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大变局下的经济制度创新

    摘要：世界大变局，是经济制度创新推动下的大变局。从现象上看，世界大变局表现为，新兴的经济领先国家在经济总量和政治影响力上日渐超越原本在位的经济领先国家，但前者对后者的赶超，是由更加深层次的经济制度因素决定的。回顾和梳理了500年的世界大变局中经济制度创新的历程；分析了当今世界大变局面临技术与经济制度上的重大挑战；在对比当今世界大变局与历史上过往的世界大变局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在兼容多重的制度逻辑、实现跨层次的多元主体共同治理和组合进化3个方面的优势。中国的经济制度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和创新潜力，其内在的制度优势决定了中国拥有成功完成当今世界大变局提出的三重任务的较大可能性。面向2049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需要加快从潜在的经济制度优势向实实在在的国家治理效能的转变。
    关键词：经济制度；世界大变局；制度创新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企业管理优化学科建设项目
    一、世界大变局下经济制度创新的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1]对于当今世界，习总书记做出了“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下简称“世界大变局”）的战略判断。现有的有关世界大变局的文献主要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变化的视角来开展研究[2-5]。本文认为，也可以从经济制度创新的分析视角来审视世界大变局。
    （一）经济制度分析作为一种理论研究方法的重要意义
    经济制度分析，为人们提供了从历史研究的视角以及从国际比较的视角，探究人类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马克思和道格拉斯·诺思为经济制度分析方法的理论应用作出了杰出贡献。
    马克思是最早的、也是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制度研究者。他的研究辩证地揭示了：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效率方面，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以往一切的生产制度；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掌控整个国民经济生产后，其与新技术的生产潜力之间不断发展的紧张关系决定了它并不是“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6]。马克思的理论观点自其诞生之日起到目前为止，一直有很强的解释力，也就是说，如马克思所预见的那样，当前，人类的最先进的经济制度，依然保持着在现实的紧张状态下持续向前演进的动力与活力。
    诺思指出，马克思将新古典框架舍弃的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等全部要素[7]都纳入经济制度分析的框架之中，但马克思的研究也有局限性，比如，忽视了人口变动等其他变革因素，而过于强调技术因素；再如，在强调技术因素时，没有考虑技术变革率的因素。与马克思不同，诺思非常看重“产权”因素，他将“产权”定义为个人和团体的激励制度，并以此为核心，解析了经济制度在整个人类的漫长经济史的结构变迁过程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
    （二）经济制度分析之于洞察世界大变局本质的重要意义
    从经济制度分析的视角看，世界大变局，是经济制度创新推动下的大变局。人们现在经常讨论的世界大变局的内容，无论指向世界各国政治力量强弱的变化，还是指向世界各国经济实力大小的变化，究其实质，是各国经济制度创新的成败较量的产物。
    从现象上看，世界大变局表现为新兴的经济领先国家，在经济总量和政治影响力上日渐超越原本在位的经济领先国家，但前者对后者的赶超，必然是由更加深层次的因素决定的；而且，这种深层次的变化，必然发生在两个国家经济总量对比发生根本性变化之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不难发现，世界大变局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新兴的、拥有更显著的优势的经济制度，对相对落后的经济制度的取而代之。
    基于经济制度分析视角，本文认为世界大变局的本质，是新兴的经济领先国家以其代表最先进生产力的技术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制度创新活动，相对于在位的经济领先国家的经济制度，形成并确立了具有长期持续性和累进性的制度优势。历史告诉人们，经济制度创新贯穿于过去500年每个欧美经济领先国家崛起的整个过程。所有的世界经济领先国家，都必然是在经济制度创新方面确立了显而易见的制度优势，其他国家通过追随和效仿经济领先国家先进的经济制度来实现经济繁荣。例如，直到16世纪，还没有什么迹象表明英国将走上成功的经济增长的道路，英国既缺乏法国的规模，又缺乏西班牙的财政资源，也缺乏荷兰的有效率的制度，17世纪英国工业的快速发展，正得益于其从鼓励创新的专利法开始、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上建立了有效的产权制度体系[8]。众所周知，产权制度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发达经济体实行的市场经济制度的核心性安排。
    （三）经济制度创新之于应对当今世界大变局的重要意义
    对于当今世界经济形势好坏，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判断。一种观点认为，世界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巨大的差异。贫穷落后国家需要跟随和仿效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制度，才能实现经济的繁荣发展。像欧美、日本等为数不多的发达国家通过包容性经济制度实现了经济的繁荣与社会的富裕，而南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的为数众多的国家因经济社会制度缺陷而陷入贫穷与落后的恶性循环[9]。另一种观点认为，当今世界经济已整体性地陷入发展困境[10]。发达国家经济制度不仅无力解决全球更广泛地区实现经济共同繁荣的问题，还在发达国家自身发展的可持续上遇到了尖锐挑战。本文认同于这一种观点。其具体表现为：（1）世界经济增长乏力。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许多发达国家经济状况依然未能恢复到2007年的水平。之前发展速度快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亦开始下降。（2）很多国家出现了无就业复苏，失业率居高不下，且缺乏给大量的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的经济前景。（3）很多国家出现了需求不足和巨额的政府债务的问题。（4）国际贸易与资本流动失衡，不时有危机涌动。（5）美国作为世界经济领先国家的地位和影响力，有种种趋于衰减的迹象。
