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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国际化40年:发展历程及其制度逻辑

http://www.newdu.com 2018/10/17 《经济与管理研究》2018年10期 刘建丽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中国正在崛起的国有跨国公司已经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本文结合纵向历史法和过程-事件分析,通过梳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国有企业的国际化发展脉络,力图揭示国有企业国际化经营演进的阶段特征及其制度逻辑?研究发现,中国国有企业的国际化成长,始终伴随着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交互作用;国有企业的国际化符合传统的渐进演化规律,在推进速度上又表现出超常规、非线性的特征;国有企业国际化的特殊历程根源于中国改革开放和大容量内需市场的特殊制度环境?当前,唯有通过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在混合所有制基础上建立现代跨国公司治理体系,进一步规范国有企业海外投资行为,才能使国有企业在国际市场以更加合法合规的姿态,更好地实现国家使命和企业战略目标?
    关键词:国有企业;国际化40年;发展历程;制度逻辑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国有企业跨国经营与政府监管问题研究”(12CGL007)。
    改革开放40年来,国有企业在不断推进自身公司制改革的同时,积极拓展国际化经营:从逆向工程学习,到人员外派交流;从在国内成立中外合资公司,及至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开展跨国并购,整合国外资源、技术与市场资源,国有企业在改革中成长,在开放中创新?一批企业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生产单位成长为在国际市场上合纵连横的战略组织?进入新时代,中国企业面临全面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国有企业在国际化经营中面临着比私营企业更明显的制度壁垒和更严峻的合法合规性问题?如何通过宏观制度变革和微观层面的企业制度创新,促进国有企业更好地适应新时期国际经济合作的大环境,是当前国际商务领域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就有必要理清一些基本问题,那就是在国有企业国际化过程中,外部制度创新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外部制度变量是如何推动国有企业国际化演进的?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基于历史事实和客观数据,进行探究和归纳?本文将结合纵向历史法和过程-事件分析从不同演进阶段中抽象出共同的要素,从而归纳出国有企业国际化演进的制度逻辑?
    国有企业国际化经营演变的基本脉络
    中国对外开放经历了从“引进来”到“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过程?国有企业国际化经营演变的总体脉络遵循从内向国际化到外向国际化的基本国际化路径,其演进过程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战略制度演化的微观反映,也是中国主动参与、融入国际经济交流,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客观结果?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为管理现代化、管理科学化、管理国际化提供了前提,国际化经营促进了企业管理水平的提升,企业国际化管理能力的提升又反过来保障了企业进一步国际化的成功?
    (一)国有企业国际化的基本路径
    中国国有企业国际化经营演变的过程就是中国经济市场化、管理现代化的过程?新中国成立以来至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国有企业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国有企业生产经营的目标主要是满足国内需求,少量的出口也是国家计划的产物,可以说没有国际化经营的条件和必要?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国有企业逐步接受市场观念,国际化经营与管理才成为可能?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符合一般的渐进式国际化规律?约翰松和瓦尔内(Johanson & Vahlne,1977)认为,“企业国际化是一系列渐进决策的结果,是不确定性递减与经验学习的过程”,其解释的依据是:随着企业对外围市场知识的增加,企业会提高资源承诺,相应选择控制程度更高的进入模式[1]?国有企业的国际化经历了从内向国际化到外向国际化的过程,可以说,没有内向国际化的知识学习和能力积累,没有国内市场开放后的竞争压力,就不太可能发生后来的“走出去”开展跨国经营?从历史资料来看,国有企业的国际化经历了“对外经济引进—国内开展国际合作—‘走出去’开展跨国经营”这一渐进式路径?
    1. 改革开放前的对外经济引进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国有骨干企业的技术基础
    1950—1978年,中国有三次大规模的对外经济引进,分别是20世纪50年代的“156”项目,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引进苏联援助的重点工程156项,当时受西方国家经济封锁影响,新中国奉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43”项目,是在西方国家经济危机时期,一些国家放松了对中国经济封锁的背景下,原国家计委规划在3~5年内引进43亿美元成套技术设备的方案;改革开放前夕的“78”项目,则是1978年签订的对外引进协议额度78亿美元的成套技术设备?这些经济引进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中国重工业的基础,直接形成了一批国有骨干企业,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快速建成投产,就是20世纪50年代对苏联成套项目引进的结果?但前两次大规模引进以成套设备为主,单项技术和设备引进很少,人员交流也基本没有,因此,对中国技术促进作用有限?第三次大规模经济引进是在中美关系缓和、中美正式建交的背景下发生的,开始有外资企业进入,以及技术人员外派交流?这种资金、技术与管理经验的引进模式在1979年之后延续下来,使得国有企业得以在技术上进行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在管理上向先进的跨国公司学习,提高自身的基础管理水平?1979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时事通讯社代表团时指出,“所谓开放,是指大量吸收外国资金和技术来加速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
    2. 对外开放政策为国有企业创造了在国内市场开展国际合作的机会
