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开放的理论创新与伟大实践——建党百年的历史回溯和当代使命

    摘要：百年的光辉奋斗历程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是封闭的政党。以当代马克思主义为指引，中国共产党牢牢把握历史前进的大势和规律，将中国革命和建设融入世界的发展。在不同历史阶段，根据特定发展目标，党始终坚持独立自主、互利共赢的原则，不断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对外开放模式，发展完善开放思想和理论体系，在对外开放各个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主动迎接百变未有之大变局下的机遇和挑战，以新发展理念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高质量发展，树立新型全球治理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奋力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对外开放；新发展格局；全球治理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优势学科项目（产业经济学）。
    一、引言
    从1921年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走过了整整一百年的辉煌历程。“‘不懈奋斗史’‘理论探索史’‘自身建设史’，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主流和本质”[1]，这条历史轨迹清晰地贯穿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和主要领域，同样也是党引领对外开放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基本脉络。关于党的对外开放思想的演进以及取得的成就，学者们已经做出了较为系统的回顾和总结[2-6]，这些研究意在发现中国对外开放路径和模式所蕴含的理论逻辑。其中，张宇燕（2018）指出，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得自于贸易增长、技术进步和制度完善的“三位一体”的收益，而在这三种收益获得的过程中，对外开放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实践上都扮演了先行者角色[7]。毫无疑问，中国特色对外开放理论和政策体系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但以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等为代表的各个时期党的主要领导人对开放思想和重大决策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8-10]。值得注意的是，近期为庆祝建党100周年推出的系列成果都强调了“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是封闭的政党”，并高度肯定了党在成立之初便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的判断作为开展对外交流合作逻辑起点的正确认识[11-13]。应该看到，在不同发展阶段，党始终坚持独立自主、互利共赢的原则，不断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对外开放道路，实现了由传统封闭社会向现代开放社会的根本性转变[14]。站在建党10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本文的分析思路基于时间维度，同时又尝试以更开阔的视角，发掘中国对外开放理论和实践的创新点，探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共产党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当代使命。
    二、中国共产党对外开放思想的演进与理论探索
    作为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主动将中国革命和建设融入世界的发展。在不同历史阶段，根据特定发展目标，党的开放思想和理论体系逐步完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在带领新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百年历史进程中，牢牢把握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一般规律和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动态变化，逐渐形成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等重要思想和理论。”[11]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对外开放理论做出了特色鲜明的“中国贡献”。
    （一）党的早期对外开放思想
    中国共产党创立之时，旧中国饱受西方列强强加的各种不平等条约的压迫，丧失了对外贸易自主权和海关监管权，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设民主富强国家的历史使命赋予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信念和追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将取消中国同外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作为革命斗争的主要目标[11]，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在封闭条件下开展经济活动。实际上，无论是在大革命时期还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汲取封建王朝闭关锁国导致中国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深刻教训，积极吸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有关资本主义时期世界市场形成以及各民族互相往来、互为依存的分析和判断，对外国资本进入、工商业经营采取了包容和接纳的态度[2，11]。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提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并不反对与世界各地的资本主义的政府重新订立完全平等的条约。