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链安全可控——地缘政治经济视角

    本文内容由陈晓东研究员在“百川论坛——当代世界产业政策2021”研讨会上的演讲整理而成。
    西方第一本有关政治经济学的书，是法国人蒙克莱田（Antoine de Montchrestien）在1615年发表的《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而在中国数千年留下来的浩如烟渺的文献里面有关国家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典籍也比比皆是。不管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学者，几乎一致认为郑和下西洋不仅是“西洋”，而应该是全球。从现有的国外很多国家的国立或者地方图书馆保存的资料可以看到，郑和船队曾经到达过地球上所有的大陆。但是，明朝官方记录为什么没有呢？因为明成祖朱棣去世以后，他儿子继位后放火烧掉了库府里面所有的记录——包括所有的地图和日记，当然，郑和船队里一些重要官员也保存了当时的航海地图与日记，最著名的当属马欢的《瀛涯胜览》。历史上有明确的记载，在明朝中叶以前中国一直是世界的中心。但这一把火烧完郑和环球航海所有记录与资料之后，中国海权的大门就此彻底关闭。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的国运开始走下坡路。从历史的长周期来看，包括在英国发端的工业文明，是人类发展史上的特例。社会经济在工业革命之前，不仅增长效率很低，增长速度也很慢。但不管怎么说，人类的发展是一个普遍联系的过程，尤其是在当下这个狭小的地球村。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地缘政治”这两个词显得特别重要。
    “地缘政治”二字由德国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的学生鲁道夫·契伦（Rudolf Kjellen）第一次提出。他用拉采尔的思想，把人类社会按种族和生物类别划分，认为国家就像人一样，要想有足够的阳刚和活力，就需要大量的生存空间。这正是拉采尔和契伦的理论中最狡猾和最精彩的地方，后世的刽子手们利用它为其残酷暴行大加辩护；而正统的地缘学说则告诉我们在面对环境挑战时如何应对。如今出现了有关产业链安全的问题，不得不使我们再次系统地审视地缘的重要意义。
    从地缘政治格局看全球产业链发展
    要从地缘的意义上审视全球产业链，第一个涉及的问题就是地缘格局的极数问题。历史地看，分为单极、两极和多极。简单地讲，单极就是美国主导；两极指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和莫里茨·舒拉里克（Moritz Schularick）提出的“中美国”（Chimerica），后来又包括G2（Consultation 2,中美共商），弗雷德·伯格斯腾（Fred Bergsten）首次提出构建中美经济关系的“中美命运共同体”；多极则是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现在看来苏联虽已解体，美国一家独大，但是三个世界的分法基本还成立。2015年习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在现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则显得更加重要。
    在复杂的全球地缘格局当中，紧接着第二个问题，各方的基本战略考量是什么？在这样纷繁复杂的世界里面，各方能够基于多方面的利益达成共识。然而在更基本的层面上，各方的主要战略考量是不一样的。两次世界大战，一次成就了英国，一次成就了美国。美国现在认为自己一家独大，尤其是苏联解体以后，所以一直到现在，美国仍然以其国内法来实行他的全球长臂管辖；欧盟是美国的传统盟友，但是现在自主意识加强，尤其是德、法这两个欧洲大陆主导国家；英国已经脱欧，和欧盟已经没有关系，同时其一直保持跟随美国的全球战略；至于日本，由于二战战败以后一直受制于美国，但日本一直在尽一切努力推进所谓的国家正常化进程，包括突破和平宪法实现军事正常化。
    而中国在战略上的主要考虑，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体到产业层面而言，体现为从快速工业化到实现自主创新、突破卡脖子的过程。中国的快速工业化开始于1949年建国之后。当时毛泽东主席说，没有工业化就没有国防，没有国防我们怎么能给人民带来福利呢？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就迅速地推进工业化，当中确实经历了很多的艰难曲折，但最终通过量的积累形成了工业规模化，快速实现了工业化，建立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从法国摄影家马克·吕布（Marc Riboud）1971年在武汉拍的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毛主席挥手像的背景远处有两个冒着黑烟的大烟囱，这就是那个时代工业化的典型象征。
    到改革开放40年为止，中国的工业经济发展取得了人类历史上辉煌的业绩，这也直接造成了美国相当大的战略焦虑。奥巴马总统在位时曾说，“我绝对不能容忍中国人拥有像美国人一样的生活水平”。到了特朗普时期，特朗普总统直接发动了“中美贸易战”，在许多方面破坏了中美两国既有的贸易往来。但与此同时，特朗普的做法让中国重新认识到自主创新的极端重要性，彻底打破了很多崇洋派的幻想，以市场换技术根本行不通，尤其在半导体、芯片等关键技术与核心部件方面。新冠疫情更加暴露了中国芯片自主创新的紧迫性，例如呼吸机——疫情开始的时候中国能生产呼吸机，但是随着出口量的加大以及供应链断链等问题的出现，相关芯片库存与进口都没有了。总而言之，我们需要认识到，国家产业政策及其战略背后所支撑的是深刻的地缘政治与经济的综合权衡。
