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新经济发展的核心能力构建研究

    摘要：发展新经济，不断扩大新经济的规模，推动新经济对传统经济的改造，是全球和中国进行新旧动能转换的根本要求，也是中国化解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来自全球产业分工格局变化所产生的结构性压力的根本出路。但全球新经济的发展并不平衡，中国的新经济发展水平大大低于美国，其新经济指数仅为美国的二分之一。就构成新经济指数的六大一级指标而言，中国在创新能力的劣势十分明显，中国与美国的差距明显，而且与日本、德国、韩国等相比，也有不少的差距，在评估的22国中位居第17位。新经济与传统经济的根本区别在于，它是一种终身学习型经济，学习能力的构建对于新经济发展而言，具有更加关键的作用。在新经济的发展中，中国需遵循这一规律，从而制订出能够促进学习和学习溢出效应的经济策略及经济结构政策。
    关键词：新经济；新经济指数；全球产业分工；终身学习型经济
    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工业增长新动能的培育”、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发展经济学”项目阶段性成果。非常感谢许明、张建英提供的数据上的支持。
    全球经济发展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期，经济结构处于深刻的变革期，其转换和变化的总体方向是新经济所起作用越来越大，新经济所占比重越来越高。2016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我国发展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必须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发展新经济。我国正处于新旧动能的转换期，产业竞争力的总体状况是传统的比较优势在弱化，而新的竞争优势仍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因而处于新旧比较优势和新旧动能的转型期。比较优势和新旧动能的转换能否成功、其转换期的长短，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新经济发展的好坏。新经济如果发展越来越好，基础越来越稳固，中国就能成功地从传统的比较优势转到新的比较优势上去，新的动能就能顺利地替代旧的动能。但政府要为新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企业要在新经济领域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优势，就须透彻地理解新经济的发展规律和运行逻辑。只有基于对新经济发展规律和运行逻辑科学把握的提升新经济发展的核心能力，中国才可能在新经济的竞争中赢得优势。
    一、何为新经济及新经济发展的测度
    全球的新经济仍处于成长和变革期，对中国新经济发展状况进行准确判断更复杂、难度更大，因为在新经济的不同领域，中国所处位次不同，有的处于追赶阶段，有的已进入到并跑阶段，有的已进入到领跑阶段。如果在局部领域、从不同层面展开分析，会得出迥然不同的结论。要准确把评估中国在全球新经济发展中所处位次，则需要发展一种整体性的测度方法，需用一种方法将新经济的发展测度出来。对此，已经出现了不同的思路。一种思路是沿用GDP核算的思路测算新经济的规模。这个方法的难点在于，现实经济生活中新经济与传统经济是纠缠在一起的，将两者剥离开来很困难。由于存在这个困难，已有的用此方法测度新经济规模的研究，所得结果并不准确，总体倾向是夸大新经济的规模；另一种思路则是采用指数的办法评估新经济发展的状况及走势。这个方法的优点是不用纠缠于新经济与旧经济如何剥离这样的难题，缺点则是无法测度出新经济的实际规模，从而也无法给出新经济在GDP所占比重这样问题的答案。因为本文研究的目的不在于测度新济的规模而在于把握中国新经济的走势和在全球中的位置，所以，在测度新经济的发展时采用了第二种方法，即指数法。
    用指数法对对新经济发展情况进行评估，首先需要给新经济以准确的定义。美国自1991年3月走出衰退期以来，美国经济长期保持持续增长。在经济高速平稳增长的同时，通货膨胀率、失业率和财政赤字都控制在较低水平，当时美国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的这一态势超出了主流经济学的预测力，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故将其称之为“新经济”。发生于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被美国经济学家冠以新经济名称的新经济也引起过国内学术界的短暂兴趣。随着2000年3月美国纳斯达克指数据狂跌，新经济很快就淡出了中国学术界的视野。自2016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新经济这一概念后，新经济再次受到了学术界和实践部门的关注。其时的新经济虽然名称与上世纪90年代的新经济名称相同，但其内涵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根本变化，概而言之，就是前者以第三次工业革命为支撑，后者以第四次工业革命为支撑。所以，现阶段对中国新经济发展状况的评估，就需要充分考虑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特点，所设计的指标，要能全面体现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特征。