在苏维埃区域内这些国家的人民在不违反苏维埃一切法令的条件之下，可以有经营工商业的自由。[15]”1944年，中共中央做出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强调：“在双方有利的原则下，我们欢迎外国投资与技术合作。[16]”1945年，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个方面：主要是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同时借助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于中国经济的条件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1946年，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解放区外交方针的指示》进一步规定，在不损害中国主权的前提下，“允许外国人来经商、开矿及建立工厂或与中国人合作来经营厂矿。[2]”从这些早期探索来看，党始终把维护国家主权独立视为对外开放和经济交往的先决条件，为发展中国家处理与现代化先行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范本。
    （二）中国特色对外开放理论的发展与完善
    （1）开放与创新中的产业配套和进口替代。对于通过革命实现民族独立解放的后发国家而言，彻底摆脱对西方国家政治、经济、外交上依赖的愿望尤为迫切，这成为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众多发展中国家积极寻求进口替代的根本动因。然而，当时实施进口替代策略的发展中国家却鲜有成功的实例，相较确立出口导向的“亚洲四小龙”，进口替代战略下僵化封闭的国内政策不仅导致这些国家和地区市场扭曲，而且外汇长期短缺使其对国际初级产品市场产生了更严重的结构性依赖。进口替代策略“有意栽花花不开”的原因在于背离了基于比较优势的分工和贸易的基本原理和客观规律，割裂了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之间的联系。由于对外国资本介入本国经济活动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甚至是一定的敌意，实行进口替代的国家和地区将开放部门囿于少数“飞地”之中，致使资本和外汇“两缺口”矛盾迟迟得不到缓解，国内产业和开放部门因此双双“失血”“失效”[17]。在这方面，中国的开放策略也经历了试错和纠偏的过程。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政府接管海关，彻底摆脱了旧中国对官僚资本和外国垄断资本的依附。但受制于当时的政治外交局势，20世纪50年代我国对外开放采取了对前苏联东欧国家“一边倒”的模式。中苏关系恶化后，中国动员有限的出口创汇，尝试通过进口机器设备满足国内工业化的需求，却因未能很好地处理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的关系，对外经贸受限多、规模小、发展慢。1978年以来，中国对外开放的理论支撑点重归国际贸易和分工的经典范式，随之而来的是开放导向的重大转变，对外资进入秉持较大的包容促使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在较短时间内集中释放，“中国制造”快速占据了国际市场。如果对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及其带来的收益的认识仅仅停留在传统贸易理论，中国是很难用40年的时间成就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的壮举和伟业的。众所周知，西方主流国际经济学存在一定的内在缺陷，依据其经典理论，发展中国家以出口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参与国际分工的路径会不断固化，引发“低端锁定”，进而陷入所谓的“比较优势陷阱”。即使遵从当下得到普遍认可的弱比较优势理论，发展中国家仍然难以在短期内改变既定的分工模式[18]。20世纪80年代，顺应全球产业转移的潮流，中国适时调整对外开放策略。40余年的经验表明，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在提升要素配置效率的同时，赋予了中国决策者和企业家开阔的视野和敏锐的洞察力。恰恰在与国际市场和跨国公司多点互动的过程中，国内企业一方面受到外部竞争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收获了学习机会和溢出效应。更为可贵的是，对外开放使我们看到了与领先国家的差距，从而准确识别出创新对于后发赶超的关键性作用。得益于新中国成立后党对工业发展的高度重视和集中投入，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就已逐步打造出相对自主的产业体系，特别是经过21世纪初的加速重化工业化，中国产业体系的完整性和强韧度得以进一步强化。凭借日益增强的产业配套能力和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中国形成了分工深化与技术进步并立、开放部门壮大与国内产业体系完善相向而行的局面。在“开放和创新”双轮驱动下，中国式进口替代走出了有别于以往发展中国家的成功之路，这也是中国对外开放理论和实践对后发国家最具借鉴意义的贡献之一。
    （2）开创有中国特色的渐进式开放模式。不可否认，1978年之前我国对外开放虽然具有较为明确的政策导向，但在较长时期并没有形成体系化的制度设计，更不具备内生性、机制性的制度创新条件。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迎来了对外开放的重大历史机遇，具备了扩大对外开放的内在动力和外部条件。“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19]这是邓小平同志对冷战结束后世界发展特征的高度概括。改革开放初期，决策层并未明确开放的长期目标，而是采取了很多实验性、局部性的政策措施进行探索试错[20]，通过开办特区和各种形式的试点示范，中国对外开放走出了由点到面的推进轨迹，产生了“窗口效应”。这种渐进式的开放模式与同一时期国内改革的路径高度契合，“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作用十分突出。同时，由于开放政策的成效往往会伴随着显著的示范和激励作用，因而不断被复制、推广和提升。总体来看，坚持探索实践渐进式、有梯度的对外开放使中国从全球化中持续获益，而开放领域获得的增量改善效果不仅弱化了经济转轨和体制改革带来的震荡，也为应对加入WTO、亚洲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中美经贸摩擦、新冠肺炎疫情等一系列外生性变化提供了市场和制度两个层面的有效缓冲。