    对外开放作为重大制度变革,在早期消除民间和外资疑虑对于政策实施尤为重要?中国政府主要通过三大措施迅速破题?一是设立经济特区,允许先行先试?1979年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出口特区,给予出口企业和外资以便利条件?在特区选址方面,特别考虑到侨乡因素对华侨的吸引力?二是加强立法,确立制度框架?1979年7月,中国通过了《中国合资经营企业法》;1980年,特区内出现外商直接投资?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相继颁布《涉外经济合同法》《外资企业法》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等,使引进外资和中外合作有了法律保障?三是由政府直接推动企业间的经济合作?改革开放初期对外经济合作权限仍然掌握在政府手中,因此早期的外资引进和对外技术合作都是政府直接推动的?1978年,邓小平在访问日本期间,曾专门到松下电器参观考察,为之后的技术引进奠定了基础?1980年,松下创始人松下幸之助第一次访华,并与中国开展第一次技术合作,向上海灯泡厂提供黑白显像管成套设备?汽车产业是引进外资的重要领域?早在1979年2月,第一机械工业部和北京市政府就联合提出了“关于北京汽车制造厂和美国汽车公司合资经营吉普车公司”的报告;1985年5月,北京汽车制造厂与美国汽车公司AMC签署合资经营合同;1984年1月中美合资的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成立?这一时期,合资对国有企业的意义在于“以市场换技术”,虽然合资方对中国企业进行了专利封锁,但中方人员从合资企业中学习到了产业技术和管理经验,这对于中国稚嫩的汽车产业意义非凡?随着中国与美国建交,企业间的交流也渐次展开?美国机械巨头卡特彼勒则因与中国政府的项目合作而进入中国,开启了在华投资与经营,从而也给了中国企业近距离交流与学习的机会?例如,20世纪80年代初,伴随着国有企业新一轮技术引进热潮,中国工程机械企业柳工集团购买了一台卡特彼勒966D进行测绘学习,通过逆向工程学习,柳工集团于1984年研制出了ZL50D装载机?之后,柳工集团与卡特彼勒签订了技术引进合同,并先后派出10余批学员共计100余人前往卡特彼勒学习研发和管理,提升了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
    3. 市场化竞争和“走出去”战略推动企业海外投资
    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和国有企业在越来越开放的本土市场的历练,一些具备条件的外向型企业开始尝试对外投资?20世纪80年代,国有企业通过建立海外销售窗口和贸易渠道,尝试进入海外市场?随着市场经验的积累和对海外环境的逐步熟悉,一些企业开始了海外建厂之路?从时点来看,国有企业真正意义上的对外投资从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此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红利大大释放,市场经济发展迅速,国内市场需求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满足,尤其是消费品领域,逐渐从卖方市场进入买方市场,国有企业开始感受到市场压力。因此,最早进入“过剩经济”的行业开始对外投资,通常选择在具有生产成本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建厂,以复制中国的生产体系,同时向这些发展梯度晚于中国的市场进行产品销售?可以发现,20世纪90年代,一些家电生产企业和摩托车厂家开始向东南亚进行直接投资,或自建生产组装厂,或与当地企业合资,或收购当地企业?这些经过市场竞争历练的国有企业,在选择海外投资进入方式时显示出务实和灵活性?进入21世纪,随着国家“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国有企业对外投资迈上新的台阶,海外投资领域也不断扩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际上大量企业面临信贷紧缩,陷入经营困境,从而进入较低的估值区间,国有企业也迎来抄底并购的机会,因此,2010年国有企业对外投资实现逆势增长?2010—2015年,国有企业对外投资基本保持稳定;2016年,在人民币贬值预期之下,国有企业对外投资增速较快?为防范金融风险和对外投资风险,各部门加强了对外投资的监管?2016年底以来,非理性投资和虚假投资得到有效抑制?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国有企业对外投资更多地体现出国家战略引领性,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不断增加?
    (二)国有企业国际化阶段划分与过程描述
    根据国家对外投资政策取向的变化,中国国有企业的国际化历程可以分为三大阶段?根据投资主体和投资流量变化以及关键事件法,这三大阶段又可以划分为五个小阶段(如图1所示)?
    
    图1 国有企业国际化阶段划分
    从图1可以看出,中国国有企业国际化的过程受到中国对外投资制度的激励和约束?1978—2000年,中国对外开放的重点是引进外资,政府对企业对外投资一直持限制性或保留性态度?相应地,国有企业的对外投资属于保守性和探索性的尝试?当然,从企业能力角度而言,大部分国有企业仍然不具备跨国商业经营的能力,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也仍然处于探索和初步推进阶段?2001年,中国共产党十五届五中全会正式明确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是中国鼓励性对外投资政策形成的标志?同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国内市场的大幅开放将未走出国门的企业置于近距离国际竞争的压力之下,在此情况下,国有企业“走出去”也成为化解这种压力的重要途径?在鼓励性政策的支持下,国际化经验不足的国有企业纷纷开展对外投资,对外为防范金融风险,2016年底—2017年初,各部委齐发力加强监管,在推动对外投资便利化的同时,加强了对外投资的真实性、合规性审查,挤压了大部分的非理性投资和虚假投资,使得投资结构明显优化,质量效益有所提升?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的各个领域进一步由追求发展速度向追求高质量、高效益、均衡发展转变?
    二、国有企业国际化的三大阶段
    (一)侧重引进外资的保守性对外投资阶段(1978—2000年)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前20年,中国对外开放的重点是引进外资,同时鼓励企业出口创汇。由于国内建设资金缺口仍然较大,国家对企业对外投资持保守或不鼓励的态度?
    1. 1978—1991年,资本与技术引进背景下贸易与能源企业起步探索海外市场
    (1)投资特征:试探性、窗口式投资为主?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的发展历程是中国对外开放从“引进来”到“走出去”过程的一个缩影,它是中国企业不断向外寻求资源、向外拓展市场、在更大范围内融入国际产业分工的直接表现,也是中国企业自身能力不断提升的客观反映?
    改革开放初期,民营企业仍然非常弱小,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是仍然清一色的国有企业,而最初的投资目的局限于“开发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在原来的经济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国内大企业都是国有企业,在早期,这些企业大胆的海外投资行为很大意义上是国家资源战略的反映,企业本身缺乏自主的跨国经营动机,也不具备跨国经营经验,因而国有企业早期的国际化表现出跃进性、非连续性和非系统性的特征[2]?在这一时期,国有企业就是中国企业的代表,它们肩负着探索海外市场、寻求外部资源的重任?当时,中国对外开放的重点是,少数外经贸公司从自身业务需要出发,开始在国外设立窗口企业,主要目的是服务于对外贸易?20世纪80年代初,一些大型国有外贸企业开始探索对外直接投资?总的来看,这一时期参与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企业为数不多?1979—1984年,中国企业在国外投资兴办非贸易性企业113家,总投资额2亿多美元?对外投资主体主要是中央和地方外贸专业公司、省市国际经济合作公司,如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等;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贸易、餐饮、建筑工程承包等服务行业;投资区位主要分布在港澳地区和周边发展中国家[3]?1985年之后,一些资源加工类的大型国有企业开始尝试对外投资,如中信集团公司(制造业务)1986年9月与加拿大鲍尔公司合资购买并经营塞尔加纸浆厂。这一时期对外投资的国有企业,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先锋队,承载了经济主体对外主动探索和融入世界市场的使命,其对外投资更大意义上是为了试水和探索国际市场,积累跨国经营经验?
