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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内容提要：基于农村相对贫困的现实，关系投资是推动农村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模式，它是农村贫困地区的利益相关企业，以情感归属、回馈社会等社会履责为动机，以“非纯粹”的投资行为，帮助农村贫困地区实现从观念脱贫、经济脱贫、能力脱贫到全面脱贫的一种投资方式。通过对碧桂园和昊龙两家企业在支持农村贫困地区的案例分析，探寻企业在农村贫困地区关系投资的内在机制。作为农村贫困地区发展的重要参与者，企业可通过关系投资方式，为农村发展提供资本、人才、知识以及组织供给，帮助农民提升乡村发展中的主体行为能力，推动农村产业、资本、人才和市场的发育和成长，为农村贫困地区脱贫不返贫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关系投资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价值投资，它源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效”的特定市场领域，其发展需要社会信任资本维系，尤其需要具有情感认同和资本实力的投资者以及对民间投资的有效环境营造。当然，为推进乡村振兴中企业作用的发挥，政府需要发挥制度供给者和服务提供者的角色，为企业在农村贫困地区的投资提供良好的环境。
关键词：乡村振兴；企业参与；关系投资；农村贫困地区；双案例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长效机制研究”（19CGL019）；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竞争性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研究”（7147218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急项目“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推进创新驱动发展研究”（71841014）。
一、引言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并成长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市场经济的“洪流”浇灌着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也使得中国从传统的“乡土社会”朝着市场化的“城乡二元结构”转型。而广阔的地理空间也造就了转型过程中不可回避的结构性差异，基于社会资本的乡土社会瓦解和权力结构所嵌入的市场经济体制（陆铭和周群力，2013）[1]形成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尤其是与庞大经济总量形成鲜明对照的贫富差距和农村落后地区的贫穷问题。党的十八大明确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节点和路线图，十八届五中全会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作为基本方略，中国农村贫困地区脱贫已成为关乎中国小康社会目标实现的重要议题。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将解决好“三农”工作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要求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不可回避的是，农村贫困地区市场尚未发育成熟，而传统的社会资本在转型阶段难以发挥其积极作用，这就迫切需要探索适应性的模式，以驱动农村贫困地区的经济起飞和全面脱贫，推动乡村振兴和支持中国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
中国的改革起源于农村，但当前却表现为城乡差距的不断拉大。随着四十多年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一大批来自于农村地区的创业者，在改革开放的大好机遇下获得了成功，这些企业具有显著的本地化投资倾向。这些本地化投资的企业主尽管也期望通过关系投资来获取在信贷、税收等方面的支持，但一些企业主出于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眷念（周大鸣，2002）[2]，表现出强烈的“情感投资”特征，且表现出对农村市场发育滞后的巨大促动，积极发挥关键作用、示范作用和带动作用（张红宇，2018）[3]，且在形式上表现出强烈的“关系化”倾向。关系投资作为市场机制不完善背景下的一种补充，是企业参与农村发展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方式，它能有效激发农村贫困地区涌现出“带头人”，为农村地区发展提供资本和商业知识支持，促进民众在观念、能力、经济等方面全面脱贫，最终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创造条件。
关系投资研究较早见于公司治理理论和营销理论中。公司治理研究中的关系投资指机构投资者在能确定性地有权发挥作用时所形成的特征，它是一种有依据但有节制的监督手段（Pound，1993）[4]，是投资者与管理层构建积极关系主动参与公司治理的一种投资模式（王家华和孙清，2003）[5]。营销理论中的关系投资是企业通过与顾客建立良好的正式关系和非正式关系，以实现企业营销绩效的有效改善（Gr?nroos，1996[6]；Gustafsson等，2005[7]；唐小飞等，2007[8]）。此外，在银行信贷的相关研究中，银企关系对于帮助企业获取更多的银行贷款（Booth和Deli，1999）[9]、降低融资成本（Sisli?Ciamarra，2012）[10]并提升投资效率（翟胜宝等，2014）[11]具有积极意义，但与之相对应的是，关系型信贷并未替代交易型信贷，它只是对不完全市场的有效反应（李克勉和李先军，2017）[12]。与关系营销和关系信贷类似，企业的关系投资是企业以参与和嵌入社会网络弥补价值投资“失灵”情境下的一种投资方式，是价值投资的一种“复杂化”和“多目标化”。从“关系”本身的内涵来看，其是对契约化和非人格化交易的一种替代，是介于市场交易机制和计划分配机制之间的“自然选择”，尤其适应于基于差异格局的中国乡土社会，甚至成为中国商业活动的基础模式（韩巍和席酉民，2001）[13]。关系投资是对市场化价值投资的一种补充和回归，它是以价值投资为基本原则，融合社会网络、社会责任等社会概念的一种投资模式，在中国情境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市场化和互联网蓬勃发展的今天具有强大的现实价值。但是，关系投资是否适用于市场发育程度尚低的中国农村地区？其促进农村贫困地区发展进而促进乡村振兴的内在机制和路径为何？其有效实施的基本条件和特殊情景条件为何？是否具有可复制和拓展价值？能否从真正意义上促进农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进而支持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本文将启发式双案例研究和理论研究相结合，试图对上述问题予以解答。
二、企业在农村发展中的角色演化与关系投资
1.中国农村发展模式的演进
农村发展是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分支和体系构成。从发展的动力来源来看可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内源发展模式（Galdeano?Gómez等，2011[14]；方劲，2018[15]），即农村通过内生资源的挖掘和能力的建设实现自我发展，这是一种封闭的、自然进化的发展观；另一种是城乡衔接的“二元发展模式”或“嵌入模式”（于水和姜凯帆，2017）[16]，即农村和城市的发展具有时空上的先后顺序。在前工业革命时代，城市规模较小，其在社会生产和经济系统中的地位相对广大的农村地区比例极低，城乡表现出弱关系的自我发展，内源发展模式成为农村发展的基本模式。兴起于城市的工业革命，打破了传统社会中城乡一体的形态，二元状态成为城乡关系的基本逻辑，城市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而农村则沦为城市发展的“附庸”，农村支持城市发展成为工业化早期的主导逻辑。与城市发展以及规模扩大相伴的是，农村与城市的分野造成贫富差距不断加大、城乡鸿沟不断扩大。按照马克思的城乡观，从“分离与对立走向统筹与融合成为必然”（周志山，2007）[17]，农村发展必将被重新置于社会发展体系之中，城市反哺农村也成为现代农村发展的基本思路。
回到中国的现实，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发展总体上经历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特征的内源发展模式——自然演化的二元发展模式——政府干预的二元发展模式——多元主体共同推进模式”四个发展阶段。
（1）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特征的内源发展阶段。1978年以安徽凤阳小岗村“包产到户”为开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中国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家户为基本单元的生产经营体系（徐勇，2013）[18]的恢复支撑了中国农村的新发展。其中，1982—1986年中央连续发布五个“一号文件”，明确了以建立健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促进乡镇企业发展为主要目标，极大地释放了“制度红利”，促进了农村的快速发展。1986—1978年，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达到17.93%，远高于同一时期职工收入年均增长率的11.64%①，农村经济增长速度也高于同期城市经济增长速度。
