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 潘飞：改革创新昨与今——对“莫干山会议”的回首与展望

    （本文原发表于《纵横》2017年第3期，近期被《新华文摘》2017年第10期转载）
    莫干山1984：思想解放大时代，英雄何须论出处
    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渐入佳境。伴随“真理标准大讨论”，一度万马齐喑的思想界终于迎来了思想解放的春天，经济理论界也掀起了一场场讨论热潮。当时，决策层亟需关于改革思路和方案设计方面的研究，正是在这个“关于改革的现实重大问题研究”的特定领域内，中青年力量崭露头角。到1984年，农村改革已经大有起色，城市改革号角吹响，但尚感举步维艰，决策层也有意为此广开言路。那次全国性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理论讨论会（“莫干山会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1984年秋，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约一个月，中国经济研究界一群“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热血青年”发起并联络了全国方方面面的人士，在浙江省省级研究机构和中央级相关部门、单位的支持下，采取面向全国征文选取参会者为主的形式汇聚浙江杭州附近的莫干山，共商城市改革和国家经济大计。
    当年，我是财政部科研所研究生部的一名硕士研究生，30岁，和那个时代的一大批年轻人一样有过社会生活中的“底层经历”，我去过农村，参过军，当过工人，后来终于碰上恢复高考的机遇上了大学。会前，我因一篇《论广义狭义价值规律》的论文发表在权威刊物《经济研究》上而在经济理论界“崭露头角”，因此获邀先是参加“莫干山会议”的征文初评等工作，而后又“上山”赴会。
    原本，“莫干山会议”是由一群年轻人自发谋划组织的，可是会议能形成如此规模并得到地方乃至中央的重视，令人始料未及。开幕式上，时任浙江省省长、省委副书记薛驹，经济日报社社长安岗等“老革命”都亲自到场。
    “莫干山会议”上的与会者来自天南地北、各行各业，有职务或没职务，有头衔或没头衔，但在整个会期，热烈、自由、平等的氛围贯穿始终，大家相互“论剑”，各种思想火花频现。这次会议的一大特点是在各个分组讨论之外还有“挂牌讨论”，也就是专题讨论：题目“公开张榜”，同时注明时间、地点，与会者自愿参加。我印象较深的一次挂牌讨论的主题是关于价格改革的，当时中央也在迫切考虑怎么下决心，推什么思路的方案。在现场，田源、华生、张维迎作重点发言后，大家开始自由提问或发表个人见解，会场挤得满满当当，气氛十分热烈。记得当时的基本观点有“调放派”“放开派”和“双轨派”，前者强调先调后放、调放结合来理顺价格体系和价格形成机制，中者主张“完全放开”，后者则强调可以先一步形成价格的计划控制轨和市场定价轨“双轨运行”的局面，再逐步扩大市场调节的作用，最后并为市场一轨。会后，关于“价格双轨制”的思路建议形成内部报告后被报送至中央领导，对后来价格改革的实际推进产生了重大影响，“价格双轨制”也成为“莫干山会议”上最绚烂的思想火花之一。
    当然，与会者们关心和讨论的问题不仅于此，而是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发展战略、国企改革、农村改革、金融改革、扩大开放、如何发挥城市多种功能等十分广泛的范围，几乎覆盖了当时改革所涉及的各个领域。不仅如此，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在当时甚至相当“前卫”。比如，在关于改革发展区域战略的讨论中，有人提出了“梯度推移”和 “反梯度推移”的不同思路；又如，在关于“综合平衡”理论是否应被突破的问题上，有人强烈主张应突破，主要论据是货币金融可以实现“跨空分配”，等等。各种想法见仁见智、水平不一、未必成熟，但是那段怀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情怀的年轻人“指点江山”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却令我至今记忆犹新。
    “自古英雄归社稷，从来年少不惜身”。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以“莫干山会议”为代表的一大批中青年力量活跃于改革前沿的各种活动，是中国特色改革开放在特定阶段上因特定需要应运而生的特定现象。早在1978年，王岐山等四位年轻人上书中央，提出关于改革的阶段性要领建议，得到中央领导的肯定和接见，史称“老青对话”。此类佳话，奏响了新生力量参与改革的序曲，既体现出思想解放、百花齐放的时代大潮，也反映出中央“破釜沉舟”、改革图存的战略决心。正是在新的伟大时代背景下，产生了“莫干山会议”式的一大批热血青年和有识之士为天下谋兴亡、为改革建功业的群体行为。可以说，“莫干山会议”是80年代“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这一改革开放、创新发展动力源的时代产物和文化象征。
