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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摘要：从全球价值链的演进趋势来看，中美经贸摩擦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第四次工业革命下制造范式变革、全球生产布局深度调整以及国际竞争加剧的结果，美国对华实施关税制裁意在抑制中国实体经济和创新活动对美国正在形成的竞争之势，进而巩固强化美国先进制造业的世界领先地位。美国对华关税制裁采取的具体措施与其国内税改具有高度的政策关联性和一致性，从而避免对美国在华企业造成较大的冲击。本文的测算结果进一步表明，配合使用各种对冲手段，美国试图将关税制裁对美国制造业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程度。应对中美之间全面升级的大国竞争，应不断加强自身战略能力建设，积极推动结构性减税，加大创新力度，促进贸易便利化，加快培育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
关键词：关税制裁措施；美国在华投资企业；制造业竞争力；中美大国博弈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发展改革委课题“美国制造业回归可能性及应对之策研究”的研究成果，受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优势学科（产业经济学）资助。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发布对华“301调查”报告以来，中美经贸摩擦升级，美国于2018年6月对华正式实施“关税制裁”。从本质上看，美国对中国及其他国家采取的关税惩罚措施是其“复兴美国”计划的重要步骤，一方面吸引美国企业从海外回流美国本土，另一方面向主要竞争对手施压，迫使其进一步开放市场，为扩大美国企业出口创造有利条件。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商品出口国和货物贸易顺差来源国，中美经贸摩擦加剧对两国制造业竞争将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本文基于全球价值链演进的趋势，剖析中美经贸摩擦升级的深层次原因，研判美国采取的关税策略对美国在华企业的影响，提出应对中美大国竞争的对策建议。
一、中美经贸摩擦升级的原因：基于全球价值链演进的分析
1．全球价值链面临深度调整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世界范围内保护主义此起彼伏，严重威胁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2017年7月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发布的《全球贸易预警》报告显示，2008年11月至2017年6月，二十国集团（G20）的19个成员国（不包括欧盟）总计推出了6616项贸易和投资限制措施。相比之下，这些国家和地区采取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措施仅为2254项。其中，美国成为全球保护主义的主要推手。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累计出台贸易和投资限制措施1191项，居全球首位，占G20成员国家保护主义措施总数的18%，比排名第二的印度多462项。尽管表面上看，部分国家和地区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奉行单边主义是“逆全球化”的导火索，但其背后的根本原因却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推动下，全球价值链出现了新动向新趋势，导致全球化动力减弱，阻力增大。
长期以来，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一体化生产网络是国际分工的主要载体，也是全球化的重要标志。然而，近年来国际分工深化的方向和范式正在发生改变。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蓬勃兴起，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高端机器人等新科技的发展带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发展，不仅催生了新产业群，而且使得纺织服装、机械加工、化工建材等传统产业的部分环节被重新布局到发达国家的可能性增大。《世界投资报告（2018）》的数据显示，过去十年间，持续了30年的全球价值链扩张势头出现停滞。2017年，全球价值链上的国外增值（FDA）幅度为30%，同比下降1个百分点，这也是自1990年以来这一指标的首降。同时，尽管全球价值链的总体参与度仍在提升，但其增速却大幅下降。