    本文认为，当今世界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是，欧美地区的经济领先国家在20世纪形成的相对成熟的经济制度，越来越无力于应对21世纪技术与社会的快速变化所带来的挑战[11]。应对和破解世界经济衰退之势，各国需要开展各种各样的经济制度创新活动，这些围绕经济制度优劣展开的较量，将决定世界经济的未来走向。这一由世界大变局的本质代表时代进步客观规律，将不以个人的意志、道德判断或国家的意志、道德判断等意识形态因素为转移。
    二、五百年世界大变局下经济制度创新的历史回顾
    500年前，走出中世纪的西欧列强，徐徐拉开了经济全球化和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历史大幕。更早期的开拓者是威尼斯的商人和葡萄牙的航海家。虽然在14和15世纪，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但是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12]823。从16世纪20年代起，西班牙、荷兰、英国依次站上了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心区域，直到经济全球化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创新的火炬从西欧传递到美国手中。
    （一）16世纪的西班牙
    500年前，人类完成了历史上的首次环球航行。年8月10日，葡萄牙人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在西班牙国王的支持下，开启了这次航行。尽管麦哲伦本人在途中战斗殒命，但他的船队于1522年9月6日返抵西班牙，完成了这次载入史册的环球航行。
    从经济制度创新的角度看，麦哲伦在这次航行前，与西班牙国王查尔斯一世签订了有关航海探险收益的高额分成协议，允许麦哲伦拥有1/5的探险收益。查尔斯一世的祖母伊莎贝拉女王曾与意大利人哥伦布签署协议，许可哥伦布保有所发现新大陆的1/10的收入，并许可他拥有去往新大陆开展经商活动的所有船只的1/8的投资权益[13]。分配制度的创新，为哥伦布和麦哲伦的有划时代意义的航海活动提供了经济激励。这一决策的背景，是西班牙正在加紧与葡萄牙争夺海外的殖民地霸权。葡萄牙是航海大发现的第一个受益者，享利王子围绕发展航海技术，而发展了新的组织制度。在吸收葡萄牙航海技术能力的基础上，西班牙建成了更发达的体系化的海军力量，逐步发展成为西欧经济的领导者。16世纪末，由于固守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西班牙没有跟上经济制度进一步创新的新的时代要求，在英国、荷兰和法国的夹击下，失去了军事上和经济上的霸权地位。
    （二）17世纪的荷兰
    400年前的1921年，荷兰与西班牙因1609年签署的《十二年休战协定》的延长休战期限的谈判破裂而重启战争。这时候，距离荷兰从由西班牙统治下的尼德兰地区脱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刚好40年。经历了荷西战争之后，西欧经济繁荣的引擎从西班牙转移到了荷兰。
    荷兰被马克思称为“17世纪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12]861，它是尼德兰资产阶级建立起来的世界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荷兰是一个资源相对有限的小国，却通过发展比其对手有效的经济组织，获得了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与其国家规模不相称的重要性[8]167。从经济制度创新的角度看，一方面，荷兰是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航海技术扩散的受益者，将首都阿姆斯特丹建成了造船中心，它的商船吨数占当时欧洲总吨数的3/4[14]；另一方面，荷兰在热那亚和威尼斯的公共信用制度[12]864的基础上，构建了更发达的商业体系和有效率的资本市场，成为世界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荷兰开创性地建立了有限责任的现代股份公司制度和股票交易所。
    在经历了黄金时代之后，到17世纪末，荷兰已经不再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工商业国家，它在这一时期的主要营业就是贷放巨额资本，特别是贷给它的强大竞争者英国[12]866。荷兰商业资本的畸形繁荣，助长了浓郁的投机心理和炫耀性消费，增加了本国工业的成本，抑制了各种要素向工业领域的集聚，最终，荷兰错过了工业资本主义兴起的快车。其工业的落后，又导致了军事上的保守、落后。18世纪80年代，在第四次与英国的战争中，荷兰被彻底击败了。衰落下来的荷兰，失去了它的金融霸权。经济全球化的领导权，全面转移到英国这个世界上继西班牙之后、第二个被冠以“日不落帝国”的领先国家的手中。
    （三）18世纪的英国
    300年前，正在加速赶超荷兰的英国和法国，遇到了严重的投机泡沫危机。这就是史上著名的英国南海公司和法国密西西比公司的投机泡沫事件，二者通过一系列方式联系在一起，也被称作为“第一次国际性危机”[15]。1720年6月，英国颁布了《泡沫法案》。
    投机泡沫事件，并没有妨碍到英国成为当时西欧的最具有生产活力的国家。16世纪以来，英国高度重视航海技术研发，积极发展海上军事力量，先在16世纪对抗西班牙，再在17世纪对抗荷兰，而后又在18世纪与法国争霸。在政治上，英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确保了政治稳定，是恩格斯所说的“欧洲的、唯一可以完全通过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来实现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的国家”[12]35。在经济上，英国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对外积极发展海外贸易，对内积极进行金融创新，高度重视本国的工业基础建设，发展了门类齐全的工场手工业、采矿业和”炼业。16世纪至18世纪的圈地运动，17世纪的科学革命、英国哲学学会和皇家学会的成立、政府实行的专利垄断权制度，为英国在19世纪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和登上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强国的宝座，奠定了生产革新的坚实基础。马克思在研究以不同生产资料为基础的不同生产方式的区别以及社会生产关系同这些生产方式之间的联系时写到：17世纪荷兰和18世纪法国提供了真正的工场手工业的典型，而英国作为大工业的“诞生地”“发源地”[16]，提供了大工业的机器自动化生产的典型。
