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碚：新时代新要求——治理新思维开启改革新征程

    [原文标题]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制度逻辑与治理思维
    [作者]金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郑州大学商学院首席教授、院长；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会长，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经营报》社社长，研究领域是产业经济学。
    [期刊责任编辑]刘建丽 
    
     
    经济发展新时代需要治理新思维 
    40年甩掉“落后”的帽子，显然直接得益于改革开放所带来的连续数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特别是，工业化加速推进，规模庞大的中国工业能力，包括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铸造了“大国筋骨”。同历史上中国经济也曾有过的巨大规模不同，今天中国经济规模之大是“硬实力”之大，硬产业之巨，基础设施建设之强。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尚未完成，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工业的技术水平差距仍然非常大，至少还要经过30~50年的持续努力，才能进入发达工业国的先进行列。
    不过，中国毕竟是进入了工业化的新时代，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必然会有不同思维和方略。在生产力落后的过去时代，中国曾经有句非常著名的口号，体现着那个时代的工业精神，至今令人难忘，那就是大庆油田“铁人”王进喜的豪言壮语，叫“宁可少活20年，也要拿下大油田！”。这是那个时代的英雄主义，激励着千万人的忘我奋斗：面对“落后”这个当时的最大敌人和使人民最大不满的状况，为了实现工业发展，必须奋不顾身，义无反顾，即使损害一些环境和健康也在所不惜。那也许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当年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不惜一切代价把工业搞上去”，否则中国就会有被“开除球籍”危险。这样的大无畏精神在很大程度上被改革开放的40年所继承，即义无反顾向着目标前进！今天，我们必须历史地评价那个时代，尽管为了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而付出了巨大代价，但也应感恩那个“为有牺牲多壮志”的献身时代，实现了“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誓言，迎来了不再落后的新时代，创造了今天能够有底气走进全面小康社会的物质条件，新时代今非昔比，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一切为了人民福祉，是经济发展新理念。这是新时代的“正确”：时代不同了，不再落后了，“不惜一切代价”的思维方式已经成为过去，实现更高水平的现代化治理已经成为体现新时代新发展理念的要求。今天，我们绝不能再容忍为了“金山银山”而破坏绿水青山，也不允许为了追求财富而牺牲民生健康。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习近平，2017）
    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巨变，也体现为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和根本模式的深刻变革。当我们充分肯定40年改革开放成就的同时，更要冷静地看到留存和潜伏的问题。正如本文开头所引述的美国学者的告诫：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确“曾伴随着一系列物质和实践方面的恶行，以及对自然无限制的开采”。究其根源，是因为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现代性和现代化的模式是以征服自然这一概念为基础，并以扩大生产力为动力的。这一模式已不可持续”（杜赞奇，2017）。
    基于40年的发展成就，新时代有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但也绝不能坐享其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十分艰巨，没有舒舒服服就可以轻松达到目标的捷径，而且，要实现现代化的“中国梦”，还必须跨越诸多难关，实现人类发展及工业化过程中的根本性历史转折。当工业化达到一定阶段，经济发展创造了大量物质财富，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就成为越来越重要的问题。其突出表现是，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中的不平衡和不充分现象凸显出来，经济社会中“短板”现象往往成为发展障碍和影响稳定的隐患。而且，经济和社会关系中可能发生各种“恶行”，如果不能遏制和消除，不仅将严重阻碍发展进程，而且会导致经济发展失去正确方向。因此，新时代并不是处处阳光明媚，发展进程更不是一路坦途。相反，面临和可能遭遇的问题会更复杂，矛盾会很突出，而且，各种矛盾和问题有可能叠加出现。更具重要的是，人民的需要“日益增长”，人民向往的满足永无止境，因此，要使人民满意可能更加不易。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要实现“满足”就必须不断发展，发展仍然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过去是这样，未来仍然会是这样。当前的现实是，中国至今还不是一个发达工业化国家，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属发展中国家，要充分满足人民需要，还有许多“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困难，更有许多艰巨目标要实现。因此，如中共十九大所提出的，不仅必须坚定不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而且，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要通过深化改革，转变发展方式，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因此，未来的发展模式要有更严的标准，更高的水平，需要更多的智慧，付出更大的努力。
    这种智慧和努力必须体现为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和进一步扩大开放，使市场更有效地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如果说，40年改革开放强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工业化的加速进程，实现了中国经济社会的伟大巨变；那么，未来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仍然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和进一步扩大开放来促进中国经济社会更高水平上的巨变。从这一意义上说，新时代将迎来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又一次伟大巨变：40年改革开放的主要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时代改革的总目标是将在40年改革巨变的基础上，建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改革总目标的确立，正体现了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和新时代的质态巨变。
