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中国制造”的品质革命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是更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高质量发展阶段就对中国制造的品质提出了更高要求。201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全面开展质量提升行动，推进与国际先进水平对标达标，弘扬工匠精神，来一场中国制造的品质革命。”推进中国制造的品质革命，无论是对中国制造从大到强的转变，还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推进中国制造的品质革命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质量，在社会经济中更广泛地被认为是事物、工作、产品的满足需要的优劣程度，在微观层面，质量常被分为产品质量、服务质量、工程质量和环境质量等各个方面，基于ISO9000国际标准的界定，质量是一组固有特性满足相关方要求的程度。质量和品质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是同义词，只是品质往往可以直接用于描述人的品德。虽然也有人直接将“品质”理解为“品牌＋质量”，但这只是为了注解观点和社会传播的需要，并不是词汇“品质”的本意。随着世界工业化进程的深入，消费型社会日益成熟，人类社会对于生活品质和产品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正如著名质量管理大师朱兰曾预言，如果说20世纪是生产率的时代，那么21世纪是质量的时代。为了促进产品和服务质量的不断提升，世界上众多国家都把质量问题上升为国家战略。美国曾在20世纪八十年代出台《质量振兴法案》，韩国在1998年提出《21世纪质量赶超计划》，德国和日本在赶超阶段也都曾出台一系列提升质量的产业政策。目前约有90个国家设立了国家质量奖。国家质量基础设施也越来越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制造业作为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其质量更是一国经济发展质量和经济竞争力的核心体现，世界制造业质量的竞争一直十分激烈，世界制造强国不断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持续提高制造产品的性能稳定性、质量可靠性、环境适应性、使用寿命等方面指标，追求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中国在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快速的工业化进程后，已经发展成为制造业产出第一的世界制造大国，但是一直以来在赶超型战略支配下，重数量、轻质量问题比较突出，与发达国家制造产品质量整体上差距较大，产品档次偏低，标准水平和可靠性不高，高品质、个性化、高复杂性、高附加值的产品的供给能力不足，高端品牌培育不够，总体上制造质量与其制造大国地位并不相配，这成为制造业大而不强的问题的一个集中体现。我国制造产品大部分功能性常规参数能够基本满足的要求，但存在功能档次、可靠性、质量稳定性和使用效率等方面有待提高。例如，美国和欧洲一些发达国家的产品平均合格率一般达到4.5sigma(合格率99.99932%)，而我国总体为2.5 sigma(合格率98.76%)；又如，2013到2017年国内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合格率分别为88.9%、92.3%、91.1%、91.6%、91.5%，虽然近四年保持了90以上的合格率，但总体上呈现下降的趋势。而且，我国出口商品已连续多年居于欧盟、美国通报召回之首。在品牌方面，我国高端优质制造品牌不足，全球知名品牌咨询公司Interbrand发布的2016年度“全球最具价值100大品牌”排行榜中中国制造业产品品牌只占有2席。更令人担忧的是，一些生产经营者质量诚信严重缺失，假冒伪劣产品屡禁不止，近年来网购市场质量问题日益凸显，严重地影响了“中国制造”的声誉，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加入到“海淘”国外产品的行列。因此，对于中国制造业而言，亟待通过一场品质革命，实现中国制造产品质量巨大变革和根本性提升，塑造一批高端品牌，从而促进中国制造从大到强转变。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制造2025》坚持把质量作为建设制造强国的生命线、以“质量为先”为指导方针的重要原因。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看，大都曾经历通过一场制造质量革命来实现制造质量历史性的飞跃。例如，德国在1887年开始着力塑造“德国制造”的质量的，逐步确立“德国品牌、质量一流”的国家形象；日本在第二次大战后掀起“质量救国”热潮，推动企业实施全面质量管理，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日本国内企业建立70万个全面质量管理小组，成功地实施了质量革命，塑造了“日本制造”在世界的质量优势。
    推进中国制造的品质革命，其意义不仅仅在于促进制造业自身从大到强的转变，还在于这是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键任务和必然要求。既然质量是满足相关方需求的程度，而我国发展的目的就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那么高质量发展就是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就是提高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满足程度。而制造业作为核心层次的实体经济，其质量高低对人民美好生活满足程度影响最为直接，能否提高中国制造的供给质量，直接决定了中国经济质量优势能否形成，决定了中国经济能否实现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因此，高质量发展必然要求中国制造质量实现根本性的变革，通过一场制造品质革命以迅速增进民生福祉、大幅提高人民对美好生活需求的满足程度。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其主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攻方向是提高实体经济供给质量，作为实体经济核心层次的制造业的品质革命，就成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键任务和攻坚之战。通过推进中国制造的品质革命，可以大幅提高有效和高端制造产业的供给数量，从而有效化解供给侧结构失衡，加快促进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