    (2)制度背景:引进外资促进技术进步和市场意识启蒙?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首先把利用华人、华侨的资金和技术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4]?当时,国家对港澳台同胞到内地投资、华侨回国投资给予更为优惠的政策,加之文化和乡情纽带的联结,侨商对于回到大陆投资热情高涨?侨商作为对大陆直接投资的探路者,率先在大陆开展生产经营业务,通过独资、合资合作等投资形式,带来了经济建设急需的资金,也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他们在获得丰厚回报的同时,为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作出了积极示范?例如,1980年5月1日,京港合资的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在北京正式成立,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家合资公司,其创始人伍淑清女士就出生于爱国华侨世家,是香港美心集团创始人伍沾德之女?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2000多亿美元,其中港澳台胞和海外华侨华人资金占70%?在优惠政策激励和侨商示范的推动下,经济特区很快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吸引了美、日、英、法和联邦德国等国家的资本进入,为本土企业向外资业近距离学习提供了窗口和契机?
    1984年,中国对外开放的版图进一步扩大,上海、大连等14个城市被批准为首批沿海开放城市;1985年,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洲被确立为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海南省被批准为经济特区?这些经济特区和优先开放区域,构成了覆盖更广、辐射更强的沿海经济带,便利的商贸环境和巨大的产业空间吸引了大量外资涌入,形成了利用外资的第一次热潮?截至1985年底,中国累计签订外商直接投资协议6300多项,其中中外合资经营企业2300多家,中外合作经营企业3800多家?外商直接投资协议金额160多亿美元,前来投资的企业来自33个国家和地区[5]?这一时期,中外合资项目如上海大众、北京吉普车厂等合资项目的落户,在带来先进技术的同时,对传统的管理理念带来了冲击,全社会的效率意识和竞争意识大大增强?
    1984年下半年,中国出现经济过热,开放初期对投资方向引导不足,吸引的外资中出现了小企业居多、技术水平不高等问题,引起了各界对吸引外资政策的反思?1986年,《外资企业法》和《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颁布,标志着中国吸引外资进入新阶段,中国开始有规划、有重点地引进外资?同时,中国继续推进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1988年,海南省成为经济特区,并开创了外资开发的“洋浦模式”?1987—1989年,伴随着世界范围内产业转移的推进,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外商投资热潮?这一时期,随着外商对中国经营环境信心的提升,外商独资的比重迅速提升?但由于一些做法史无前例,争议和争论也不绝于耳?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及他们对中国大陆的投资,对这一时期的引资工作起到了稳定作用?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一些关于引进外资的争议和疑虑才逐渐平息?1987年,松下电器在北京创办了第一家合资企业——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有限公司,美国摩托罗拉也于同年进入中国?随着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逐渐成为全球制造业“生产车间”?这一时期,外资企业不仅促进了中国企业的技术革命和管理创新,事实上也成为现代企业制度的示范者?
    2. 1992—2000年,市场化驱动制造业企业跨国经营起步
    1992年是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元年,也是中国的企业家元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后,改革的春风使中国市场快速觉醒,也使刚刚形成的企业家群体开始体会到市场竞争的真正内涵?直面市场的国有企业一方面面临制度创新的压力,另一方面在市场化驱动下也开启了市场拓展意义上的国际化?
    (1)投资特征:复合型动因驱动多行业对外投资?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对外投资逐渐从贸易和能源行业扩展到制造业,投资动因也从单一的市场获取型或资源寻求型过渡到资源、市场获取和优势对外转移的复合动因?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是一次解放思想的宣言书,是改革开放的再动员,坚定了各领域推进改革的信心?从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来看,1992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较上年增长了三倍(如图2所示),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明显的跃升?
    
    数据来源:商务部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
    图2 1991—2007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这一时期,能源矿产类企业对外投资仍占据投资流量的绝大部分?1992年,首钢集团斥资1.2亿美元收购了秘鲁铁矿公司,成为成功并购外国公司的第一家中国国有企业?1993年,中石油在泰国获得石油开发作业权,迈出了中国石油企业“走出去”的步伐?1995年,中石油苏丹项目启动,公司陆续投入勘探、开发和管道运输等环节,成为第一次真正战略意义上的对外投资,中石油的跨国经营也由此开始?由于国际经营经验匮乏,企业普遍对海外经营风险的考量不足,这一阶段国有企业为国际化支付了昂贵的“学费”?
    这一阶段,除了能源企业的国际化经营逐渐展开之外,更为标志性的是生产制造类企业开启了对外投资之旅?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中国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增强了市场竞争意识,企业管理能力大幅提升,逐渐有意识、有能力向国外拓展市场?随着经济体制转轨的逐步推进,中国经济也逐渐从短缺经济时期过渡到过剩经济时代?这一时期的国有制造业企业,确立了市场意识,具备了市场化的管理方式和营销理念,一些电子类制造业企业开始将目光投向海外市场,不仅复制自己的生产模式,也进一步向海外拓展市场,转移产能?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为了扩大出口,国家出台了《关于鼓励企业开展境外带料加工装配业务的意见》,提出了支持企业以境外加工贸易方式“走出去”的具体政策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加工装配业务的对外投资?
    表1 1995—2000年国有企业的首次海外投资项目[2]
    
    从表1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对外投资的主角是家电制造类企业和摩托车制造企业?这些企业在技术上都有引进、消化、吸收的过程,经过国内市场的培育,生产技术快速成长,生产能力在满足国内市场的基础上还有剩余,因此产生了向外发展的动力?这些国有企业成为中国最早的“市场寻求型”海外投资主体?从投资目的地的选择看,这些企业基本上都选择了劳动力成本比较低的欠发达国家,有助于企业在国际化初期较好地控制成本和投资风险。当然,与能源类企业的投资相比,这些企业的投资额并不大?
    (2)制度背景:国有企业制度创新为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奠定基础?这一时期,尽管国有企业对外投资取得了重大进展,多个行业开始在海外布局,但是在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权责不清”的前提下,企业很难谈得上科学管理,也削弱了企业海外投资的合法性?1993年11月,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是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推动国有企业逐步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从而正式为国有企业微观层面的制度创新吹响了号角?国有企业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制度创新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司制改制,就不存在自主经营的公司法人?没有与市场经济接轨的企业制度,就难以建立起能与西方跨国公司相竞争的企业集团和具有国际视野的企业家队伍?1999年9月,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要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这一时期,企业制度创新是中国市场化取向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客观上也在为中国融入世界市场经济体系和国有企业“走出去”作准备?
