零售业、政府公共服务业产值比重分别下降了0.9%、0.7%，专业、科学和技术服务业，金融和保险业，行政支持和废弃物管理服务业，信息业，卫生保健和社会保障业，房地产和租赁业的产值比重分别上升了1.3%、1.2%、0.9%、0.8%、0.6%和0.6%。
    （六）2008年至今：“再工业化”重塑和未来产业发展部署
    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推出新的经济发展战略，先后公布了《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2009年）、《制造业促进法案》（2010年）、《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2011年）和《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2012年）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并在公路、铁路、宽带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卫生医疗、教育培训等产业加大了投资力度，试图通过“再工业化”重塑产业竞争优势。同时，美国还制定了《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2009年）、《国家生物经济蓝图》（2012年）、《大数据研究和发展计划》（2012年）等战略部署，将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大数据、低碳环保、生物医疗等产业作为未来重点发展领域。此外，美国还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2010年）、《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2010年），在金融、医保、房地产等领域推进了多项改革，有效保障了相关产业的平稳复苏。到2016年底，美国第二产业产值比重下降了2.1%，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上升了2.4%。第二产业中采矿、采石、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制造业产值比重分别下降了1.3%、0.6%。第三产业中金融和保险业、卫生保健和社会保障业、房地产和租赁业产值比重分别上升了1.1%、0.6%、0.4%，政府公共服务业产值比重下降了0.7%。
    三、美国产业转型升级的特征
    上文从不同发展特征的角度将美国产业结构变迁划分为六个阶段，但产业结构变迁和产业转型升级并不等同。可以说，前者是后者的现实基础，而后者是前者的理论凝练。本节将以配第—克拉克定律、雁行理论、全球价值链理论、产业融合理论等为基础，提炼和概括出美国产业转型升级的特征。
    （一）三次产业产值比重变化的过程
    美国产业转型升级最显著的特征是一、二、三产业产值比重的变化。事实上，早在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间，美国三次产业产值比重就经历了从“一、三、二”到“三、二、一”的变化过程^③，之后即使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一基本格局也未发生明显变化。尽管如此，二战后美国三次产业产值比重的一些阶段性变化特征仍值得讨论。比如，20世纪50年代，受战后消费需求结构变化和军用技术民用化的推动，美国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上升，1947～1953年间升幅为3.3%，有效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期间美国GDP年均增速为3.46%；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受“伟大社会”建设和越南战争的带动，美国第二产业产值比重下降幅度较小，分别降低了1.4%和0.5%，周期性因素使经济增长率仍然保持了较高水平，这两段期间美国GDP年均增速分别为4.53%和3.24%；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至2007年，受里根新政和信息通信技术革命的影响，美国第二产业产值比重迅速下降，分别降低了4.6%和3.4%，但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经济增长降幅较小，这两段期间美国GDP年均增速分别为3.15%和2.98%；2008～2016年，受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和未来产业发展部署的支撑，美国第二产业产值比重降幅明显，为2.1%，加上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期间美国GDP年均增速降为1.28%。
    （二）产业在国际间梯度转移的过程