    中美争端的本质
    特朗普总统上台以后，中国对于其本人和其政策有相当多的误判。我们首先给他打上“商人”的标签，认为他是无知识、无政策、无战略的“三无总统”，认为他的经济政策不符合西方传统经济学逻辑，他的外交政策不符合传统利益，等等。拜登上台以后，我们对他同样有许多误判，认为他会与特朗普区别开，将更理性地对待中国并缓和中美关系。然而实际上，拜登政府对中国贸易采取更强硬政策以应对中国日益增长带来的挑战。并且为了确保美国赢得未来的竞争，无底线地造谣抹黑有关涉疆、涉藏、涉港、涉台等事关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拉帮结派组织围攻我国的反共阵线——包括利用北约军事集团与正组建的美印日澳集团，企图进一步围堵中国，恶化我国外部环境。去年拜登还通过了《无尽前沿法案》，这相当于在“卡脖子”之外再加上一道紧箍咒。所有这些迹象与行动可以说明，拜登政府对中国展开的全面围堵与进攻，比特朗普所采取的对华策略更加强硬。当然，美国现今所采取的这种反共反华的策略在中美关系发展中无疑就像饮鸩止渴一般。
    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地缘政治战略中有些内容是他们绝不会放弃的，包括国家安全、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以及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而执拗地坚持这些内容所造成的结果，就是美国在国内和国际上形成与面临的双重压力。而且，美国在国际上可以和盟友交换利益的部分在逐渐减少与削弱，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让其逐渐失去了优势。而在全球公共产品上面，比如囤积疫苗和疫苗过期等问题，也让美国的国际形象令人大跌眼镜。
    在这个意义上，当前美国的产业战略背后浮现的是这样一种地缘政治经济战略逻辑：从体制层面质疑WTO和不公平贸易；将许多领域与国家安全挂钩，包括贸易、科技、金融、芯片等；继续打压中国，对中国不可能让步的方面穷追猛打，以在其想要的方面获得实质利益；同时发展排他性全球化，纠合五眼联盟等国反共反华。因此，中美产业争端的本质，就是美国希望打乱中国制造业升级，将中国继续定格在产业链与价值链的低端；之前中美产业在结构上“互补”，以后将变为“互补+竞争”；扼杀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给中国产业画地为牢；限制中国出口，削弱中国科技实力。
    中国产业链安全的对策
    在一些方面，美国已经采取了具体的行动，比如中美贸易战、金融战、科技战等方面的争端迭起；对核心零部件和技术限制出口和转让；对中兴、华为的现实打压等等。布鲁金斯学会和其他美国媒体列出中国不能发展的五大高端制造领域，并且警告称中国在这些领域实现突破是美国不能接受的，因为这将冲击到美国的核心利益。这五大高端制造领域包括新材料、数控机床、生物医药和医疗设备、芯片、高端发动机。对于要迈向高端制造业的大国来说，这些领域都是必经的阶梯。在2021年9月23日芯片峰会上，美国商务部雷蒙多更直接地强制要求各大企业在45天内“自愿”上交芯片库存、主要大客户等公司机密信息，甚至连台积电、三星等非美企业也无法幸免。如果这些公司不上交关键信息，美国将用“某种手段”让其就范，雷蒙多更是口带威胁地声称，如果芯片企业不合作，其“工具箱里有的是办法”。此外，美国还希望从全球芯片行业的所有企业那里拿到其想要的关键信息，包括库存、大客户等方面。至于需要这些核心数据干什么用，那就是地球人都知道的，至少美国国内的芯片大企业会在第一时间知道其竞争对手所提供的这一切核心且关键的数据。可以看出，美国利用国家机器为其相关企业在全球保持绝对的经济优势而不择手段，甚至连基本的市场经济竞争规则都可以弃之不顾。
    基于美国所采取的针对中国核心技术和关键部件的具体围剿行动，中国的产业链安全可控问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我们回过头看中国制造2025的五大工程（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工程、智能制造工程、工业强基工程、绿色制造工程、高端装备创新工程）和十大领域（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也能发现，美国的对华禁令是与它们直接对号入座的。虽然我们一再声称维护二战以来的国际体系，不挑战美国地位，但美国在其强烈焦虑感之下采取了非常明显的对华政治围堵、经济孤立、军事挑衅的政策与行为。虽然美国不一定能如愿，但我们仍然需要考虑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该怎么发展，未来怎么向高端迈进，产业链的安全该怎么保障。
    我将中国产业链安全的对策归纳为六个方面：一是在核心技术和关键部件上要尽快突破核高基的限制，即如何加快突破“卡脖子”问题；二是积极利用举国创新体制与揭榜挂帅等各种有效的科研攻关形式来鼓励创新，加快使其形成合力，并根据实际情况把实施兵团作战与单兵突击有机结合起来；三是建立和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是我们产业转型升级的基础所在；四是把握好核心增长极和增长集群之间的协同发展；五是把握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的机遇，继续深入开放，积极推动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并做好国际国内规则衔接与落地实施；六是要继续深化基础研究，加大基础研究的投入。这不仅需要时间，更需要耐心与耐力。久久为功，这样才能最终使得中国的产业链更加安全可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