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连载1]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研究——“高质量”的经济学性质

    [摘要]从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看，所谓质量，是指产品能够满足实际需要的使用价值特性。进入高质量发展新时代，体现经济发展的本真性质，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使用价值面即供给侧的关注，将变得尤为重要，受到更大关切。经济发展的本真性实质上就是以追求一定经济质态条件下的更高质量目标为动机。发展质量的内容所表现出的多维性和丰富性，要求发展战略和模式选择的高度创新性。系统性地创造发展优势，走符合实际和具有特色的道路，以各种有效和可持续方式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多方面需要，是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性特征。各地区可以基于自身实际追求丰富多彩的优越。发展质量的高低，最终是以经济发展能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判断准则，而美好生活需要绝不仅仅是单纯的物质性要求，而将越来越多地表现为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与高速增长阶段主要以工具理性为动力的机制不同，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有更具本真价值理性的新动力机制，即更自觉地主攻能够更直接体现人民向往目标和经济发展本真目的的发展战略目标。这种新动力机制的供给侧是创新引领，需求侧则是人民向往。这种新动力机制的内在要求就是市场经济工具理性与经济发展本真理性的有效契合。  
    [关键词]高质量发展 工具理性 本真价值理性 发展战略
    〔期刊责任编辑〕王燕梅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在经济学的理论意义上，“高速增长”是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概念，统计上也较容易把握和核算(尽管也有不少技术难点)。而关于“高质量发展”，则是一个看似简单却不易把握的概念，如何进行“高质量发展”的统计核算更是一个崭新的复杂课题。本文试图从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上讨论高质量发展的含义及其相关理论问题。
    “高质量”的经济学性质
    将“高质量”作为一个核心概念置于重大政策意涵表达之中，是对经济学的一个挑战。在现代经济学的学术主体框架中，“质量”基本上是一个被“抽象”掉的因素，一般将其归之于“假定不变”的因素中，或者以价格来替代之，即假定较高价格产品的质量高于较低价格产品的质量，即所谓“优质优价”，可以称之为“质一价”对称性假定。但是，如果质量因素体现在生产效率或规模效益上，即发生工业化生产中普遍的“物美价廉”或“优质平价”现象，特别是当大规模生产和供应导致“大众消费”时，如何判断和分析经济活动及产品质量的经济学性质，往往成为理论经济学尽可能回避的问题。例如，作为高技术产品，今天智能手机的价格大大低于过去的手提电话“大哥大”价格，而前者的性能和质量显然不是后者能够与之相比的，此时，产品质量与价格之间不仅没有正相关性，反而是负相关的，价格完全无法显示产品的质量水平，即完全不存在“质一价”对称性。这一现象在工业革命之后的工业化时代实际上是普遍发生的，技术进步和创新也使这一现象普遍存在。但经济学却对其似乎视而不见，而只是假定在一定时点上，质量高的产品具有比质量低的产品更高的附加价值，静态地建构质量与价格之间的对称关系。
    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自马克思将古典经济学推向理论高峰后，经济学知难而退，关于商品二重性的理论路线在后来的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向一元化方向并轨，即走向了将商品使用价值并人交换价值的路线，而且倾向于以供求关系分析完全取代价值理论。例如，认定产品的边际效用决定其价值，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决定其价格，以此作为经济学的底层逻辑基础。这样，经济学发展和逻辑体系演进就可以走向易于用数学方法进行刻画和分析的方向。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数理模型化倾向，使得经济学对复杂的质量因素避之唯恐不及，经济学研究的抽象方法尽可能避开了具有很强具象性特征的质量问题。