①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文中其他数据如无标注皆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2）自然演化的二元发展阶段。随着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改革开放的推进，集聚在沿海城市的生产供应体系被激活，新创造的就业机会以及城乡间的收入差异，加之户籍流动性限制的放松，引致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章元等，2012）[19]，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庞大“农民工”群体，农民在农业生产的同时获取了城市发展带来的“收入溢价”，农村的内源发展模式朝着自然演化的二元发展模式演化。在效率导向的总体发展方针下，农村在基础设施、交易成本、制度成熟度等方面的比较劣势，决定了其总体发展速度显著低于城市。自1986年以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显著低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尽管部分年份会有所起伏）。200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达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3.23倍。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形成的“累积性优势”①催生了中国城市的加速发展，这一速度的差异进一步加剧了城乡居民收入的二元鸿沟。需要予以高度重视的是，自然涌现的二元发展模式难以向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和山区扩散，这些地区的整体发展水平依然落后，进一步发展的压力巨大。
①从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来看，经济起飞的核心条件是要素和资源的积累（尤其是资本、技术、生产设备、基础设施等）以及有利的市场机会（例如，国际市场开放、国内消费升级）这些条件的形成是一个累积的过程，最终形成经济起飞的优势，本文称之为“累积性优势”。
（3）政府干预下的二元发展阶段。为实现中国小康社会和共同富裕目标，脱贫成为促进农村贫困地区发展的必然之举，而政府干预则成为这一进程的必然选择，这也预示着中国农村发展从“自然演化的二元发展模式”向“政府干预的二元发展模式”转变，即给予农村更多的资源和制度支持，尤其在党的十八大重新明确小康社会时间节点和全面脱贫要求之下，政府干预型二元发展模式成为中国农村发展的新模式，政府主导下的“大推进”战略成为新时期中国农村贫困地区发展的必然选择。2004年起，中央连续16年发布的“一号文件”都重点关注“三农”问题的解决。2011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提出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多种精准脱贫方式，在此框架指导下，中国开展了史无前例的精准扶贫行动。2012—2018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9899万人减至1660万人，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至1.7%。
（4）多元主体共同推进阶段。随着精准扶贫工作的进一步推进，扶贫工作的难度更高，尤其是在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如何保证脱贫不返贫，真正实现农村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更是摆在政府、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面前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单单依靠政府力量是难以解决的，尤其是难以帮助形成内生和持续的发展动力，多元主体共同推进和协作成为推进农村贫困地区发展的必然选择，这也是新时代政府干预二元发展模式的创新和发展。为此，通过多种扶贫方式，注重多主体参与、创新扶贫工具已成为新时代农村发展的重要选择，尤其是在不断推动市场化进程的趋势下，以市场力量驱动中国农村贫困地区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周敏慧和陶然，2016）[20]。
2.中国农村发展进程中企业角色的发挥与演化
在西方国家的话语体系中，手工业、前工业、乡镇工业、农舍工业、制造业、家内工业、原工业（张卫良，2009）[21]支撑了英国从“原工业化”（Hudson和Clarkson，1986）[22]到“工业化”的渐进发展过程，这是西方国家工业革命和现代化进程的基础。受多重因素的影响，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表现出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发展模式，城市的“工业化”在农村“原工业化”尚未完成即快速推进，但中国农村工业化（李风华，2014）[23]却也在改革开放后出现了短期的繁荣，并在当前重现了“高潮”的前奏。改革开放以来，企业在中国农村发展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从社队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兴起，到城市企业吸引农民“进城”，再到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农业龙头企业的发展，以及当前农村兴起的创业高潮，既体现了中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变化（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所课题组，2018）[24]，也反映了农村特殊土壤环境下企业与农村发展融合共生的历史现实（李先军和黄速建，2019）[25]。
（1）社队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崛起改善了中国农村的物质条件。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打破了农村生产的制度约束，农民生产积极性得到快速释放，农村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在有限耕地面积约束下，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凸显，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资本积累，加之集体文化的制度和文化惯性，社队企业应运而生。它有效地适应了城市重工业化难以调整以及无法满足群众多样化需求的现实，有效地占据了改革开放后的农村和城市消费品市场。1987年，乡镇企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达52.4%，首次超过了农业总产值。截至1993年，乡镇企业增至2452.93万户，职工数超过1.23亿人，总产值超过3.21万亿元①。社队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发展，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本地非农就业，直接增加了农民收入，诞生了“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民众”，进而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在企业参与下，中国的扶贫工作取得了突出成效，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2.5亿人减少至1993年的8000万人。
①数据来源：农业部乡镇企业局组.中国乡镇企业统计资料：1978—2002年[M].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
（2）农民“进城大潮”增加了农民的非农业收入。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对内开放的推进，人口流动的限制性措施不断宽松，农民进城的限制也逐步取消，改革开放前沿地区的工资溢价吸引了大量农民进城尤其是向东部沿海城市集聚，规模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可忽略的一股力量。进入城市工厂务工成为农民的自然选择，中国农民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也实现了从“土地依赖”向“能力依赖”的转型。与之同步的是，非农业收入（即务工收入）成为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工资性收入开始成为农户收入特别是现金收入的主体部分。到2003年，工资性收入占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比重已达到35.02%，且这一比例保持持续的增长态势①。在城市收入优势的背景下，农民向城市大量涌入，农民工这一巨大的“流量”促进了城乡间知识、信息、资金、人才的有效流动，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城乡分割“稳态”。农民工进城大潮是农民自主融入现代市场经济、镶嵌于城市发展的一种自然选择，同时形塑了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和现代化发展模式。在此过程中，企业本身也有效地开发了“廉价”农民工群体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实现了自身的快速发展。
