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工业技术创新70年：历程、经验与展望

    新中国70年，中国从一个工业基础极为薄弱、工业体系不健全的国家，快速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制造大国。在这一变化的背后，工业技术创新发挥着十分重要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当前，中国正处在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迈进的关键阶段，同时，还面临新一轮工业革命加速推进和国际竞争格局剧变带来的挑战。如何实现中国工业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变，加速完成新旧动能转换，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些都对中国工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提出了更加紧迫的要求。
    中国工业技术创新的历程：四个能力阶段
    70年来，中国工业的国内外发展环境、管理体制以及发展水平，都发生了较大变化。根据不同时期的特点，基本上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起步阶段（1949—1978年）；第二阶段是初步发展阶段（1979—1991年）；第三阶段是快速发展阶段（1992—2005年）；第四阶段是自主创新发展阶段（2006年至今）。
    1.起步阶段（1949—1978年）：通过全面学习初步具备“生产能力”
    在这一阶段中国工业技术引进与创新经历了两个“高潮”。从1949年至1959年是第一个工业企业技术引进的“高潮期”；从1972年至1978年是第二个“高潮期”。
    （1）第一个“高潮期”：重工业先行，奠定工业基础。1949年，新中国的工业经济突出表现为“依附性”和“落后性”。1949年，中国工业总产值仅为140亿元，其中机器大工业产值仅占17%，基本工业产品生产能力非常低。在一定程度上，落后的工业生产水平就意味着落后的技术水平。面对这样一个现实，中国工业技术引进主要围绕发展重工业的思路展开。从技术来源来看，主要是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例如“156项工程”。从技术引进方式来看，主要是以成套设备引进为主（陈慧琴，1997）。
    这一阶段中国工业技术引进的突出特点是“产业移植”和“全面学习”。在这段时期，新中国迅速建立起一批原材料和重型装备制造业企业。通过大规模技术引进，中国工业企业的机械设备和钢材的自给率得到提高，技术能力得到较快积累，为新中国基本完整工业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2）第二个“高潮期”：轻重并举，仍以大规模成套设备引进为主。20世纪70年代，国内外环境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同时从国内需求看，吃饭和穿衣的问题依然十分突出。加之国内石油生产的突破，使石油化工业发展有了可能（陈锦华，2005）。面对这样的现实条件，中国开始了第二次大规模成套技术设备引进。比如，1972年确定了“四三方案”，计划用外汇约合43亿美元引进26个大型项目。
    这一次大规模的技术引进，在技术水平上基本体现了20世纪60年代国际技术变革的发展方向。通过这次大规模的引进，促进了企业的技术改造，引进了先进的管理理念，为企业培养了人才，锻炼了对外交流队伍。虽然在设备引进中也通过配套设计、“按单点菜”的方式引进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设计能力，但整体上看，引进的重点还是主要放在了拥有现代设备的“生产能力”，而对“设计与设备制造能力”重视不够，没有系统地考虑如何有效消化吸收引进技术的问题。
    2.初步发展阶段（1979—1991年）：“生产能力”快速提升，开始重视技术“消化吸收”
    在这一阶段，经济体制处于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特定阶段。同时，对外开放工作有序推进。
    这一阶段我国工业技术引进活动呈现出四个特点：一是技术引进方式更加灵活，以设备引进为主，但比重不断下降。二是技术引进管理权力下放，从权限高度集中于中央的模式逐步转变为向地方和企业放权的分级管理模式，逐步实现以法律法规的方式对技术引进进行管理。三是开始重视消化吸收问题，国务院在1985年强调“要转到以消化吸收引进技术和国产化为主的工作上来”。四是企业在技术引进活动中的地位有所提升，企业得以自发选择、分散引进先进技术。
    总的来说，这一阶段的技术引进工作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大批国有企业在这一阶段进行了设备更新和技术升级，我国产业结构得到了优化，工业技术水平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实现了建国以来的第二次技术能力飞跃”（陈慧琴，1997）。大规模的技术引进增加了对外交流和学习，培养了一批技术人员，在对引进技术的研究消化过程中提升了科研人员的水平。
    3.快速发展阶段（1992—2005年）：初步具备“研发设计”能力
    党的十四大进一步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从而使中国工业技术引进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一阶段，国内外经济环境都发生很大变化。伴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以及中国加入WTO，国家开放的领域不断扩大，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迅速发展，对中国工业技术引进带来了新的影响。同时，伴随着中国工业企业实力的增强，中国企业通过“走出去”，不断寻求新的技术来源和合作方式，外商投资成为技术引进的一个重要渠道。
    这一阶段中国工业在技术引进的同时，已经不满足于产品生产能力的提升，积极进行各种形式的创新活动，创新投入和产出规模快速增加，技术创新能力得到一次新的飞跃。大中型工业R&D支出规模迅速扩大，2005年，大中型工业R&D支出规模达到1250.3亿元，与1995年相比增长7.8倍，年均增速24.3%。从创新产出情况看，我国工矿企业的专利申请数量由1994年占比不足9%扩大至26.7%。
    在这一阶段，中国工业积极通过“引进来”“走出去”的方式，加快对全球研发资源的整合，不断提升产品研发设计能力，持续进行技术创新能力积累，缩短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并逐步同国际接轨。例如，华为、海尔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研发网络；沈阳机床等一批装备制造企业并购国外企业。