    高质量发展是能够更好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真实需要的经济发展方式、结构和动力状态。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增长方式和路径转变，而且也是一个体制改革和机制转换过程。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实现，必须基于新发展理念进行新的制度安排，特别是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就是说，高质量发展必须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和形成新的机制才能得以实现。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改革开放新思维，更精心地安排新制度、新战略与新政策。
    新的全球化时代需要治理新思维
    新时代的改革是在新的更加开放的形势中进行的，而且，世界各国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制度和治理竞争。因此，一方面，世界各国竞争是关于各国如何“善治”的竞争，即看哪个国家能把自己国家治理和发展得更好，人民更加满意，社会更加安全。在制度和政策安排上做得更好的国家，将成为国际竞争中的赢家；另一方面，在开放条件下，各国的制度和政策安排是相互影响的，一个国家的制度和政策安排的变动，往往会对其他国家形成压力或影响，甚至导致相关国家不得不进行制度和政策调整。当然，各国之间也可以就制度和政策的调整进行协调。总之，在新的全球化时代，各国的改革是在开放条件下进行的，因此，改革的新思维必须体现在更加开放的心态上。各国间所进行的非接触性竞争（如上述第一方面）和接触性竞争（如上述第二方面），都会成为各国发展进程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巨大动因。
    当今世界，尽管也有逆全球化甚至反全球化的现象，但总体上还是正处于各国经济更加开放和向着自由贸易方向发展的的大势之下，无论是经济的、社会的，还是科学技术的力量，都强烈地推动着经济全球化潮流。在经济全球化新时代，世界各国都在奋力发展，连发达国家也绝不敢怠慢，为此甚至“奇招”“怪招”“损招”频出。各国发展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经济全球化是良药也是苦饮，机会更多，竞争也更激烈。在此形势下，无论是低收入、中等收入，甚至高收入阶段，都可能会有风云莫测的“陷阱”，世界各国不乏落入各种“陷阱”而难以自拔的先例，以及因经济不振而遗憾的“失去”年代。今天的中国尽管国运昌盛，社会安全网相当稳固，日益健全，有力量抵御较大风险，但也绝不是无险避风港和观潮俱乐部。参与全球化竞争，与更强者过招，接受优胜劣汰的洗礼，在风险中前行，仍然是不变的人类发展主题。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竞争中，谁都逃脱不了这一铁律。
    与上述新时代改革思维的开放性同样重要的是，改革新思维的全面性和协调性，即只有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保持国家长治久安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历经40年改革和发展，中国经济“做大经济规模”的目标在高速增长阶段已基本达成，而“提升发展质量”已成为新时代工业化进程的主导方向。从理论上说，高增长的速度目标可以表现为一元性，即以工具性指标GDP（或人均GDP）及其增长率为代表性核心指标，但发展质量目标则是多元化的，没有任何单一指标或少数几个指标就能刻画发展质量水平。发展质量的内容所表现出的多维性和丰富性，要求发展战略和模式选择的高度创新性和系统性，要求以新的指标体系来更全面地反映高质量发展要求及其实现程度，并以此作为国家治理有效性的显示性标尺。因此，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性地创造发展优势，协调好各方面关系，走符合实际和具有特色的道路，以各种有效和可持续方式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多方面需要，是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性特征，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新思维体现。这就决定了，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更需要以新的系统性思维方式推进各领域的改革，形成新的发展方式、动力机制和治理秩序，使整个国家从传统发展模式转向新的发展模式，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这不仅是中国发展的历史性转折，也是人类发展所面临的共同问题（金碚，2018）。
    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上述改革新思维所引领的工业化新征程，在现实过程中将突出地表现为：工业化进程将转向更具高清洁化特征的道路和模式，这样的道路和模式体现了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治理理念，也体现了更高文明程度（即文明质量）的治理体制要求。如前所述，在40年改革开放的最后5年，中国进行了“清洁风暴”行动。众所周知，清洁是文明程度的标志，就像高质量的生活体现为高水平的清洁卫生状况一样，高质量发展，必将在经济、社会和政治各领域中表现为更高的清洁化程度：生产清洁、环境清洁、政纪清洁、营商清洁、社会风气清洁。如果说以往40年工业化进程的巨变主要体现在“高歌猛进”规模迅速扩张上，从而使越来越多中国人从低收入生活状态改变为中高收入生活状态，那么，未来的工业化新征程所带来的新巨变，将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中国人民将生活在各领域都具有更高清洁度的状态中，体现为以文明合规为特征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要求。纵观全世界，没有哪个充满“污泥浊水”和“肮脏恶行”的国家可以称得上实现了高质量发展。清洁性将成为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和具有标志性的特征，也是社会正义的重要标志之一。从这一角度看，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在经济、社会、环境、政法、党纪等诸多领域所进行的“清洁风暴”行动，是转向高质量发展的突出体现。这也是中国改革从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转变为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总目标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要用一个词语来刻画中国40年改革开放所推进的工业化进程及其成就，那么，没有比“巨变”更贴切了。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巨大型经济体，在短短40年中所发生的巨变，在人类发展史上是空前的。改革开放不仅彻底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和国运，而且也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工业化版图和人类发展全球态势。这40年的巨变，不仅使中国彻底摆脱落后，而且将开启一个新时代。进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须有新理念，新体制，新战略，新举措。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勇于创新，奋进包容，是中国40年加速工业化的历史留给新时代的最珍贵精神遗产。在继承40年改革开放精神基础上，善治为民、全面协调、清洁高质，将成为新时代改革新思维的突出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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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萃·学术连载·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
    1.金碚：改革开放的逻辑起点——对计划经济体制绩效的反思
    2.金碚：40年改革路径——从局部突破到全方位制度变革
    3.金碚：以渐进式制度变革终结中国 “落后”历史
    4.金碚：新时代新要求——治理新思维开启改革新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