    （四）19世纪的英国
    200年前，在法国拿破仑皇帝被击败之后，在整个西欧大陆、乃至全世界，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实力去挑战英国凭借迅猛发展的大工业而建立起来的强大领先优势了。破坏英国的领先权威的力量，来自于英国内部。1825年，英国爆发了第一次周期性的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这个时期的英国，成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眼中最具有例证意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
    正是在英国的鲜活的资本主义实践的土壤里，孕育出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与意识形态，深刻揭示了英国作为大工业时代最具有生产活力的经济制度的主要特征与局限性。一方面，英国经济制度的领先优势在于它的技术与生产资料基础，是以自动化机器、生产机器的机器视作为“大工业特有的生产资料”，（这种）“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16]533^① 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上半叶，英国的大工业的经济制度以革命性的生产方式，释放出了前所未有的生产潜力。遗憾的是，英国工业经济增长的辉煌成就，并不为英国的广大劳动人民所分享，即使是在商业和工业空前高涨的情况下，他们还得遭受难以忍受的穷困。这涉及英国经济制度另一个方面的特征：劳动者在这一经济制度中受到残酷剥削与剥夺。
    ①这一论断与《共产党宣言》中的“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相呼应。参见文献[16]533。
    英国经济制度造成的宏观后果是：“工业的生命按照正常活跃、繁荣、生产过剩、危机、停滞这几个时期的顺序而不断地转换。”[16]497“市场跟不上英国工业的日益增长的生产率，结果是每隔十年就有一次危机……1857年有一次危机，1866年又有一次危机。但从1876年起，一切重要的工业部门都处于经常停滞的状态……结果，英国享有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工业垄断，现在无可挽回地被打破了……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易受伤害的地方，是它的阿基里斯之踵[17]。19世纪中叶前后，英国经济的增长活力转向了帝国的海外殖民地，经济资源从大规模制造业中大举外流。美国、德国和其他欧洲大陆国家的快速工业化，暴露出英国制造业生产率低增长所带来的各种缺陷[18]。
    （五）20世纪以来的美国
    美国的经济发展可以分为几个阶段：首先是内战前。这时，美国仍受欧洲特别是英国的影响较大，靠效法英国的技术与经济制度而实现了经济的起飞。当美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工业国时，其殖民地性质并没有因此完全失掉[16]495。内战后，美国迅速跻身经济强国之列。1889年8月22日，恩格斯在给弟弟海尔曼的信中写道：“在不掺杂任何投机的普通日常业务方面，美国是世界上最可靠的国家，是唯一还能干出‘好活’的国家。”[19]20世纪初期，美国赶超欧洲列强的态势，显露无疑。
    在过去的100年，美国在主导世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危机，通过克服危机，不断巩固了自身的经济领先优势。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对之前的无序高增长进行了剧烈的修复。自两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美国一直是卓而不群的世界经济领先国家。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历了生产率增长率的普遍下降，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经济基础完成了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变[18]507。由于抓住了信息技术兴起的契机，20世纪90年代，美国实现了新的经济繁荣。转而在21世纪初，又遭遇了互联网泡沫。2008年，美国爆发了近100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却凭借其金融霸权，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危机向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输出与转移。在过去的10年间，人们看到，走过严重危机的美国，根本性地重塑了资本主义技术的秩序[20]。今天，硅谷所在的加利福尼亚州的经济总量超过2万亿美元，可列居世界第六位，GDP高于它的，只有美国、中国、日本、德国和英国[21]8。无论人们如何质疑美国的经济制度不平等的弊病，依然不得不对美国现存的先进技术优势、金融优势、国防与军事上强大的综合实力予以肯定。
    三、当今世界大变局给经济制度带来的影响与挑战
    当今世界大变局中蕴藏的技术与经济制度上的重大挑战，是围绕技术的加快进化和经济制度上的不平等这两个核心问题展开的。进入21世纪，技术在加快进化的同时，和不平等这个自马克思主义学说出现以来便一直困扰世界经济领先国家的传统难题结合在一起，使各国面临的挑战变得更加艰巨了。未来，如果缺乏重大的、系统性的经济制度创新，人类和科技共同进化的过程，大概率将发展成为一个消灭人类——至少可以说是消灭大多数普通人的平等发展权利的过程。无论是少数的精英阶级占有和掠夺了技术进步的绝大多数收益，还是我们作为被消灭的智人种群、而被整体收纳进不再是现有人类的新物种的博物馆里，这两种未来图景，对于当今世界的绝大多数人而言，都将是灾难性的和毁灭性的。
    （一）技术变革加速与技术进化的失控
    从人类历史看，技术在相当漫长的岁月里，一直是一个“慢”变量。英国工业革命的巨大成就，可以概括为一系列重大发明加上日常的点滴技术进步带来经济活动生产率的持久增长的累积过程，一个多世纪之后，技术的“创新率的加速”，才成为了“最令人信服的变化”[7]185。技术的加速，依靠人的信息与知识存量的迅速膨胀来实现。进入信息与知识经济的时代，人类飞快累积信息，快到信息现在已经成为地球上数量增加最快的东西。据哈尔·瓦里安和凯文·凯利估算，几十年来，全世界的信息总量以每年增加66%的速度成长。和这个爆炸式的数字相比，水泥或纸张等最普通的制品几十年来每年只增加7%。信息的成长速度几乎比地球上其他的制品快了10倍，甚至比同样规模的生物成长还要快速[22]365。在信息膨胀的基础上，科学、技术和工程指数级增长的合力，催生出来了技术与连续的和稳定的社会秩序之间的紧张关系，对经济制度创新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