    美国产业转型升级的第二个特征是产业在国际间的梯度转移，主要包括产业间国际转移和产业内国际转移两个层次。在产业间国际转移过程中，首先是美国分别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80年代向德国和日本等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然后是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分别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90年代向新兴经济体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最后是美国、德国、日本和新兴经济体分别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向中国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在产业内国际转移过程中，首先是美国分别在20世纪70年代、90年代与德国和日本等国家在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内互相转移，然后是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分别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与新兴经济体在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内互相转移，最后是德国、日本和新兴经济体在20世纪80年代与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内相互转移。^［8］以1982年美国海外直接投资为例，排名前两位的是欧洲和加拿大，比重分别为44.5%和20.94%。美国流入非洲、中东、拉丁美洲和西半球其他地区的FDI主要分布在石油产业；流入欧洲、加拿大、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FDI主要分布在制造业，其中，工业机械设备、化学品及相关产品产业在美国流入欧洲FDI中占比较大。^④
    （三）产品高附加值持续创造的过程
    美国产业转型升级的第三个特征是产品高附加值的持续创造，主要包括全球价值链形成和国际生产网络深化两个层次。在全球价值链形成过程中，美国以信息通信技术为基础，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延伸，形成产品内分工环节上的“碎片化”模块，同时，利用对外直接投资、许可证贸易、连锁经营、合约生产、分包订单、海外研发等方式在世界范围内转移生产能力和配置资源，从而构建出由其主导的国际生产网络，并在其中占据高附加值地位。以智能手机全球价值链为例，操作系统和功能研发、市场营销和售后服务等环节的附加值较高，目前被美国苹果、谷歌、微软等企业占据；外壳按键、整机组装、集散运输等环节的附加值较低，目前广泛分布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新加坡、巴西、马来西亚、菲律宾、哥斯达黎加等国家或地区。在国际生产网络深化过程中，随着产品分工进一步细化和新的“成本洼地”出现，原本凹陷的“微笑曲线”进一步下沉，在“逐底竞争”的作用下，美国不仅能持续获得产品的高附加值，还能把核心资源集中在最具竞争力的产业上，保证以更大的成功概率实现竞争优势的动态演化和产业的转型升级。以耐克鞋业的国际生产网络为例，由于越南劳动力成本优势不断显现，其在2002年、2005年、2010年分别超过泰国、印度尼西亚、中国，成为耐克鞋业全球最大的供应国。^［9］到2016年，越南制造了46%的耐克鞋，分别超过中国和印度尼西亚19、25个百分点。^⑤
    （四）不同产业加速融合发展的过程
    美国产业转型升级的第四个特征是不同产业的加速融合发展，主要表现为：以领先技术的研发为基础，美国不断加强技术在生产服务领域的应用，持续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软件开发和硬件制造的融合、数字化与智能化的融合，有效实现了传统“一、二、三产业”向“现代农、工、服务业”的转型升级。以现代农业为例，美国将过去第一产业中的农作物种植、第二产业中的农产品加工制造、第三产业中的物流运输和金融服务等有机融合在一起，通过较完备的农业立法、大范围的教育科研、高强度的技术应用、集约化的生产种植、精细化的产业运营和全流程的资本支持等方式，不仅大大降低了农产品的种植成本、流通成本和销售风险，还有效提升了农产品的规模经济，实现了传统农业的现代化转变。值得注意的是，在产业边界逐渐模糊化的过程中，企业并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进作用。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的第五次并购浪潮为例，规模巨大、波及面广、跨越区域、形式多样是主要特征，在此背景下，美国在线并购时代华纳，通过“三网融合”促进了网络媒体产业的兴起，亚马逊并购互联网电影资料库、Mobipocket、Double Helix等，通过丰富内容供给、拓展上下游业务促进了网络出版产业的发展。
    （五）产业生产效率区别增长的过程
    美国产业转型升级的第五个特征是产业生产效率的区别增长，主要包括整体生产效率增速放缓和细分产业生产效率增速分化两个层次。在整体生产效率增速放缓的过程中，尽管部分年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增速为负，如1974年、1984年分别为－3.5%、－3.4%，但美国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至2007年、2008～2016年的年均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分别为2.2%、2.2%、1.2%、0.5%、1.2%、0.4%，有效支撑了不同时期的产业转型升级。在细分产业生产效率增速分化的过程中，各类要素资源被引导至不同产业间有效流动，使不同产业产值比重发生变化，进而促进了产业转型升级。比如，1988～2011年药品制造业、硬件制造业的年均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分别为－1.7%、－0.9%，工业机械制造业、计算机和周边设备制造业、半导体和其他电子要件制造业、电子仪器制造业、医疗设备供应业的年均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分别为0.8%、13.4%、13.7%、0.5%、0.96%，相应的化学制品业、金属制品业、机械制造业、计算机和电子产品制造业、综合制造业^⑥的产值比重分别变化了0.4%、－0.6%、－0.6%、－0.2%、－0.1%。^⑦