2000-2010年，发达国家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平均增速达到11%，2010-2017年急剧滑落至1%，同期发展中国家的增速则由13%降为3%。其中，2017年美国的参与度仅为46%，远远低于发达国家60%的平均水平。全球价值链深度调整和重构引发世界范围内生产活动空间布局的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以劳动力成本为核心的传统比较优势对全球化的推动作用。在全球化放缓的形势下，美国重拾关税手段的目的显然不仅仅停留在挽回“流失”的就业岗位这些竞选口号，亦非单纯出于减少贸易逆差、实现贸易平衡的考虑，而是单边主义在这一特定的时期实则更有利于美国掌控新兴技术及其产业化的战略布局，特朗普则认为更为严格的知识产业保护和投资审查以及针对竞争对手（中国）的关税措施都将促使美国更好地应对全球实体经济的新一轮竞争。
2.美国制造业显现回升之势
近年来，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应用促使美国本土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则不断被削弱。同时，页岩油技术革命使得美国能源成本大大降低，由石油进口国转而成为世界主要的石油出口国。此外，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等发达国家为刺激本国就业和经济增长，大力推行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的货币政策，降低本国企业的资金成本和企业综合税负。特别是自奥巴马政府推出《美国制造业复兴计划》以来，美国大量运用所谓“创新政策”①，依托美国国家制造创新网络（NNMI），整合制造企业、大学工程学院、联邦机构（包括军方）、非盈利组织、地方政府、区域合作组织等各类创新资源，为企业提供多种形式的创新补贴和产业化支持，意图巩固美国在先进制造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在这些政策的共同推动下，美国制造业似乎正在开启新一轮繁荣。2018月7月，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布《全球制造业记分卡：美国与18国比较研究》，对全球制造业的政策环境做出了最新评估。通过比较分析世界19个主要国家的20个与制造业相关的指标，结果显示，美国凭借“优秀的劳动力、先进技术和有利的商业政策”，以77分的高分在制造环境排名中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英国和瑞士（两国得分均为78分），而中国在此项排名中居13位，与美国相比有不小的差距（见图1）。同时，该报告指出，“美国制造业复兴风头正劲。经过多年的产出和劳动力比例下降，美国制造业在过去几年再次经历了新的增长。”另据普华永道国际会计事务所的研究，引领本轮美国制造业复兴的催化剂包括国内经济增长、劳动力质量提高、有利的税收政策、监管环境以及运输和能源成本等因素。
①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学术界和政府很少提及产业策，在立法层面更是极力回避使用产业政策等相关概念，试图与产业政策有可能引发的各种争议以及贸易摩擦进行区割。历史地看，美国政府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和角色明显有别于日本、韩国等后发赶超型国家和地区，其对产业组织的监管（或干预）主要通过竞争政策和市场规范实现，且美国竞通常以法律的形式呈，与市场的兼容性更强。近年来，美国政府大力推动再工业化引导制造回流运用的一些政策工具确是行产业之实，但美国政府和学术界却坚持将其冠之以“创新政策”，当然这些政策措施与美国的创新战略也是高度兼容的。
图1 2018年制造业综合环境的国家排名
资料来源：布鲁金斯学会，《全球制造业积分卡：美国与18国比较研究》，2018年7月。
二、美国实施的关税制裁方案及与国内税改的战略关联
1.美国对华关税制裁方案与中美制造业竞争力状况高度相关
总体来看，美国制定的对华关税制裁方案对中美两国制造业的竞争力状况做出了全面评估和充分考量。通过整理已经公布的美国对华加征25%关税的500亿美元商品清单，可以发现，机械行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是受关税制裁影响较大的行业。在这份清单上，机械行业占比近一半，涉及713个商品种类，总金额达244.15亿美元。进一步比较中美两国制造业的劳动力、能源、税负水平及成本回报率，结果表明，上述受关税制裁措施冲击较大的行业均是美国相对于中国具备较强竞争优势的行业（见表1）。其中，美国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在劳动力、能源、税负的投资回报三项指标上全面占优，而在机械行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中，美国的劳动力和能源投资回报处于优势，这两项成本占相关行业总成本的比重均超过80%。这反映出在逐步收缩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同时，美国引导投资回流的战略布局与其制造业竞争优势相当契合。②一方面，美国将关税手段的主要实施对象放在具备较强竞争力和抗压能力的行业，有利于发挥既有优势，减轻关税制裁措施对其国内产业的整体冲击；另一方面，中美经贸摩擦升级增大了中国投资环境以及美国在华投资企业供应链体系的不确定性，迫使跨国公司审视回归美国本土的潜力，进一步增强了“诱使”制造业回流的政策效果。
