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新区建设中的几个学术性问题

    提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重要任务。围绕雄安新区建设，学术界应跳脱要不要建设思维框架，集思广益于建设什么、如何建设的学术讨论上来。雄安新区与深圳的建设环境和背景不同，雄安新区应突出创新定位并深化以创新为导向的改革；可以考虑围绕中国工程院发展，在雄安新区建设总部或者分支机构；高水平建设雄安大学，使雄安大学成为雄安创新发展的重要支撑；构建好雄安新区的创新生态系统，促进创新生态系统结构优化与功能升级；雄安新区的起步区方案还可以再考虑优化；雄安新区面临的防洪与去污问题，可通过工程措施和加强管理得到解决。
    关键词：雄安新区；京津冀；创新发展；疏解；非首都功能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区域经济学重点学科建设专项；201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宁夏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生态政策专项。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1］这一论述，既表明了雄安新区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部分，也表明雄安新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尽管决心已下，规划已做，建设方案已开始实施，但是学术界的关注依然强烈，不时有不同意见在媒体出现。从2017年4月1日新华社发表新闻稿起算，雄安新区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已有两年。这期间，学术界就雄安新区建设发表了大量赞同性、建设性的观点。但也有学者尤其是参加过雄安新区规划的学者，发表了对雄安新区发展方向略为不同的观点，“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关注。古人云，“虚心公听，言无逆逊，唯是之从”；“凡议国事，惟论是非，不徇好恶”。学术界对于雄安新区发展的各类观点，应该得到重视。在对雄安新区做进一步考察后，笔者以为，在党中央、国务院已经做出重大决策的背景下，雄安新区建设发展方向毫无问题，要不要建设的问题已经解决。但在建设雄安新区的技术路线与规划实施思路上，尚有较大的研究讨论空间，学术界应该就建设什么、如何建设之类的问题深化讨论。这里，就学术界关注与提出的几个方向性问题，抛砖引玉，再做些讨论［2］。
    一、雄安新区与深圳特区背景不同任务不同
    在对雄安新区的研究中，有许多学者把雄安新区与深圳相比较加以研究。无疑，深圳和雄安新区都是改革的产物。但是，深圳与雄安新区的建设背景大为不同，工作任务与建设目标也很不相同（见表1）。
    表1 深圳与雄安新区的发展比较
    
    资料来源：笔者自撰。
    首先，深圳与雄安新区在改革开放的起始点不同。深圳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习仲勋等人在深入调研后提出、由邓小平拍板确定建设的。邓小平说过：“还是办特区好，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可以看出，深圳是在对外部状况缺乏完全了解的情况下进行的，决策者因此承担了较大的风险。但后退没有出路，而前景又不可预期，只有杀出传统体制的重围不断试错，才能取得成功。设立深圳等经济特区，是不知问题与风险下的改革，是从传统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下的关键改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带有改革的全新性与开拓性。设立雄安新区，则属于中国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确立、中国发展迈入新阶段下的改革。中国的经济地位、产业结构、发展质量已经与改革开放初期不能同日而语。新时期设立雄安新区，属于已知问题与矛盾的持续性改革，更能体现改革的累积性认识与对改革方向的娴熟把握，可以对改革方案进行靶向设计。