    对于新一轮的工业革命，因为其正在进行过程中，故有着多种不同的解读。通过对新经济、第四次工业革命、新工业革命的文献进行文本分析和专家讨论等方法，我们构建了一个测度新经济发展新经济指数。这一新经济指数由全球化、创新能力、绿色化、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等6个一级指标和38个二级指标构成。创新能力是新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主要从全社会R&D投入强度、研发人员数量、专利授权数量、人力资本、企业创新能力的全球竞争力、大学的全球竞争力、科技论文发表数量等方面进行衡量，由专家打分法赋予其23%的权重。全球化是经济主体之间相互学习和影响的主要途径，反映的是国家或地区参与国际交往的频繁程度，主要从资金、贸易和人才的流动方面来考察，通过专家打分法赋予权重12%。绿色化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源生产率、节能环保水平以及新能源的发展情况加以反映，通过专家打分法赋予权重13%；数字化反映的是国家或地区信息技术的发展水平和处理大数据的能力，主要从企业竞争力的角度来考察，通过专家打分法赋予权重15%；网络化主要从网络基础设施水平及网络的普及程度互联网企业的竞争力方面来考察，通过专家打分法赋予权重15%。智能化反映的一个国家利用人工智能和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主要从人工智能产品生产能力和高技术核心部件生产能力方面来考察，通过专家打分法赋予权重22%（详见表1）。
    表1 新经济指数的构成
    
    来源：课题组整理
    根据表1所列指标，我们对22个国家2015和2016年的新经济指数进行了测算。测算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官方统计机构。研发支出、R&D研究人员、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出、货物和服务进出口、新能源使用量、能源生产率、二氧化碳排放量、移动电话使用量等数据来自世界银行；专利授权数量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留学生人口流动来自UNESCO数据库；互联网用户来自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数据库；宽带用户来自国际电信联盟；通信卫生数量来自美国忧思科学家联盟；人工智能专利来自OECD数据库；论文发表数量来自Scimago Journal & Country Rank网站；创新企业排名来自Clarivate Analytics网站；大学排名来自Times Higher Education网站；环保企业排名来自ENR（Engineering News-Recoard）；软件企业排名来自PWC网站；机器人企业排名来自Robotics Business Review网站；超级计算机企业来自TOP 500网；芯片企业排名和半导体企业排名来自市场研究机构IC Insights；无人机企业排名来自高工产研机器人研究所；智能手机企业排名和集成电路企业排名来自市场研究公司TrendForce；云计算企业排名来自《福布斯》；新能源汽车企业排名来自中商情报网和电动汽车资源网；电子商务企业排名来自中商情报网和人民网；虚拟现实企业排名来自《福布斯》和《快公司》；大数据公司排名来自36大数据网和美国《大数据季刊》；3D打印机制造企业排名来自硅谷动力和3D虎网；互联网企业排名来自景安网和中商情报网；无人驾驶研发企业排名来自汽车投诉网和优概念网。对于缺失的数据本文采用趋势法进行推断。
    表2报告的是依据新经济指数和相关数据进行计算并进行标准化处理后的22国新经济指数的结果。对表2报告结果，可以分四个阵营加以考察。第一阵营为美国，美国在新经济发展领域具有超强的实力，其新经济指数大大高于其他国家；属于第二阵营的国家最多，包括日本、瑞士、韩国、德国、瑞典、荷兰、丹麦、以色列、英国、法国、挪威、比利时、奥地利等，第二阵营的新经济发展水平与美国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其新经济指数相当于美国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中国虽然在部分新兴产业的关键领域、关键环节与日本、德国等相比，其发展严重落后，但总体而言，仍可位列第二方阵。加拿大、澳大利亚、意大利、西班牙、俄罗斯联邦等属于第三阵营，其新经济指数大体为美国的四分之一左右。土耳其、印度等属于第四阵营，其中，印度的新经济指数约为美国的1/30。