② 由于中美两国制造业的分类标准不同，为便于比较分析，作者对中美两国制造业进行了对应性的归类和调整，选取18个中国制造业和个中国制造业和16个美国制造业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对象，通过测算各行业的成本、劳动力、税负水平及相应的成本回报率，比较中美两国制造业分行业的竞争优势。篇幅所限，具体测算过程从略。
表1 美国对华加征关税的500亿美元商品清单的行业特征
资料来源：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公布针对中国的制裁清单以及美国经济分析署（BEA）、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整理。
2. 关税制裁措施与美国国内税改法案具有显著的政策一致性
除了第一批对中国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之外，美国还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10%的关税。对于25%和10%关税税率的设定，美国同样有着很强的战略意图。在500亿美元的商品清单中，资本品和中间产品是关税制裁的主要对象，分别占比43%和52%，合计占比高达95%（见图2）。中间产品和资本品关税的提高将直接增加企业生产成本，对这5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美国国内受影响最大的显然是企业。由于此前推出的税改法案使得美国企业所得税的降幅高达40%，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美国企业应对中美经贸摩擦的压力。同时，美国对华关税制裁势必导致美元对人民币汇率发生变化。由于中国对美国存在大规模贸易顺差，对华关税措施的投放将形成人民币贬值的市场预期。2018年3月至7月底，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由6.25升至6.83左右，升值幅度超过9%。随着关税制裁的规模进一步扩大，美元对人民币汇率有可能在波动中进一步上升。由此一来，在国内14%的企业所得税减免和幅度10%左右美元升值的协同作用下，美国本土企业基本能够对冲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关税的负面影响。相比之下，由于税改中美国个人所得税下降幅度较小，仅为1.3%，对于后续更多涉及消费者切身利益的2000亿美元商品，美国初步将加征关税的税率设定在10%。凭借汇率对冲手段，一旦美元对人民币升值10%左右，美国国内消费者受关税制裁的冲击也将大为减弱（见表2）。
图2 美国对华进口加增25%关税的500亿美元商品结构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表2 美国对华实施的关税措施及对冲手段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三、关税制裁对美国在华投资企业的影响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环境下，中美经济早已相互交融关联紧密。美国长期在华进行大量直接投资，越来越多的美国跨国公司在华设立子公司。受美国对华实施关税制裁影响的不仅仅是中国企业，也必然涉及美国在华企业。由于中国海关尚未发布美国在华企业对美出口的相关统计，本文采用历年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署（BEA）开展的美国跨国公司对外投资调查数据，梳理出主要行业美国跨国公司在华控股子公司对美出口的情况，测算美资在华控股子公司③对美出口结构及其业务构成，得出以下结论：由于美国在华企业对美货物出口在其主要业务中所占比重较低，总体来看关税制裁对美在华企业的冲击有限，且影响呈减弱之势，反映出美国的策略设计有意规避了自身在中美经贸摩擦中的损失。
③ BEA的数据仅更新到2015年。另外，由于美资在华全部子公司的统计数据不完整，且在有统计数据的年份，美资在华全部子公司与控股子公司的对美出口规模相差不大，故而，本文的测算对象选定为“美资在华控股子公司”。
1. 关税制裁措施仅对美国在华企业的对美出口产生较大影响
