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对雾霾治理绩效的判断

    摘要：本文基于三次持续的问卷调查，力图通过经济学人这一群体来了解公众对雾霾治理的态度。调查结果显示，目前经济学人群体对政府环境监测结果信服度明显提升，从第一次的28%提升到目前的70%；对于政府雾霾治理的成效满意度也从0提升到44%。调查显示，经济学人认为目前雾霾治理困难的首要原因是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虽然社会对环境改善有进一步的要求，但调查也显示公众自身并不愿意承担更高的环境治理成本，而且随着环境改善，支付意愿会进一步下降。经济学人对加大针对环保技术研发的公共投入有较高的支持度，认为改革政绩考核指标是下一步环保工作的着力点。
    关键词：雾霾治理；环境保护；支付意愿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优势学科（产业经济学）成果。
    为了解经济学人对目前我国针对雾霾进行的环境治理的看法，《中国经济学人》（China Economist）分别在2016年、2017年以及2018年，利用China Economist经济学人数据库通过邮件及公众号发放问卷调查。本文就是基于连续三次问卷部分数据的分析。
    一、调查样本量及分布
    《中国经济学人》是创刊于2006年的中英双语期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主办，向世界推介中国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最新研究进展。迄今，该期刊已发表文章600余篇，受到广泛关注，产生了很大的国际影响，取得了一定的学术话语权。《中国经济学人》目前采取一体两翼的立体化办刊新模式，除了一年出版4期英文、2期中英文对照的纸版期刊，还办有网站并运营有公众号。目前以中文为主的中国经济学人公众号已经有近10万订阅量，形成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力。中国经济学人的热点问题调研已经持续5年，主要通过邮件及公众号进行调研。邮件发送是基于《中国经济学人》自行建立的拥有近万名学者的数据库。一方面，由于我们调查的对象基本上是有较高经济学素质的人群，而且调研群体较大，因而我们称之为经济学人；另一方面，调研问题本身并不需要太多的经济学知识作为背景，因而我们认为其又能代表一般公众的看法。
    1. 调查样本的机构分布情况。三次问卷调查分别回收有效问卷137、128和109份，在填写了所属单位类型的受访者中，以高校经济研究者为主要受访群体，累计占比58%；来自企业的受访人员占20%；来自社科院系统的受访人员占8%；来自金融机构的受访人员占4%；来自政府机关及下属机构的受访人员占8%；另有2%的受访人员来自咨询公司（见图1）。
    
    图1 调查对象的来源分布
    2. 调查样本的区域分布情况。从分布的区域来看，本次参与调查的对象来自东部地区的占比为73.73%，来自中部地区的占13.14%，来自西部地区的占12.33%，还有0.80%来自港澳台地区及其他地区（见图2）。2018年与2016年、2017年两次调研相比，来自东部地区的经济学人还是占大多数，但是比重有所降低，中西部地区参与调查的人群比重增加，并有一部分海外学者。
    
    图2 调查对象的区域分布
    二、基于调研数据的分析与认识
    1. 公众对环境监测信服度及治理结果满意度均有明显提升。2016年、2017年、2018年连续三年的统计显示，在2017年“相信并对结果不满意”占比39.1%，远高于2018年的统计数据。在2016年的问卷中没有调查对象对雾霾减轻的治理结果满意，但随着政府治理环境力度的不断增大，到了2017年，已经有25.8%的被调查者表达了对结果满意的意愿。而且随着调研数据的进一步深入，到了2018年，已经有43.9%的被调查者对目前的雾霾治理结果表示满意。说明尽管治理难度大，见效时间长，但是公众已经开始慢慢感受到空气在向好的方向发展，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政府公信力在不断加强（见图3）。
    
    图3 “公众是否相信北京部分大气污染物浓度较十年前下降”
    2. 由于发展阶段所决定的环保难度，经济学人也有比较清楚的认知。从我们给出的问卷选项调查中发现，公众对列举的各项原因，如“社会普遍缺乏环保意识”“资源价格偏低，企业缺乏节约使用资源的动力”等各项选项的选择比重，排除“其他原因”这个选项，都占比超过或者接近50%。但占比最高的还是“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使然，环境改善成效难以在短期内显示”，为58.8%，说明大部分被调查者还是将我们现在的环保问题归咎于发展阶段（见图4）。
    