按此方向发展，经济学似乎变得越来越“纯粹”、“精确”和“精致”了，所有的经济关系都抽象为数量关系，唯一重要的计量单位是“价格”(包括工资、利率等要素价格)，所有的经济变量都转换为以货币单位计量的个量或加总量。这样，同使用价值相关的所有变量都有意无意地被“抽象”而归之为交换价值量，也就不再可能有质量含义。所以，经济学甚至被称为“第二数学”，几乎所有的经济关系都可以由数学来表达，而且认为只有用数学方式表达和刻画的经济关系才是含义最明晰和定性最精准的变量及其相互间关系。为此，对于现实经济中存在的质量因素(即具象的使用价值特征)，只能采取两种方式来处理:第一种方式，将不同质量的同一种产品定义为不同的产品，即只有质量相同的产品算作同一种产品，这样，分析产品供求关系时就不存在质量差异和计量困难了。第二种方式，将产品的差异包括质量差异都归之为“垄断”性因素，实际上仍然是将质量不同的产品定义为不具性能(质量)替代性的产品，正因为这样，质量不同的产品也就相当于不同产品或不具充分替代性的同类产品。对于产品质量，进而对于以此为基础的经济发展质量问题，经济学家往往是语焉不详，含糊其辞，不愿深人讨论。其根本原因就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缺乏研究质量因素和质量现象的学理基础，以及以此为依据的分析工具。
    经济学家们当然不是不知道，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实际生活需要，即获得有用产品，而所谓“有用产品”实际上包含着强烈的具象性质量特性。但是，生产的最终目的并非就一定是经济行为的直接目的。而且，如果人们仅仅是生产自己使用的产品，也就是将生产的最终目的完全同化为生产的直接目的，那么，生产力反而会受到极大限制，因为这样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实际上就否定了社会分工的可能性。因而，人类社会必然走向以分工为基础的交换经济(市场经济)，产品成为商品，即为交换而生产的产品。这样，各个生产者的生产目的就从为自己提供使用价值，转变为以向别人提供使用价值为代价，而获得对方提供给己方的使用价值。此时，产品使用价值所体现的质量合意性，就从关注自己消费的产品的质量合意性，变为关注交换对方能否认可和接受产品的使用价值质量。亚当·斯密(1983)说:“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作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所需要的相互帮忙，大部分是依照这个方法取得的。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夫、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这样，生产者的“自利”动机就不是产品对自己有用，而是可以获得别人提供的交换物的有用性。这是人类生产活动的质量关注性的具有关键意义的关系“反转”现象，即由于交换关系的普遍化，产生了交换价值，并开始取代使用价值的地位。而当货币成为交换价值的全权代表时，使用价值就日益落人弱势地位;而使用价值之根—质量—也就退居次位，甚至被严重忽视。
    当然，这不是说经济学家不知道人的实际动机并非仅仅为了自利，他们完全知道人的行为动机总是很复杂的。经济学家马歇尔(1983)承认:“当我们说到一个人的活动的动机，是为他能赚得的金钱所激发时，这并不是说，在他的心目中除了唯利是图的念头之外，就没有其他考虑了。”但是，他也明确地说:“经济学一方面是一门研究财富的科学;另一方面，也是研究人类在社会中的活动的社会科学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是研究人类满足欲望的种种努力，然而只以这种努力和欲望能用财富或它的一般代表物—货币—来衡量为限。”虽然他也承认“货币从来不是衡量这种动力的完美的尺度”，但仍然认为“如果谨慎小心的话，货币便可成为形成人类生活的大部分动机的动力之相当好的尺度。”可见，经济学家是“睁一眼闭一眼”的，经济学所进行的“抽象”和“假设”，只以研究货币可以衡量的现象和关系为限。这种独眼看世界的方法是相当“冒险”的，弄不好就可能走上歧途。因此，马歇尔指出，经济学千万不能忘记两个假设条件:“第一，假定其他情况不变;第二，这些原因能够不受阻碍地产生某些结果。”并指出:“亚当·斯密和许多往代的经济学家，依照谈话的习惯，省掉了假设的语句，因而获得表面上的简捷。但这样却使他们不断地为人误解，并在无益的争论中引起了许多时间上的浪费和麻烦;他们获得了表面上的安心，却是得不偿失。”也就是说，经济学一方面要尽可能“抽象掉”使用价值因素，另一方面又不可无视使用价值。使用价值必须要留在经济学家心中，但经济学对如何处理使用价值又无从下手。如果引人使用价值及其质量因素，经济学会显得很“笨拙”、不精确，就好像是持枪射击闭上一只眼比睁着两只眼似乎可以瞄得更准;而如果无视使用价值及其质量因素，经济学就如同丢掉了自己的根基。这是经济学自始至今的一个“命门”性难题。