    四、驱动美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因素
    （一）技术创新驱动美国产业转型升级
    驱动美国产业转型升级的第一个因素是技术创新，其作用机理在于：技术创新可以提供技术、信息、知识等高级生产要素投入，通过引发产品生产和服务供给方式的重大变化，使传统产业边界逐渐模糊，并催生产业新业态的发展，最终起到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美国技术创新驱动主要表现在对整体研发投入的重视和对不同产业研发投入的区分上。在整体研发投入层面，1959年美国研发投入为138.89亿美元，2007年增至4056.65亿美元；在不同产业研发投入区分层面，1987～2007年间，化学制品业，计算机和电子产品制造业，交通设备制造业，软件发行业，金融、保险、房地产和租赁业，计算机系统设计和相关服务业，科技研发服务业，政府部门的研发支出分别增加了664.17亿美元、369.6亿美元、175.92亿美元、175.61亿美元、18.75亿美元、136.61亿美元、93.11亿美元和543.16亿美元，对应研发支出占比分别变化了11.55%、2.54%、－3.07%、3.6%、0.31%、2.84%、2.02%和－18.84%，相应产业产值比重分别变化了0.2%、－0.2%、－0.8%、0.4%、1.9%、0.7%、1%和－0.7%。可见，以研发投入为基础的技术创新驱动了美国的产业转型升级。
    （二）人力资本驱动美国产业转型升级
    驱动美国产业转型升级的第二个因素是人力资本，其作用机理在于：人力资本是技术创新的主要载体，可以通过技术创新间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也可以通过高层次人才在不同产业间的有效流动直接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美国人力资本驱动主要表现在对教育整体投入的增加和劳动力接受教育的结构变化上。在对教育的整体投入层面，1959年美国财政支出中的教育投入为147亿美元，在当年GDP中占比为2.81%，2015年则分别增至8938亿美元、4.93%；在劳动力受教育结构变化层面，1970年美国国内25～64岁劳动力受高中以下、高中、大学肄业、学士及以上教育的比例分别为36.1%、38.1%、11.8%、14.1%，2016年则分别变为7.7%、25.8%、27.5%、38.9%。^⑧如果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比值作为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求其与大学肄业受教育比例、学士及以上受教育比例、大学肄业及以上受教育比例的相关性系数，结果分别为0.94、0.95、0.97。可见，以教育投入和劳动力受教育结构变化为基础的人力资本驱动了美国的产业转型升级。
    （三）产业政策驱动美国产业转型升级
    驱动美国产业转型升级的第三个因素是产业政策，其作用机理在于：产业政策可以在信息不对称、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等造成市场失灵时，发挥政府的引导功能，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也可以在经济周期陷入衰退、萧条时，以国家能力为基础，开展反周期操作，为产业转型升级注入活力。美国产业政策驱动突出表现在信息产业和能源产业的政策制定上。在信息产业政策层面，美国很早就成立科学研究与开发办公室，通过综合政府、企业、民间科研力量发展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信息产业；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陆续推出“高性能计算与通信计划（1991年）”、“国家信息高速公路计划（1993年）”、“全球信息基础设施计划（1994年）”、“高性能计算与通信计划（1996年）”、“21世纪信息技术计划（1999年）”，发展以信息通信技术为基础的信息产业；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又发布“网络与信息技术研发计划（2010年）”，并在《复苏与再投资法案》（2009年）、《联邦云计算战略》（2011年）、《美国联邦政府医疗信息战略规划（2015～2020）》（2014年）中，将宽带网络和智能电网建设、大数据和云计算、医疗信息化等产业作为未来重点发展领域。