    我们知道，技术，原本是实现人的目的的一种手段[23]26。像亚当·斯密所说：“一切技术成就……始终被认为是对社会很有利的。”[24]科技乐观主义让很多人相信，在当下遇到的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未来的科技发展予以解决。保守主义则对新技术持怀疑态度，他们会与科技乐观主义者发生争执。有时，技术争执会阻隔新技术的发展，这类技术创新失败的现象，并不罕见[25]。对充满风险与不确定性的新技术而言，技术争执是处于紧张状态下的现存的经济社会制度所建构出来的一种必要的防御机制。在技术变化加速的时代，一旦摆脱技术争执的束缚，新技术的创造性力量（也可以说是破坏性力量）被释放出来了，技术将以阿瑟所定义的“组合进化”的方式，不断实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指数级发展。很快，人们发现，科技在人们生活方式中扮演的角色集体丧失了清白——人们很难知道它产生了什么样的实际影响[21]前言。新技术制造新问题的速度，远远比其解决旧问题的速度更快。无数突破了技术争执防线的新技术，正在背离人类需要物的属性和脱离人类的控制，就像“具有生物属性”的活的机体一样、“为了满足它们（自己）的目的。”[23]19自顾自地向着偏离人类意识的方向进化。如何才能回到人类发展技术的初衷上、确保技术真正为人服务？如何才能让技术“以最小的代价造福人类”[22]23？对于这一基本问题，人类并没有多少把握了。
    （二）卷土重来的经济不平等与不公平
    在经历了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后，人们一度认为，历史已经翻开了通过和平的经济制度改良手段，来推进人类平等化进程的新篇章。皮凯蒂的研究，打破了这种幻想。当下，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制度框架下，非但没有出现经济不平等的收缩迹象，反而涌现出来了大量的经济不平等状况加剧的证据。这些证据表明，在21世纪文明社会的土壤里孕育的，仍然是“一种危险且不断增长的不平等”[26]。大公司和巨富们有大量手段可以在斯蒂格利茨所说的“不提升经济效率”的情况下快速增加财富，即使整个经济体崩溃、停滞，也不会影响到它们的“剥夺式积累”[20]142。正因为如此，沃尔特·沙伊德尔以其近乎冷酷的结论来告诫人们，几千年来，人类的文明社会，一直是在靠大规模战争、革命、国家衰败和瘟疫这4种暴力的方式，来阻止和矫正社会的不平等。
    不平等，对应着不同人群拥有不相等份额的经济资源的客观现实。不公平，则是一种主观判断，对应着不同人群对经济资源的不平等获取的程序与方式，是不公平和不正义的[27]。卢梭指出了不平等有其经济社会的制度根源：“不平等现象在自然状态中几乎是不存在的；它之所以得以产生和继续发展，是得助于我们的能力的发展和人类知识的进步，并最终是由私有制的出现和法律的实施而变得十分牢固和合法的。”[28]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如何必然走向不公平和不平等的，他的批判指向了“资本”这个核心要素，一方面，资本以及各种为资本服务的经济制度拥有推动实现生产力惊人增长的力量；另一方面，资本的积累的增长，伴生了资本权力的增长，使资本越来越表现为社会权力——异化的社会权力[29]。资本的两面性决定了资本有很强的倾向去促成这样一种政治后果，即为少数强权者服务，实现对大多数人的掠夺，它缺乏将发展生产力的积极力量用于增进人类的共同福祉的自觉。
    两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最近的一次，对不公平和不公正予以根本性修复的一段时期。一方面，战争动员本身，起到了促进劳动平等与联合的作用。另一方面，战争期间作大规模的人力和工业资源动员的财政政策工具，转变成了战后提供社会福利的手段。在二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间，苏联的威胁起到了约束西方国家不平等程度进而增强社会凝聚力的作用，但这一约束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迅速消失[29]129。在20世纪中后期，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各个方面的积极改变，曾经让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欧洲的社会市场经济或莱茵资本主义，都带来了帮助修复资本主义弊端的希望。但是，“最近数十年的新自由主义的盛行，拆毁了之前数十年人们苦心建立的许多保护机制……大众曾经取得的令人满意的福利政策和权利被偷走了。”[20]55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现实中，已经演化成为一种极不公平的制度安排，它为少数人不计后果地占用大部分原本应该属于全体人的公共财富的目的寻求合法性，最终通向的是“物资充裕但分配越来越不平等”的、令大多数人绝望的经济社会结构[20]50。
    （三）不平等与技术进化失控的并发症
    进入21世纪，数字技术革命引发了全球性的财富再分配，财富秩序的重构正朝着更加不平等的方向深化。世界上60%的人被排除在数字经济之外。即使是迈进了数字经济大门的人也是不安全的。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曾经发生过的技术驱逐劳动、赤裸裸的剥削与掠夺、巨大的不平等和不公正的问题，以各种新的版本形式重新上演[30]56。20世纪70年代末，发达国家的技术变革和产业外移，曾经严重冲击了他们的较大比例的国民，使之成为资本眼中多余的一群人[20]115。今天及未来10~15年，技术的突飞猛进，造成的是越来越多的失业，大量的人又一次面临成为“多余的人口”的危险。同有关技术创新的各种争议混杂在一起的，是人们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不平等、公共和私人机构间缺乏信任以及公众对公共和私人机构缺乏信任，上述问题，其实质都是经济制度与技术发展的重重矛盾之间交织在一起的紧张关系的表现。
    除技术公司带来的经济不平等问题外，技术对人的重塑，正在为不平等的演变开辟新的领域[26]361。凯文·凯利指出，科技体源自人类，而人类也是科技体的后代。科技体正朝着人类和机器共生程度越来越高的方向移动[22]147。生物增强技术和基因工程拥有扩大个人甚至其后裔间不平等的潜力，远超人的自然禀赋和能控制的体外资源的不平等程度。如果按照现行的经济政治制度运行逻辑，不远的未来，富人将合法且合理地享有先进生物基因改良技术的特权与优先权，这不可避免会造成更加严重的不平等分配和贫富两极分化的政治结果。
    赫拉利指出了技术进步所造成的双重的不平等扩大化的效应。一方面，科技发展正在使人类中的大部分越来越失去经济和军事上的用途，成为“无用阶级”[31]275。面对技术的冲击，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依然故我地朝着认为一小部分独特的人有价值而大多数人没有太多价值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21世纪的医学逐渐走向让健康的人升级，这将带来不平等升级的威胁。人类有可能从生物定义上分裂成不同的阶级，一类是一小部分经过升级的超人类，他们拥有前所未有的能力和创造力、拥有种种做出世上最重要决定的特权；一类是绝大多数无用的、低等的普通人，他们同时受到算法和新兴的超人类的控制主导[31]311。
    四、当今世界大变局下有关经济制度创新的战略思考