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制度红利的积累和释放，对外开放的“路径锁定”逐步被固化和强化，每当国内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遭遇障碍和阻力，中央政府总是倾向于从开放领域发力，通过投放新的制度供给，力求在开放部门率先实现突破，海南自贸区的高标准建设是这种开放思路的又一典型例证。这一方面有利于开放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另一方面也对新形势下优化改革与开放的互促机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世界范围来看，主要经济体的发展格局均表现出以国内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特征，这是进入后工业化时期一个成熟经济体转入内生性增长的必然结果。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利用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同时，后发国家在推进经济现代化进程中可能存在的“后发劣势”对我国向全球价值链更高端环节攀升构成了一定的抑制作用，这些后发劣势集中表现为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的短板弱项以及制度性国际话语权的缺失。在由资本逐利驱动的全球化范式下，世界经济规则和国际经济秩序仍由先进国家主导和支配。当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发展到一定程度，国际竞争力日益增强、经济规模迅速扩大和国际经济地位得到显著提升以后，后发国家与先进国家之间可能会发生全面贸易摩擦，制约后发国家的经济现代化进程[21]。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世界经济进入较长时期的深度调整，全球价值链收缩，外需不振，导致中国进出口增速相较加入WTO初期有了较为明显的下滑，继续扩大开放则面临动力不足，抓手不多的困难和障碍[17]。面对不确定性增多的国际环境，中国共产党以新发展理念推动二次“思想解放”，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做出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共进新发展格局的重大决策。围绕新发展格局的科学内涵以及中国开放策略调整的现实背景和外部环境，学术界开展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17，22-23]。2021年1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习近平强调“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决定的”。习近平这一重要讲话进一步凸显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定位和重要价值。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三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24]。“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25]这既是中国共产党基于发展形势和历史方位对中国开放理论的深化和模式拓展，也为新时期扩大对外开放、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指明了实现路径。
    三、对外开放的实绩与成就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对外贸易管理体制经历了数轮重大变革，对外经济贸易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显著提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当前，对外开放的国际环境和制度条件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并加快迈向贸易强国。
    （一）进出口规模持续扩大，贸易结构不断优化
    （1）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进出口规模扩大是中国对外取得的最突出的成就之一。1950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仅为11.3亿美元，到1978年增至206.4亿美元，2020年扩大到49 281.5亿美元^①，1978年前，我国对外贸易虽有发展，但总体水平滞后。从建国后到1978年，我国对外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始终未超过1%，这一比值不仅低于发达国家，甚至落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1977年和1978年，我国出口商品总额不及日本汽车一个产品的出口额[26]。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实绩主要是1978年之后实现的，40余年来，进出口规模扩张带动我国在国际贸易中地位不断提高。据WTO统计，2013年中国超过美国跃升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②。再从贸易差额的变动情况看，在相当长时期内，由于出口创汇能力有限，我国外汇储备家底薄，难以满足商品进口和技术引进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WTO之后出口规模持续快速扩大促使贸易顺差大幅增加，我国贸易顺差由1950年的-0.3亿美元升至2020年的5 685.3亿美元（见表1）。规模庞大的贸易顺差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撑，从根本上缓解了国际收支的压力，是中国综合国力提升的重要标志之一。
    ①2020年进出口数据来自《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并折算为美元。
    ②据WTO统计，2013—2017年，除了2016年居第二位之外，其余年份中国均是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