    其次，深圳市是在改革开放方向不清晰的基础上设立的，有披荆斩棘的勇气与决心，以摸着石头过河为特色。而雄安新区的建设则是在改革开放路线确定、经验积累丰富的基础上展开的。目前，深圳已发展成具有上千万人口的特大城市，雄安新区建设的规划人口只有300万人，以深圳的规模扩张与雄安新区做比较，远远不在一个数量级。当然，不可比拟的还有对于发展问题的认识。设立深圳特区时，国家刚刚历经“文化大革命”，政策倾向专注于经济的数量型扩张，立足于把探索改革开放之路与走出经济发展新路结合起来；而设立雄安新区时，中央已经明确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确立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中央已经明确，要推动雄安建成创新发展示范区，实现雄安新区的高质量发展。
    再次，深圳在特区竞争中脱颖而出，雄安新区则单独设立。在深圳经济特区设立的同时，国家还设立了珠海、汕头和厦门经济特区，但这么多年过去了，在4个经济特区中深圳是长期聚焦于创新发展的特区，也是发展成就最大的特区。其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深圳一直没有偏离改革开放的路线。对深圳的判断来自于事后观察，而对雄安的观察来自于事前展望。深圳的事后观察证明，深圳的发展方向是完全正确的，这来自于一届又一届领导层在改革开放方面的持续努力。但是，雄安新区的发展需要立足于前人在改革开放方面的最新成就，同时在一些新的领域持续做出探索。但无论如何，鉴于近年来国家在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和创新型城市建设上积累了诸多经验，产业创新、区域创新、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的进展前所未有，设立雄安新区做改革创新再探索的风险已经不大，与深圳特区设立时明显不同。另外，深圳的发展是建立在市场化背景下对全国优质生产要素的广泛吸收和接纳转化之上的，“孔雀东南飞”，成就了深圳的崛起。雄安新区的发展要立足于市场化改革的基础，同样需要雄安新区有海纳百川的胸襟，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但也应该指出的是，在全国各地普遍重视人才作用发挥和放宽人才引进条件的竞争背景下，雄安新区的独特性并不突出。
    又次，深圳与雄安新区在创新方面面临的任务与机会不同。深圳最初定位于改革开放方向，立足于吸引资金、技术、人才，做大经济总量上。但深圳后来在不断转型和汇聚要素中找到了创新发展方向。由于全国经济发展已经由数量型增长转向质量型增长，不会给雄安新区留下数量增长的时间与空间。雄安新区的发展任务，一开始就由党中央、国务院确定于高起点、高标准的起跑线上，这就必须具有更好更有效的资源动员能力，也必须在起点上依靠国家政策的有力支持。能给深圳的政策，当然也可以用于雄安。但雄安新区未来只有形成强动力、可持续的支撑机制，不断地在政策和市场中汲取创新营养，才能形成创新与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并且，只有在创新发展上显示出专业化优势和有效竞争优势，雄安新区才算得上实现成功崛起。
    当然，深圳与雄安又有一些领域可以比较。比如，深圳与香港，雄安与北京，都会演绎出具有联系与结合的“双城记”。但还是有诸多不同之处。比如，深圳与香港的管理制度不同，深圳依托香港，又与香港竞争。雄安新区的创新发展，也与首都的某些功能再释放和再发展相联系。这种联动在全国其他地方绝无仅有。
    从目前看，深圳与雄安新区一南一北在国家整个经济发展中承担的使命与责任不同也应该。深圳是珠三角的“领头羊”，在大湾区高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起重要的引领作用，要注意进一步夯实实体经济基础，不能出现脱实向虚和去工业化趋势；雄安新区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区域新星，雄安新区的发展将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创新发展新样板与示范作用，要注重把创新引领、规范准入和合理布局结合起来，不能建设成为贵族化和高成本型区域。
    由此可见，雄安新区与深圳建设的时空背景不同，使命与任务也不同，在中国发展不同时期都扮演着各自独特的角色。在以上比较的基础上，笔者认为，过度拔高雄安新区不尽合理，但否定与唱衰雄安新区也毫无道理。雄安新区毕竟在京津冀地区创新发展、区域协调、生态建设等方面具有独特地位，在许多具体改革方向上都可以开展探索，并随着中央推动新发展理念的政策实践，而显示其应有的价值与意义。