    当今世界大变局，与过去500年的世界大变局，有联系也有差别。一方面，不同时代的世界大变局的出现、发生过程和结束，遵循相似的规律。另一方面，与过往世界大变局相比，当今世界大变局下，技术进化导致了技术与经济制度间关系的质变，改变了新兴的经济领先国家与在位的经济领先国家间简单化的对抗关系。这些变化，使得当今世界大变局向前演化的动力以及提出的发展任务，将更加依赖于高质量的经济制度创新来予以应对。
    （一）当今世界大变局与过往世界大变局的联系
    首先，任何时代的世界大变局的出现，都是技术进步与既有的经济制度之间紧张关系的产物，且随着时间推移，二者的紧张关系与矛盾有递进发展的趋势。一方面，每个新兴的经济领先国家，在学习在位的经济领先国家先进技术和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快速发展起来。例如，西班牙对葡萄牙航海技术的学习，英国和法国对荷兰高效率的海运和贸易体系的学习以及英国对荷兰商业、工业和农业创新的全面学习，德国和美国对英国工业技术和私人产权制度的学习。另一方面，技术组合进化的递归性，对经济制度将提出更高的复杂性与秩序性的要求。新兴国家不能停留于对外学习技术与经济制度，还要积极创新经济制度，独立自主地形成和发展符合自身实际的先进技术。19世纪晚期，德国在学习英国时，改革了英国经济制度中缺乏章法和秩序的弊病，采用了顶尖的技术，有计划地开展工程、基建和科研投资，使之在短短几十年间实现了快速的发展。再如，欧洲的斯堪的纳维亚，在19世纪末，直接应对当时的社会问题，建立了社会福利制度等先进经济社会制度：公共支出水平较高，提供高质量公共服务、政府高度直接参与经济社会、官员信奉干涉主义、坦然无惧地追求公共利益[30]133。美国早期作为英国的殖民地，从英国接受了私人产权制度，同时又对英国制度的深刻不信任，从这种不信任中，美国转向了增强政府干预的经济制度，加强了对“影响了公众利益的”私人企业的管理和控制，降低了利用政治程序改变产权的费用[7]210。可见，新的先进技术与经济制度的突变的可能性，是在新兴的经济领先国家不断提升自身的开放学习能力的过程中，逐步涌现出来的。
    其次，任何时代的世界大变局的发生过程，都会伴生频发的经济社会危机，不断对各国制度能力构成考验。世界经济从相对落后的技术转向更先进的技术，在旧的经济制度进入成熟的发展阶段，而新的经济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这段发展时期，往往是经济社会危机的频发期。危机，总是滋生在技术变革、资本堆积和经济繁荣的条件下。究其原因，技术知识的变化，会造成资本存量的变动。资本存量的改变将引起制度的多方面的变革。资本存量变动越快，现存的制度体系便越不稳定。技术知识存量的积累，必然给政治和经济制度的长期变革带来一种进化的秩序[7]234。世界金融危机史记载，荷兰在17世纪30年代的郁金香泡沫，英国和法国在18世纪20年代的南海泡沫和密西西比泡沫，19世纪的英国进入了每10年1次危机的节奏，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出现了“大萧条”、21世纪初的互联网泡沫。历史表明，这些国家无一不是在战胜经济危机与波动的此起彼伏的斗争中，夯实自身作为世界经济领先国家的地位的。迈向经济领先国家，不经历严重危机的洗礼，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同样身处和面对危机，哪个国家没有被击倒，反而拥有了更强的危机驾驭能力，进化出了更适应先进技术知识发展需要的新的经济制度，这个国家将拥有持续繁荣与增长的能力，也将会在世界大变局的经济制度优劣较量中脱颖而出。
    最后，任何时代的世界大变局的结束，既有其必然性，也有历史事件方面的偶然性。从必然性看，世界大变局从出现可能性到实现，需要两方面的条件。一方面，在位的经济领先国家，其自身出现了衰败迹象，其经济制度日益陷入了无法有效解决和应对现实矛盾与挑战的巨大困境，沦为了守成国家。另一方面，新兴的经济领先国家代表主导未来世界经济持续发展的强劲力量，其经济制度在解决最为棘手的现实矛盾与挑战时，表现出了明显的且持续累进的治理效能优势。简言之，旧的降，新的方能升，上述两方面的因素缺一不可。从偶然性上看，在世界大变局真正定局之前，所有的出人意料的变化，都存在或然性。例如，英国在努力赶超荷兰时，还面临着来自法国的强大的竞争威胁。如果拿破仑没有战败，世界历史就会被改写。在美国赶超英国时，德国由于迅速崛起并比较好地解决了经济增长与分配问题，先行挑战了英国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德国人怀着极大的信念与热情，投入了对以同样信念坚定的英国人为核心的欧洲其他国家的战争，于是，两次世界大战，终结了欧洲列强的世界经济中心地位，将世界经济领先的优势送给了美国。历史表明，在新兴势力真正完成对守成国家的超越之前，守成国家总是抱有自己必然持续居于领先地位的幻想，对击败一个又一个潜在的挑战者，充满必胜信心。比如，美国对苏联、对日本施予的打击。但是，战争终将以各种形式消耗掉守成国家经年累月积淀下来的技术和经济的存量优势。
    （二）当今世界大变局与过往世界大变局的差别
    当今世界大变局与过往世界大变局的差别之处，集中体现在技术进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上。在过往的世界大变局中，技术因素是重要的，却远远没有重要到进入21世纪以来的这种极端重要的程度。在英国赶超荷兰时，只有亚当·斯密和马克思这样的凤毛麟角的先哲或多或少地意识到了他们所处时代技术与经济制度交互的爆发力，但整体而言，人们对技术驱动下的工业革命是“无感”的。科技这个因素，真正“进到人类的心里”，是在美国完成了对英国的赶超之后才发生的。美国自1790年华盛顿发表第一次国情咨文以来，其年度国情咨文直到1939年以前，从未提及“科技”这个术语；在1952年以前，这个词从未在年度国情咨文中出现两次[22]10。技术因素与人类的共生性的加强以及对人类命运走向的决定性影响，在过去的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甚至可以说是在进入21世纪后，才被真正发现和深刻认知。
    技术进化在影响力上的变化，使得技术与经济制度的关系发生了质变。在过往的世界大变局中，经济制度以最大可能地服务技术进步为单一目标，哪个国家的经济制度能够取得发展前沿技术的最大成效，哪个国家就有最大可能胜出。但在当今世界大变局下，情况变得复杂多了。对一个国家来讲，经济制度如果起不到加快技术进化的作用，那就是失败的。对于整个人类而言，经济制度如果只起到加快技术进化的作用，而起不到有效约束技术进化的作用，那也将是失败的。21世纪的技术与经济制度的紧张关系中，用作赌注的不仅是一个个国家的兴衰成败，还包括了整个人类何去何从的命运。经济制度的失败，会导致绝大部分的人类，陷入少部分人及他们控制的先进技术所代表的非人的力量奴役、剥削，并制造出来越来越严重的不平等——直至人类这个物种被失控的技术从地球上连根拔起。
    技术进化的程度如此深远，以致影响和改变了新兴的经济领先国家与在位的经济领先国家之间的简单化的对抗关系。这是当今世界大变局与过往世界大变局的另一个不同点。在过往的世界大变局中，新兴的经济领先国家与在位的经济领先国家之间的对抗关系，具有零和博弈的性质，属于不可调和的冲突关系。战争，在二者冲突中，起到了大变局的转换器的作用。一方面，在位的经济领先国家在技术与经济资源上的优势，主要是被战争、特别是大规模战争消耗殆尽的。另一方面，新兴的经济领先国家同时依靠对弱小国家的帝国主义霸权扩张和殖民政策以及对在位的经济领先国家的战争，不断增强和巩固自身在技术与经济上的优势。当今世界大变局如果得以顺利推进，大概率将在不触发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战争情况下发生，这是因为，人类现有的技术水平意味着，触发传统形式的世界大战，几乎就等同于宣告整个人类的灭亡。同样重要的是，在共同应战技术对经济制度和人类的不利威胁时，在位的经济领先国家与新兴的经济领先国家之间，也有强烈的合作需要。