    表1 1950—2020年中国进出口规模及贸易差额的变化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2020年的数据来自当年的统计公报，其他年份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2）服务贸易发展提速。相比制造业，我国服务业开放起步较晚，整体发展和开放水平有待提升。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服务领域对外开放进程明显加快，带动中国服务贸易进入发展新阶段。近年来，数字经济引领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服务的可贸易性大大增强，服务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占比不断上升，服务贸易发展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国家连续出台促进服务贸易发展政策措施的作用下，“十三五”以来，中国服务贸易平均增速高于全球同期水平。2019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达到5.42万亿元，连续6年位居世界第二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中国服务进出口规模有所下降，但服务贸易结构逐步改善，集中表现为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占比提高。2020年，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20 331.2亿元，同比增长8.3%，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44.5%，增加9.9个百分点。服务贸易不仅正在成为推动中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而且为全球贸易结构转型和世界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初期，进出口规模均比较小，多个年份保持小幅顺差，但过去10年来，日益开放的国内服务市场释放出大量进口需求，金融、物流、专业服务、文化影视等服务进口快速增长，使得服务进口增速持续快于出口，进而导致服务贸易逆差扩大。这既是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真实表现，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中国服务领域扩大开放的积极进展。
    （3）外贸结构优化取得积极成效。作为后发国家，中国工业基础薄弱，旧中国主要工业品生产能力严重不足，人均工业品消费量极低。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时期内，贸易结构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善，出口产品仍以农副产品为主，约占出口总额的70%，进口则以生产资料为主。1953—1978年，生产资料进口占进口总额的比重约为80%。为缓解国内市场供给长期短缺的矛盾，1978年之前，我国主要从国外采购机械设备、工业原材料以及农用物资。改革开放后，工业部门加快开放，大量外资进入第二产业，带动我国工业制成品生产和出口能力快速跃升。2019年，初级产品出口仅占我国出口总额的5.36%，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则提高到94.64%，远高于制成品出口占比70.13%的同期世界平均水平^③。目前，中国不仅是劳动密集型产品重要出口国，而且早已成为全球机电产品和高技术产品的主要生产国和提供者。据世界银行统计，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占比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超过了高收入国家的水平（见图1）。当然，这一比值更多地反映出中国在高技术产业全球价值链上处在终端制造环节的总体分工地位。另从进出口市场结构看，我国主要贸易伙伴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扩展到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再到辐射全球市场，目前中国已成为19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沿线国家在我国对外贸易市场格局中的地位不断提升。2020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93 696亿元。其中，出口54 263亿元和进口39 433亿元。占比分别达到29.1%、30.3%和27.7%。
    ③中国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世界数据来自WTO,World Trade Statistical Review 2020。
    
    图1 1988—2017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
    资料来源：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
    （4）出口竞争力巩固提升。1978年之前，我国在国际市场上比较抢手的出口产品主要是一些特色农副产品、传统工艺品以及部分优势矿产原料及初加工产品。当时国营外贸公司只需要完成国家下达的进出口计划和换汇任务，并不真正关心交易条件和外贸效益。改革开放前，中国传统出口产品有限的竞争优势基本上来源于资源禀赋和独特的工艺，由于技术、标准、质量管理等现代产业竞争力长期缺位，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一些优势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逐渐沦为质次价廉的低档货。改革开放的市场化激励为中国企业和出口产品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有力支撑。首先，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需求共同推动中国工业生产和出口在较短时间内飞跃式的发展，由此带来的规模效应成为中国工业从小到大、由弱转强的基础。其次，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时间内，受制于国际环境和国内政策导向，中国一直是工业基础薄弱、技术落后、人均资源占有量较少的发展中大国。1978年之后确立的对外开放国策丰富了中国工业的资源利用渠道，这种外部资源包括能源矿产、先进技术以及管理经验等，有效缓解了中国加快工业化发展的资源瓶颈。再次，对外开放使中国制造的比较优势充分释放，大量农业劳动力转向工业领域，分享了工业化的成果。借助这些有利条件，中国工业制成品的国际竞争力总体上保持上升的态势，逐步形成了规模优势和竞争优势（见表2）。
    表2 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竞争力的变化
    
    数据来源：根据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WTO 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计算。