    分项指标考察，美国的创新能力、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在这22国中是是最具有竞争力的，是新经济发展比较均衡的国家。中国的新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均衡，各项指标中，尤以创新能力最弱。中国的新经济指数在22国里排第3位，其数字化和智能化都能在22国里排第2位，全球化指数位列第4位；绿色化和创新能力表现较差，前者位列22国中的第14位，后者位列22国中的第17位。新经济指数略高于中国的日本、工业4.0的首倡国德国、以及电子信息产业表现突出的韩国，其创新能力指数都要大大高于中国（详见表2）。
    表2 22国新经济指数及其构成指标的测算结果
    
    注：表中数值均为各指数2015年和2016年的平均值。
    二、加快新经济发展的紧迫性
    我国要实现由中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所要采取的重要措施就是推动产业发展迈向中高端。但在我国的产业发展由中低端迈向中高端的过程中，将面临国际竞争格局调整带来的结构性压力，这种结构性压力增强了我国加快发展新经济的紧迫性。
    1.美追求制造业的本土化和持续的领导力，将使美与发展中国家在制造业上的竞争更趋激烈，并呈现出全面性和系统性的特征
    早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美国就认识到其制造业面临的挑战，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制造业复兴计划，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其力度更是有增无减；但从实施效果看，并不理想。在美国，即便是支撑其竞争优势的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反而出现了下降。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网站公布的资料显示，1992年~2004年美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2.4%,2004年~2016年间，其年均增长率则下降至0.3%。
    特朗普上台后，提出“美国制造、美国就业”的口号，将振兴美国制造业与让美国再次伟大、与国家安全挂钩，其振兴美国制造业的目标，不仅涉及先进制造业，甚至包括了传统制造业，如钢铁、铝、汽车产业等。特朗普政府通过减税等措施，虽然短期内确实刺激了制造业就业增长，但并没有相应地带来劳动生产率的全面提升。据美劳工部的统计，2017年美国86个制造业行业（基于四位码分类）中，有54个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是下降的，单位劳动力成本有73个行业出现上涨。2018年第一季度，美制造业产出环比增长1.7%，劳动生产率虽同比增长0.5%,但环比增长却为-1.2%。所以，在美国制造业竞争力出现下降的大背景下，美仅通过国内经济改革，是难以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全面振兴其制造业这一目标的。美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就是美国很难再通过公平竞争的方式以实现全面复兴其制造业的这一宏大目标的反映，其根本的目的就是要在未来与中国的新经济竞争中维持其持久的优势。可以预见的是，美将以威胁退出或退出各种国际协议、国际组织的方式，强行推动有利于美国的国际经贸规则重建，以最终止住美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下滑的势头。其基本的策略是，力图通过设立基于体制机制、意识形态借口的软性壁垒的方式，抵销中国的竞争优势。
    随着国际竞争格局的变化，国际经济治理体制与机制做出必要的调整难以避免。美国批评现有国际经贸易规则对其不公平，力图基于让所有国家采用美国一样的经济发展模式改革现有规则，这实质上是要建立一种新的壁垒，一种以体制机制及意识形态为借口的软性壁垒。这是一种危害最大的不公平竞争和贸易保护主义形式，是一种阻止后来竞争者进入的不公平竞争战略。美国之所以能采取此种不公平竞争战略，关键在于美国在全球经济中有较大的话语权，特别是因为其在新经济发展的关键领域具有全球控制力所致，对此，中国只有通过加快构建新经济发展的核心能力才可以从根本上加以化解。
    2.随着中国产业发展迈向中高端，中国与传统发达国家在传统高端领域的竞争将加剧，需要开拓新的合作空间