    总体而言，在传统的战争形式缺位的情况下，在技术与经济制度的矛盾进一步尖锐化的情况下，当今世界大变局的推进动力，将更强烈、更充分地寄托于经济制度创新的较量之中。
    （三）当今世界大变局下经济制度创新的三重任务
    前文已经论述，经济制度创新是应对形势复杂的当下世界大变局的关键。不同国家在经济制度上所做出的不同安排与选择，将决定未来国家间竞争的成败。历史地看，“把制度搞正确”是一个困难的、耗时的和引发矛盾的过程[32]12。当今世界大变局给经济制度创新提出了三重任务。其中，前两项是过往的世界大变局中遗留下来的未尽任务，第三项则是当今世界大变局下的新任务。
    首先，经济制度创新既要能解决好经济的量的增长问题，又要能解决好经济的质的发展问题，二者缺一不可。其一，需要有必要的经济的量的增长，但不要盲目追求经济总量的增长，经济总量的增长应该是经济在质的发展后的自然结果。一个国家在经济总量上占优，并不代表这个国家拥有的经济优势在中长期是稳定和可持续的。比如，17世纪末，荷兰拥有强于英国的经济实力。1600年到19世纪20年代，荷兰的人均收入水平是欧洲最高的[33]66。在17世纪，荷兰经历了与英国的三次战争，其海上霸权受到了大大的削弱，但其经济领先的地位没有被完全撼动。直到1700年，荷兰的人均GDP为英国的1.5倍，是除意大利以外的世界其他所有国家的2倍以上[33]82。但这一年，如诺思指出的，英国作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已经成功地取代了荷兰[7]176。一味看重经济总量的大小，容易制订错误的政策。从1700年到1820年，中国占全球GDP的比例从22.3%提高到32.9%[34]，但是，此时的中国显然不在世界经济领先国家之列。这是需要谨记于心的教训。其二，有一些国家拥有突出的经济制度优势，却没有能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领先大国。法国经济学家米歇尔·阿尔贝尔提出了莱茵资本主义模式，它的典型特点是抑制贫富分化。广义的莱茵资本主义奉行者包括注重社会福利的德国、北欧国家，甚至日本。但在经济全球化的竞争态势中，这些拥有经济制度优势的国家，在经济总量的竞争上，敌不过奉行新自由主义的美国[35]。以史为鉴，经济制度创新，需要持续不断地从制度优势转化为中长期可持续的经济超常增长优势。
    其次，经济制度创新既要能够解决技术创新的问题，又要能够解决不平等的问题。解决不了技术创新问题，就没有经济增长，更不具备引领世界经济的能力；解决不了民生、就业，公平与平等，满足不了广大人民的发展需求，就不可能有可持续的经济繁荣。为此，经济制度创新，既要有引领技术的有序变革的能力，又要能够跨越不平等的鸿沟。美国作为当今世界经济领先国家，它面临的挑战是技术创新与不公平的经济制度交织在一起的混合物。到目前为止，美国是世界上技术实力最强的国家，但美国沉浸在“亲企业的政治环境”中，政治体系日益失灵。在美国，有一批权力和财力惊人的技术公司，它们被称作为“巨怪企业”。据统计，美国技术界最富有的9位亿万富翁财富加起来超过了世界上最穷的18亿人[30]106。欧洲作为世界经济领先地区，经济不平等的程度不如美国那么严重，但其经济不平等的加剧化趋势也是确凿无疑的。更糟糕的是，为了少许收敛的不平等，欧洲大国牺牲了自身在应对新技术变革上的效率。在硅谷的一批最有野心、最强大的科技公司主导的塑造人类未来的数字化创新的攻势下[21]45，像德国这样的欧洲强国，几无还手之力。
    最后，经济制度创新既要能解决加快技术进步的问题，又要能解决加强约束技术进化的问题，二者同样缺一不可。不能加快技术进步的经济制度是低效率的。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显著的技术进步，其经济增长难以持续，要不然，就是非理性的繁荣或扭曲的经济增长。美国作为世界经济领先国家，保持了自身在推动技术进化上的经济制度优势，但当今世界经济遇到的难题是，美国引领的技术进步，不仅不足以支撑世界经济的持续稳步增长，还对各国现存的相对稳定的经济社会秩序构成了巨大的冲击。从人类的立场看，技术进化或现代化的本质不是孤立于人的技术活动，而必须是人类文明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需要更高层次的人文主义与科学精神的统合[36]24，才能确保人工智能、基因工程等先进技术沿着对人类安全、有益的伦理与治理方向进步。
    展望未来，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或者是任何其他国家，谁创新出更具有竞争优势和更胜任世界大变局下的各项发展任务的经济制度，谁就有望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发展方向的主导性力量。
    五、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优势及治理效能
    本文认为，面对世界大变局给经济制度创新提出的三重任务，需要跳出以欧美国家为代表的、导向一致性和趋同性的主流经济制度设计的先验性假设[11]，将经济制度创新的关注点转向那些与现行的主流经济制度相异质的制度元素，寻求能够驾驭复杂问题和新变化的制度方案，创造出能够包容更丰富的多样性的新的经济制度体系。
    我国的经济制度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和创新潜力。习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与国的竞争日益激烈，归根结底是国家制度的竞争。”[37]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的党和人民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尽管还不完善，但无论如何，“总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已的资本主义制度好得多。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这是资本主义绝对不可能做到的。”[38]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以来，党把制度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党的十九大明确了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的目标。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做出了新的概括。《决定》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项制度并列，都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39]。