在能源产业政策层面，两次石油危机后，美国分别颁布了《能源政策与节约法案》（1975年）、《能源税法案》（1978年）、《可再生能源与能效技术竞争力法案》（1979年），通过优化能源结构、加大替代能源开发等方式发展能源产业；20世纪90年代至2007年，美国陆续颁布了《太阳能、风能、废弃物和地热发电生产激励法案》（1990年）、《能源政策法案》（1992年，2005年修订）、《能源独立与安全法案》（2007年），通过税收减免、政府购买、合作研发激励等方式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在《复苏和再投资法案》（2009年）、《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2009年）、《清洁能源计划》（2015年）中，通过鼓励可再生能源产业出口、加大清洁技术出口、减少发电厂的碳排放量等方式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到2016年底，美国的信息产业、传统采掘和石化产业产值比重已分别从1947年的3.1%和2.3%变至4.8%和2.6%。可见，以政府引导为基础的产业政策驱动了美国的产业转型升级。
    （四）金融支持驱动美国产业转型升级
    驱动美国产业转型升级的第四个因素是金融支持，其作用机理在于：金融支持可以发挥储蓄向投资转化的功能，通过影响和调整产业存量、增量结构，直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10］～［12］}；也可以通过激励技术创新、优化资源配置、配合产业政策，间接引导产业转型升级；此外，金融产业的自身发展也构成了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内容。美国金融支持驱动突出表现在风险投资机制的运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构建和金融创新的深化上。在风险投资机制的运用层面，美国风险投资以多元化资本来源和灵活有效的组织方式为基础，提供企业在孵化期、成长期、扩张期、后续投资期发展所需资金，协助企业日常经营管理，最后通过股权转让顺利退出并获得投资收益。由于美国风险投资主要集中于软件、生物技术、医疗设施和设备、媒体和娱乐、通信、工业能源等新兴产业，有力助推了相应产业的结构调整。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构建层面，美国一方面平衡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在资本市场中的结构，利用债权融资在税收成本上的高效性和股权融资在资本稳定上的持久性，提供产业规模扩张所需资金；另一方面完善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内部的结构，建立以纽约交易所（NYSE）、全国证券经纪商协会自动报价系统（NASDAQ）、场外交易场所（包括OTCBB，OTC Markets，Grey Market）为主体的股票市场和以市政债、国债、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公司债、联邦机构债、资产支持债为主体的债券市场，通过产权界定、风险定价等功能保障各类要素资源在不同产业间的有效流动。在金融创新的深化层面，美国一方面推动金融中介和金融产品创新，通过引入信用合作社、私人养老金、互助基金、联邦资助机构等金融中介和设计信用违约互换、股票互换、利率互换、顺序支付抵押担保、反向浮动利率抵押担保、担保债务凭证、资产支持商业票据等金融产品，促进了金融产业的持续发展；^⑨另一方面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通过重组金融监管机构、加强微观审慎监管、完善危机事后处置机制、提高金融消费者保护水平、增强国际监管合作、建立高管薪酬追回政策等方式，提升了金融产业的运行效率。可见，以风险投资机制、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和金融创新为基础的金融支持驱动了美国的产业转型升级。
    五、美国产业转型升级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第一，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产业转型升级。2017年中国全球创新指数得分52.54，在127个国家中排名第22位。^⑩中国要从加大研发投入强度、深化产学研合作机制、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布局全球研发网络等方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13］～［15］}
    第二，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在2017年全球创新指数子项目中，中国预期受教育年限为14.1年，排名第62位；中国高等教育得分19.5，排名第104位。中国要从增加教育经费投入、完善职业教育体系、提高国际教育吸引力等方面深化教育体制改革。^{［16］［17］}
    第三，加速产业跨界融合实践，带动产业转型升级。2011年，中国服务业消耗了18.14%的国内制造业产品，制造业消耗了9.77%的国内服务业产品。中国要加速产业跨界融合实践，需要进一步以信息通信技术为基础打造点面融合平台、适应企业主营变化实际修缮产业分类目录。^［18］
    第四，推进资本市场改革进程，支持产业转型升级。在2017年全球创新指数子项目中，中国股票市值占GDP比重为74.4%，排名第21位；中国风险资本投资额为1亿PPP美元，排名第26位。中国要推进资本市场改革进行，需要进一步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降低杠杆，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建立高效协调的金融监管框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注释：