①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1[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其中，2013年调整统计口径，农村居民纯收入指标被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替代，2013年这一指标发生下降，但2013—2015年依然保持增长。
（3）农业产业化背景下新型农村经济主体的发展以及农民向市场的融入。家户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中国农民的温饱问题，但其本质上是一种半自然状态下的小农经济，难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发展要求，为此，农业的产业化经营也就成为必然，农业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村经济主体快速发展。作为农民与市场连接的纽带，农业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不仅通过产业化经营增加了农民收入，也为农民进入市场创造了新的机会。截至2016年底，我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3.03万个，年销售收入约9.73万亿元，固定资产约4.23万亿元①，成为当前中国农村发展的重要市场主体。2017年，全国合作社实现经营收入5890亿元，可分配盈余1100亿元，为每个成员平均分配1644元，为成员提供统供统销、统防统治、统耕统种统收等经营服务总值达到1.17万亿元。截至2017年底，全国有237.5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户加入合作社，约10%的国家示范社位于国家级贫困县中，带动成员22.8万户②。截至2018年底，农民专业合作社217.3万户，年度新增登记23.1万户③。尽管对于龙头企业和合作社在与农民交易中是否是一种公平的合作关系存在一些争论（张晓山，2017）[26]，但是，从历史辩证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作为对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有益探索，农业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不仅带动了一大批农民先富起来，同时，通过农村土地流转等，为解决土地荒芜问题和农村生产规模不经济等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更重要地是，它们吸引农民进入市场，为农民更加广泛地参与市场创造了新的机会。
①数据来源：高鸣，郭芸芸2018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分析报告（一）[N].中国农业新闻网-农民日报，2018-02-22。
②数据来源：韩俊.强单体促联合整县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社质量提升[EB/OL].新华社新媒体，2018-10-17，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4555851206111475&wfr=spider&for=pc。
③数据来源：2018年全国市场主体发展基本情况[EB/OL].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2019-02-28，http://www.saic.gov.cn/sj/tjsj/201902/t20190228_291539.html。
（4）移动互联网时代下的农民创业和农村市场的内生发展。随着政府对农村投资的不断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通信条件得以极大改善，农村市场的交易成本有效下降。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城乡之间信息阻塞、地理分割的问题得以缓解，农村的资源优势和城市升级的基本生活需求为农村孕育了新的创业机会，政府推动的“双创”政策为农村创业提供了新的空间。在此背景下，中国农村的经济发展模式从大企业主导和农民参与朝着农民创业的内生模式演化，农民创业企业成为新时代农村发展的重要力量。根据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显示，到2018年底，各类返乡下乡创新创业人员累计达780万人，“田秀才”“土专家”“乡创客”等本乡创新创业人员达3100多万人①。返乡农民创业和农村涌现的创业态势打破了了传统农村发展中企业难以发展的“稳态陷阱”，使得企业成为互联网时代促进农村发展的内在驱动力量，形塑了中国农村的市场化发展模式，这也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实现新时代中国农村起飞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路径（夏柱智，2017）[27]。
①数据来源：韩长赋.国务院关于乡村产业发展情况的报告——2019年4月21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EB/OL].中国人大网，2019-04-21，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9-04/21/content_2085626.htm。
在中国农村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企业发挥了不同的角色和作用，这反映了中国企业的强大适应性，也体现了中国农民的创新和冒险精神。企业在农村发展进程中角色的发挥，不仅助推了农村的脱贫，更重要的是为中国经济四十余年的高速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企业发展不仅表现出巨大的经济贡献，更表现出巨大的社会贡献，这是“中国发展道路”的重要内容，不仅对于贫困地区和国家脱贫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对于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3.关系投资：企业参与农村发展的一种新视角
从企业在中国农村发展中角色演化的历史进程中可以看出，企业发展与农村发展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企业对于推动农村贫困地区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企业推动农村发展的模式上存在鲜明特色，这些模式的选择具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时代适应性。其中，有一批来自于农村地区的创业者，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拼搏和开拓创新，在行业或者区域内取得了成功，这些企业基本摆脱了创立之初的生存阶段，企业发展到多元价值选择和多重战略路径的探索阶段。在党和政府的号召下，加之企业主社会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的觉醒，企业在纯粹价值目标的基础上发生了“异化”，涌现出一些企业将部分资源投资于可能难以产生高投资收益的农村贫困地区，这些投资表现出显著的关系投资特征。
现实中，企业在农村贫困地区的关系投资表现出多种方式，典型的模式就是企业参与扶贫。在精准扶贫和全面脱贫的大背景下，企业响应党和政府号召，主动履行企业责任，利用自身在资金、市场、技术、产业等方面的优势，通过无偿捐赠和有偿服务相结合的方式对农村贫困地区实施对口帮扶，既可帮助贫困民众解决生活困难，又可通过扶持产业发展为贫困地区经济生态的构建提供支撑。企业参与扶贫工作是企业主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实践（刘宾，2018）[28]，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达则兼济天下”所蕴含的责任意识。此外，尽管未直接参与到农村扶贫工作中，更多的企业则以一种更为包容的投资方式参与到农村发展过程中，例如一些旅游企业利用农村丰富的旅游资源禀赋发展乡村旅游，一些农业加工企业利用当地特色的农产品资源优势开发新产品，一些加工制造企业从城市向农村的转移等。通过为农村发展提供必要的启动资金，或者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支撑农村产业发展、经济起飞和促进农民增收，进而打破农村贫困的“恶性循环”和推动农村贫困地区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中国企业在农村的关系投资，是与农村贫困地区的利益相关企业，以情感归属、回馈社会等社会履责为动机，以参与和嵌入社会网络的方式，弥补价值投资“失灵”情境下的投资方式，为农村贫困地区发展提供行动示范、资本支持以及商业知识支持，促进农村落后地区在观念、经济、能力等方面全面脱贫，最终为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积蓄力量。作为对政府投资农村、支持农村发展的重要补充，企业关系投资可以有效地避免行政推动下农村发展的体制机制束缚（郁建兴，2013）[29]，有利于发挥农民在农业农村发展中的主体地位，真正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提升农村社会的自治能力，激发农村自我发展潜力，推动企业价值尤其是社会价值的提升，并在此过程中推动农村落后地区的全面脱贫和共同富裕。