    （5）国际分工地位日益增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1950—2020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增长了4 361倍，而据WTO统计，1948—2019年世界贸易总额增长了310倍。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40余年中，中国不仅对全球贸易增量的贡献十分突出，而且伴随着世界市场份额的此消彼长直接改变了世界贸易格局。来自WTO的数据显示，1979年，中国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仅为0.75%，美国、日本和德国所占比重分别为11%、10.8%和7.4%；2009年，中国出口份额上升为8.7%，美、日、德三国的比重分别为8.3%、5.1%和9.5%。2007年，中国出口跃居世界第二位，扣除欧元对美元升值等因素，我国出口当年的实际排名世界第一。2019年，我国占世界货物贸易出口比重达到13.6%，进一步巩固了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的地位。通过主动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国经济与世界商品和要素市场建立起了越来越多的连接点，见证了国际分工方式和格局的变迁。近年来，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参与方式由产品分工向要素分工、由产业间分工向全球价值链上的产业内部分工延伸，成为全球化的受益方。同时，应该看到，尽管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稳步提升，但由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主要凭借低价的生产要素参与国际分工，导致中国经济对国际市场和外部资源产生了依赖。随着世界各国产业结构的关联性和互动性增强，一方面，中国的产业体系作为一个开放系统，在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的互动影响中运行调整，为我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多机遇；另一方面，分工模式和参与角色的固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结构调整的自主性。
    （二）从争取关税独立到积极推动贸易便利化
    旧中国不具备经济主权，就连关税征管都把持在帝国主义列强手中。1922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深刻指出：“外国资本主义为自己的发展和利益，反扶助中国军阀，故意阻碍中国幼稚资本主义的兴旺”。这一时期，党领导的关税斗争为争取中国经济独立自主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1925年，帝国主义列强向北洋政府提议召开关税特别会议，允许中国开征2.5%附加税。这表面上是帝国主义国家做出的让步，但实则是其拉拢北洋政府、缓和中国民族情绪的“缓兵之计”。中国共产党识破了帝国主义的“伎俩”，坚决主张无条件关税自主。李大钊同志组织发起了“关税自主”的抗议示威，成功阻止了西方国家与北洋政府勾结召开“关税特别会议”图谋，取得了关税斗争的阶段性胜利[27]。
    新中国成立后，彻底扭转了鸦片战争后百余年在各种不平等条约下被迫接受“协定关税”的不平等局面，中国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关税政策独立自主。然而，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全国未制定统一的税收法规，各地关税税则并不相同。1951年开始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税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海关税则暂行条例》完成了税则统一。总体来看，1950—1995年，我国关税政策的保护色彩比较浓重，关税水平偏高。这种关税政策导向既有通过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扩大财政收入的考虑，也有以高关税抑制外国竞争、保护国内产业、维护自主工业化的“进口替代”目的。其中，1951—1978年，我国关税总税率高达52.9%，此间虽有所调整，但总体水平未降。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顺应全球贸易自由化趋势，并为“复关”和“入世”创造条件，我国主动大幅降低关税，关税减让驶入快车道。2017年，我国关税平均水平由加入WTO前的15.3%降至9.8%。2018年以来，为扩大进口，促进对外贸易平衡发展，我国先后实施4次自主降税，关税总水平进一步降至7.5%（见图2）。调整后的中国关税总水平在世界范围内处于中等偏低的水平，低于多数发展中国家，与我国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及经济发展阶段基本匹配，但与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的降税空间。2016年，中、美、欧、日的实际加权关税税率分别为3.54%、1.67%、1.96%、2.55%。同时，由于我国实行间接税制，为避免重复计税，1985年国家决定实行出口退税政策，这标志着我国开始运用关税手段调节出口结构。在关税减让和出口退税政策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关税收入虽然在较长时期内保持增长，并于2017年达到峰值，但关税收入占各项税收的比重却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1988年占比为10.88%）持续下降，2018年这一比值仅为1.82%（见图3）。在大幅度调低关税的基础上，我国通过扩大开放领域、实施负面清单管理、落实放管服、加快海关电子化信息化建设等政策措施，不断拆除非关税壁垒，不仅在改善通关效率、降低外贸企业经营成本等方面成效显著，而且这些政策实践推动我国成为全球贸易便利化措施等WTO议题的主要倡导者，促使我国贸易便利化水平显著提高，营商环境逐步优化。
    
    图2 1951—2018年中国关税总水平的变化
    资料来源：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
    
    图3 1951—2018年中国关税收入及占税收总额的比重
    资料来源：根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的数据计算。
    （三）资本双向流动加快，“两缺口”矛盾得到根本性缓解