    图4 “您认为当前我国环境规制趋严，但环境改善不容乐观的原因”
    3. 公众对环境要求较高，但并不愿意为此付出很高的代价，表明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仍待实质性提升。2016年、2017年和2018年的调查数据都显示出，付出收入的1%和5%合计占比分别为55.7%、68.8%和64%，表明超过半数的被调查者愿意付出自己的收入来治理雾霾。而且从这三年的数据可以看出，公众愿意付出自己的收入成本数额是越来越低的。因为不愿意付出相关费用的人，在连续三年的统计中分别占13.1%、14.1%和13.2%，并没有大幅度变化，所以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付出收入的1%和5%（见图5）。
    
    图5 “您愿意为治理雾霾付出多少成本”
    在我们向被调查对象表明，治理雾霾需要耗时很长，甚至10年以上的情况下，在2016年和2017年的统计中仍然有38.2%和35.2%的人选择付出收入的1%，在2018年有了小幅度上升，达到40.4%，在各项占比中最高。
    在分析计算了三年的均值后发现，经济学人希望治理雾霾付出的成本占自己收入的比率是逐渐减小的，并且数据上观测也是逐年减小的。说明通过调研支付意愿来观测环境改善是不大符合实际的。往往随着环境投入的加大，环境在改善，而环境改善后，公众的支付意愿反而会下降（见图6）。
    
    图6 “三次调研支付意愿平均值的变化”
    对2016年的数据进行剖析，我们在对比了在京和非在京人群的选择差异之后，发现非在京人群有35.7%的人愿意支付收入的5%来改善环境，高于在京人群的20.9%。在高校学生中，分别有29.63%、22.22%和25.93%的人愿意支付收入的1%、5%以及10%来治理环境。同时，大多数在京学生会选择支付收入的1%来治理环境。至此，我们发现，在京人群的支付治理环境占收入的比例会于非在京人群，这一方面是由于在相关统计数据中，北京的人均年收入已经达到12万元，支付占比较低，但其总额也不会偏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公众虽然对目前的环境状态不满，但并不愿意为其埋单。
    4. 尽管北京空气质量不容乐观，但公众还是不愿搬离，北京学生也希望留在北京工作。从2016年、2017年以及2018年的统计数据中可以发现，认为北京地理优势明显，发展机会多的分别占比57.0%、81.6%和43.0%，且2017年较2016年增长43.1%，但2018年较2017年有38.6%的下降，下降幅度较大。综合分析，一方面是参与调研的人群更加多元化，另一方面是我国其他城市发展也十分迅速（见图7）。
    
    图7 “北京环境差，您不搬到其他城市的原因”
    在对2018年的数据进行剖析后，我们发现，在京人群有46%不愿意离开是因为“北京地理优势明显，发展机会多”，但我们也观测到这个选项在2016年的调研数据中占比为58%，虽然46%依然是接近半数的占比，但还是明显下降了。从调研数据看，在京工作人群短期或无重大变故影响的情况下是不会因为雾霾的问题而离开北京的（见图8）。
    
    图8 “2018年在京人群不搬离北京的理由”
    在观测“希望留在北京就业”这个问题时，2016～2018年连续三年都有超过40%的人选择会在北京就业，但在2018年的数据中，选择“否”和“不好说”的比重都有所上升，说明在北京就业人群中的摇摆者逐渐增多，环境问题慢慢会成为大家选择是否留京就业的一个考量标准（见图9）。
    
    图9 “北京环境较差，您还希望留在北京就业吗”
    作为中国的首都，尽管被调查者对于环境不满，但是北京的吸引力仍然很大。但我们也关注到，“移居其他城市代价太高”的占比减小，说明被调查者还是在一定的程度上认可了北京对环境治理做出的努力（见图7）。而选择“其他城市空气质量同样不好”的占比上升也反映出被调查者对中国其他城市的环境也有不满的情绪，这表明被调查者对于其他城市也并不抱有比北京空气质量好很多的幻想。
    5. 改革政绩考核指标，是下一步环保工作的着力点。在公众认为的“对于环保政策执行不到位的原因”中，社会环保意识不强、环境监测能力不足、污染物治理设施不足等原因均有超过或接近半数的调查对象选择（见图10）。
    