    (二)鼓励性对外投资阶段(2001—2016年)
    2001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正式明确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是中国鼓励性对外投资政策形成的标志?在此之前,中国对企业对外投资一直处于限制性或保留性的态度?同样在2001年底,中国正式加入WTO,这是中国企业经营面临的重大制度环境变迁,企业面临的竞争环境发生了质的变化,也直接促进了企业“走出去”?
    1. 2001—2007年,“走出去”战略与“入世”推动对外直接投资加速
    (1)投资特征:多行业海外布局促进投资流量突飞猛进?2001—2007年,是中国对外投资持续快速增长的一个阶段?由图2可以看出,2001年,中国对外投资流量产生了突飞猛进的增长?2002—2007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47%,2007年对外投资流量达到187.2亿美元[数据来源: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国商务部网站(http://mofcom.gov.cn)]?其间,2004年7月1日,企业外贸经营权完全放开,也为企业进行跨国价值链布局起到了促进作用?这一时期,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第一次加速期,也是国有企业多行业海外布局的突破期?在总体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的背后,是国有企业日益频繁地进行大规模海外投资的身影?仅2006年一年,国有企业就完成了数宗金额较大的并购交易?不过,这些大规模并购仍然集中在能源领域,例如,中石化对俄罗斯乌德穆尔特石油公司96.86%股份的收购,总交易额为35亿美元;中石油以41.8亿美元成功收购哈萨克斯坦PK石油公司;以及中国有机硅行业的排头兵中国蓝星(集团)总公司全资收购法国罗地亚(Rhodia)公司有机硅及硫化物业务项目?不过,随着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和海外战略的兴起,国有企业对外投资比重呈下降趋势?2004年,国有企业占整个境内投资主体的比重由上年的43%降至35%,2006年则继续下降为26%,但投资额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这一时期,国有企业对外投资已从过去以贸易窗口为主,逐步拓宽到以工业制造、建筑工程、能源开采、基础设施建设、通讯工程、商业服务、农业等行业领域?通过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国在境外形成了多个原油和矿产资源原料来源和生产基地,与30多个国家建立了资源能源长期合作关系,初步建立了国际化的能源资源安全保障体系?
    (2)制度背景:国际市场竞争加速管理方式变革?在“九五”时期,国家提出要“有计划地发展境外投资”?“十五”时期,国家明确提出了“走出去”的重大外向发展战略?2000年3月的全国人大九届三次会议期间,“走出去”战略被初次提及?2001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走出去”战略,并将“走出去”战略正式写入国家“十五”计划纲要,“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扩大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领域,途径和方式”?2001年,中国加入WTO,这一重大制度环境变化导致国内竞争加剧,中国企业外向国际化的进程开始加快?
    2. 2008—2016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跨国经营进入发展机遇期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各国经济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大量企业陷入融资困境,国有企业依靠在融资方面的优势,获得了一些在海外逆势抄底的机会,虽然世界范围内的对外直接投资进入了一个震荡期和低谷期,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在金融危机之后迎来了对外跨国经营的机遇期,投资额逆势持稳,在2010年、2014年和2016年屡次创出新高?
    (1)投资特征:外部机遇保障大规模对外投资逆势持稳?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在世界投资舞台上表现优异?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统计,2016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下降了13%,约为1.52万亿美元,而中国非金融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达到1701.7亿美元,增长44.2%,占全球投资总额的11%左右,相当于美国对外投资的二分之一?虽然中国对外投资规模与美国之间的差距仍然较大,但从投资增长率的角度分析,美国企业自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来,除2011年以外,对外投资增长率均为负值,呈明显的负增长趋势?与之相比,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在2007—2016年以年均28%的速度持续大幅增长?在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制度背景下,国有企业对外投资额保持了基本稳定(如图3所示)?考虑到工业企业中国有资产份额的整体下降,国有企业对外投资总额的持稳,实际上包含了单个企业平均投资额的增长和国有资本国际化率的提高[6]?值得关注的是,2016年国有企业重新成为对外投资的主导力量,贡献了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72%?
    
    数据来源:根据商务部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计算而得?
    图3 2008年以来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额及国有企业投资流量
    最近几年,中国企业大规模海外并购助推了海外直接投资额的增长?其中,国有企业的海外并购占了较大份额?从并购金额来看,以资源和能源领域的并购为主?尽管总体情况有所波动,但国有企业海外并购的步伐并未减缓?按照普华永道的统计,2011年共披露了16宗交易金额大于10亿美元的海外并购交易,其中包含了14宗资源和能源领域交易?2011年,中石化以35.4亿美元收购葡萄牙能源公司30%股权,中化集团通过香港子公司以30.7亿美元收购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巴西佩雷格里诺(Peregrino)油田40%股权,海航集团以3.29亿欧元获得西班牙NH酒店连锁集团20%的股权,以及中国蓝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20亿美元并购挪威埃肯(Elkem)公司等交易,都是年度海外并购的大手笔?2012年,中国对外投资的重头仍是国有资金大幅注入能源和原材料领域,中国国家主权基金和国有企业在能源领域投资额达362亿美元,对原材料领域投资16亿美元?2013年,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以148亿美元收购加拿大尼克森公司100%股权项目,创迄今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金额之最[7]。2014年,中粮集团与总部位于荷兰的全球农产品及大宗商品贸易集团尼德拉(Nidera)签署协议,收购其51%的股权,成为这家年销售额超过170亿美元的国际农产品主要贸易商的控股股东?控股Nidera是中粮集团向全球布局迈出的重要一步,是公司为“打造具有国际水准的全产业链粮油食品企业”所采取的重要战略举措?
    随着国家战略支持和国有企业自身能力的提升,中国国有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额增长较快?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的数据分析,截至2015年,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规模集中在1亿~10亿美元的投资案例数高达407起,其次是10亿~100亿美元的大规模投资比较多,达到121起?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领域集中在采矿业、交通运输及制造业?