近年来，美国在华企业对美出口规模增长较快，由2010年的79.48亿美元增至2015年的105.45亿美元（见表3）。其中，美国在华企业对美出口以制造业为主。参照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的500亿美元商品制裁清单，化工业类下的基础化学原料、塑料和橡胶制品、非金属矿物制品、初级金属和金属制品、机械、计算机和电子产品、电气设备及其零部件、交通运输设备等行业将被加征25%的额外关税，成为美国在华企业遭受关税制裁措施冲击的主要领域。截至2015年，上述行业的对美出口规模为65.28亿美元，占美国在华企业对美出口总额的比重达61.91%。由此可见，关税制裁将直接影响美国在华企业对美的货物出口，但这种影响在美国多种对冲手段（包括通过法律程序为特定企业开政策“后门”）的作用下，也是可控的。
表3 分行业美资在华控股子公司的对美出口规模（百万美元）
注：“-”表示数据缺失。斜体表示行业大类下的子行业。
资料来源：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署（BEA）开展的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调查整理计算。
2. 计算机、机械和电气设备等行业对美出口受关税制裁的冲击较大
通过测算受关税制裁措施影响较大行业美资在华控股子公司对美出口额占美国在华企业对美出口总额的比重发现，计算机和电子产品是受关税制裁措施影响最大的出口行业。截至2015年，这一行业对美出口额占比达32.98%（见表4）。其中，半导体和其他电子零部件占比为11.04%，是受冲击程度最大的细分行业。机械、电气设备及其零部件行业对美出口受冲击程度位居二、三位，其出口额占比分别为9.05%和7.61%。从变化趋势看，2010-2015年，受关税制裁措施影响较大行业对美出口额合计占比由71.50%下降至61.91%，这表明美国市场对这些行业美国在华企业出口业务的重要性逐步下降。分行业的情况则显示，计算机和电子产品对美出口占比的降幅最大，而交通运输设备占比则明显上升，其他行业更多地表现出波动态势。
表4 受关税制裁影响主要行业美资在华控股子公司对美出口占对美出口总额的比重
注：斜体表示行业大类下的子行业。
资料来源：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署（BEA）开展的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调查数据测算。
3. 关税制裁对美国在华企业的总体影响较为有限
进一步计算美资在华控股子公司对美出口额占其销售总额的比重，以判断关税制裁对美国在华企业的整体影响程度。由表5可见，在所有行业中，美资在华控股子公司对美出口额在其销售总额所占比重由2010年的4.68%降至2015年的2.96%。其中，制造业由6.95%下降为3.64%。这反映出美国在华企业对美出口并不是其业务的主要部分。而受关税制裁影响相对较大行业的美国在华企业对美出口额占其销售额的比重由2010年的8.51%下降为2015年的4.35%，虽然这一比值略高于所有行业和制造业平均水平，但占比同样不高。再从不同行业的具体情况来看，尽管计算机和电子产品行业受关税制裁的出口规模最大，但这一行业的美资企业对美出口额占其销售额的比重由2010年的10.34%大幅降至2015年的4.05%，意味着关税制裁对其在华业务的影响可能并不严重，而金属制品和电气设备及其零部件业则成为整体受冲击最大的行业，2015年这两个行业美资在华控股子公司对美出口占销售额的比重分别达到12.71%和10.92%。值得注意的是，2010-2015年几乎所有受关税制裁行业对美出口的业务占比均呈下降态势。
根据上述测算结果可以判断，经过多年在中国市场运营，美国在华企业的主要业务已不再依靠对美出口，关税制裁对美国在华企业的冲击远低于此前的一些预判。这种状况进一步体现出美国相关策略安排的精准度和指向性，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特朗普发起对华关税制裁的“顾虑”。
表5 受关税制裁主要行业美资在华控股子公司对美出口额占其销售总额的比重
注：斜体表示行业大类下的子行业。
资料来源：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署（BEA）开展的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调查数据测算。
4. 关税制裁措施将刺激美国在华企业将部分产能转移出中国
在受关税制裁的主要行业中，美国在华企业出口规模较大的计算机和电子产品、机械、电气设备及其零部件、交通运输设备等行业均为美国相对于中国具备最强或较强竞争力优势的行业（见表6）。在关税制裁的冲击下，这些行业的部分产能有可能回流美国，或者转移到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以规避关税对其出口业务的影响。对于出口市场集中在美国的在华企业，由于美国本土在能源、税负水平等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定优势，关税制裁将进一步刺激其调整生产布局和全球供应链体系。
表6 受关税制裁措施冲击主要行业中美竞争力的比较
注：中美两国制造业的竞争力通过比较两国劳动力、能源、税负水平及成本回报率得出，具体测算过程从略。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