    以下将探讨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兼容多重的制度逻辑、实现跨层次的多元主体共同治理和组合进化3个方面，拥有的相对于欧美发达国家经济制度的优势。这些制度优势决定了中国拥有成功完成当今世界大变局提出的三重任务的较大可能性。当然，也要看到，在国家治理实践中，我国经济制度仍然有诸多不完善的地方。以我国现在所处发展阶段看，还需要更多年的高速增长才能赶上世界上最发达经济体的生活水平[40]。面向2049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国基本经济制度需要加快从潜在的制度优势，向实实在在的国家治理效能转变。
    （一）实现与多重制度逻辑更加兼容的经济制度创新
    20世纪欧美经济领先国家建构的经济制度中，充斥着运用一元制度逻辑和两分法的传统思维来分析和认识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的情况。比如，公有与私有之分，政府与市场之分，制造业与服务业之分，效率与公平之分，经济增长目标与社会福利目标之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分，等等。按照欧美经济制度的逻辑，发展了公有部门，就会限制私有部门的发展；政府参与经济的势力强大了，就会挤占市场的空间与作用余地；服务业的发展，必然与制造业争夺资源，替代制造业在国民经济所占更高比例为经济结构高级化的发展趋势；保证经济效率，必然损害社会公平；追逐经济增长目标，难免以牺牲社会目标和环境保护责任为代价，等等。上述的多制度维度冲突的经济规律，其实，只是在特定的经济制度范式下是有效的。在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的带动下，在现实世界里，这些林林总总的两分事物之间的界限正在模糊化。在复杂情境中，经济活动可以有多种多样变化的可能。
    21世纪的世界经济，追求的不是经济增长的单一目标，而是恰到好处的、复合型的经济增长。今天，人类需要的是符合绿色发展要求的经济增长，是与生态环境和谐共处的经济增长，是与人类伦理不相违背的技术进化，是与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不相违和的经济繁荣。以上这一系列内生了多重目标的新的发展要求，需要受不同制度逻辑支配的因素的共同协作发力。这些实践中的新问题对现行的经济制度体系构成了巨大冲击，需要修正或重建现行的经济制度体系。面对经济实践的复杂性以及多重目标的发展要求，唯有包容多重制度逻辑的经济制度创新，才有可能胜任这些艰巨的挑战。
    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一种兼容于多重制度逻辑的制度体系，有更好地适应多重目标发展要求的制度优势。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新性地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这两种曾经被视作为截然矛盾的一对制度集成在了一起，构建了一套迥然有异于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取得了卓越的经济持续增长成就。波兰尼（Karl Polanyi）视批判自由市场经济为己任，深刻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对人类社会的破坏性与危险性，他指出，市场经济在工业上的惊人成就是以牺牲社会的代价换来的。本质上，社会主义是工业文明的先天倾向，这种倾向试图使自律性市场服膺于民主社会的方法，以超越自律性市场[41]265。西方学者主要是从对资本主义批判的角度，来批评市场经济制度的局限性，但没有办法拿出行之有效的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缺陷的实践方案。
    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前，长期效仿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将市场经济视作为异质性的制度安排，改革开放后，立足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探索的经验与教训，大胆地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代替了计划经济，起着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在微观企业制度层面，破除了传统公有制尤其是单一公有产权模式的弊端[42]，突破了单一逻辑制度束缚，开创了我国经济高增长的新局面。在微观经济结构上，我国也从过去的公有制经济占95%以上的单一制度逻辑转向了鼓励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多重制度逻辑，不同所有制代表的不同制度逻辑的经济成分组合在一起，创造出来了多种多样的不同所有制成分的混合与竞合方式，创造了集成经济效率优势的全新的可能性。在分配制度上，我国允许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既推崇和强调以劳动为核心的相对公平的分配制度逻辑，又兼容于突出资本的重要性的激励性相对较强的分配制度逻辑，为各地区、各行各业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因地制宜和富有灵活性的激励安排。与美国的分配制度相比，我国的分配制度更突出数量广泛的劳动者在要素报酬分配中的占比；与北欧、德国等国家的分配制度相比，我国的分配制度更突出有生产贡献的资本及其他关键性的要素在要素报酬分配中的占比。这种对以不同要素为核心的分配制度的平衡性的综合安排，使我国的分配制度能够胜任多方面的生产活动要求。
    （二）实现跨层次的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经济制度创新
    跨层次思维的运用指向的是多元主体共同治理[43]的制度安排，不仅需要明晰在不同层级、高度多元化的主体发生的行为机理，而且还需要注意不同层次的不同主体之间的关联关系，以及不同主体经济行为的交互影响与因果关系。跨层次的多元主体共同治理，有助于将那些已经被复杂的概念和理论分割得支离破碎的、散落在社会各层次的一个个主体重新整体化，动员他们一道参与经济制度创新，共同解决好经济社会治理中的各种不治顽疾。奥斯特罗姆[32]为建构跨层次思维的共同治理，提供了可实践的制度设计框架。她主张，通过识别复杂社会情境来构造制度穹顶，在制度穹顶之下，构建具有混合特征的、跨层次的多中心的共同治理体制，每个作为整体的构成部分的中心在特定的制度穹顶下，各自有相当的自由度来制定和执行更加贴近基层治理实际的规则。这种在制度穹顶设定的一个总体规范下各个部分或多中心协调合作的共同治理的制度架构，有助于寻找最大的可能性，来探索能容纳更多的多样性和创造性的制度活动，支持和鼓励所有的制度参与者，各自发挥出与解决自身现实问题相称的智慧与能力。