    4.“自主创新”发展阶段（2006年至今）：“研发设计”能力持续提升
    党的十七大以来，“自主创新”成为中国工业发展的核心主题。在“自主创新”阶段，中国工业技术创新呈现三方面特点：一是研发投入不断增加。工业企业用于R&D活动的经费支出和投入强度在不断增加，2015年R&D经费支出首次超过了万亿规模，投入强度从2012年的0.77%进一步上升到2017年的1.06%。二是企业在技术创新活动中的主体地位进一步加强。2012-2017年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在全国R&D经费支出中平均占比超过70%。三是技术依存度总体下降，但核心技术突破的任务依然很重。
    新中国70年，中国工业技术创新体系初步建立，技术创新能力不断提升。70年来，中国工业走过了从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到强调自主创新道路，逐步从初步具备生产能力向研发能力提升跃迁。尤其在自主创新阶段，中国工业技术创新的“主动性”和“开放性”进一步得到强化，企业技术创新的活力得到激发，促使中国工业的“本土技术创新能力”持续提升。
    中国工业技术创新的基本经验：四个坚持
    纵观中国工业技术创新70年，中国工业的“本土创新能力”得到了持续提升，对中国工业发展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在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背后，是创新文化、创新主体、创新制度和创新资源综合作用的结果。简而言之，中国工业技术创新的基本经验可以归结为“四个坚持”。
    1.坚持自主创新的创新文化价值导向
    在国家层面上，我们强调坚定不移地走自主创新道路。2006年1月，全国科技大会召开，会议明确提出用15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并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
    创新文化的价值导向决定了创新资源配置和创新活动开展的方向。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必须树立自主创新的文化价值导向，培育本土技术创新能力，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通过创新提高工业活动的附加值，获得产业的全球竞争力，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自主创新在当前情景下，不是封闭起来搞创新，而是强调创新的“主动性”和“开放性”，强调形成持续的本土技术创新能力。就“主动性”而言，就是要具备主动的创新意识，积累并形成本土自主的持续技术创新能力。在技术创新活动中，不是仅仅引进设备获取生产能力，更重要的是能够自主决定创新的方向，进行持续的技术创新积累，实现从产业移植、模仿向创新的跨越。就“开放性”而言，就是在“主动性”的前提下，开放整合全球一流创新资源，实现从追赶向超越的转变。回顾中国在高铁、大飞机等领域取得的进步，都是主动创新和开放整合全球一流创新资源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形成了持续的本土化技术创新能力。
    2.坚持将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
    将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极大地激发了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自主性和动力，最终提升了参与市场的竞争力。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是唯一的经济主体，企业只是作为生产单位存在，缺乏使用新技术和进行产品开发的积极性和动力。在这一阶段工业技术创新的一个重要主体就是科研院所，而科研院所的相关活动也是根据政府部署开展的，并不是直接面向企业需求的。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增强企业活力，围绕“放权让利”“两权分离”的改革持续推进，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企业参与技术创新的积极性。虽然这一时期企业还不是独立的市场竞争主体，但在国家实施的“3000项”和“12条龙”计划中，都已经将技术消化吸收的主体确立为企业。
    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得到确立。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要让企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竞争主体，核心任务是解决政企不分、政社不分、政资不分、过度集权的问题。在一系列改革作用下，企业的研发投入占比、研发产出占比都得到快速提升，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地位得到确立。2018年，各类企业经费支出15233.7亿元，企业、政府所属研究机构、高等学校经费支出所占比重分别为77.4%、13.7%和7.4%。此外，从研发的产出来看，工业企业在国内外三种专利申请量占比超过了50%。
    3.坚持市场配置技术创新资源的导向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主要以计划方式配置资源，通过高度集中和垂直封闭的科技管理体制对技术创新资源进行配置。这种技术创新资源配置方式，缺乏对技术创新成果认证、保护和有偿转让等机制，技术创新的供方（科研院所）和需方（企业）处于割裂的状态，供方不了解需方需求是什么，需方不了解供方能够供给什么。此外，供需双方也缺乏公平的交易和激励机制，最终导致供方和需方都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出现吃“大锅饭”的现象，技术创新的效率和效果都比较低。因此，就需要以市场配置技术创新资源，提升技术创新的效率和效果。
    坚定不移进行市场配置技术创新资源的制度改革。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鼓励科研机构与企业结合，推动科研机构转制，减少对科研人员的束缚。在市场导向的政策作用下，科研人员开始从科研机构向企业流动，企业研发支出迅速增长，技术交易活动更加活跃，技术转移收入在科研机构资金来源中占比超过20%（王天骄，2014）。1988年，国家火炬计划启动，进一步促进了高新技术商品化、产业化和国际化。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国家进一步加强市场配置技术创新资源导向，开始强制推进科研机构转制改革，驱动科技资源更多地流向创新能力强的科技企业，从而提升了企业内部创新能力，大幅降低了新技术转移和产品化的成本。创新资源的配置机制逐步由行政权力转向了价格机制，技术创新成果得以通过市场的方式获得回报。