    图10 “对于环保政策执行不到位的原因”
    在“请选择您认为合理有效的环境规制政策”的选项中，“设定污染排放标准，超出限额部分罚款”占比高达59.65%，同时“建立污染排放许可证体系”以及“政府加大对环保技术研发的公共投入”也分别占比50.88%和70.18%，也有42.98%的人希望政府征收环境税（见图11）。
    6. 公众对加大针对环保技术研发的公共投入有较高的支持度。通过我们对“请选择您认为合理有效的环境规制政策”这一题目的调查问卷的分析发现，“政府征收环境税收；设定污染排放限额；超过限额部分罚款；建立污染排放许可证交易体系；政府加大针对环保技术研发的公共投入”都有超过一半的调查对象选择。这也说明了，普通公众认为环境状态不好的原因在于工厂排污、法制不严明以及环保技术不先进等原因（见图11）。
    
    图11 “请选择您认为合理有效环境规制政策”
    三、对于雾霾治理的相关建议
    根据本文的数据分析和对结果的认识，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议：
    1. 加强公民参与雾霾治理的程度，进一步提升公众环境保护的意识与责任感。尽管很多地区仍是政府主导的模式，但是NGO和一些相关民间组织的努力也成为不可或缺的力量。加强公众参与的基石也是要做到雾霾治理信息透明，要能够让公众看到雾霾治理的成果，组织公众参与环保公益行动、旁听列席相关会议等。基于我们的调研数据，在支付收入治理雾霾方面，我们发现普通公众不愿意支付占自己收入很高的比重来治理雾霾。“如果需要十年才能治理成功”的调研数据也告诉我们，尽管花费的时间很长，普通公众依然不会支付很高比例的收入投入雾霾治理。在分析了“我国环保政策执行不力的原因”和“选择您认为合理有效的环境规制政策”这两个问题的数据之后，我们发现，公众是把治理雾霾的希望近乎完全寄托在政府身上的。而我们通过调研“公众是否相信北京部分大气污染物浓度较十年前下降”这个问题后发现，政府主导因为会有一部分的信息不透明，会使公民不相信政府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2. 进一步加强雾霾的京津冀协同治理。通过之前一些学者的研究，我们发现，在达到工业经济时代前，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的压力和恶化程度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大。当进入工业经济时期之后，环境恶化程度会到达顶峰；而后进入后工业经济时代，环境的恶化程度则会随着经济增长而减小。北京、天津在2010年就进入了后工业经济时期，而河北总体上仍旧处于工业化加速时期。从这种意义上讲：京津冀对于雾霾的治理有利益上的冲突；京津两市有较高的产业结构与财政负担能力，希望环境标准更高一些，而河北由于所处的工业化阶段，希望能更好的平衡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就业的关系。雾霾的扩散有溢出效应，想要首都的蓝天，治理周边地区的污染是必行之道。但如何让河北不仅把雾霾治理作为政治任务，而且成为自己的发展要求与动力，是下一步政策制定的关键。
    3. 不搞“一刀切”，要提升政策的有效性与针对性和环境管制的效率。目前，一些地区为实现环境管制的目标，简单根据各企业的生产能力分配指标，并不能促进企业提升技术水平，从而减少对环境的破坏。而且有些地区，同一行业的企业是根据企业单位产出的排放强度，制定差异化的减排要求。所以对于技术水平较高的企业，应当不要求其减排；而对于技术水平差，单位产出环境污染大的企业，应提高其减排指标。这样在达到同样减排目标的情况下，不仅对经济的影响小，而且促进了企业进行技术进步，真正实现了环境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双赢。
    （刘昭炜：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陈永国、董葆茗、柳天恩：《京津冀协同治理雾霾的“经济－社会－技术”政策工具选择》，载于《经济与管理》2017年第5期。
    ［2］程都、李钢：《我国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分析——基于〈中国经济学人〉的调查数据》，载于《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3］李燕凌、康爱彬、张金桐： 《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中的政府协作路径探索》，载于《产业与科技论坛》2016年第10期。
    ［4］蔺丰奇、吴卓然：《京津冀生态环境治理：从“碎片化”到整体性》，载于《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
    ［5］马丽梅、史丹：《京津冀绿色协同发展进程研究：基于空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再检验》，载于《中国软科学》2017年第10期。
    ［6］聂巧平、王梦颖：《基于区域环境治理创新机制视角下的京津冀产业升级思考》，载于《当代经济管理》2015年第1期。
    ［7］史燕平、刘玻君、厉玥：《京津冀地区雾霾污染的溢出效应分析》，载于《经济与管理》2017年第4期。
    ［8］王一辰、沈映春：《京津冀雾霾空间关联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溢出效应分析》，载于《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年第S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