三、研究设计及案例选择
1.研究方法选择
关系投资作为价值投资的一种“回归”，但其本质上却难以对价值投资形成有效的替代，其运行模式较之价值投资具有更多的不可控变量和复杂度，简化的抽象模型难以对其展开详实的研究。基于研究主题特征的考虑，本文选择案例研究法，以启发式的案例研究，对案例企业行为过程进行剖析，最终抽象出并构建理论。基于这一方法的运用，本文利用启发式的案例研究法，对关系投资的主要模式、投资路径以及实现条件等进行观察、分析和总结，探寻理论的突破口或者构建新的理论。此外，由于本案例现象上的典型性与内容上的复杂性，本文采用双案例的研究方法。双案例研究可以实现对两个案例的比较和深度分析，能够更好地检视研究框架中提出的问题（Pettigrew，1990[30]；Siggelkow，2007[31]）。
2.数据收集与整理
使用多样化的数据来源是保证数据资料信度和效度的重要条件（Glasser和Strauss，1967）[32]。基于研究对象的特征和研究目的，本研究综合采用深入观察、访谈、公开报表、材料和出版物研究等方法多方面获取数据资料。①作者曾在云南昊龙实业集团（以下简称“昊龙”）工作三年，任董事长秘书，对该企业情况较为熟悉，且在工作的过程中与公司股东进行了多次深入的交流，对昊龙投资建设的鸭子塘村发展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可以方便地向企业以及合作社获取全面、真实的资料；②作者长期关注碧桂园集团（以下简称“碧桂园”）在教育和扶贫工作中的动态，在工作中与碧桂园区域负责人有较为紧密的联系，且借助于碧桂园系统和常态化的培训体系，得以较为真实地了解碧桂园在教育投资、农村扶贫等方面的信息，并对相关负责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访谈；③在本研究过程中，作者重新补充了三次调研活动，共获得访谈资料25万字；④此外，作者持续多方面收集案例企业的相关资料和数据，可以对案例企业发展历程、主要事件等展开多维度、多角度的剖析，可以获取案例企业较为客观的信息。本文主要数据来源及获取过程如表1所示。
表1 研究的主要数据来源及获取过程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3.案例简介
本研究选择的案例研究对象为：以“扶贫先扶智”为主要特征的广东顺德的碧桂园集团和以捐助和无偿的基础设施投资为主要特色的云南昊龙实业集团。
（1）以“扶贫先扶智”为主要特征的碧桂园。1984年创建的广东顺德的碧桂园集团，2018年权益销售金额为5018.8亿元，成为中国房地产企业的“新标杆”。碧桂园秉持“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理念，坚持“造血扶贫”的方式，在扶贫的过程中将提供技能培训和创业资金置于重要的位置，先后扶持英德市树山村、广州梯面镇、肇庆怀集县、清远市鹤咀岭新村、生水塘新村、潭洞新村、四川马边县、四川甘洛县等贫困地区，打造了有效的企业扶贫样本，集团主席杨国强先生获获“2015中国消除贫困创新奖”，集团董事会联席主席杨惠妍荣获2019年全国脱贫攻坚奖奉献奖。从创业至2016年底，碧桂园的总公益投入超过26亿元，2016年国强基金会的投入为全国非公募基金会前五名①。
①数据来源：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2016年碧桂园可持续发展报告[R]2017年，第44页。
（2）以捐助和无偿的基础设施投资为主要特色的昊龙。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鸭子塘村，在国家不断推动新农村建设和加快脱贫致富的良好机遇下，依托属地企业云南昊龙实业集团，组建集体经济组织农业开发专业合作社，垫资为村民修建房屋，为合作社企业运营垫资，推动其发展特色产业，并为合作社运行提供管理和技术人员支持，助推鸭子塘村从贫困乡村向现代城镇转型。在属地企业关系投资的带动下，鸭子塘村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家家户户入住建筑面积为286平方米的三层小楼，交通状况极大改善；老人每月获得合作社发放生活补贴，高中以上教育和生活费用全部由合作社“买单”；农民收入得到了极大地改善，2015年人均纯收入达18152元，是同年云南省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242元的2.2倍；鸭子塘村传统小规模和分散的种植业和养殖业生产模式被规模化和组织化的工业、种植业和服务业所取代，鸭子塘村实现了从农业生产向工业和服务业的转型；村民从传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朝着现代城镇的生活方式转型；村民的生活环境得到明显改善，生活废水和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农村环境面貌得以有效改善。云南昊龙实业集团也因此在2019年被全国工商联和国务院扶贫办表彰为“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先进民营企业。
四、案例分析与讨论
1.关系投资的基本模式和主要动机
企业对贫困地区的关系投资表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其中，直接捐助是最常见的投资形式，并已成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受慈善基金管理体制、中国基金管理人才匮乏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与美国类似，直接的慈善捐助是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企业主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主要方式。从中国的实际来看，慈善捐助目的主要集中在灾后重建捐款、教育援助、医疗和生活资助等。根据对案例企业的资料分析发现，2008年汶川地震后，碧桂园及控股股东杨惠妍捐款1300万元，昊龙公司捐赠1120万元；在2014年鲁甸“8.03”地震后，昊龙迅速组织公司近千名员工参与抗震救灾工作并捐款超过350万元。在支持贫困地区发展方面，昊龙垫资5亿元支持鸭子塘新农村建设以及村庄的道路、生产生活设施等，通过以工促农，鸭子塘新村已成为云南新农村建设的典范；碧桂园在加大投入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对口支援农村地区“造血扶贫”的运作机制；在教育投资上，昊龙自2014年开始每年向云南民族文化发展基金会捐助100万元设立“昊龙民族助学专项基金”，仅2018年就向云南省光彩事业促进会捐款5000万元，碧桂园投资超过1亿元人民币，支持办学及贫困民众的就业培训。这些捐助是对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补充，对于贫困落后地区民众生活生产条件的改善发挥了重要作用。直接捐助属于间接性的投资模式，资金主要由基金会和慈善会使用，这一方式更多表现出一种“被动性”的投资。而从动机来看，企业主可能希望通过此举改善和提升自己和企业声誉、政治动机（Zhang等，2010）[33]等，可能为了获取企业存续和发展的合法性（吴炯和邢修帅，2016）[34]，也可能具有强烈的“利他”动机去向（Sharfman，1994）[35]，且受到诸如CEO生活经历（许年行和李哲，2016）[36]、企业地处受灾地区（潘越等，2017）[37]等多方面的影响。从案例企业的实际来看，昊龙创始人马永升先生出生于云南昭通鲁甸县鸭子塘村，经历了贫穷且遭遇天灾的少时生活，通过读书“走出大山”，对“知识改变命运”有深刻的感触，在教育捐款和灾区捐款方面十分积极；碧桂园创始人杨国强先生穷苦时被资助过的经历，为其留下了深刻的人生烙印，热衷于在教育方面的慈善投入。但总体来看，捐助作为企业的一种“被动性”的投资方式，捐助者对于投资价值收益的诉求较低，因此，捐助可视为企业实施关系投资的初始表达方式。
为弥补直接捐助作为一种“被动性投资”难以实现企业和企业主自身价值性投资的问题，企业往往会选择一些“主动性”的投资方式，碧桂园和昊龙投资捐资建设当地的基础设施、投资于一些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相契合的商业领域、主动承担当地政府扶贫的对口工作等。与纯粹的捐助不同，对相关基础设施的投资也是中国企业在实施“关系型”投资过程中的常见方式。案例企业结合自身生产经营，尤其是交通运输的实际状况，修建从生产经营场所到外部市场的道路等基础设施，碧桂园和昊龙都投资兴建学校或投资自建学校，或支持“希望工程”校区建设，这都是对农村贫困地区建设投资的有效补充。这类投资具有半公益的色彩，也具有一定的价值性投资色彩。
再有，价值投资也成为重要的投资形式。企业往往偏好于与自身战略和目标相匹配的领域进行投资，这是企业专业化逻辑的延伸。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房地产市场从一二线中心城市逐步向三四线城市和小城镇扩散，这也为一些企业投资于房地产领域创造了新的机遇。例如碧桂园利用自身在行业的领先优势参与易地搬迁扶贫，昊龙响应地方政府号召，利用自有建筑工程和建材产业优势，帮助昭通市政府建设卯家湾公租房，不仅有效地解决了贫困民众的居住问题，也在此过程中在当地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和社会声誉，为其未来的发展积淀了有益的“关系资本”和“声誉价值”，在投资过程中既实现了自身价值的提升，也实现了对贫困地区的投资支持。