    4.坚持在全球范围整合技术创新资源
    通过“引进来”的方式，开放吸收国外先进技术。以流量计直接利用外资金额从1985年的19.56亿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1350亿美元。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之后，跨国公司对华投资出现了一个高潮，2002年中国实际吸引利用外资达到520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的引资国。大量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汽车制造、家电、通讯设备、化工制药等技术、资金密集型行业设立企业，并开始建立独立的研发机构。从技术水平看，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使用的技术普遍领先于国内同类企业的水平，有些技术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
    通过“走出去”的方式，积极同国外技术资源整合，提升技术创新能力。近年来，中国企业对外投资（OFDI）规模迅速上涨，2018年OFDI总额为1298.3亿美元。通过海外收购、建厂、设立研发中心等对外投资方式，已经成为中国工业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容整合技术创新资源的主要手段之一。例如，华为、海尔、吉利汽车、长安汽车等一批企业，都通过国际并购、设立海外研发中心等方式实现了自身技术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对中国工业技术创新的展望
    70年来，中国工业初步建立了技术创新体系，形成了一定的技术创新能力。但依然在核心技术突破、技术创新体系协同性、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存在瓶颈。当前，中国工业正处在由大变强的关键阶段，而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环节就是“本土技术创新能力”的持续培育和积累。
    1.加快在核心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核心技术是保障制造业产业安全、以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虽然近年来我国在提升制造业创新能力方面成果显著，但原始创新少、核心技术落后，高端装备、关键元器件依然主要依靠从国外进口。为什么核心技术长期以来处于“突而不破”的困局？这很大程度上在于创新逻辑的选择。到底是“由点到面”，还是“由面到点”，十分值得思考。我国大多数制造业企业，长期坚持“大而全”或“小而全”的发展思路，希望以单个企业或单一核心技术的突破，实现“由点到面”的带动作用，提升全产业的技术水平和创新水平。仅仅从“单点”进行突破，一方面可能出现突破的速度赶不上技术发展速度，始终处于落后境地的问题；另一方面，工艺环节突破了，但材料和装备环节跟不上，单个企业的突破未能带动全产业链的突破。因此，目光不能只集中于“点”的突破，更要从“面”的角度思考问题、构建创新体系和协调创新活动，形成技术创新生态系统，实现“点”与“面”的结合和共同突破。
    2.加快提升技术创新体系的协同性
    技术创新体系是中国工业由大变强的重要驱动力。目前，中国工业技术创新体系协同性不足主要体现在共性技术创新平台和利益分享机制缺失两个方面。在新工业革命背景下，产业竞争模式正在改变，产业技术往往呈现链式和网络式形态，以创新为基础的产业竞争超越了单个企业的能力边界，越来越多地体现为技术标准和技术平台之间的竞争。共性技术平台缺失是我国技术创新体系的一个重要缺陷。共性技术是基础研究成果与产业技术创新之间的衔接环节，能够被应用于多个产业。由于共性技术具有较强的公共物品特性，世界各国的通用做法是由政府主导或引导建立共性技术平台，推动共性技术的研发和研究成果的转化，如美国的半导体制造技术联合体（SEMATECH）、欧盟的创新驿站（IRC）、德国的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等。因此，促进各类创新主体就位、形成创新群落和创新网络，以核心技术和基础平台型技术的进步带动生态系统建设将是技术创新工作的重要内容。此外，很多科技成果在转化过程都面临着“不愿合作”又“不得不合作”的两难困境。因此，有必要从利益共享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建立科技成果转化的利益共享机制，推进产业化进程。
    3.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环境亟需进一步完善
    研发投入是提升创新能力的源动力，知识产权保护机制通过激励、保护等机制，直接刺激研发投入，从而促进创新能力的提升。创新成果具有一定的公共性和非排他性，创新企业如果不能从创新活动中获得足够的收益，其创新积极性就会降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核心作用在于降低企业被他人掠夺的风险，能够激励企业从长期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制定经营策略。我国近年来对《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等进行了修订，目前已形成了包括专利、著作权、商标、软件等在内的较为完整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但是，我国在知识产权管理和保护方面还存在一些比较明显的问题。首先，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较为淡薄，民众对知识产权保护缺乏较为清晰的认识。其次，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与执法水平都有待提升，尤其是知识产权执法难度较大，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原因。此外，在对外贸易中，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对企业的支持力度不够，致使我国企业的产品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支撑，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参考文献略】
    王钦.新中国工业技术创新70年：历程、经验与展望[J].中国发展观察,2019(21):1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