    国有企业在基础设施建设和交通运输设备领域的大规模投资持续增长?2014年,中国企业在铁路领域的海外累计签订合同额为247亿美元,其中中国铁建同尼日利亚签署的铁路建设合同金额高达119.7亿美元,这是中国企业签署的最大金额的单笔合同?重组合并前的中国南、北车集团公司海外总合同金额达60亿美元,其中中国北车获得波士顿284辆地铁车辆装备的订单,金额为5.67亿美元,是中国轨道交通设备首次进入美国市场?合并后成立的中国中车正积极投标美国的轨道交通项目?此外,中国中铁参与俄罗斯的高铁建设,合同金额高达24亿元,意味着中国高铁技术真正地走出国门?同时,中国核工业集团自主三代核电技术再出海,与阿根廷核电公司合作建设压水堆核电站?2016年以来,中老铁路、中泰铁路相继开工建设,“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将持续发力?这一阶段,国有企业立足于本国比较优势,在不断创新基础上对外进行梯度产业转移和技术寻求型投资,是典型的内涵式企业国际化,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6]?
    (2)制度背景:海外投资监管进入制度化建设阶段?2009年底,中央企业境外资产总额就已超过4万亿元,占中央企业总资产规模的20%?在国资委提出的中央企业“十二五”发展思路中,国际化经营成为五大战略之一?国有企业跨国经营不仅是企业自身成长的内在需要,更是中国打造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对外开放格局的必然要求?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被提出以后,国有企业成为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主力军,在国家政策的鼓励下,国有企业的对外投资掀起新一轮高潮?相应地,国有企业在跨国经营过程中的风险也日益凸显?2009年5月,商务部出台了《境外投资管理办法》,替代了之前的核准规定,进一步放松了对企业对外投资的审批限制进一步突出了企业在对外投资活动方面的主体地位?但是作为具有多层委托代理环节和“所有者缺位”的国有企业,其海外投资这种风险性更大的经营活动具有特殊性,科学有效的监督机制必不可少?由于国有企业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其跨国投资的风险和影响远远超过民营企业?同时,国有企业海外投资过程中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如恶意转移国有资产、提供财务虚假报表、随意投资造成巨额浮亏等,引起了各方的强烈关注?2011年,国资委发布了《中央企业境外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中央企业境外国有产权管理暂行办法》,开启了监管制度改革的序幕?国资委对国有企业境外资产展开摸底调查,据国资委主管的《国资报告》统计,2015年,中国境外国有资产总量不少于12万亿,与2013年底的4.3万亿国有海外资产相比,增长了近2倍?如此快速的海外资产增长,也引起了监管部门对国有企业存在无序投资的隐忧?2016年,国有企业对外投资额继续大幅增长?2016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等四监管部门接连公开表态要求防范对外投资风险以来,境外投资监管趋严?这是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防范金融风险的要求相适应的?
    (三)2017年以来,规范性对外投资阶段
    2017年以来,中国企业包括国有企业的跨国经营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那就是从追求投资规模转向投资质量和经营效益,由粗放投资转向高质量投资,由盲目经营转向依法合规经营?
    1. 投资特征:对外投资流量由高速增长转为低速甚至负增长
    国有企业跨国经营的前30年,是相对粗放、激进和轻约束的?这种特征与国内持续高增长背景下向外寻求资源与市场的目标相适应?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1200.8亿美元,减少29.4%,这主要源于两方面因素:一方面,在防范金融风险背景下,各部委齐发力加强监管,在推动对外投资便利化的同时,加强了对外投资的真实性、合规性审查,挤压了大部分的非理性投资和虚假投资,使得投资结构明显优化,质量效益有所提升?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相应地,国家对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要求也由重视投资规模转向重视投资效益,这必然推动国有企业从外延式国际化向内涵式国际化转变[5]?另一方面,一些发达国家以“国家安全”为由继续加强对能源和高技术领域并购的审查,抑制了一部分正常的海外投资?主要发达国家也提高了战略性行业的投资准入标准,加强了对外资的国家安全审查力度,收紧了外资准入政策,使得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难度增加?当前,世界各国对外资都提出了更高的环保标准、劳工用人标准和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国有企业因投资规模大,受到的审查会更加严格?同时,国有企业还面临另一重紧箍咒——“竞争中立”原则?该原则要求消除政府对所有的国有企业竞争优势的非市场性影响,得到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美国的积极推广和传播?根据该原则,当东道国认为中国国有企业在同私有企业竞争时,违反了“竞争中立”原则要求的行为规范,该投资就有可能被否决?在此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给了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对外投资更大的腾挪空间,使国有企业在对外投资和国际合作中的战略主导力进一步凸显?根据商务部统计,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的59个国家有新增投资,合计143.6亿美元,投资金额占总额的12%,比上年同期增加3.5个百分点?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施并购62起,投资额88亿美元?在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项目锐减5成,交易总额整体下降10.26%的情况下,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施并购的投资额同比增长32.5%?其中,中石油和中国华信投资28亿美元联合收购阿联酋阿布扎比石油公司12%股权为其中最大项目?
    2. 制度背景:国际投资形势要求国有企业加强合法合规经营
    为提高对外投资质量和效益,塑造中国跨国公司负责任的企业形象,确保对外投资企业对内对外合规,2017年以来,国资委、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纷纷表态,要加强企业对外投资的真实性合规性审查,控制非理性投资,要求中国对外投资企业遵守东道国的法律法规,履行社会责任,塑造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良好形象?2017年6月12日,财政部印发《国有企业境外投资财务管理办法》,并于2017年8月1日起开始实施?该文件旨在规范国有企业境外投资财务管理,防范境外投资财务风险,提高投资效益,提升国有资本服务于新时期国家对外开放战略的能力?2017年12月26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对中国企业境外投资涉及的敏感国家和地区、敏感行业以及其他事项等做出了明确规范?同时,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由试点逐步铺开,股权多元化为弱化国有企业政府背景、改善公司治理提供了有效制度路径?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攻坚战基本完成,也为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变革提供了制度保障?可以看到,国家相关监管部门的政策导向,就是顺应国际投资领域的规范要求,正视外部制度压力,通过改革为国有企业对外投资创造合法合规的制度环境?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迈入新时代,国有企业对外投资面临更加波诡云谲的外部经济环境,当前亟须通过深化改革和加强监管解决两大问题:一是通过加强监管,改善国有企业在产权代理主体意义上的对外投资合规性;二是通过深化改革,强化国有企业在外部市场经济环境中的投资主体合法性,从追求“实体跨境”逐步转向追求“海外权益获取”?