作为关系投资的核心，对贫困地区的人才和知识投资是促进贫困地区发展的根本。在政府大力倡导“精准扶贫”的背景下，案例企业结合贫困地区民众的实际需求，以产业扶持、人才培育、知识溢出等方式，帮助农村贫困地区获取发展过程中所需的人才和知识积累。例如碧桂园集团任命助理总裁任碧桂园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办公室主任，专门负责碧桂园在贫困地区的投资业务；昊龙集团任命集团党委副书记为分管领导，并派驻大量中层管理人员到鸭子塘合作社通过“传帮带”等方式帮助合作社社员提升经营管理能力。
2.关系投资破除农村贫困地区发展的“四大门槛”
尽管农村对于一国（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但现实中，近代经济的发展史可以归纳为城市的发展史，农村被排斥在主流发展体系中。从理论上来看，农村贫困存在诸多原因。资源禀赋说认为由于土地以及其他自然不足或者结构上的不均衡导致农村地区的贫困（Palmer?Jones和Sen，2006）[38]；制度学说认为由于政治的边缘化（Bird等，2010）[39]、地方政治竞争（Rupasingha和Goetz，2007）[40]、社会资本的稀疏（Adato等，2006）[41]、社会文化的距离（Epprecht等，2011）[42]等制度性因素导致贫困；服务供给学说认为由于基础设施的落后以及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Venables和Kanbur，2003）43]导致贫困；市场学说认为由于缺乏思想与新技术的扩散和交流（Bird和Shepherd，2003）[44]以及良好的交易网络（杨小凯，2003）[45]导致贫困地区的正常经济增长受到限制。总体来看，限制农村贫困地区发展的原因是多元和复杂的。因此，需要从更加全面、深入的角度来认识农村贫困的根源。从案例企业支持贫困地区发展的实践来看，无论是直接的捐助，还是参与农村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并最终促进农村脱困的过程中，关系投资可以有效地为整个农村贫困地区的起飞发展提供包括资本投资在内的必要条件，即有助于解决农村贫困地区发展的资本、知识、组织和市场问题。
（1）关系投资可为农村发展，尤其是贫困农户启动生产活动直接提供物质资本。受小农生产传统和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的影响，中国农村生产属于典型的家庭高劳动投入模式，资本在农业生产中的投入严重不足，加之贫困地区农民自身的收入约束，农村贫困地区发展过程中的资本极为稀缺。碧桂园和昊龙在支持农村发展的过程中，都在利用自身积累形成的资本实力，以非盈利的方式为农村提供发展基金，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例如修路、修建房屋）、农民合作社的启动资金（为其提供无息贷款或者直接垫资）、农民生产活动的初始资金投入等。与案例企业对农村的资金支持相比，传统意义上农村的投资主要来源于政府，且投资方式主要集中于提供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的投资，对于产业发展的支持则由于财政资金的性质而难以实施。关系投资是政府支持农村的重要补充，其灵活性的优势和多元化的投资目标可以保证资金供给更加关注于农村的产业投资，更加注重对农民能力的培育，更加有效地提升农民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尤其是向缺乏资本积累的小农户和贫困农户提供再生产或者创业资金。此外，企业对贫困农村地区的关系投资可有效地弥补政府投资过程中“用户需求”精准度不足问题，对于激活小农户尤其是贫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2）关系投资可促进解决农村发展过程中的知识和人才不足问题。除资本匮乏之外，农村的人力资本较城市的差距不断扩大，这极大地制约了农村贫困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改革开放后，城市的快速发展对农村民众形成强大的吸附能力，农村从业人员数量持续下降且老龄化问题突出，2016年，农业生产经营人员较1996年农村从业人口减少了43.97%，且从业人口中老年人口比重快速增长，在农村全部从业人口中的比重从9.86%增长到33.6%。与此同时，农村劳动人口的整体人力资资源素质并未得到有效地提升，大量出生于农村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员未能有效回流，城市受高等教育的人员也未能对农村发展形成有力地支撑。2016年，高中以上学历的农业生产经营人员占全部农业生产经营人员的比重仅为8.3%，超过90%的就业人口学历在初中及以下①。从案例企业的实践来看，碧桂园和昊龙均成立了专门的扶贫工作小组，在集团层面派驻高级管理人员，并在组织内部抽调专人负责相关工作，为回乡创业的退伍军人、农民工等提供资金、技术和管理支持，或者支持“创业带头人”，或者抽调企业内部精英为农民创业提供示范作用，以组织化的方式为农村贫困地区发展注入了新的人才力量和示范榜样，尤其是懂经营、懂管理的人才，并通过组织化的模式吸引进城人员的回流，为农村贫困地区发展注入了人才及其附带的有益知识。
①数据来源：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快速汇总结果的公报计算得出。
除了直接为贫困地区提供经营管理人才外，案例企业对于长期培育人才，尤其是农村贫困地区人才方面不遗余力，为农村贫困地区长期地积淀和提升人力资本创造了条件。碧桂园公司对投资教育极为热衷，早在1997年就设立仲明大学生助学金；2002年，设立广东顺德国华纪念中学，这是全国第一所纯慈善、全免费的民办高级中学；2007年，碧桂园创立国良职业培训学校，系统培训农村籍退伍军人，目前已经有超过1.4万人受训后成为技能型产业工人；2012年成立碧桂园志愿者协会，发起了送技术技能下乡活动；2013年，成立国强基金会，创办了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这所学校是全国唯一对贫困生全免费的大学，已经面向广东、广西、江西、湖北招收一千多名学生；2015年，设立滴灌智力扶贫项目。昊龙公司自2014年开始每年向云南民族文化发展基金会捐助100万元设立“昊龙民族助学专项基金”，用于支持少数民族贫困学子的生活与学习。
（3）关系投资以现代组织形式带动农村生产经营活动的开展。导致农村发展过程中的人力资本不足问题的根源是传统农业生产边际产出率低，人力资源自然朝着更高产出率的产业，尤其是集聚于城市中的二三产业转移，企业以其组织化的方式可以有效地提升农业的边际产出率和增加农民收入。在关系投资中，农村的组织化生产是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重要补充，它一方面改变了农村分散经营的方式；另一方面可以促进第一二三产业在农村的融合发展，进而促进农村的边际产出率和农民收入的提升。碧桂园和昊龙均帮助所支持的农村地区结合自身优势和市场需求引入新的产业，例如苗圃、建材、编织袋生产等，并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载体，以产品经营公司为实体，并帮助其按照现代治理的要求，完善合作社的治理结构和组织架构，帮助合作社成长成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市场主体。
（4）关系投资通过引入市场机制促进农村市场的发展。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基于差异格局所形成的社会资本是中国农村发展的核心内容。社会资本作为对农村市场机制的重要补充或者替代，会有效地改善农村资源的有效配置，但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来影响。张爽等（2007）[46]的研究表明，社会网络和公共信任能显著地减少贫困，在社区层面的作用尤其明显；王晶（2013）[47]从家庭和社区两个层面初步探讨了农村市场化过程中社会资本的收入效应及其变化。然而，随着改革开放后农村市场化的不断发展，尤其是21世纪后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更具一般性的市场秩序对农村发展造成巨大的影响和冲击，社会资本在农村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受到严重的冲击，以正式契约为主要标志的现代市场经济成为农村新时代发展的重要条件。碧桂园和昊龙均通过人才帮扶、信息导入、组织建设等途径，为农民了解市场、树立现代市场交易的公平、竞争理念创造了机会，促进了一部分农民从原有的生产者转变为直面市场的经营者，为进一步培育农村企业家，激活农村市场提供了新途径，促进了中国传统农村向现代农村的转型。
3.关系投资推动农村贫困地区振兴发展的路径
与一般意义上的价值投资不同，企业通过关系投资促进农村贫困地区发展是企业作为投资者与被投资者农民互动的过程。碧桂园创始人杨国强先生和昊龙公司创始人马永升先生，在实现一定水平的财富积累之后，致力于为家乡贫困民众摆脱贫困和未来发展做贡献，从一般意义上的捐资、捐物开始，到组织农民自主创业和互助创业，帮助农民逐步提升自身的创收能力和发展能力，实现了自身的内生发展。这体现了关系投资推动农村贫困地区发展的路径演化，即在为农村导入要素的同时，核心是培育农民的能力，促进农村和农业的内生发展，进而助推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这一过程与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目标契合，有力地支持了农村贫困地区的振兴发展。关系投资推动农村贫困地区振兴发展的路径如图1所示：