    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作为国家治理制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嵌入在跨层次的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体制机制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性质、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是经过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形成的[44]。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国家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的基本原则[37]，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制度穹顶。民主集中制的核心性制度安排包括2个方面：一方面，是人民性。人民性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主体归属和最终目的要求[36]21。人民性决定了我国制度实现的是实质上的民主，不同于西方在选举形式上的民主。毛泽东指出，我们建立的“是一个真正适合中国人口中最大多数的要求的国家制度”[45]。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衡量一个社会制度是否科学、是否先进，主要看是否符合国情、是否有效管用、是否得到人民拥护。”[37]什么是我们的民主？就是为人民服务，就是要为绝大多数的人服务——这是我们的一切经济社会制度，区别于欧美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之处。民主本质上的差异决定了欧美发达国家的制度从经济上到政治上总是在不可避免地蜕变，成为了只为1%或为5%的人服务的不平等的经济社会制度。另一方面，民主集中制要求坚决地执行集中制。在经济制度中具体体现为，有为政府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在有为政府的内部，要坚持有力的核心领导。有关核心和集中的制度要求，是确保将以人民为中心的穹顶制度全面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工作中去的根本性制度保障。
    在经济实践中，我国形成了政府主导下的多层次主体与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经济制度体系。不少学者探讨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奇迹，与我国的充满多样性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以及激烈的县际竞争中的多元博弈格局之间的紧密关系。本文认同这类观点。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大国，我国既面临纵向的自上而下的、不同层次主体之间的发展诉求差异的挑战，又面临横向的、不同区域之间发展极其不平衡的挑战。发展县域经济，倡导自下而上的基层治理制度之间的良性竞争，是我国运用跨层次的多元主体共同治理体制，创造性地解决复杂的实践问题的关键性的制度安排。
    （三）实现与技术组织进化相同步的经济制度组合进化
    技术组织进化，对经济制度创新提出的新要求，已经无法在现行的机械的、“无机化的”经济制度框架下得以满足了，人类需要发展“有机化的”经济制度，使经济制度具备与技术进步相称的组合进化的能力。只有兼容于多重制度逻辑与嵌入于跨层次的共同治理的经济制度，才有可能真正走向组合进化的创新方向。首先，是包容多重制度逻辑的经济制度的组合进化。在这个过程中，组合演化出来的经济制度会对异质性经济主体的不同利益予以最大可能的保护，而不是采取非此即彼的、消灭异质性的简单做法来解决现实中的经济社会问题。其次，是各层次的、行之有效的经济制度的组合进化。在不同层次、不同构成部分的制度竞赛中，只要是对制度穹顶有贡献的制度片断，都可以上升、传播和复制到其他层次和其他构成部分，并与其他层次和其他构成部分的有优势的制度片断进行重新的组合与优化。最后，是多重制度逻辑与跨层次的共同治理机制的组合进化，以指数级的经济制度创新，来应对传统经济制度体系无法驾驭的各种实践挑战。在传统的经济制度约束下，人们的行为选择是极其有限的，但是，在组合进化的经济制度框架中，人们将拥有无数的充满多样性的行动方案可供选择。人的多样性，不再被囚禁在看似确凿无疑和坚不可摧的旧的经济制度规范的牢笼之中，而将被赋予自由裁决与自由行动的足够余地，在组合进化的经济制度下，人类将有可能得到极大的解放。
    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有组合演化的巨大潜力。首先，将宏观层次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微观层次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结合起来，再将多种分配制度融入其中，这构成了我国特有的既兼容于一组组看似矛盾与冲突的制度逻辑又具有跨层次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特征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组合创新。其次，从历史的维度看，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及其依托的社会制度，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深刻的组合演进的逻辑层次。这些制度“植根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所积淀的浓厚历史文化传统，吸收借鉴了人类制度文明有益成果，经过了长期实践检验”[43]，它们表现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同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样的经国序民的国家治理的历史智慧的紧密结合，形成了不同历史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制度创新成果。最后，从空间和范围看，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我国正在大力拓展自身的基本经济制度进一步演化的战略纵深。在对外交往中，我国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倡导尊重文明多样性，求同存异、取长补短，推动不同文明之间在开放经济格局下的交流互鉴。这使得经过我国实践检验的基本经济制度，有望通过共享、共通，运用到世界上为数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与它们的本土化经济社会文化制度进行组合演化。依照这种模式，我们既为这些国家提供更加丰富的经济社会制度选项，使他们能够根据自身发展实际需要，创造能够解决不同实践问题的形形色色的新型的国家治理安排；同时，这些国家的制度经验，又可以帮助促进中国经济制度的进一步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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