    二、可把中国工程院迁移到雄安开枝散叶
    雄安新区建设与北京的非首都功能疏解联系在一起。然而，尽管雄安新区已经出台了1个规划纲要、4个综合性规划、25个专项规划，但是对于如何把北京的非首都功能疏解与雄安新区建设联结在一起，好像缺乏应有的研究。似乎，只有不在雄安新区规划团队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智库，在联结首都与雄安新区发展上做了些基础性、关键性研究。
    问题在于，哪些北京非首都功能的成分转移到雄安新区，能够成为雄安新区的主要驱动力呢?这一问题，值得探讨。
    第一，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机构迁移到雄安并不现实。
    一段时间以来，舆论场此类议论最多。北大、清华的校长屡屡被新闻媒体询问。回答不迁吧，生恐被人戴上不讲政治大局的帽子。回答迁移吧，学校迁移此等重大事宜，没有上级同意、没有集体讨论怎敢个人随意答复。而且，即使校长个人愿意迁移，假如大部分师生都不愿意迁移，又当如何?笔者倒是认为，北大、清华若仅仅做从北京到雄安的水平移动不仅毫无意义，还会影响到学校正常的教学与科研。何况，清华、北大对中关村自主创新示范区有重要的支撑作用。把北大、清华迁移出北京，等同于挖中关村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根。近期，学术界也列举了大量名校迁移失败的例证，说明名校其所以能够在大都市大放光彩，与其所依托的都市环境有很大关系。寄希望于新闻界，不要再提此类让大学领导为难、也不可能获得满意答案的问题。
    第二，把北京市属的部分理工科院校迁移到雄安有可实现性，但需要协调利益关系。
    笔者认为，倘若有意疏解，可以在明确权益关系和激励机制的基础上，把北京市的一些理工科院校迁移到雄安［3］。这一做法，恰似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易地搬迁改造是其中一种模式。在学校地位有提升、教师利益有保障、北京利益获维护的前提下，可以采取北京向雄安整校迁移的模式。通过设计激励机制与政策，明确转型方向，实现学校的跨地区转移，使此类大学成为雄安新区技术创新的主要来源。但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是要保障各方利益，而不能搞简单的行政划转。搞零和博弈从来不是好的政策选择，就像某些地区人为操纵泡沫经济一样，属于单向提取他人利益的野蛮人行为。
    第三，把中国工程院迁移到雄安，按照中国科学院模式建立分支研发机构。
    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尽管中国制造规模居于全球第一，但是不少制造业领域的技术创新还与欧美等国家存在较大差距，技术创新补短工作在国家的地位与作用日益升高。中央提倡的五大新发展理念中，第一位就是创新发展。与此同时，国家进一步确定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一再倡导发挥创新主体与应用主体的作用。不过，由于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存在以下问题：（1）大多偏重于技术应用，多从产业链条的下游即组装环节向上游溯源式创新；（2）企业多追求短期利益，普遍重视商业化，缺乏对技术创新规律的追求；（3）企业有盛衰变化规律，在兴盛时期可能会有足够的财力投入研发，但却普遍重视外延性扩张，在衰退时则面对多方关切的社会问题，也难以腾出精力投入管理研究与开发；（4）研发具有一定的风险，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企业通常规避风险，不愿意承担投入较高回报不确定的研发工作。通常而言，在市场上的企业不能完全发挥作用或者正外部性需要较多成本付出的领域，合乎情理的选择是，由政府支撑推动建立创新优势。尤其是，在中国制造与欧美制造技术创新差距较大、研发投入规模较大而企业缺乏承担风险意愿的领域，由国家组织的创新团队可以起到弥补市场缺陷的作用。由此可见，建立常态化且具有稳定性、以追踪赶超国际前沿技术为己任的国家队十分必要。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笔者十几年前参加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及以后，多次遇到强调发挥企业在创新中的核心作用的状况，各种舆论都主张科研市场化。