    ①耐用品制造业包括机械、电子设备、交通运输装备、钢铁等资本密集型产业，而非耐用品制造业包括食品、饮料、纺织、皮革、造纸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数据来源：BEA。除特别说明外，本节数据均来自BEA。
    ②如日本在1962年出台了《企业合理化促进法》，1967年出台了《机械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
    ③1840年，美国农业在GNP中的比例为41%，制造业、采矿业和手工业的比例为17%，到1900年，两者比例分别变至18%和31%。
    ④资料来源：根据BEA网站资料整理计算。
    ⑤数据来源：历年耐克财务报表。
    ⑥药品制造业是化学制品业下面的细分产业；硬件制造业是金属制品业下面的细分产业；工业机械制造业是机械制造业下面的细分产业；计算机和周边设备制造业、半导体和其他电子要件制造业、电子仪器制造业都是计算机和电子产品制造业下面的细分产业；医疗设备供应业是综合制造业下面的细分产业。
    ⑦看上去硬件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与金属制品业产值比重的变化关系与其他产业有所差别，但要考虑到金属制品业下面还有其他细分产业。实际上，我们还可考虑用劳动生产率来进一步佐证：1988～2011年硬件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1.22%，对应金属制品业产值比重下降0.4%。
    ⑧数据来源：BLS。
    ⑨2016年美国金融和保险业的产值比重为7.3%，比1947年增加了5个百分点。
    ⑩本节数据除特殊说明外，均来自《2017年全球创新指数》。
    参考文献：
    ［1］景跃军.战后美国产业结构演变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04．
    ［2］乔晓楠，张欣.美国产业结构变迁及其启示——反思配第—克拉克定律［J］.高校理论战线，2012，（12）：32～42．
    ［3］张辉，丁匡达.美国产业结构、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1975～2011［J］.经济学动态，2013，（7）：140～148．
    ［4］吕炜.美国产业结构演变的动因与机制——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经济学动态，2010，（8）：131～135．
    ［5］郭连成，徐雅雯，王鑫.国际产业转移与美国和欧盟产业结构调整［J］.财经问题研究，2012，（10）：97～103．
    ［6］赵嘉，唐家龙.美国产业结构演进与现代产业体系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基于美国1947～2009年经济数据的考察［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2，（1）：141～147．
    ［7］袁奇，刘崇仪.美国产业结构变动与服务业的发展［J］.世界经济研究，2007，（2）：57～63．
    ［8］王海兵.全球价值链下中国代工企业的转型升级［D］.济南：山东大学，2012．
    ［9］杨蕙馨，王海兵.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成长策略［J］.经济管理，2013，（9）：41～52．
    ［10］吴晓求.资本市场的发展与现代金融体系的形成［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1，（5）：22～27．
    ［11］范方志，张立军.中国地区金融结构转变与产业结构升级研究［J］.金融研究，2003，（11）：36～48．
    ［12］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调查统计处课题组.国际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比较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J］.金融发展评论，2012，（9）：88～119．
    ［13］王海兵，杨蕙馨，吴炜峰.价值链断裂、新产业生态系统形成与我国企业全球研发［J］.经济管理，2014，（6）：13～25．
    ［14］王海兵，杨蕙馨.创新驱动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1979～2012［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23～24．
    ［15］王海兵，杨蕙馨.创新驱动与现代产业发展体系——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经济学（季刊），2016，（4）：1351～1386．
    ［16］陈秋萍，沈敏.美国职业教育体系化及其启示［J］.高等教育管理，2016，（1）：99～104．
    ［17］杨蕙馨，王海兵.中国教育收益率：1989～2011［J］.南方经济，2015，（6）：1～18．
    ［18］袁勤俭.美国产业分类体系的演化［J］.统计与信息论坛，2005，（1）：29～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