    二、推动中国制造的品质革命面临的主要障碍
    成功推进一场制造业的品质革命，需要克服一系列障碍。对于中国制造的品质革命而言，一方面要解决各个层面基础能力不足问题，另一方面要改善社会文化环境、政府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基础能力提高与环境完善又是相互作用、互相促进，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再假以时日，一场成功的制造业品质革命才能实现。
    影响中国制造品质提升的基础能力主要包括国家层面的国家质量基础设施（National Quality Infrastructure, NQI）支撑能力，产业层面的产业共性基础能力，企业层面的技术创新能力和管理创新能力。（1）所谓国家质量基础设施包括计量、标准、认证和检验检测四项活动，这四项活动旨在保证社会经济活动有依据、有保证、可测量、可信任，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保障，其中计量是质量的控制基础，标准是质量的判断依据，认证认可是质量的信任机制，检验检测是质量的衡量过程，四者形成科学严谨的技术链条，成为实施质量管理、提升质量水平、保障国民经济运行、促进国际经济交往的基础支撑。总体而言，这些年我国国家质量基础设施支撑能力在不断提升，很好地适应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是由于我国标准体系和管理体制脱胎于计划经济，相比国外发达工业国的水平还存在差距，一些程度存在着管理软、体系乱、水平低的问题。基于2014年数据，在3万多国际标准中，我国主导制定的仅占总量的0.5%，我国被承认的校准测量能力远远落后于美国、德国等国家，只相当于美国能力的53%。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制造质量水平的提升。（2）产业层面的共性基础能力就是所谓的“工业四基”——关键基础原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的提供能力。“工业四基”一直以来是制约我国制造业发展和制造业质量提升的瓶颈，关键基础材料和核心基础零部件对外依存度比较大，我国50%的机械核心基础零部件依靠进口，一些关键工作母机、高端医疗设备、高端紧密仪器及其核心元器件也都是主要进口，很多先进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我国自己不具备。《中国制造2025》中专门提出“工业强基”工程，旨在解决这个瓶颈问题。当然，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时间进行技术积累，要打破当今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固有格局下，还需要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3）企业层面的技术创新能力和管理创新能力是企业产品和服务质量提升的关键动力和直接决定因素。我国已经有一批先进制造企业具备了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和管理创新能力，甚至在一些行业具有一定的世界领先水平，但是总体上还是相对落后。从2015年国家质检总局发布的2015年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指数看，构成制造业质量竞争力的标准与技术水平、市场式样能力、质量管理水平、质量监督与检验水平、核心技术能力、研发和技术改造能力六项分指数得分分别是88.38、83.66、78.52、90.66、82.57、74.69，其中研发与技术改造能力和质量管理水平两项得分是最低的，这表明对于中国制造质量提升而言，中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管理创新能力不足是一个很重要的“短板”，尤其是企业必须建立健全企业质量管理体系，不断通过管理创新提升质量管理水平。
    制约中国制造品质提升的环境因素也十分复杂，可以主要概括为社会文化方面的“工匠精神”的缺失，政府政策方面低成本赶超战略主导，市场环境方面的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尚未形成。（1）从社会文化方面看，从古代的鲁班和庖丁，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八级工”，我国一直就不缺少对认真专注、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工匠精神”的推崇。但是，近些年来，在追求低成本跨越式赶超经济发展背景以及经济呈现“脱实向虚”趋势下，我国发展成为一个制造业大国的同时，传承和发扬“工匠精神”的环境建设和制度基础逐渐被忽视，房地产、金融领域对制造业人才的虹吸效应显著，制造业内部对营销技巧的重视远远高于对制造环节生产工艺改善和质量提升的重视，制造环节的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变得日益稀缺起来，高质量中国制造的文化基础被蚕食。一份就业调查表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2016年毕业生就业约有25%的学生都去了金融业，远高于IT行业、制造业和科学技术领域，越多的工程领域的博士转型金融领域。（2）从政府政策导向看，长期以来在低成本快速工业化战略驱动下，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更多地是关注经济增长、财政收入、大企业数量等能够快速显示政绩的规模指标，注重经济的高速增长，忽视高质量发展，在政策导向上更多的是激励低成本、高速度，但缺少制度设计来鼓励生产高质量的产品，“低价中标”制度的过度使用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中国制造的高质量发展。（3）从市场环境看，我国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还没有全面建立，缺少诚信、不守契约的行为还比较普遍，而且其中相当部分还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地区分割、部门分割、各类市场垄断行为还在相当程度上存在，市场中产品“优不胜、劣不汰”、“优质不优价”以及“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还比较突出，市场成熟度还有待提高，价格敏感性要大于质量敏感性。这些问题都制约了中国制造的质量改善和转型升级。而近些年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新兴商业业态迅速发展，由于监管手段跟不上，客观上又加大了低质量、低成本的制造产品的销售量。2017年国家监督抽查产品质量状况公告数据显示，对164种20192批次产品开展的国家监督抽查中，产品批次合格率为91.5%，但电商平台的商品质量不合格产品检出率为25%，商品质量明显低于抽查平均水平。