    未来,中国国有企业的市场经济思维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只有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进一步推动公司治理规则国际化,建立股权制衡的治理体系、利益与责任匹配的高管问责机制,强化合规制度,建立合规文化,才能在变幻莫测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实现脱胎换骨,向世界一流企业迈进?
    三、国有企业国际化路径的制度逻辑
    根据既有资料,对于国有企业国际化各个阶段的基本过程的认识是清晰的,但要归纳出各阶段国际化的内在逻辑,需要综合把握各个阶段的制度环境变迁和国有企业改革的进展,从而提炼总结出基本的逻辑框架?将国有企业国际化成长的历程演变放到中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宏观背景下分析,不难发现,国有企业的国际化成长,其制度起点是改革开放,其调节因素是国家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其外部激励是国际竞争,其背后依托是国内强大的市场容量和高增长需求,其微观基础是组织效能和管理能力的提升?
    (一)改革开放是国有企业国际化的制度起点,也是赋予组织合法性的必要路径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拉开了对内改革的大幕。改革开放是中国国有企业开启国际化经营的制度起点,具有自上而下的动员特征,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在经济运行领域,改革的本质是逐步解放市场活力,使国有企业运营市场化,这意味着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和战略决策权的获得?对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使企业有意识、有能力逐步从国内经营走向国际经营?开放则是打破企业跨境经营的制度障碍,使各类要素、资源和商品能够“进得来、出得去”,通过自由贸易和国际产业分工提高产业效率?
    由于国有企业是特殊企业,其战略具有国家战略与组织战略的二元属性?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国有企业组织战略属性较弱,而国家战略属性较强?由于改革开放这一制度变迁走的是一条渐进性道路,所以处于过渡时期的国有企业仍旧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原有行为的惯性[8],此时,其国际化行为更多地体现为国家目标函数的直接约束,还不能称之为企业组织意义上的国际化战略?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国有企业国际化经营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组织战略驱动性?
    国有企业改革一直在解决“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的问题,随着改革的推进,国有企业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尤其是非自然垄断型国有企业,到2017年底已基本实现混合所有制,非国有资本或管理层实际控制即“国有民营”的情况较为普遍?这些企业,其国际化基本上表现为企业自主的战略行为?而垄断型国有企业早期的对外投资,国家战略导向比较明显?随着改革的推进,这类国有企业作为商业组织的属性日益明显,其国际化行为也越来越多地表现出企业的战略思维?从投资东道国来看,“竞争中立”原则等针对国有企业的政策壁垒,也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得以缓解?由于企业对外投资涉及东道国的制度环境,企业必须具备必要的“合法性”才可以进入目标市场,而改革就是不断塑造国有企业组织合法性的必要路径?从制度视角和战略视角出发,组织合法性是指在一个社会建构体系内的规范、价值观、信念和意义系统内,某个实体所进行的活动被认为具有恰当性(appropriate)、合宜性(proper)和合意性(desirable)的普遍性感知和假定[9],它不仅指法律意义上的,而且包括文化制度、观念制度、社会期待等制度环境对组织行为的影响[10]?从该意义而言,国有企业在对外投资中面临合法性方面的“隐性制度壁垒”,这种壁垒唯有通过建立更加市场化、更加法治化、更加透明的治理体系加以克服?1994年《公司法》实施,一批企业率先进行公司制改革试点,建立了权责明确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探索建立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市场化经营机制,一批企业由此进入真正的现代公司经营管理阶段?20多年来,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稳步推进,截至2016年底,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各级子公司公司制改制面达到92%,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占比达到68%,其中有些行业完成了优化重组基础上的公司制改制?2017年,随着国有资本管理体制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进,公司制改革正在进入纵深阶段,即形式上完成公司制改制的国有企业需要不断完善现代公司治理体系,转变经营管理机制,在管理方式进一步接轨国际先进水平,同时探索中国特色管理模式?公司制改革的彻底完成,将使国有企业轻装上阵,摆脱“戴着镣铐跳舞”的窘境,同时也提升了国有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组织合法性?通过国际化经营和跨国管理经验的不断积累,在真正意义上向世界一流企业迈进?
    
    图4 改革开放与国有企业战略二元性的演变
    开放政策是国有企业得以“走出去”的制度前提?在更宏大的历史背景下,对外开放是中国实现大国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国的历史已经充分表明,封闭只会导致落后?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基本上是关起门来搞建设?在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纷纷出访,考察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仅1978年一年,就有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的领导人,先后21次放访问了51个国家[11]?是年,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先后4次访问了8个国家?这些出访,使他们深刻认识到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为中国确立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政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30年建设经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意识到“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必须坚定不移地对外开放,利用外部资源与技术进行现代化建设?在总结过去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20世纪七八十年代,邓小平逐渐形成并丰富了其对外开放思想?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12]他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在自力更生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国有企业开始将眼光投向海外,尝试跨国经营?1982年12月,对外开放政策被正式写入宪法,对外开放也从根本上被确立为基本国策?1984年,邓小平在多个场合反复提到对外开放的必要性,他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指出,“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他把对外开放提高到关系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高度,明确指出了对外开放是中国的长期国策?开放战略使国有企业突破了国内市场局限,得以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在更广阔的国际市场范围内谋划战略发展?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讲话时明确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坚持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明确了中国长期坚持改革开放的必要性,有利于统一思想,推动对外开放成为国家战略?如果说,改革呼应了东道国对国有企业投资的合法性期待,对外开放政策则赋予了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所有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主体资格合法性?很显然,改革开放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人勇立时代潮头作出的具有革命意义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这一重大制度变革,开启了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和国际化征程?