图1 关系投资推动农村贫困地区报兴发展的逻辑框架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1）导入要素，为农村贫困地区发展奠定基础。关系投资首先是为农村贫困地区发展导入必要的生产要素，包括资本、人才、组织和知识，其目的是破除农村贫困地区发展要素“门槛”。从中国农村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政府是农村发展的主导者，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发展、乡村治理等方面实现了巨大的成就，随着农村发展朝着多元主体共同推进的阶段转化，企业在为农村发展导入要素方面也逐步发挥作用，农村的要素供给表现出多主体共同导入的模式。从案例企业支持农村贫困地区发展的实践来看，昊龙为合作社开办企业垫资、碧桂园为农民创业提供贷款，都是企业对农民发展生产的资金支持；昊龙在合作社成立之日起就派驻公司人员支持，通过“传帮带”为合作社培育经营管理人才，碧桂园派驻副总裁作为扶贫的负责人，都体现了案例企业对农村人才的引入和培育，且在此过程中有效地将外部市场知识、企业经营管理知识等根植于农民内心之中，有效地提升了农民经营者的认知水平；从案例企业支持农村贫困地区发展的实践来看，合作社是最常见的组织形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原子式生产方式的缺陷，可以有效地发挥集体协作和分工所带来的效率提升。
（2）培育能力，提升农民参与市场经营活动的竞争能力。能力基础的发展观（Barney，2001）[48]认为，资源并不能直接带来绩效的改善，它需要辅之以一系列条件，其中的重要条件之一是需要将资源转化为竞争优势的能力。由于长期以来的存在的城乡二元体制矛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课题组等，2014）[49]，农村远离城市中心市场，农民不具备有效参与市场的能力，农民在竞争中也就自然地处于劣势地位。但是，作为农村发展的主体（朱铁辉，2004）[50]，农民的能力最终决定了其长期可持续收入水平。碧桂园和昊龙为农民提供培训、企业抽调精干员工到帮扶农村指导生产经营工作，为农民了解市场、了解企业经营管理的基本规律提供条件，这是帮助农民补足适应现代市场经济所需经营管理能力的重要途径。此外，基于“扶贫先扶智”的考虑，碧桂园成立多种类型的学校和培训项目，昊龙为教育基金捐资，都为解决农村贫困家庭的子女就业问题以及贫困农民的就业问题提供了重要支撑，是解决贫困农民知识和技能补足的重要举措。通过在市场和企业经营管理中的“传帮带”以及提供普适性的技能教育，企业的参与可以有效地提升农民参与市场经营活动的竞争能力。
（3）注重培育，促发农村内生发展动力。摒弃自然内生发展状态后的中国农村地区，在外部力量影响过程中，农民可以通过“干中学”，将外部支持吸收转化，形成自身发展的内源动力，形成产业支撑、资本循环、人才成长和市场发育的状态，支持农村从一种相对贫困落后的稳态向新的更高水平的稳态跃迁，推动农村地区的长期可持续发展。1）产业支撑。碧桂园支持村民种植苗圃，发展具有当地优势的特色产业。昊龙支持合作社成立各种类型的企业，或为昊龙产业发展提供配套，或走向周边市场，产业成长为村民带来了长期可持续的收入增长。2）资本循环。碧桂园为创业农民提供无息贷款，帮助农民提升经营水平，形成良性的资金循环促进农民的扩大再生产。昊龙为合作社提供资金支持并帮助合作社开展形式多样的经营活动，指导合作社提升自身的融资能力和经营管理水平。3）人才成长。通过产业发展留住了原本外出务工的农民工群众，并在不断的经营管理工作中实现了人才的成长和发展，支持农村地区的长远发展。4）市场本身是一种逐步发展的过程，它也在农村发展过程中不断嵌入到更高层级的市场，并在中国快速发展的电子商务环境中实现了更便捷、更高效率的传播，成为贫困地区民众脱贫致富的有效方式。
（4）内生发展，助推农村贫困地区的乡村振兴。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明确了“产业兴旺、生态安居、乡安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目标。作为新时代指引中国农村发展的基本战略，乡村振兴不仅对农村经济发展提出了要求，也对生态环境、农村文化、乡村治理、农民生活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案例企业的实践来看，碧桂园作为中国房地产行业的领导者之一，在贫困民众异地搬迁过程中始终坚持环境保护，始终坚持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坚持为村民提供优质的生活服务；昊龙通过鸭子塘村的集中建设以及积极发展苗圃产业等，有效解决了当地生态环境恶化、村民居住条件恶劣的问题，并通过回汉居民区的集中设计与重要生活场景的分开建设，有效地推动了回汉民族融合。企业的关系投资，通过驱动贫困农村地区的内生发展，促使农村内部各要素、各主体以自组织的方式良性运转，真正实现了收入改善、产业发展、生态保护、文化改善、治理有效的乡村振兴目标。
4.进一步讨论：关系投资实施的前提条件以及可能的发展趋势
案例企业通过关系投资支持农村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具有较强的典型性，符合当前中国企业回馈社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时代背景，对于地域极为广阔的中国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拓展性，尤其对于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乡村振兴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关系投资能否推而广之，能否在中国大地，乃至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复制，这需要一系列前提条件。
（1）基于社会网络基础上形成的信任资本是关系投资得以实施的社会文化前提。关系投资是一种自发性的投资方式，投资主体更多的是出于对投资区域和对象的情感归属和社会认同动机实施的投资，这种投资天然依赖于投资主体与投资对象处于一个紧密的社会网络中，且这个社会网络具有自动的信用生成机制，能为网络内的各个参与方形成有效的信号识别和良好的信任积累机制，为参与者累计信用形成社会资本。与此同时，尽管随着技术的发展和信用市场的发展，社会资本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但“关系”作为中国从事商业活动的一个基础性变量（庄贵军，2012）[51]这一现实将会长期存在，且其在小范围地理区域内依然长期保持强大的影响力。从案例企业关系投资实践来看，昊龙投资于创始人家乡鸭子塘村且主要产业均分布在鲁甸县，碧桂园投资于距离集团总部顺德不远的清远县，可从中得以窥视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本是关系投资的必要条件。
（2）在特定领域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效”是关系投资得以产生的市场条件。进入价值取向的市场经济时代后，关系投资往往被视为有损效率、阻碍公平、扭曲资源配置的“落后”方式，但现实中为何关系投资依然普遍存在，其根本原因在于关系投资在特定情境下具有“比较优势”。一方面，关系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市场投资在结构上的失衡问题，尤其是在投资效率显著较低的农村贫困地区投资不足（郑万军和王文彬，2015）[52]，且表现出投资的结构性失衡和分化效应，这为借助社会资本形成关系投资创造了机会；另一方面，中国广袤的地理区域决定了政府在农村的投入还难以满足农村发展的现实需要，且受城市“大投资”模式的影响，政府在农村的投资表现出显著的效率不足问题（柴盈和曾云敏，2012）[53]，而关系投资主体利用其有效的社会网络关系，可以准确地把握市场机会，也可对特定对象予以精准帮扶。关系投资创新了农村发展的金融供给方式，构建起适合特定关系网络和市场情景的组织形态，更以下沉式的运营管理方式真切地了解农村和农民，在实现企业成长的同时直接促进了农村贫困地区的发展。
（3）具有情感认同和资本实力的投资者是关系投资实现的主体条件。关系投资尽管是普遍存在的，但它并非是匀质分布的，其中的关键原因就是关系投资主体资源的稀缺。关系投资的发生，必须建立在投资者对投资对象的高度情感认同，只有这样，投资主体才能不追逐纯粹的商业价值目标，才能够开展长远的战略投资。中国传统文化积蓄的“善意理念”，尤其是“达则兼济天下”的个人情怀是投资主体实施关系投资的精神内核，它指引着投资主体探索与所在社会关系网络强联系的民众的共同发展问题。与此同时，关系投资往往是投资者的一部分投资行动，这种行动不能对其主业或者价值投资行动造成严重的“利益侵害”，这就要求投资者具有强大的资本实力或者投资能力，能够在专注价值投资的同时，兼顾关系投资，形成二者共生共促的状态。
（4）给予民间投资者充分的自由度是关系投资实现的政策前提。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民营企业活力迅速释放，投资领域不断拓宽，民营企业的投资覆盖了国民经济的绝大多数角落，尤其是事关民众生产生活的产品和服务供给方面，民营企业更是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积极性和有效性，这也是民营企业实施关系投资的制度来源。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提出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为民间投资者提供了更高的自由度，民间投资者在开发城镇市场的同时不断开拓农村的“投资绿地”，既有利于自身的成长，也直接促进了农村贫困地区的脱贫致富。