甚至有些领导提出，要取消国家队包括不再办中国科学院。笔者为此据理力争，一再重申建设科研创新国家队的重要性。从目前全球竞争对科技的需求和中国科学院等在全球竞争的作用看，国家队与企业队可以互相补充。需要强调的是，科学研究的国家队一旦形成有效的组织体系，舍弃造成的成本和代价极大。因而，要在发挥企业的核心作用的同时，注重发挥国家队在科技创新中的基础性、前瞻性与战略性作用。在欧美的诸多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也都十分注重发挥科技创新国家队的作用。最近的统计显示，在2017年8月到2018年7月全球大学/机构的Na-ture指数排名中，中国科学院位居第一。这正说明，这支机构健全、管理完善、运转良好的国家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工程院目前在北京只有管理机构，搬迁到雄安新区没有任何负担，迁移成本较低，搬迁影响较小。当然，作为一个研究管理机构，中国工程院与首都功能和定位关联度不大。把中国工程院迁移到雄安，并不影响北京首都功能的正常发挥。同时，中国工程院多年来一直从事制造强国建设的技术咨询研究，对中国制造2025和各个行业技术创新的需求以及国内外在各领域技术创新的差距比较了解，可以提出在雄安新区建立相关分支研究机构的合理方案。设立研究所级机构，应该关注企业投入不足或者不愿投入的4个重要方面：（1）基础性技术——是各类造业产品开发的基础；（2）具有广泛公共性应用的技术——带有明显的公益特性，企业关注度不高；（3）前端和中端技术——作为重要投入品用于生产下游产品的技术，如复杂性设备，企业过多关注后端的成品和组装环节；（4）关键补短性技术——个别领域甚至过剩领域中还未突破的技术。比如，按照上述模式，可以考虑在雄安新区建设诸如芯片设计研究所、智能医药制造研究所、发动机制造研究所等等对中国先进制造领域具有重要支撑作用的长远性、战略性研究机构，无论对于国家高端产业发展还是雄安新区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支撑价值。
    以中国工程院名义组建国家级制造业领域的高水平研发机构，会在国内外有强大的号召力，吸引技术创新领域的各类专家参与，对于提升中国制造的技术供给能力，改善关键领域关键瓶颈的技术供给状况会有较大帮助。一旦在相关领域取得技术创新突破，在雄安新区进行产业化转化可以想见。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中国工程院一直组织研究雄安新区发展的相关课题。把中国工程院迁移到雄安，可以为雄安新区未来发展提供可靠的智力支持。
    当然，也可保持中国工程院北京总部不变，在雄安设立中国工程院雄安分院。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雄安新区强化技术创新机构与组织的建设，不会也不可能对北京的科技创新中心地位造成冲击。如果北京在科学与技术两个方面同时推动创新，而雄安新区只在有限领域推动技术创新，未来在北京与雄安新区之间形成一定的创新分工，将有助于整个京津冀地区的协同创新与协同发展。
    三、高水平建设好雄安大学
    建设雄安大学，是雄安新区建设的方略之一。雄安大学已经明确为建设国际标准、一流大学的综合性大学。雄安大学应与雄安新区其他建设同时起步，更应加强前期设计工作，使大学院系设置与雄安新区发展方向相一致，大学建设为新区建设提供创新成果生产、转化和人才培养方面的支持。
    综合性大学包括文科、理科与工科，体现多方面发展与人才培养需要。尤其是工科，应是雄安大学的建设重点。工科培养的学生，往往可以成为技术创新权威和商业巨子，对于提升学校形象意义重大，近年来国内各综合性大学都突出了“+工科”的发展方向。教育部也倡导新工科的建设方向，希望通过工科院校的设置，为国民经济发展输送更多的专门化创新人才。雄安大学一开始就应该规划好新工科专业发展，突出前沿性、创新性与可转化性的实用与竞争方向。在具体的工科院系设置上，笔者认为，以下几个学院可以做建设参考：一是人工智能学院，应该有应用数学、机器学习等教学机构，并且要有深度计算方面的专门研究机构；二是生物医药学院，应有生物学、合成制药、中药化学分析等教学机构，要有靶向药物研究中心、快速医药筛选中心等科研机构；三是电子信息学院，计算机网络分析、计算机信息分析、大数据、软件设计，成立计算机操作系统、网络安全等研究中心；四是装备制造学院，围绕飞行器、轨道交通、航天设备关键领域加强专业设置，突出机电一体化、精密机械、发动机设计等方向；五是芯片设计与建设学院，高度重视芯片设计与制造等领域的学科设置；六是工业设计学院。