    (二)国有企业国际化的阶段性特征隐含了对外投资制度的调节作用
    国有企业作为中国对外投资的先遣队,其国际化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伴随着企业国际化的历程,中国的对外投资政策取向经历了从保守限制到支持鼓励再到规范引导的不同阶段?在第一阶段,国有企业对外投资表现出无序性和非线性特征,投资动因更多表现为建立海外贸易窗口和利用海外初级资源?改革初期,中国开放政策的重心放在国际贸易和引进外资上,企业对外投资需经过外经贸部的审批?由于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国有企业内部治理体系的不健全,国有企业对外投资随意性很强,风险管控水平严重不足,投资损失巨大?在当时企业缺乏国际化经营自主权的情况下,1987年12月,国务院批准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以下简称中化公司)进行国际化经营综合承包试点,在该试点方案中,中化公司承包一定的出口指标、盈亏指标和上缴外汇额度,同时获得相应的生产经营优惠条件和国际化经营自主权?这种试点为以后的外贸体制改革和对外投资管理制度改革撕开了一道口子?此后,一些企业纷纷走出国门,海外投资主体日益多元化?但企业对外投资仍然受到许多制约。1992年5月,邓小平视察了首都钢铁总公司,随后国务院批准扩大首钢的对外经营自主权,国家对企业对外投资更加重视?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讲话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也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大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1992年10月,江泽民在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积极扩大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更多地利用国外资源和引进先进技术”?[13]而在当时,有能力进行对外投资的企业,基本上都是国有企业?1996年7月26日,江泽民在河北唐山考察工作时提出,要加紧研究国有企业如何有重点有组织地走出去,做好利用国际市场和国外资源这篇大文章?这是江泽民首次明确提出“走出去”的战略思想[14]?1997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进一步提出,要“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15]?同年,在全国外资工作会议上,江泽民提出:“我们不仅要积极吸引外国企业到中国来投资办厂,也要积极引导和组织国内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到国外投资办厂,利用当地的市场和资源?‘引进来’和‘走出去’,是我们对外开放方针的两个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方面,缺一不可”,要“有步骤地组织和支持一批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走出去,形成开拓国外投资市场的初步规模?这是一个大战略,既是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16]2000年初,江泽民在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通报“三讲”情况的讲话中,在全面总结对外开放经验的基础上,首次把“走出去”战略上升到“关系我国发展全局和前途的重大战略之举”的高度?“十五”时期,国家明确提出了“走出去”的重大外向发展战略,“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扩大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领域,途径和方式”,在政策带动下,国有企业对外投资再上台阶?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以来,国有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不断增长,“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的推进为国有企业对外投资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空间,下一步各领域的国有企业有望抱团出海,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输出中国技术,贡献中国力量,并在这一过程中进一步成长为跨国公司?可以看出,中国国有企业对外投资受到国家对外投资政策和管理制度的影响和调节,随着对外投资约束的逐步放松和对外投资激励政策的增加,国有企业对外投资不断迎来新的增长契机,从而带动了投资流量的攀升?2016年底以来,国家各相关部委加强了对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监管,国有企业对外投资进入理性和高质量发展阶段?
    可以看出,中国对外投资制度变迁具有明显的强制性和诱致性双元特征,对外投资制度变革促进了企业对外投资,同时随着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开展,面对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暴露的问题和现实需求,政府进行对外投资制度修正和完善?
    (三)国际竞争培养了国有企业的市场意识和组织学习能力,促进了其国际化成长
    2001年,中国加入WTO使得“国内市场国际化、国际竞争国内化”,一些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无论是技术还是管理,都比中国本土企业高出一截?一些国有企业难以抗衡外资企业的竞争而被收购?在挤压式的竞争环境中,中国企业需要进一步优化价值链配置,尽可能降低生产成本,开辟更广阔的市场腾挪空间,以应对家门口的激烈竞争,提高抗风险能力和国际化经营能力?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国有能源企业扩大了对外直接投资,日益频繁地开展跨国并购,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作出了积极贡献;在竞争中逐渐强大起来的制造业企业,也开始到海外开疆拓土,甚至实施大规模的跨国并购,提高了自身的资源整合能力,并通过逆向并购,快速实现技术和市场获取?跨国并购也是国有企业从内生式增长向外延式增长转型的重要途径?例如,2011年,工程机械行业龙头企业柳工集团收购波兰企业HSW的建筑机械业务部门及其销售子公司锐斯塔(Dressta),为原有的产品线提供了有益的补充,并且在欧洲获得了更高质量的销售渠道?
    组织学习能力是推动企业快速国际化的关键变量?马修斯(Mathews,2006)提出了跨国公司后来者的LLL分析框架——互联、杠杆化和学习(linkage,leverage and learning),认为跨国公司后来者要通过全球互联来获得更多的市场机会和资源,通过自有资源撬动市场主导者或合作伙伴的资源以实现杠杆化,并通过国际互联和杠杆化过程实现自身学习能力的提高[17]?中国国有企业在改革改制和国际化成长过程中,涌现出一批中国本土的企业家群体?他们非常了解国有企业的成长历程和存在问题,又愿意向国际一流企业学习,在企业发展实践中不断提升商业领导力和战略决策能力,逐步形成和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行之有效的企业管理思想和管理理论?国有企业的国际化互联是通过内向国际化和外向国际化同时展开的?在国有企业内部,企业家带动的组织学习是以对标管理为抓手的?随着国内业务的整合和国际业务的增加,大型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在资产规模和效益指标方面,逐步形成了与一流跨国公司相抗衡的实力,但跨国管理能力仍然构成国际化发展的桎梏?于是,盯住一流跨国公司,明晰自身差距,在管理上向它们学习、取经,成为国有企业提升管理效能、迈向国际市场的自然选择?在此背景下,国有企业掀起了对标管理的热潮,纷纷在战略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安全管理、产品开发、质量管理等方面全面对标行业内的国际一流跨国公司?通过辨识某一管理领域的最佳绩效及其实践活动,国有企业得以迅速定位自身的水平并通过学习不断提升?例如,2001年,中海油从自身业务情况出发,将对标对象锁定在挪威石油公司,分析自身竞争力差距,成为大型国有企业对标跨国公司的先行者。之后,中石油、中石化等石油公司也相继开展对标管理?中石油对标杜邦公司的HSE管理体系,逐步完善了内部安全管控体系?在国际化早期,为打造全产业链优势,中粮集团在上游与嘉吉、益海嘉里对标,下游同雀巢、联合利华对标?通过对标式学习,中粮集团在管理上不断向全产业链的国际粮商靠拢?因此,各大国有企业向世界一流企业的对标学习更加有的放矢,不同企业在不同层面可能侧重于经营指标对标或专项管理对标?例如,中粮集团在集团公司层面对标世界四大粮商巨头美国ADM、美国邦吉、美国嘉吉和法国路易达孚,并摸索出了“五步组合论”和“战略十步法”等管理哲学?在改革中寻求突破的老牌国企春兰集团,在技术和管理上向三菱、松下等日本公司学习,逐渐成长为国际化公司?在理顺母子公司关系的基础上,春兰集团建立了创新型矩阵管理模式,按照“横向立法、纵向运行、资源共享、合成作战”的十六字方针进行组织架构和管理运营,解决了集权和分权的矛盾?中化集团则要求每一家子公司、每一家工厂都要对标一家国际公司,提升技术和管理水平?除了主动对标改善管理短板之外,这一时期,国有企业通过跨国投资,积累了海外经营经验?通过“干中学”习得的国际商务管理经验成为国有企业跨国管理能力的重要来源?