5.美国重构制造业供应链体系仍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
凭借先进制造的固有优势，美国试图通过建立新型贸易规则进一步夯实制造业新一轮繁荣的基础。实际上，这种战略布局自奥巴马时代就已经启动。相较上届美国政府“重返亚太”、主推TPP等举措，虽然特朗普采用了更为极端的关税制裁手段，但二者的战略意图异曲同工，都是要借力“页岩气革命”和《制造业复兴计划》，扭转美国经济过度“虚拟化”的发展趋势，进而打造更加安全、可控的美国制造业供应链体系。然而，美国通过实施关税制裁推动制造业回流并非易事。首先，全球化进程虽然遭遇波折和障碍，但总体上仍在推进。多边贸易体系面临严峻挑战，亟待改革，毕竟世界范围内贸易自由化已然深入人心；其次，尽管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上的整体地位尚处在中低端环节，但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国际分工体系。作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中国制造存在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的差距是不争事实，但在工业产能、产业配套体系、技术集成、学习型创新、国际市场开拓等方面，中国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经验和能力，美国要想完全撇开中国重建制造业供应链体系的可能性很小，且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再从微观层面来看，在中美经贸摩擦升级的压力下，作为全球价值链的主导者，中短期内跨国公司会采取更加多元化的投资策略，甚至将部分产能转出中国，这势必增加企业投资决策的风险。
四、应对中美制造业竞争的建议
本文的测算结果和事实分析充分表明，美国对华实施关税制裁是有预谋、有准备的，在战略战术的各个层面设计周密，步步为营。2010年之后，美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逐步收缩，吸引投资回流、壮大本土制造业的战略意图十分明显。特朗普就任后，通过税改进一步降低了美国企业的税负，扭转了美国制造业总成本结构中税负占比不断上升的态势，进而强化了美国制造业的投资回报优势。在此推动下，美国宏观经济和制造业的数据持续改善。2018年第二季度，美国GDP增长率达到4.1%，其中工业增速超过6%，为四年来的最高水平。2018年8月，美国制造业PMI达到61.3%，远超预期的57.6%。18个受调查制造业行业中有16个处于扩张状态，仅有2个行业出现收缩（木制品、基本金属）。这种“乐观”的形势使得美国具备了对华实施关税制裁的现实条件，而其制定的关税方案也与美国产业竞争力状况及其国内税改方向高度契合。一方面，精准制定的关税制裁清单，加之国内减税、汇率等政策工具的对冲作用，凸显了策略的“靶向性”，在很大程度上减弱了关税制裁对美国制造业的整体冲击，降低了经贸摩擦中所谓的“自损”；另一方面，那些在关税制裁中受损相对较大的行业，恰恰是美国相对于中国具备较强竞争优势的行业，中美经贸摩擦升级有可能倒逼这些行业的美国在华企业重新布局其全球生产网络。
应该看到，当今世界中美关系是最复杂也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随着关税制裁不断“加码”，中美之间已然开启全方位的大国竞争模式。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中美两国从科技、能源、贸易、投资的硬实力比拼到国际话语权的争夺，将在很大程度上主导未来的国际竞争。必须清醒认识到，中国虽然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但与其对世界经济增量的贡献相比，现阶段中国在政治、外交、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尚未实现对等性的同步提升，科技创新、制造业竞争力等方面与美国仍有实质性差距。中美之间围绕先进制造及制造业供应链体系的大国博弈具有长期性和战略性，需要强化自身战略能力建设，推动国内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加大力度，积极推进结构性减税
实施结构性减税，实现对美国经济政策的战略盯住，提高制造业投资回报，有利于保持对国内外资本的吸引力。为此，应继续推进增值税改革，在广泛吸收各界意见的基础上，完善税改方案，简化税制，优化消费税征收范围、环节和税率设置。围绕高质量发展和产业转型目标，针对不同行业设计差别化、有梯度的减税标准。对于重点扶持产业，对企业利润转投资部分减免企业所得税，鼓励企业再投资。同时，大幅降低行政性收费，低维费、教育附加、城市建设费等附加费用，引导企业投资新经济领域和高技术产业。对于涉及居民的个人所得税，同步加大调减力度，刺激消费转型，拉动国内消费增长。
2. 稳定市场预期，有效防范汇率波动风险