    因此，研究高质量发展问题，有必要再回到马克思的商品二重性，看看这一问题的理论根基究竟是怎样的。关于商品价值理论的研究从古典经济学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一直基于二重性的方法论，即认定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二重性，对两者的关注和关切都不可偏废。在经济活动的本真意义上，人类从事生产活动，归根结底当然是为了获得使用价值，以满足人的真实需要。这是一个再朴素不过的常识性事实。而随着真实需要的不断提升和生产能力的相应提高，产品的使用价值性能也不断提升，这也是经济活动的原初本真性。在这个根本问题上，马克思始终保持学术定力，将商品二重性理论置于经济学逻辑基底，并始终坚持，使之成为贯彻和决定整个学术体系的“基因”。按照他的逻辑，交换成为普遍现象特别是发展成以货币为媒介的市场经济时，商品的二重性就显著对立了，而且形成独立的供需双方:提供有用产品的一方为供给方，付出货币的一方为需求方。供给方的直接目的是获得代表交换价值量的货币，而需求方的直接目的则是获得具有使用价值的有用产品。而且，参与交换的主体都会递次居于供方和需方的地位，以达成获取使用价值的最终目的。这就是马克思以符号形式W-G-W所定义的简单商品交换关系和简单商品经济。此时，产品的使用价值质量关注方虽然发生了反转，但双方的最终目的仍然是获得使用价值。而进一步的实质性变化是，从简单商品交换经济演变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生产和交换的目的再次反转，即成为G-W-G'。此时，交换的目的不再是获得使用价值，而是为了交换价值即货币的增殖。此时，商品的使用价值及其质量的重要性“退居二线”并间接化了，即只是在能够有助于或者不妨碍交换经济即货币量增殖的前提下，使用价值及其质量特性才是重要的。极而言之，如果有可能采取完全不涉及使用价值及其质量的方式，就可以获得更多的交换价值即实现货币量增殖，那不是更好吗?货币如果能够自行增殖，岂不是求之不得的“高招”和“捷径”!这就是所谓“虚拟经济”的逻辑。也就是说，在经济活动和经济发展的原本意义上，使用价值是生产目的，交换价值即货币是手段，而现在却反转为:使用价值及其质量不过是手段，获得更多交换价值即货币才是目的。而如果能够不要(或省略)使用价值及其质量特性这个手段或工具，也能达到货币增殖的目的，那么，使用价值及其质量特性就完全可以被“忽略”了(金磅,2017a)。
    当然，在此情形下，使用价值及其质量特性也并非完全无关紧要，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虚拟经济归根结底是受实体经济所决定的，实体经济的供求关系是竞争性的，只有当产品的质量能够满足真实需要，才会有更多买家;只有当买方愿意购买时，卖方才可能获得货币，即实现商品的交换价值。这一情况可以称为交换对质量的合意性要求，即必须能够满足购买者对于使用价值质量的需要，否则使用价值就发挥不了获取交换价值的功能。更重要的是，通常情况下，生产和提供产品的供给者众多，卖方的产品交换价值要得以实现，必须要有更具优势的性价比，才能在竞争中战胜对手完成交易过程，这可以称为质量的竞争力，即同竞争对手相比较的质量优势。很显然，质量合意性决定质量竞争力。质量竞争力决定产品的价值实现。
    从关于商品质量的上述含义看，所谓商品质量首先当然关系到产品的物质技术性质。一般来说，物质技术性能越高，产品质量也越高，其质量合意性和竞争力也越强。但经济学所定义或关注的商品质量也绝不仅仅关系产品的物质技术性质。在经济学意义上，产品质量是相对于满足人的实际需要而言的，如果没有人的实际需要，就无所谓产品质量。如果物质技术特性超过实际需要并且导致更高的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则被认为是“质量多余”，例如，如果以高成本方式生产能够穿100年而不损坏的鞋，就是不经济的行为，属于质量多余，而并非经济学意义上的高质量。
    总之，从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看，所谓质量，是指产品能够满足实际需要的使用价值特性，而在竞争性领域，所谓质量，同时还是指具有更高性价比因而能更有效满足需要的质量合意性和竞争力特性。需要强调的是，所谓“需要”是很复杂的，特别是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需要”也是不断增进变化的。所以，当将这一理解推演到高质量发展的概念时，就赋予了其很强的动态性，在其基本的经济学意义上可以表述为:高质量发展是能够更好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真实需要的经济发展方式、结构和动力状态。
    （金碚，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