    在全球产业分工中，中国的不少产业虽然仍处于价值链的低端，但中国产业链升级的趋势明显。根据WIOD提供的数据计算，2014年全国提供制造业提供的增加值占到了全世界的13.12%,比2000年提高了近10个百分点，美国制造业提供的增加值总体呈下降趋势，2014年与2000年相比下降了4个百分点，以增加值计算的占全球出口增加值的比重，虽然仍低于以出口额计算的份额，但两者的差距在经过一段时期扩大之后，于2012年之后开始正呈缩小之势。美国以增加值计算在全球占有份额长期以来高于以出口额计算的市场份额，但其增加值的优势于2011年之后开始明显缩小。中国增加值占全球的比重于2012年首超美国。中美之间以进出口增加值的差额根据商务部的计算，2010年的差额的188亿美元，2015年为1429亿美元，2016年略有下降，为1394亿美元。但在中国产业迈向中高端的过程中，中国面临着发达国家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地位变化的结构性压力。
    2008国际金融爆发以后，不少发达也提出了重振制造业的计划，纷纷推进其再工业化工程，但成效不明显，主要发达国家高技术产品占全球出口份额，绝大多数国家没有出现明显反弹。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全球产业分工的转移以及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西方国家制造业的竞争力受到挑战，发达国家工业品占全球出口的份额日趋下降。1995年发达国家制成品出口占全球的份额为70%左右，2000年下降至65%左右，2008年下降至57%左右，2017降至约52%，在全球出口中所占份额已降至与发展中国加转型经济体大致相同的水平。发达国家出口占全球出口份额的下降，不仅表现在劳动密集型和技术水平含量较低的领域，二者分别从1995年的57%、70%左右降到2017年40%、51%左右，而且中高端领域占比也出现明显下降，中端领域从1995年的83%下降至64%，高技术领域从1995年的73%下降至51%左右。发达国家在全球产业分工地位中的变化，为中国的产业转型升级带来了结构性压力，增加了中国与发达国家合作的难度，从而也增加了中国与发达国家开拓合作空间的紧迫性。新经济具有实现全球经济合作共赢的潜力，发展新经济是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最大的利益交汇点，加快新经济发展的核心能力构建有利于扩大共同利益，化解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冲突。
    表3 中美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占世界的比重（2000-2014） 单位：%
    
    注：根据WIOD提供的数据计算，其最新数据至2014年。
    三、新经济的基本逻辑
    中国的新经济发展水平，在全球处于第二阵营，与美国差距较大，要进一步推动新经济的发展，则需把握新经济的基本逻辑，分析其发展的决定因素。经典的经济增长理论一般将经济增长的源泉归结为资本、劳动、技术等因素，经济学中分析经济增长的这一分析思路对于分析新经济的基本逻辑及其决定因素具有指导作用。本文借鉴了这一思路，通过分析影响新经济发展的资本、劳动、技术等因素的新特点，以从根本上把握影响新经济发展的因素与传统经济有什么不同、决定其发展的核心能力与传统经济有什么不同。
    新经济条件下的资本与传统经济条件下的资本相比，具有了新的特性。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资本表现为劳动工具，为被支配的对象，第三次工业革命，实现了数字化制造和整个生产过程的信息化管理，并没有实现全过程、全领域的智能化，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为“物”的这一特性。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实现全过程、全领域的智能化，不仅包括机器设备，而且还包括被加工的材料、被组装的零部件都将被智能化。何谓智能化？智能化不等由于自动化，智能化与自动化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有学习能力，在于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都被赋予学习能力。资本一旦具有了自主学习能力，传统经济下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将为资本边际报酬递增规律所替代；企业与企业的竞争，就不仅取决于资本数量的多寡，更是取决于资本具有何种类型的智能和何种质量的学习能力。
    正是因为新经济条件下资本具有新特性，所以，劳动者的地位也会发生根本变化。在劳动工具与劳动对象被赋予智能之后，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就不仅表现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本的竞争，而且还会表现为人力资本与智能机器人的竞争。人与机器的竞争，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但彼时，人与机器的竞争仅表现为“体力劳动”的竞争，这一竞争表面上虽然表现为人与机器的竞争，但其实质仍为人与人的竞争，因为机器并不具有学习能力，机器并不能自己设计自身，机器，无论其“硬体”或“软体”，都是由人设计和制造的，故其所具备的知识水平，不可能超过人类自身。第四次工业革命将使人与机器的竞争性质发生根本性变化，这种变化将表现为，人与机器的竞争不仅将体现在体力劳动上，而且还会在脑力劳动上。