    30多年来，“莫干山会议”的影响一直绵延至今。一方面，会议为80年代的中国改革提供了重要思路和积极的建设性意见；另一方面，会后有一大批中青年蓬勃而出走向历史舞台，他们不仅活跃于80年代中后期的改革研究和实践活动，并且在此后的中国改革开放大业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中有的担任国家领导人，有的成为重要部门的领导者，如王岐山、马凯、周小川、陈元、楼继伟、郭树清、肖捷、吴晓灵、刘克崮、陈锡文、杜鹰、许善达、鲁昕等；有的在国内外学术界和思想界产生很大的影响，如周其仁、张维迎、宋国青等；还有的则在经济、证券、金融界继续活跃，叱咤风云，如华生、曹远征等。
    我作为“莫干山会议”的一员，其后一直留在研究岗位上。那个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大时代中所获得的启发教益，至今仍影响着我。
    改革遇挫，邓小平说：错了就改，继续改革
    “莫干山会议”之后，在80年代的改革推进中，不仅有农村改革“蓄之既久，其发必速”的高歌猛进，也有城市改革的坎坷试错和“价格闯关”的时机误配。
    1985年，“六五”计划最后一年。当时，单一制中央银行体制刚建立不久、经验不足，在支持经济增长和保持货币币值稳定之间协调不到位，因1984年“突击放贷”而引起经济快速过热，货币投放过度，造成了明显的通胀压力。到1986、1987年，有关各方一直在探讨如何给经济降温，实现软着陆，国务院为此出台了“三保三压”方针，即保计划内建设、压计划外建设，保生产性建设、压非生产性建设，保重点建设、压非重点建设，目的是将有限的资金用到国民经济发展急需的建设上去。
    1988年初，改革开放步入第十个年头，已进入了深层、敏感区域——高层传来消息，要考虑价格体制改革“闯关”，以期“一鼓作气”实现由市场调节价格的制度建设、机制转换目的。
    尽管放开价格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但由于时机不对而没有取得成功。尽管当时操作上强调首先放开的是“名烟名酒”等高端商品价格，但由于对价格体系已经无法做到有效、严密控制，各种商品随之轮番涨价，一时间“抢购风”席卷而至，在各地迅速蔓延，结果形成了明显的“社会不稳定”压力和不良连锁反应，乃至经济问题社会化、政治化。当时，农民在联产承包责任制头几年欢欣鼓舞的局面之后也开始遇到增产带来的一些新的难处：比如粮食多了以后怎么进行深加工取得附加值？由于相关方面的改革进展不那么顺利，农民收入在1986年以后出现下滑趋势。企业改革中还在经历“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的试错，国有企业几年间的“利润滑坡”，又对接了承包中产生的大量短期行为。“知识分子政策”虽已明朗化，但落实中还有多种不如人意之处。干部队伍新老交替加快，军队则处于“要忍耐”的特殊调整期。种种矛盾，很容易与前几年已积累的通胀因素互动，综合而成很高的压力，对价格改革形成了“难以承受之重”的脆弱社会心理环境。
    改革遇挫，形势逼人。如何积极而又稳妥地作出调整再寻求继续推进改革，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邓小平事后指出了这次价格“闯关”的经验教训，他说：“速度快本来是好事，但太快了也带来麻烦……我们缺乏经验……走一步，总结一下经验，有错误就改，不要使小错误变成大错误，这是我们遵循的原则。”他同时强调：“要创造良好的环境，使改革能够顺利进行。”“治理通货膨胀、价格上涨，无论如何不能损害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不能使经济萎缩，要保持适当的发展速度。”
    1988年9月，中共中央十三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在分析我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基础上，批准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方针和政策、措施，各方面工作进入“治理整顿”时期。
    “解放思想”破题之举：“天鹅之舞”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确立
    接下来，发生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令中国进一步面临“经济问题社会化、政治化”的严峻社会考验。风波过后的全面治理整顿，是各个地方的党政一把手“以乌纱帽做担保”，砍基建规模，砍贷款额度，压经济、调结构……1990年全国的GDP增速从超过10%一下子回落到4%左右，“断崖式”下跌至改革开放以来的“谷底”。与此同时，国际风云陡然变幻。那一边，“苏东剧变”的震惊消息纷纷传来；这一边，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对于“改革是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硝烟四起。
    来之不易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面临岌岌可危的局面，这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关注，于是有了1992年春的那次中国改革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 “南方谈话”。在武汉，他对湖北省委主要领导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证明只有改革开放才能救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中，改革开放是主题、是主线……”“……国家需要改革开放，人民需要改革开放，谁不改革谁下台 ……”在深圳，邓小平再次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