    在文科的设置上，可以规划建设知识产权学院，为未来雄安新区知识产权吸纳、转化流程梳理提供专门人才和解决方案；可以规划建设商学院、公共政策学院，并建设制造强国研究中心、雄安发展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
    在雄安大学建设上，可以借鉴国内外大学建设的经验，尤其是注重对工科成就卓著大学建设的考察。比如，美国的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普林斯顿大学，日本的东京大学、京都大学，英国的剑桥大学、帝国理工大学，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这些学校既为雄安大学提供可资借鉴的发展经验，也是雄安大学未来建设的目标对象，其成功经验值得雄安大学在建校管校中吸收。
    应把雄安大学建设列入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的工作重点之一，列举规划建设日程，并积极发挥相关部委的建设支持与专业化指导作用。除了国家发改委重点参与外，要发挥中国工程院对工业技术领域前沿研究咨询的专长，提供重要决策咨询意见。科技部、工信部、卫生与健康部、教育部、国家知识产权局等部门都要明确参与方向，履行好各方主体建设责任。可把总装备部作为重要参与建设方。财政部应提供专项资金，由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组织专家用于各类考察，在较短时期比如半年时间内提交雄安新区建设规划思路。徐匡迪先生熟悉工程技术领域发展且有领导中国工程院的成功经验；陈宗兴先生担任过两所大学校长，了解生物医药、生态建设领域的发展；谢伏瞻管理着中国最大和最高级别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和高端智库；吴家玮先生有平地而起建设香港科技大学的成功经验，因而聘请徐匡迪、陈宗兴、谢伏瞻、吴家玮具有丰富管理经验和深厚学识的专家作为顾问，将会有助于雄安大学乃至整个新区的建设。
    四、积极构建创新生态系统
    建设创新型大学与研究机构，是把雄安新区打造成创新发展示范区的基础，但是，雄安新区创新发展示范区能否建设成功，关键还在于能否打造有序组织、良好运转的创新生态系统。
    创新生态系统的概念借鉴于生态学，通常是指各类创新要素与支撑环境构成一种类似于生态系统的发展环境，以相互依赖的方式生存与演进。企业、科研人员、管理人员、大专院校与科研机构、金融服务业、政府等机构，合作组成创新生态系统。创新生态不仅包含企业、大学、科技人才、管理人才、科研院所、政府、金融部门、中介机构等创新主体的生存状态，更包含这些创新主体之间的协同关系，以及这些创新主体与文化、政策、制度和服务平台等创新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谈到创新生态系统时，学术界普遍会联想到硅谷。硅谷在全球创新生态系统的变化中具有标杆意义。经过半导体时代——个人电脑时代——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时代，硅谷一直长盛不衰，与其创新体系不断进化和保持竞争性有很大关系。整个创新生态系统的要素与资源围绕共同的做大做强目标，构成合作共生关系。每一类要素与资源，都是创新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任何一个资源与要素的强化，都是整个创新生态体系功能增强的一部分；任何一个部分的弱化都是整个创新生态系统的弱化。
    以往人们多关注硅谷的原创性科技成果和新业态，但是卡茨的研究表明，设计也是硅谷创新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设计可以创造与提升产业竞争力［4］。因而需要强调，在雄安新区的创新生态系统中，设计应该有自身的价值与地位。
    在目前国家已经明确建设雄安大学和可能在雄安新区建设大学城的基础上，雄安推动创新发展的组织结构已经形成。可以在政府规范化管理市场的基础上，竞争性地引进咨询机构、金融机构、民营企业、跨国公司等组织机构，并大力引进企业家、创新人才、设计人才、管理人才、熟练工人等各类专业人才，形成要素齐备、结构完整、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创新生态体系，促进科技创新成果可以源源不断地转化。创新的科技及其成果转化不能在真空中进行，必须吸引各类资源，吸纳资金、合作伙伴、供应商、客户，并积极创造有机衔接、要素输送流畅的创新链与创新网络。