关系投资作为对价值投资在特定情境下的“异化”，当情景改变甚至消失时，关系投资会朝着新的投资模式乃至价值投资演化，这是取决于投资环境和条件的变化。农村要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其根本在于农村能够形成一个有效的市场生态，能够有效地促进产业发展和农民的共同富裕。从案例企业支持农村发展的实践来看，在解决农村发展的资本、知识、组织以及市场“四大门槛”之后，着力于培育农村发展的能力和内在动力，进而为实现农村的内生发展和乡村振兴创造条件。在此基础上，农村市场可以与城镇市场有效连接，农民可以发挥其闲暇时间、地租、生活成本的比较优势，进而形成特定的产业优势，形成城乡互补、城乡融合互促的发展态势。案例企业近十年来对农村的关系投资，促进了被投资农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且在此过程中关系投资的方式也在不断演化，企业与被投资农村的情感联系和社会认同不断改善，为提升企业社会价值创造了一个新的维度。但与此同时，企业对与被投资农村的投资联系不断削弱，尤其是通过培育和支持农村的“致富能手”形成良好的示范带头作用，形成有效的发展氛围，逐步淡化企业对被投资对象的直接干预，提高了农民发展的自主权，有效地调动农民自我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从趋势来看，关系投资在中国会长期存在，但其可能会从个体企业自发的行动转变为企业群体组织性和制度性的行为，并成为中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和开展社会慈善工作的重要方式，形成中国农村独有的市场状态。但是，这一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农村发展以及慈善事业制度的影响。一方面，不断改革和宽松的慈善制度改革，将为中国民营企业多渠道地参与社会慈善工作创造了条件，关系投资的未来投资对象将从农村向其他领域转移，例如学校、医院等公益领域；另一方面，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政府对农村投入的不断增加，农村将迎来新的发展时代，农村的自我发展能力不断增强，农村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这势必对传统基于情感认同的社会关系造成冲击，关系投资将朝着更加纯粹的价值投资转型。
五、结语及研究展望
1.主要结论
（1）关系投资是价值投资的重要补充，它是农村贫困地区的利益相关企业，以情感归属、回馈社会等社会履责为动机，以“非纯粹”的投资行为参与和嵌入到农村社会网络中，弥补农村贫困地50区价值投资的“失灵”，推动农村贫困地区观念、经济、能力的全面脱贫。
（2）关系投资支持农民贫困地区振兴发展具有可参照的发展路径。投资主体通过为农村发展提供基础的资本、人才、知识以及组织供给，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农民作为主体地位的行为能力的提升，以产业支撑、资本循环、人才成长和市场发育的状态，支持农村从一种相对贫困落后的稳态向新的更高水平的稳态转变，推动农村地区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3）关系投资的实施和复制需要特定的情景和条件。其中，基于社会网络基础上形成的信任资本是关系投资得以实施的社会文化前提，在特定领域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效”是关系投资得以产生的市场条件，具有情感认同和资本实力的投资者是关系投资实现的主体条件，给予民间投资者充分的自由度是关系投资实现的政策前提。着眼于未来，企业参与农村贫困地区发展的关系投资将从个体企业自发的行动转变为企业群体组织性和制度性的行为，并成为中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和开展社会慈善工作的重要方式，且从长期来看会朝着价值投资的方向回归。
2.政策启示
政府要注重为农村企业和企业家成长营造良好环境。关系投资有效地促进农村贫困地区民众在理念、经济、能力等方面的有效改善，是农村贫困地区实现全面脱贫的有效选择之一，但是，企业对农村贫困地区的关系投资是一种自然涌现，是一种诱致性的制度创新，尚需要持续的创新与试错过程。因此，对于企业的关系投资，政府合意的方式应该是鼓励创新，鼓励更多企业在农村地区投资，尤其是基层政府要在“放管服”改革背景下为企业提供优质服务，为企业成长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以推动企业发展来助推关系投资在农村贫困地区的“生根发芽”，为乡村振兴提供支撑。
政府应以更包容的心态推动企业参与农村发展过程。中国广袤的农村地区，促生了农村发展的多元模式，这与当前日新月异的商业模式创新相伴相生。按照“非禁即入”的要求，对企业参与农村发展的模式创新高度包容，鼓励企业投资农村贫困地区，鼓励企业以共生、共享、共建的方式参与乡村振兴战略中。对其中可能涉及的产权、税收等问题进行搁置，按照“不违反法律；不损害农民利益；不破坏农村生态”这一“三不原则”来对企业实施评价。
政府需要创新农村发展的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关系投资在支持农村贫困地区发展的成功经验为政府比较和反思自身的扶贫工作提供了有力的参照，尤其是要“明确政府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中的责任”（张晓山等，2018）[54]，其核心是创新农村商业服务体系，为农村发展提供更为精准和有效的基本公共服务。设立“巡回”服务模式，为农村企业提供“流动上门”服务，解决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利用移动互联网探索农村公共服务提供的的远程和移动互联模式，解决农村交通成本相对较高的问题。
需要创新乡村振兴的资源供给方式。一方面，调整金融供给结构，从政策上向农村倾斜。重点是进一步壮大农村发展基金，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投资；创新农村融资方式，激活民间资本活力，以不断壮大的民间资本供给补充农村发展基金的限制，切实发挥好农村信用社服务乡村振兴的重要作用（吴刘杰和张金清，2018）[55]；适度提高对农村金融风险的容忍度，对农村投资计提较高的坏账准备，更加注重农村投资的社会效益，防范农村投资的短期倾向。另一方面，引导人才向农村贫困地区回流，为乡村振兴充实人力资本。政府在扶贫工作中要与企业有效衔接，要利用好企业在产业、市场、资本、技术等方面的优势，让懂产业、懂经营、懂市场、懂资本、懂技术的专业人员能够在扶贫过程中真正发挥作用；创新人员流动机制，吸纳优秀的企业扶贫人员进入政府扶贫部门工作，真正实现人员的专业化；创新扶贫人员的激励机制，允许其停薪留职，参与农村创业，并给予扶贫人员更多、更优的晋升机会（聂继红和吴春梅，2018）[56]；制定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扶持政策，为其回乡创业提供辅助性的资金支持，并在税收方面给予新创小微企业的最高额优惠；与企业合作推进农村创业和知识培训，逐步改变农民观念，为创业农民了解市场、学习技术、学习企业经营与管理提供条件。
3.研究展望
本文选择碧桂园和昊龙作为启示性案例，构建关系投资支持农村贫困地区振兴发展的基本框架，也明确了关系投资所需要的基本条件及前提。作为一种理论框架，其还处于不断丰富和完善的过程中，这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有更多的案例支持，且需要严格的实证检验来论证这一模式的有效性。在研究内容上，由于关系投资是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主导的一种投资模式，其与政府扶贫开发具有相容的目标，但关系投资如何与政府扶贫开发的有效融合方面有待进一步加强研究。此外，本文所研究的关系投资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社会资本投资，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政治资本投资的一种替代和补充（潘越等，2009）[57]，但与此同时，需要防范其演化成为政治关系投资，演变成为“政商操控”的悲剧，或者防范因为政治关联导致企业过度投资问题的出现（梁莱歆和冯延超，2010）[58]。从投资主体的资金来源来看，具有一定资本实力的企业往往是由多个股东构成的股份制企业，某一股东出于个人善意的关系投资有可能会侵害其他股东的利益，这需要在后续的研究中予以关注。
参考文献
[1]陆铭，周群力.迈向儒法并重的市场经济——论中国的社会结构与发展道路[J].北京：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3，（4）：11-23.
[2]周大鸣.农民企业家的文化社会学分析[J].武汉：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2）：32-37.
[3]张红宇.乡村振兴战略与企业家责任[J].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13-17.
[4]Pound J.The Rise of the Political Model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Corporate Control[J].NYUL Rev.，1993，（68）：1003.
[5]王家华，孙清.关系型投资：美国的实践及对我国的启示[J].成都：经济体制改革，2003，（6）：143-146.
[6]Gr?nroos C.Relationship Marketing：Strategic and Tactical Implications[J].Management Decision，1996，34，（3）：5-14.
[7]Gustafsson A，Johnson M D，and Roos I.The Effects of Customer Satisfaction，Relationship Commitment Dimensions，and Triggers on Customer Retention[J].Journal of Marketing，2005，69，（4）：210-218.
