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全球价值链演进动向及应对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内外部危机，民粹主义和孤立主义不仅会进一步强化全球价值链的收缩态势，还将加快重塑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改变不同行业供应链的跨国治理机制，全球化时代建立起的各种经济关联和多边规则面临严峻挑战。
    新冠肺炎疫情成为全球价值链阶段性收缩的“加速器”。作为过去30年来这一轮全球化的重要产物，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下全球价值链受到供求两侧压力挤压，出现局部断裂，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全球一体化生产网络暴露出其固有的脆弱性。另一方面，由于疫情期间世界各国普遍遭遇医疗和生活物资短缺的困境，面对供应链安全形势恶化的局面，曾经作为实体部门资本和生产转移主体的主要发达国家开始着手恢复国内产能布局，推动新一轮供应链“内向化”。
    在这种情况下，不少观点将新冠肺炎疫情视为全球化停摆的“导火索”。然而，深刻观察全球化演进动力机制可以发现，伴随着新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蓬勃的兴起，全球价值链扩张放缓的势头已然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凸显出全球价值链分工方式及收益分配的内在风险，并将增加世界经济“去全球化”、全球供应体系“去中国化”的风险。
    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区位条件、制度环境和国际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基于这些事实，中国经济增长趋势从根本上是由国内经济基本面以及全球经济大环境共同决定的。长期来看，不断加大的开放力度、巨大的经济体量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及良好的基础设施、丰富的人力资源和强大的产业配套能力仍是中国参与国际分工、并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持续攀升的重要因素，这些条件和优势并不会随新冠疫情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应进一步深入研判中美大国竞争和重大风险事件共同加持下发达国家研发设计、中国生产制造、其他发展中国家原材料和能源供给的“共轭环流”的全球一体化生产体系遭遇的严峻挑战。疫情中供应链中断等短期风险固然导致成本上升，致使企业竞争力受损，但长远来看，技术封锁、规则脱钩等更大的隐患则将使跨国公司的风险偏向弱化，并改变其长期投资决策，通过供应链布局调整对冲风险成为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治理的重要应对策略。同时，基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变化的内在推力以及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对国际分工方式和供应链体系的影响同样深远。
    长期来看，开放是全球化的主基调，但全球化的历史演进一波三折，其进程复杂多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成本驱动、资本加持的这一轮全球化告一段落，应审慎选择中国今后的全球化立场和战略。随着新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下全球化动力机制加快切换，世界范围内“反全球化”势力此起彼伏，中美经贸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共同引发国际竞争格局剧烈变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图景更加清晰，未来10到20年全球治理难度增大。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是中国经济抵御外部风险、转向内生性增长的“压舱石”。因此，要高度警惕新冠肺炎疫情的负面影响，全面客观把握全球化的演进规律和方向，科学客观研判“后疫情时代”全球科技创新、国际贸易规则重构的方向，在坚持维护多边机制、推动全球治理改革创新的前提下，化危为机，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维护国内产业生态，整合区域价值链，构建面向大国竞争的全球供应体系，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确保“打赢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
    杨丹辉.疫情下全球价值链演进动向及应对[N].国际商报,2020-09-11(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