    在此过程中，要注意打造高水平专业化的基础设施平台。全球城市创新的一个新趋势，是高度重视城市科研基础设施的建设，国家或者国家集团的竞争内容之一，也是建设高水平的基础设施。欧盟2002年开始实施“第六框架计划”，2014年启动“地平线2020计划”，提出建设世界级的科研基础设施，并推动科研基础设施的开放共享。2016年，欧盟颁布《科研基础设施开放共享章程》，是科研基础设施开放的规范性、指导性文件。因而，建设高水平的科研基础设施与大型仪器平台，推动更多科技要素信息交流，提高大型仪器与设备的利用效率，是雄安新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与此相关联的，是加强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科研数据库共享共用。
    还要注意的是，应该建立规范化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鼓励专利创造、申请、流动、使用和实现增值。在雄安大学内率先建设知识产权学院。就是要以知识产权学院的学科优势与研究优势，高效疏通雄安新区的知识产权转化链条，让创新网络各个节点的参与方各安其位，专业化地参与生态系统的维护与升级。
    五、雄安新区起步区选址方案可再优化
    目前，学术界对雄安新区建设持怀疑态度的主要是大院大所的个别资深研究人员。质疑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雄安新区的本体条件较差，防洪能力不强。这是建设新区的一个重要约束条件。但是，所谓“有利也有害”，白洋淀丰富的水库库存为雄安新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水源保障，同时，由于雄安新区所处华北平原，水面距离地面高差较小，如果上游来水较多，易造成洪水泛滥。
    临水型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形成蓝天、绿地、碧水、城市交相辉映的局面。但是，临水型城市的普遍短处，就是易于受到洪涝灾害的影响，这是全世界的普遍规律。意大利古城威尼斯就面临着海平面不断抬高的威胁。但雄安新区起步区设计时，显然考虑到水面上升的影响，所以规划纲要中提出“北城、中苑、南淀”的设计思路，使得城市与白洋淀保持一定安全距离。
    当然，从更高安全标准出发，起步区的选址问题还可以再议。根据目前相关信息，雄安新区起步区曾经有西、中、东3种方案。根据有关方面介绍，所谓“西方案”，指位于容城县西南部及安新县西北部，主要包括容城县小里镇、安新县三台镇及周边区域。“中方案”，指位于容城县东部，包括雄县西部边缘和安新县东北一隅。主要包括容城县大河镇、平王乡、晾马台镇、安新县大王镇及雄县西部部分区域。“东方案”，位于雄县北部，白沟与霸州之间。主要包括雄县昝岗镇、米家务镇、大营镇、北沙口乡及周边区域。从目前来看，选择方案是“西方案”，存在的不足可能是两面分别受水，面临河流与淀泊的双重压力，防洪难度相对较大。从合理性方面看，似乎“中方案”更具有可行性。但假如“中方案”空间有限，未来还可以通过行政区划调整的方式把高碑店的部分地区划入雄安新区。
    六、防洪治污要把工程措施与管理措施结合起来
    临水城市通常利弊兼具，方便取水和发展水面产业，但也受困于不同程度的水患之忧。通常，山区近水城市河流湖泊落差较大，城市防洪安全性高，但平整土地相对较少，城市开拓空间较小，甚至城市建设延伸方向不得不沿河流分布，交通运输畅通性较差；平原的近水城市河流湖泊落差较小，防洪矛盾突出，但城市可用空间较大，交通等基础设施配置相对容易；沿海城市有利于发展海洋渔业、海洋贸易与海洋观光产业，但通常会面临海平面上升的压力。论及雄安新区时，应该注意其位于华北平原临近湖泊这一基本特征，防洪与治污引起学者关注并不奇怪。但既然问题由非水利专家或非环保专家提出“不算乱问”，作为经济学研究者的笔者，谈谈解决之道或许也应“不算乱答”。