    默里.沙纳汉在其所著的《技术奇点：当机器拥有人性时，我们将面对怎样的世界》中设想了一个具体的场景。假设一家知名的摩托车公司，要为新兴市场设计一款高性能的摩托车，它同时与两家公司签订奖励合同，那家公司设计得好，其产品就将被投入生产，并获得高额的设计费。一家公司雇佣了传统的人类设计师，另一家公司则为由人工智能组成的创业公司，这些人工智能生活在一个虚拟的社区中。设计一款摩托车需要很多专业知识，假设从概念设计到制造样车，传统的优秀的人类设计师需花两年时间。项目启动时，人工智能公司处于劣势，但其在接到订单后，就开始购买人工智能，组建一个人工智能社区。这些人工智能接受的教育和训练相当于人类的研究生水平，他们想要追上由人类优秀设计师组成的另一家设计公司，必须获得与其同样的知识和经验。如果都在现实中进行，由人工智能组成的公司肯定永远处于劣势，从而不可能赢得竞赛，但人工智能可以在其虚拟社区高速的学习工作。假定在虚拟社区中，人工智能的时间比现实时间快10倍，那么，人类需花10年时间才能获得的知识和经验，在虚拟社区中只需12个月即可完成。由于虚拟社区中的时间比现实中快10倍，人工智能公司在第2年开始时就可追上了人类小组，但他们还有10年时间去设计更完美的摩托车。到2年结束时，人工智能所设计的摩托车其性能和技术含量都会远远超出人类的想像，他们设计的摩托车比人类超前了9年。假想的这个例子生动地阐释了人类与机器的竞赛过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人与机器的竞赛中学习能力的关键作用。
    默里.沙纳汉设想的上述场景要得以发生当然需假设人工智能可替代人类的一切劳动为前提。在人与机器的竞争中，一个较为普遍的共识是，那些常规性的人类体力和脑力劳动都将将为智能机器人所替代，但对于人类的那些创造性的劳动能否为智能机器人所替代，却仍存争议。虽然如此，但从人类进行决策和判断机制的形成上，完全可以证明，只要机器具备了学习能力，其替代人类进行创新性活动就是完全可能的。卡尼曼在其所著《思考，快与慢》一书中构建出了两个虚拟的角色，即系统一和系统二。系统一与直觉相关，自动快速运作，系统二缓慢、有意识，把注意力分配去执行需费力的心智活动，包括复杂的计算。人类是依靠双系统进行判断与决策的，人类的脑力活动，包括创新性的劳动正是由这两类系统及相互作用实现的。但无论是系统一或系统二都可以通过学习而获得，系统二借助逻辑或逻辑课程可得到不断提升，系统一则通过不断的生活经验的累积和不断地学习很多例子而得到提升。所以，新经济条件下，人与机器在脑力劳动上的竞争不仅会体现在简单的脑力劳动上，而且还会在复杂的创新性劳动中进行竞争。在机器具有学习能力之后，如果其学习能力超过人类自身，则机器所具有的知识水平，就会超过人类，从而在与人类的竞赛中，机器就会胜出。
    以第四次工业革命为支撑的新经济，有其特有的技术进步和创新的逻辑。引领新一轮技术与产业革命的创新是重组式创新。它将完全打破过去全球创新的格局，将推动全球创新由过去的串联式创新向并行式创新转变，创新将呈现出多点、多处、多国、多层次的分布式创新特征；在新的创新方式下，全球创新的速度必然大幅度提高，新技术的产生、扩散、拓展速度空前增加，对技术进步的方向预测的难度也空前增加。这不仅为全球共同做大蛋糕提供了可能性，同时也极大地提升了学习和创新能力在国际竞争中的重要性。
    新经济条件下资本、劳动以及技术进步与创新的特性，决定了新经济是一种终身学习型经济。在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下，学习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重要，学习的深度和广度都是任何以前的经济形态都难以比拟的，故一个企业、一个经济体、一个社会的学习能力构成其发展和竞争的核心能力。如何形成一个终身学习型经济或社会，也就成为提升新经济发展水平和竞争能力的关键。
    四、提升新经济发展核心能力的关键
    新经济是一种终身学习型经济，学习能力构成其发展的核心要素。影响学习的因素很多，但无外乎两种因素，一是知识的存量，包括规模与质量，一是学习的激励。但无论对知识存量，还是学习的激励，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结构都无疑具有极端的重要性。
    知识可分为显性和隐性的知识，人类进行决策和判断的系统一所需知识，主要属于隐性知识。显性的知识是可转移和可交换的，隐性知识则需在实践中积累，难以言传，只能“身教”，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隐性知识存量主要由其经济结构所决定。
    不同的产业具有不同创新与学习效应，故不同的经济结构，就会产生不同的学习与创新效应。相对于农业和服务业，斯蒂格利茨发现，工业具有较强的学习与创新效应，原因在于：大规模企业承担风险的能力较强，融资能力也较强，可以承担更大的由创新带来的风险。较大工业企业，组织比较稳定、有持续性，因为知识积累如果可累计，则学习的能力提升就快，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组织的稳定性，在于组织能否持续稳定地可保存与传播知识；学习收益有长期性，存续时间长的企业会珍惜这种长期收益，愿意为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进行投资。正是因为工业有较强的学习和创新效应，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才保持了几十年的高速增长。