    由于国内积累能力薄弱，我国资金和外汇短缺的问题长期存在。1978年之前，中国以政府借款等方式从苏联以及一些西方国家引进资金，主要用于购买技术设备和重大项目建设。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开始通过吸引外商投资，获得经济发展的资金和技术。丰富的低成本劳动力、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从最初的优惠政策到政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制度建设，以及经济持续增长培育起的庞大国内市场，共同构成中国利用外资的动态区位优势，吸引越来越多外商到中国投资。1979—2020年，中国累计吸引外商直接投资20 614亿美元。另据商务部统计，自1980年我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成立以来，截至2020年，全国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突破100万家。值得注意的是，新冠疫情发生初期，部分外资企业处于分散风险的需要外迁，而到2020年下半年，中国疫情全面控制，国际投资再度快速流向中国。来自联合国贸发会的数据显示，2020年国际直接投资大幅下降42%，但中国吸收FDI达到1 630亿美元，逆势增长4%，超越美国首次成为FDI流入最多的国家。这表明强劲的经济韧性正在转化为全球供应链体系对中国市场潜力和产业配套的高度黏性。总体来看，利用外资对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加快要素配置全球化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外商投资企业在扩大出口、增加税收、吸纳就业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外商直接投资结构变化对中国产业升级具有一定的引领作用。1993—2012年的20年间，实体经济部门一直在吸收外资中占据首要位置。2013年，第三产业利用外资反超第二产业。2018年，制造业利用外资占比有所反弹，达到30.3%，电子通信、医药、计算机、航空设备等高技术制造业吸收外资占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的比重超过35%。
    20世纪90年代，“两缺口”的制约逐步缓解，中国在国际资本流动中的角色随之发生重大变化，由产业转移承接国转向资本双向流动的国家。尽管境外投资历史较短，但我国境外投资增长迅速，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明显加快，中国在较短时间内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国际国内双向投资格局稳固提升。即使受到疫情冲击，中国对外投资总体上仍保持了相对平稳的发展势头。2020年，对外直接投资1 329.4亿美元。其中，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 101.5亿美元。同时，我国对外投资合作结构升级，主要表现在：一是投资布局进一步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集聚。2016—2020年，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由144.59亿美元增至178.44亿美元，占比从8.5%上升到16.2%（见图4）。二是行业结构优化。2020年，我国对境外租赁和商务服务、批发零售、科学研究和专业技术服务、电力生产供应等领域的投资增长较快，同比分别增长17.5%、27.8%、10.3%和18.1%。三是海外投资效益改善。2019年，中国境外企业新增留存收益及其占当年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同比均有提高，当期收益再投资占比创历史新高，反映出中国企业在海外经营状况总体良好，投资收益预期转好。四是地方企业境外投资活跃。2020年，地方企业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807.5亿美元，同比增长16.4%，占同期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73.3%。五是海外基础设施项目的竞争优势显著增强。2020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项目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领域，占当年合同总金额的比重高达80%。凭借在路桥、港口、电力、电信等领域不断积累的技术能力和丰富的运管经验，中国基建企业连续攻克施工运营的多项世界级难题，已成为全球基建市场上最有力的竞争者，带动中国制造的大型成套设备出口扩大，对产业链供应链“延链强链”产生了正向推动作用。
    
    图4 2016—2020年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和其他国家的投资情况
    资料来源：《202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四、新时代的大国使命与全球治理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我国通过对外援助的方式，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设备、资金和劳务支持，形成了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的全球性公共品供给方式。
    尽管以当时中国的物力财力，这种公共品投放的可持续性较低，但在第三世界国家树立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但改革开放之前，甚至是加入WTO之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渠道有限，自身能力发展滞后，导致制度性话语权普遍缺失。随着综合国力和国际分工地位提升，中国由商品和要素开放转向制度型开放，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角色也由主要参与者向制度设计者和边际贡献者转变，“一带一路”倡议、亚洲投资银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大治理平台建设和机制创新有力地发出了中国声音，彰显出中国的大国自信，更体现出中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的决心和意志。
    与中国坚定维护全球化下多边体制的行动形成反差的是，受新工业革命、贸易政策环境变化和新冠肺炎疫情三因素叠加的影响，全球化进程遭遇逆流，世界范围内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盛行。由于全球化红利分配并不均衡，引发了发达国家低收入群体对全球化的反弹。发达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诉求，试图撇开现行多边体制，以新型高层级FTA挑战WTO的主体地位，而发展中国家则深陷新的“数字鸿沟”和新一轮开放困境，其捍卫全球化理念、维护全球化治理机制缺少合力，这种局面增加了全球治理赤字，加剧了多边体制碎片化的风险。