    问题在于，即便不建雄安新区，白洋淀周边防洪与治污问题是否不需要解决了呢?接下来的是，建设雄安新区，究竟是有利于防洪与治污还是不利于防洪与治污?以笔者愚见，假如雄安新区建设，把白洋淀周边及上下游的防洪、治污等问题一揽子加以解决；在城市发展建设中把这些初始基础设施成本逐年分摊，应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需要指出的是，与当下学者们对防洪的关注相比，人们对白洋淀关注更多的是白洋淀是否会变干，是否有水可供。白洋淀西观太行，北望燕山，位于海河水系大清河流域，大清河上游支流潴龙河、孝义河、唐河、府河、漕河、萍河、杨村河、瀑河及白沟引河九水汇集白洋淀，成为白洋淀主要产水区域。由于华北平原以往部分年份天气干旱，上游来水不足，白洋淀还一度变成“干淀”。2017年4月，关于雄安新区建设的信息传出时，就有学者思考水资源可否支撑。为缓解雄安新区的用水困难，河北省不仅利用北、西、南3面的河流与水库为白洋淀补水，2017年还采用引入黄河水、南水北调中线来水补给白洋淀，说白洋淀“湖纳百川”也不过分。当然，在全球湿地面积快速减少的情况下，补水保护白洋淀湿地的生态意义与价值不可低估。
    雄安新区的防洪问题与白洋淀的环境污染问题都客观存在，但是存在着过度扩大化的说法。事实上，白洋淀水域的80%左右集中分布在安新县境内，雄县距离白洋淀最近处大约7千米，容城县距离白洋淀最近处大约17千米。但因为整个雄安新区地势平坦，落差较小，一旦洪涝来临，没有任何一个地区不受影响。
    可以通过工程手段与管理手段，提高区域的防洪能力和污染治理能力。
    首先，增加白洋淀自身的有效库容。按照相关方面的信息，白洋淀目前水深5～7米，水面距离地面的高差相对较小，多年来由于过度开发建设建成诸多围埝，造成地进湖退之势。同时，因为白洋淀下游出口的水利工程建设相对滞后，造成一定的行洪矛盾。据介绍，雄安新区已经有疏浚湖泊和还原原有湖泊范围的方案，并且把疏浚出来的淤泥作为花草和城市林木的堆肥使用。如果适度疏浚湖泊与扩大湖泊范围，也可增加白洋淀的有效库容，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洪灾可能性。
    其次，增加白洋淀上中游的拦蓄能力。白洋淀来水多样，适度增加上游各个调蓄水库在雨季前的容纳能力，可以在雨季吸纳部分来水，减少洪水下泄，同时还可在旱季满足周边地区对灌溉的需求。大清河流域属于半湿润半干旱地区，适合许多林草灌木生存，适度增加上中游的林草覆盖率，可以增加降雨尤其是暴雨下渗能力，在持续性降雨时段削减洪峰。另外，如果上中游的一些城镇按照海绵城市的建设模式做些努力，把部分地上降水转化为地下水，也可有效减少洪水的发生，同时增加地下水蓄积，有利于防止地面沉降。
    再次，畅通下游输水通道，减轻雨季防洪压力。白洋淀通过大清河汇入海河最后注入渤海。白洋淀下游一些水利枢纽设施相对老化，不利于下游泄水。可以在建设雄安新区过程中，配套做好下游水利设施，除可在雨季减轻白洋淀防洪压力外，还可以稀释下游河流水体和减少污染。
    其实，如果流域用水管理制度健全，相关规则与政策合理，也有助于解决防洪问题。比如，在雨季到来之前，适度地腾出部分上游水库库容；停止黄河提水供应白洋淀；把一部分大清河上游来水通过南水北调管道输送到京津冀其他地区；强化下游泄洪能力等等，都可以起到部分防洪效果。
    此外，在新区与湖泊及下泄河道边岸设置拦洪坝，也可以起到防洪作用。
    根据雄安新区相关规划，雄安新区起步区防洪标准达到200年一遇，5个外围组团达到百年一遇，这应该是全国最高的标准，可以满足城市防洪的基本需求。要知道，有关部门提出的北京市行政副中心的防洪标准是百年一遇。我国工业化水平已经大幅度提高，连带地在工业化产品应用领域的优势也较突出。比如，我国在城市基础设施方面已形成较为明显的竞争优势，在国内开展水利工程，可以较好地实现低成本、高效率目标。而我国不少工业品如钢铁、水泥等都有一定产能过剩，基础设施建设可用资源比较充分。在雄安新区乃至整个大清河流域进行防洪、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在全国整个基础设施建设中所占比例应该甚小。雄安新区建设问题不在于自然瓶颈而在于内容瓶颈；不在于建设或不可以建设的问题，而在于建设什么和如何建设的问题。
    与此相关联的，治污问题也一样。白洋淀的环境污染目前是五类或者劣五类，在小部分范围内有三类，整体水质不佳也是客观事实。但是，从长期发展来看，通过雄安新区周边的产业调整，可以结构性减少污染物进入白洋淀。如果进一步减少甚至消除白洋淀人工养殖范围，会有利于白洋淀水质的改善。对于来自上游的污染，河北省也形成了截污治污方案。因而，假以时日，待整个治污方案全部推开，白洋淀的污染问题可以得到解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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