    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看，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变化的总体趋势是，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会超过工业，一个经济体随着其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服务业的比重会越来越大。中国服务业占GDP已经超过了50%，这个比重在未来仍会不断提高。在迈向服务型经济的过程中，避免经济结构的学习效应的弱化，是我国加快新经济发展所需面临的重大挑战。
    1.要避免早熟型的去工业化，强化服务业的学习与创新效应
    服务业的比重提升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但罗德里克发现（Dani Rodrik）发现，一些发展中国出现了早熟型去工业，就是与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经验相比较，这些国家在收入水平较低的时候，就耗尽了工业化的机会。中国也出现了类似的受到批评的苗头。出现此种苗头的原因，有主观上的，就是为了追求所谓的“结构高级化”，不适当地加快“去工业化”的进程，但即便排除人为的对“去工业化”的强化因素，忽视制造业的学习效应，也会导致“早熟型去工业化”现象的出现。因为学习具有外部性，这种外部性会使得个人、企业等在学习上的投资不足，所以，如果缺乏适当的政策，早熟型的去工业化就会成为一个必然的趋势。为此，中国应在避免人为地过早去工业化的同时，制订能够促进学习和学习溢出效应的经济策略和经济结构政策。
    知识越密集的产业，学习的复利就越大。在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中国可以积极推进新经济+的发展。我国的优势是是市场潜力大、成长性好，传统产业基础较好，新经济虽然与美国相比有一定差距，但已有一定基础；所以，可将两者充分结合起来，对现有的各种发展新经济的要素进行整合，推动新经济+的发展，推动新经济型企业与传统企业进行合作，通过新旧经济的融合，培育融合型世界一流企业，实现关键技术的突破和关键能力的提升。
    服务业可分为学习效应强和学习效应弱的服务业。在迈向服务经济的过程中，大力加强学习效应强的服务行业的发展，具有更加特殊的意义，在服务业比重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也只有通过加强此类行业的发展，才可避免经济整体出现学习效应下滑，从而造成经济失速情况的发生。
    中国当前服务业内部各行业的竞争力状况是，服务业中各行业出口的市场占有率，以与商品直接相关的服务出口和建筑业出口所占比重最大，有明显示的比较优势，与第四次工业革命关系密切的电信、计算机与信息服务的市场占有率虽然不断提升，已从一个不具比较优势的行业发展成为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但市场占有率仍较低，反映一个国家前沿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知识产权使用费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极弱，不足1%。金融、知识产权使用等行业比较优势仍然没有明显提升，仍属于极度缺乏比较优势的行业之列。所以，中国服务业总体发展状况是，与第四次工业革命关系密切的服务业，知识创造型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其竞争力并不高，竞争优势并不明显。我国的服务业发展虽然出现了有利于提升学习与创新效应的力量，但强化服务业的学习与创新效应的任务仍然艰巨。与第四次工业革命相关的服务业、其学习效应强，要通过加强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增强其学习与创新效应。教育、研发等行业，是知识创造性行业，要特别重视增加教育投资和研发投资的激励，在研发投资中，在研发投资中，要特别重视基础研究，因为基础研究是对学习方法的学习，对其它类型的学习具有杠杆效应。
    2.要以双向开放应对美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通过双向开放，拓展可利用的知识资本存量