尽管短期内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贬值会导致美国加征关税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大打折扣，且关税制裁措施开始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贬值存在一定的市场基础，但对于国内制造企业而言，汇率持续贬值意味着资产缩水，资本外逃风险增大，进而影响中国产业体系的稳定性，加之美国已经采取对冲措施，因此，汇率贬值实为一柄“双刃剑”，应做好中美经贸摩擦周期拉长的充分准备，设定“预警线”，控制人民币贬值幅度，采取灵活、精准、多样化的干预手段，为市场提供透明、可预期的政策目标，防止因汇率大幅贬值将贸易摩擦引向金融领域。
3.加强创新，着力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
“中兴事件”集中暴露了中国制造在尖端技术、重大装备、核心零部件、关键原材料等方面的短板，制造业的不少环节上仍受制于美国。应该看到，缩小中美之间差距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唯有坚持创新驱动，着力提高制造环节的劳动生产率，才能在中美大国博弈中立足站稳。为此，要充分把握新科技革命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战略机遇，深入研判新一轮科技创新与主导技术的发展方向以及生产方式变革的趋势，建立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激发微观主体的创新活力，引导企业加大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投入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形成全社会尊重知识、鼓励创新的良好氛围，构建开放合理的专利保护体系。
4. 提高透明度和合规性，构建面向大国竞争的产业政策体系
我国实施的选择性产业政策成为中美经贸摩擦的争议焦点之一。实际上，世界范围来看各国普遍利用各种政策工具促进本国产业发展，但在市场主导型的国家中，产业政策侧重于为企业营造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主要为企业提供信息、技术、组织、培训及制度方面的辅助性支持。相比之下，我国现行产业政策在补贴力度、产业基金规模以及市场的干预程度等面，仍存在不规范、不透明等突出问题，难免在贸易争端中授人以柄。以应对中美经贸摩擦为契机，尽快启动一轮全面的产业政策合规性审查，规范产业补贴的规模和方式，深化政府采购、项目招投标、标准制定、公共服务等领域改革，取消各种强制性技术转让规定，维护公平市场秩序。减少各级政府对产业发展的直接干预，灵活地选择政策工具组合，有效发挥不同政策工具的互补性，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充分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不断增强产业政策的功能性，完善产业政策制定实施机制，将财政集中投向研发创新、竞争前环节和消费侧。强化产业政策的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建设，用法规约束保障各类产业基金的合规运作和合理使用。建立涵盖补贴申报、审批、验收各个环节的监督制度，减少财政补贴立项的“黑箱操作”，促进信息渠道畅通，降低中小企业申用成本。
5. 优化营商环境，切实为企业减负增效
深入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降低煤、电、石油、天然气等工业主要能源原材料价格，改善能源原材料供应条件。进一步落实“放管服”，建设智慧海关，打造数字商贸，以“政务云”实现商务、海关、质检、税收等部门信息联通，优化通关监管模式，提高跨境电子商务的通关管理和服务水平。全面提升各级政府的服务意识和能力，形成贸易便利化的长效机制，分类有序降低外贸企业负担及进出口环节收费，促进企业优化成本结构，。尽快推出取消、减免、降低各类政府收费的时间表，完善停泊费、装卸费、堆存费等收费的市场竞标机制，开展公开听证，制定合理的收费标准，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6.加快新一轮对外开放，全面提升全球治理能力
加紧落实习新一轮对外开放重大举措，加强改革与开放协同推进，下大力气疏通国内各种条块障碍，确保新一轮政策红利释放到位。统筹对内对外开放，推进政策着力点转向为高端要素集聚提供先进制度平台和软硬件环境，促使各类市场主体共享开放成果。坚守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基本方向，共同抵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推动多边贸易体制改革，扩大全球治理及公共产品的供给，不断提升新型贸易规则制定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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