    三、协同推动中国制造的品质革命的着力点
    推动中国制造的品质改革，是一项复杂的、涉及社会经济各个方面的巨系统工程，既需要社会各界和制造业企业的凝心聚力，还需要围绕中国制造品质提升的长时间锲而不舍，这要求以大质量观指导协同推动中国制造的品质革命，从系统、全局、综合和长期视角看待中国制造的质量问题，建立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多领域，企业主导、政府服务、各种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全面推进的质量管理体系，具体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协同推进。
    一是协同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与制度创新。技术是品质领先的保证，领先的品牌企业都是坚持通过加大技术投入、培育技术能力、积极推进技术创新来追求技术领先战略的，但是仅仅是技术创新是不够的，必须协同推进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通过管理创新形成全流程、全企业、全社会的卓越质量管理体系，通过制度创新不断建立和完善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奠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方面激励相容的持续改善中国制造品质的制度基础。要突破中国制造的瓶颈——“工业四基”问题，需要锲而不舍地协同推动企业的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
    二是协同推动企业家精神培育与弘扬工匠精神。持续创新、不畏风险是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内涵，精益求精、专心致志是工匠精神的基本要义。中国制造品质革命，一方面需要培育和发扬持续创新的企业家精神，以企业家精神促进制造企业战略转型，进而推动制造业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型，提升整体制造业品质；另一方面需要培育和弘扬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通过这种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不断改善制造企业的工艺和技术，进而持续提升制造产品的质量和信誉。推动中国制造的品质革命，既要有一大批具有创新精神、专注制造业发展的企业家，也要有一大批精益求精、不断创新工业改进产品质量的现代产业工人。
    三是协同推进社会文化环境改善与经济激励机制完善。一方面，要逐步改善我国社会文化环境，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尊重工匠精神，提高全社会的质量意识，宣传高质量发展的理念，推进低成本赶超战略观念转型，改变重视增长数量忽视发展质量的政府政绩观，积极推进专注品质、精益求精的质量文化的建设；另一方面，一种精神或文化的培育，仅靠宣传教育、社会倡导是不够的，往往要经历社会文化环境与经济法律制度相互作用的复杂漫长的过程，需要改善社会文化环境与完善激励制度相协同。当务之急是，要切实解决“脱实向虚”导致的“虚实失衡”结构问题，同时在职业培训体系、职业社会保障、薪酬和奖励制度等方面改革完善，形成有利于现代产业工人精益求精、专注品质的激励体系。
    四是协同推进国家质量基础设施建设与企业质量品牌管理体系建设。一方面要从国家战略高度重视标准、计量、认证认可和检验检测工作，不断完善政府质量监督管理体系，创新政府质量治理体制，围绕制造业升级的需要，加快制定和实施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的制造业质量、安全、卫生和环保节能标准，提升在国际领域标准话语权，进一步提高我国校准测量能力，强化我国认证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对贸易规则的主导能力，改善我国检验检测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强化企业质量主体地位，支持企业加强品牌建设。积极推进企业健全质量管理体系，加强全面质量管理，充分使用当代信息技术提高质量管理科学化和现代化化水平，加强在线质量检测、控制和全生命周期的质量追溯能力培育。品牌既是企业长期的质量信誉的标识，也是不断投资经营的结果，中国制造的品牌建设，尤其需要培育一批专业的品牌服务机构，同时要加大品牌国际化步伐。
    五是协同推进质量法制完善和市场体系建设。一方面，加大完善有关产品安全、产品担保和产品责任等方面的法律，强化运用法律手段解决质量法制中的突出问题。产品责任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并在产品质量法等法律规定中予以细化，加重赔偿责任，加大对消费者的保护力度，强化精神损害赔偿和惩罚性赔偿制度。完善我国的产品瑕疵担保责任规定，保护消费者的合理预期，提振消费信心。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市场体系，加快建设统一开放、信息透明、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逐步形成打破地区和行业垄断、保护知识产权、促进公平竞争、质量信用管理完善等有利于中国制造质量品牌建设的市场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