    (四)独特的制度资源和大容量高增长的内需市场保障国有企业渐进又较快地拓展国际化深度和广度
    前文所述,中国国有企业的国际化路径符合一般的渐进式发展阶段理论?这是因为现代国有企业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面对陌生的国际市场,它们既要了解不同体制下的海外市场环境和规则,又要学习跨国经营知识,这一学习和适应过程应该比市场经济国家企业更长?然而,可以观察到,在改革开放开始的短短数年内,贸易型国有企业和制造业国有企业就先后开展的对外直接投资,无论是相对于它们的市场化成长经历,还是与先发的跨国公司相比,其国际化速度都是很快的?一般而言,对于母国市场容量大的企业,早期向海外进行市场寻求型投资的动机通常不强烈?从既有资料来看,中国国有企业较快的国际化速度得益于大容量内需市场造就的规模基础、改革开放后通过制度红利的释放所获得的迅速成长,以及国有企业在信贷、外汇额度以及对外投资先行先试等方面的特殊制度资源?国有企业拥有丰富的资源并能获得政府的支持,它们更有可能采取大规模收购的方式快速进入当地市场[18]?根据国际化的网络理论,国际化企业需要借助网络联结与社会资本的建构[19],以获取拓展海外市场所需的战略性资源,进而弥补其在海外市场的“外来者劣势”?除了政府支持之外,国有企业在国内积累的贸易渠道关系、通过内向国际化发展起来的与跨国公司的商业伙伴关系都构成了国有企业独特的社会资本网络,通过这种关系嵌入,国有企业获得了其走向国际市场的重要制度资源?
    传统的国际化理论认为,企业对外投资需具备所有权优势,而后发国家的企业所有权优势是较弱的?实际上,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具有一种先天的母公司专有优势,那就是相对的低成本,而这无疑得益于中国庞大的内需市场所支撑的规模经济?虽然人口红利是带来制造低成本的直接原因,但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制度突破,人口再多也无法摆脱贫困?因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长期接近10%,增长速度名列世界第一?正是强劲的持续的经济增长,保证了内需的长期繁荣,加之中国内需市场体量庞大,足以支撑国有企业实现快速的规模扩张?事实上,国有企业在改革开放前就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生产能力,改革开放进一步释放了企业的活动和增长潜力?在一些国有企业陷入改制困局、面临外资企业压迫式竞争时,持续增长的内部需求为国有企业转制转型提供了喘息之机?也正是国内市场的大容量需求,赋予了国有企业对外投资时的战略勇气和成长韧性,提高了风险承受能力?同时,国有企业特殊的制度资源和产权优势,赋予了它们先行开拓国际市场的条件?当然,另一方面,国有企业长期处于弱商业环境,也限制了企业的商业思维,在国际化过程中也造成一些无谓的损失?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也导致了海外投资的随意性,造成了国有企业流失,为国际化成长支付了“学费”?
    (五)企业初始对外投资普遍选择制度距离和心理距离小的目标国以大大降低投资风险
    中国国有企业国际化的历程表明,一些解释新兴经济国家企业国际化的理论并不尽然?例如,马修斯的LLL分析框架主要立足于解释跨国公司后来者如何通过资源杠杆链接外部资源、提升学习能力?罗和唐(Luo & Tung,2007)提出的“跳板理论”则认为新兴经济国家企业国际化主要是为了获取战略资产来弥补其竞争劣势,规避国内制度和市场缺陷[20]?这些理论基本上把中国这样后发国家企业的国际化理解为利用、学习国际先进知识来弥补自身劣势的过程?实际上,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动因除了在发达国家的战略资源获取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向发展中国家复制生产系统、拓展海外市场同时规避贸易壁垒?从组织学习角度而言,如果向发达国家逆向投资更多的是探索式学习的话,向临近的发展中国家投资则更多的是利用式学习?跨国投资时的制度距离表示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管制、规范和认知制度的差异或相似程度[21]?显然,管制和规范等正式制度范畴与一国的市场化程度显著相关,而认知等非制度因素也与市场化程度有关,但也受到民族习惯、文化等因素影响?心理距离也被普遍认为会影响企业的对外投资区位选择?按照道和卡鲁纳拉特纳(Dow & Karunaratna,2006)的七维度分类,心理距离包含了制度距离和地理距离因素[22]?可以看出,国有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初次对外投资普遍选择东南亚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与中国地理位置、发展阶段和文化传统相近,制度距离和文化距离较小,有利于国际化经验不足的国有企业适应当地环境,也有利于企业将国内积累的生产经验进行“情境复制”?
    综上,国有企业对外投资是中国新时期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企业跨国经营在推进国家战略实施、调节国内经济周期、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又面临国际社会对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制度压力?中国国有企业作为后发的跨国公司,其国际化发展并不违背传统的所有权优势理论、资源观和动态能力理论?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改革历程和市场环境赋予了国有企业特殊的所有权优势?同时,在国有企业40年的国际化过程中,改革从未停止,这无疑提升了国有企业国际化的组织合法性,为企业链接外部资源创造了条件?其间,国有企业的组织学习也从未间断,这保障了国有企业动态能力的提升?当前,唯有通过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在混合所有制基础上建立现代跨国公司治理体系,进一步规范国有企业海外投资行为,使国有企业真正理解、掌握和遵循市场化规则,才能使国有企业在国际市场以更加合法合规的姿态,更有效地融入和利用全球价值链,更好地实现国家使命和企业战略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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