    面对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的风险和挑战，习近平强调：“经济全球化确实带来了新问题，但不能把困扰世界的问题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而是要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消解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要坚定不移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会和利益、实现互利共赢。[28]”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贡献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求中国主动承担与自身能力和地位相适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创造性、高质量地提供全球治理公共产品，推动形成更加开放、包容、协调的全球治理机制和规则体系。首先，要旗帜鲜明地反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引领WTO改革，切实维护多边体制下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重要成果；其次，深化能源转型、生态环保、绿色发展、救灾减贫、应急管理等领域的开放合作，为全球加快碳中和、完善数字贸易规则贡献中国方案；再次，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共建，稳定沿线国家合作预期，进一步扩大“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力和辐射带动作用；最后，全球化大潮中世界各国休戚与共，中国共产党人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统领，坚持平等协商，开放创新，同舟共济，坚守正义，不断消除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发展赤字、和平赤字，以实际行动践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世界情怀和新时代的大国担当。
    五、结语
    回顾建党百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余年来走过的光辉历程，对外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集中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生命力、理论创新力和实践创造力。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土化”的同时，自身具备了开放的视野和世界的眼光。尽管在不同历史阶段，对于如何看待引进西方资金和技术等问题，曾经出现过认识上的偏差，走过一些弯路，但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坚持解放思想，在历史前进的客观规律中把握世界发展的大潮流大逻辑，把对外开放确立为长期基本国策，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贴近中国现实、符合中国人民最根本利益的开放模式，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开放发展道路。正如习近平指出：“融入世界经济是历史大方向，中国经济要发展，就要敢于到世界市场的汪洋大海中去游泳，如果永远不敢到大海中去经风雨、见世面，总有一天会在大海中溺水而亡。所以，中国勇敢迈向了世界市场。”[28]
    基于一往无前的开放定力，即使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改革遭遇风波、面对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国际金融的严重冲击，中国的开放之路也未发生偏航，反而以更加笃定的开放决心和力度更大的开放举措，逐一化解纷争和风险，克服困难和挑战。在由高度封闭走向全面开放的过程中，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共同推动中国经济释放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动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服务贸易第二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利用外资第一大国（2020年），外汇储备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缔造了人类历史上后起大国工业化的增长奇迹。实现这样的奇迹，靠的是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的主动，赢得深化改革的主动，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29]。
    中国特色的开放模式是由对外开放的初始条件及目标方向共同决定的，不仅丰富了世界对外开放的实践，而且对开放理论创新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全球化遭遇逆流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坚持开放理念，将制度建设和能力提升作为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的根本路径。展望未来，习近平强调：“对外开放要着眼于人、着力于人，推动人们在眼界上、思想上、知识上、技术上走向开放，通过学习和应用世界先进知识和技术，进而不断把整个对外开放提高到新的水平。”^④相信经历了百年风雨的中国共产党，会将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以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塑造新型全球治理观，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大步迈向第二个百年的奋斗目标。
    ④习近平在同外国专家座谈时的讲话,2014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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