[8]唐小飞，贾建民，周庭锐.关系投资和价格促销的价值比较研究[J].北京：管理世界，2007，（5）：73-82，72.
[9]Booth J R，and Deli D N.On Executives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s Outside Directors[J].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1999，5，（3）：227-250.
[10]Sisli?Ciamarra E.Monitoring by Affiliated Bankers on Board of Directors：Evidence from Corporate Financing Outcomes[J].Financial Management，2012，41，（3）：665-702.
[11]翟胜宝，易旱琴，郑洁，等.银企关系与企业投资效率——基于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北京：会计研究，2014，（4）：74-80.
[12]李克勉，李先军.市场发育、信息供给与商业银行小微金融服务——基于四家商业银行的案例比较分析[J].石家庄：当代经济管理，2017，（6）：86-92.
[13]韩巍，席酉民.关系：中国商业活动的基本模式探讨[J].西安：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43-47.
[14]Galdeano?Gómez E，Aznar?Sánchez J A，and Pérez?Mesa J C.The Complexity of Theories on Rural Development in Europe：An Analysis of the Paradigmatic Case of Almería（South?east Spain）[J].Sociologia Ruralis，2011，51，（1）：54-78.
[15]方劲.内源性农村发展模式：实践探索、核心特征与反思拓展[J].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24-34.
[16]于水，姜凯帆.内生整合与外部嵌入：农村社会发展模式比较分析[J].武汉：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6）：87-93，151.
[17]周志山.从分离与对立到统筹与融合——马克思的城乡观及其现实意义[J].北京：哲学研究，2007，（10）：9-15.
[18]徐勇.中国家户制传统与农村发展道路——以俄国、印度的村社传统为参照[J].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13，（8）：102-123，206-207.
[19]章元，许庆，邬璟璟.一个农业人口大国的工业化之路：中国降低农村贫困的经验[J].北京：经济研究，2012，（11）：76-87.
[20]周敏慧，陶然.市场还是政府：评估中国农村减贫政策[J].北京：国际经济评论，2016，（6）：63-76，5-6.
[21]张卫良.现代工业的起源：英国原工业与工业化[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
[22]Hudson P，and Clarkson L A.Proto?Industrialization：The First Phase of Industrialization？[J].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1986，39，（2）：307.
[23]李风华.中国农村工业的起源：基于制度的视角[J].长沙：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4）：25-33.
[24]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所课题组.改革开放40年中国工农关系演变：从缓和走向融合[J].重庆：改革，2018，（10）：39-51.
[25]李先军，黄速建.新中国70年企业扶贫历程回顾及其启示[J].重庆：改革，2019，（7）：16-26.
[26]张晓山.理想与现实的碰撞：《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修订引发的思考[J].长沙：求索，2017，（8）：16-24.
[27]夏柱智.嵌入乡村社会的农民工返乡创业——对H镇38例返乡创业者的深描[J].北京：中国青年研究，2017（06）：5-11.
[28]刘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思想渊源探析[J].郑州：河南社会科学，2018，（5）：39-43.
[29]郁建兴.从行政推动到内源发展：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战略转型[J].北京：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3，（3）：12-25.
[30]Pettigrew A M.Longitudinal Field Research on Change：Theory and Practice[J].Organization Science，1990，1，（3）：267-292.
[31]Siggelkow，N.Persuasion with Case Studies[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7，（50）：20-24.
[32]Glasser B G，and Strauss A L.The Development of Grounded Theory[R].Chicago，IL：Alden，1967.
[33]Zhang R，Rezaee Z，and Zhu J.Corporate Philanthropic Disaster Response and Ownership Type：Evidence from Chinese Firms Response to the Sichuan Earthquake[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10，91，（1）：51-63.
[34]吴炯，邢修帅.家族企业成长中的合法性约束及其变迁[J].天津：南开管理评论，2016，（6）：155-167.
[35]Sharfman M.Changing Institutional Rules：The Evolution of Corporate Philanthropy，1883-1953[J].Business&Society，1994，33，（3）：236-269.
[36]许年行，李哲.高管贫困经历与企业慈善捐赠[J].北京：经济研究，2016，（12）：133-146.
[37]潘越，翁若宇，刘思义.私心的善意：基于台风中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新证据[J].北京：中国工业经济，2017，（5）：133-151.
[38]Palmer?Jones R，and Sen K.It Is Where You are that Matters：The Spatial Determinants of Rural Poverty in India[J].Agricultural Economics，2006，34，（3）：229-242.
[39]Bird K，McKay A，and Shinyekwa I.Isolation and Poverty：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atially Differentiated Access to Goods and Services and Poverty[M].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ODI），2010.
[40]Rupasingha A，and Goetz S J.Social and Political Forces as Determinants of Poverty：A Spatial Analysis[J].The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2007，36，（4）：650-671.
[41]Adato M，Carter M R，and May J.Exploring Poverty Traps and Social Exclusion in South Africa Us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Data[J].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2006，42，（2）：226-247.
[42]Epprecht M，Müller D，and Minot N.How Remote are Vietnams Ethnic Minorities？An Analysis of Spatial Patterns of Poverty and Inequality[J].The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2011，46，（2）：349-368.
[43]Venables A J，and Kanbur R.Spatial Inequality and Development[R].Department of Applied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Working Paper，2003.
[44]Bird K，and Shepherd A.Livelihoods and Chronic Poverty in Semi?Arid Zimbabwe[J].World Development，2003，31，（3）：591-610.
[45]杨小凯.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46]张爽，陆铭，章元.社会资本的作用随市场化进程减弱还是加强？——来自中国农村贫困的实证研究[J].北京：经济学（季刊），2007，（2）：539-560.
[47]王晶.农村市场化、社会资本与农民家庭收入机制[J].北京：社会学研究，2013，（3）：119-144，244.
[48]Barney J B.Is the Resource?Based“View”a Useful Perspective for Strategic Management Research？Yes[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1，26，（1）：41-56.
[49]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课题组，叶兴庆，徐小青.从城乡二元到城乡一体——我国城乡二元体制的突出矛盾与未来走向[J].北京：管理世界，2014，（9）：1-12.
[50]朱铁辉.农业综合开发中农民的主体地位探讨[J].北京：农业经济问题，2004，（9）：48-51，80.
[51]庄贵军.关系在中国的文化内涵：管理学者的视角[J].西安：当代经济科学，2012，（1）：18-29，45，124-125.
[52]郑万军，王文彬.基于人力资本视角的农村人口空心化治理[J].成都：农村经济，2015，（12）：100-104.
[53]柴盈，曾云敏.管理制度对我国农田水利政府投资效率的影响——基于我国山东省和台湾省的比较分析[J].北京：农业经济问题，2012，（2）：56-64，111.
[54]张晓山，韩俊，魏后凯，何秀荣，朱玲.改革开放40年与农业农村经济发展[J].北京：经济学动态，2018，（12）：4-16.
[55]吴刘杰，张金清.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信用社改革目标与实施路径[J].合肥：江淮论坛，2018，（3）：51-56，193.
[56]聂继红，吴春梅.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J].合肥：江淮论坛，2018，（5）：39-43.
[57]潘越，戴亦一，吴超鹏，刘建亮.社会资本、政治关系与公司投资决策[J].北京：经济研究，2009，（11）：82-94.
[58]梁莱歆，冯延超.政治关联与企业过度投资——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北京：经济管理，2010，（12）：56-62.
李先军.乡村振兴中的企业参与:关系投资的视角[J/OL].经济管理:1-17[2019-11-08].https://doi.org/10.19616/j.cnki.bmj.2019.11.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