    2018年4月3日，美国贸易代表处以所谓的“301调查”为借口，发布拟对从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的商品清单，发起了对中国的贸易战。美国挑起贸易战后，中国的出现了大量评估其影响的研究，但这类研究的共同特点是，评估的都是短期影响，没有考虑全球正在经历深刻的产业与技术变革这个大背景。对于这次美国对中国挑起的贸易战，美国方面给出的理由是，中国采取对产品采取不合理补贴政策、干预美国企业在中国的经营活动、强制美方企业转让技术等等，但全面评估美方所谓的“301”调查结果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启动所谓的“310条款”调查、以知识产权保护为名拟对中国进口商品征税，其最终目的不在于解决中美双方之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而在于要扼制中国新经济的发展势头，使美国在国际前沿技术领域始终处于领导者的地位。所以，对美发起的贸易战的影响，不仅对其进行短期评估，而更加重要的是，要从新经济的角度对其进行评估，中国对其应对，不仅有短期考虑，还应有长期考虑，对其应对，除有短期措施，更应透彻地理解新经济的发展规律和运行逻辑的基础上、设计应对策略。
    美借所谓的美国优先，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实行出口技术管制，短期内会延缓中国新经济发展速度，但并不能完全扼制中国新经济的蓬蓬勃勃的发展势头。其原因在于新经济的发展是由一系颠覆式技术所引领、所支撑。美国企图通过加征关税的办法完全扼制中国新经济的发展，则须对引领新经济发展的新技术、新产业有着准确的判断。对此，不仅中国政府难以做到，美国政府同样难以做到。美国政府对中国产品征税实质上是一种产业政策。这种产业政策要发挥作用，涉及到识别需要限制的产业类型。识别的方法包括通过投入产出表分析产业的带动效应筛选出应进行限制的关键产业。这种方法在渐进式技术变革时期比较有效，因为在这样的背景下，产业变革的趋势和方向较易判断。而在面临突破式技术变革和创新时，这些方法就会面临很大的挑战。因为在这样一个时期，产业之间的关系将会被重新塑造，产业间的技术关系都会发生颠覆性变化，无论是政府，企业或专家都无法根据历史的产业关联科学地识别出真正的关键产业来。新经济的发展是由第四次工业革命所引领的一次大的经济变革，技术上面临的是一次突破式创新，由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等因素所引起的创新方式的变革，使技术创新和产业变革的扩散路径更具有随机性、多样性。这一变化是全球性的，其变革的方向具有不确定性。美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不仅会损害其自身新经济发展的潜力，也会损害全球利用新技术、新产业推动新经济发展，并以此提高全人类福址的潜力。但对于美国的贸易保护措施，中国并不能因此关闭开放的大门，以贸易保护主义对贸易保护主义，而是要充分把握新经济的逻辑，以双向开放应对贸易保护主义，提升中国新经济发展的核心能力。
    第四次工业革命将重塑全球产业分工格局，全球产业分工将从产业链式分工向产业网络式分工转化，多层次的网络化制造格局将由此形成。全球产业分工将从产业链式分工逐步转向网络式分工，过去的那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脑体分工将会被逐步打破，发展中国家依靠低劳动力成本进行国际竞争的优势将会大大弱化，发达国家在全球创新中的领导力、引领力将会被削减。中国应充分利用这一变化，遵循这一规律，坚持双向开放战略，同时利用好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知识资源，提升学习的比较优势。在与发达国家的合作中，可重点集中在共同推动新经济+的发展上，这是中国与德、日、韩、法、英等的最大利益交叉点。这些国家在新经济的发展上，与美国也有很大差距，在美国实行所谓美国优先的态势下，其新经济发展某种程度上也会受到美的遏制，因而有着与中国开展合作、共同提高新经济竞争力的意愿。在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新经济发展处于领先地位，可通过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第四次工业革命伙伴关系的方式，使其惠及广大发展中国家，提升其参与的积极性。中国以新经济+为平台加强国际合作，可开创合作新空间，避免因产业升级带来的贸易摩擦强度的升级，也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给我国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的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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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Dani Rodrik：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J], Journal of Economi Growth,2016(21)。
    [7] 李春顶：中美贸易摩擦应对政策效果评估，中国工业经济，2018（10）。
    [8] 李晓华：“新经济”与产业的颠覆性变革[J]，财经问题研究，20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