    1992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将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期间的谈话要点下发，要求尽快逐级传达到全体党员干部。文中指出：“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至此，改革中争议多年的市场经济姓“资”姓“社”的问题终于由邓小平给出了正面判断：市场经济不姓“资”，中国也要搞市场经济。实际上，早在1979年邓小平在会见外国客人时就已谈过这个看法，只是当时对内未作传达。
    “南方谈话”被当年陪同的老同志称为邓小平有生之年的“天鹅之舞”。当年这位耄耋老人以“超常规”手段奋力将改革开放推上了宽广大道，锁定中国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得以稳定接续，奠定了其后20余年“中国奇迹”之基。“南方谈话”也因之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史上“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的里程碑。
    1992年10月，江泽民在中共中央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目标模式的正式确立。
    制度创新“打头阵”：朱镕基力推“分税制”改革
    财税改革是中国整体经济改革和全面改革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2014年，作为十八届三中全会给出全面改革顶层规划后的“改革元年”，财税改革由中央政治局首先审批通过“打头阵”。实际上，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宏观层面就是以财政“分灶吃饭”作为改革突破口。30多年来的一些重要历史节点上，财税改革都曾是新一轮总体部署改革的“急先锋”。其中，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承接“南方谈话”后的新局面要求，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财政体制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制度创新，其背景有以下两大方面：
    首先，“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体现了按照市场经济要求实行从“行政性分权”转为“经济性分权”的根本性变革。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使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后，构建间接调控体系，就顺理成章地要求在宏观调控体系中主要依靠经济手段，其落实必须依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规范化的经济杠杆。显然，要运用好这样一套间接调控的政策工具，必须通过制度创新，在财政体制框架方面实现新的突破，即由原来的行政性分权上升到经济性分权。
    其次，当时下决心进行改革有一个很现实的压力，就是中央财政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状态。自1980年中央以和地方之间“分灶吃饭”的包干方式开启财政分权改革后，中央通过分配权力的下放调动了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与此同时，也造成中央财政实力过弱、财政体制关系紊乱、中央财政调控能力严重不足等问题。到90年代初，中央已先后几次向地方借款，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迫切需要由“分灶吃饭”推进到“分税制”，通过构建分税分级财政体制来正确处理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两大基本关系，以适应市场经济对财政职能转轨的客观要求，为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全局性深化改革奠定基础。
    1993年，中央政府财政能力降至历史最低点。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由邓小平“点将”主持国务院经济工作，采纳经济学家的提议，决定加紧准备实行“分税制”改革。从当年9月到11月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朱镕基带领一支60多人的“大部队”，纵横17个省、市、自治区，苦口婆心解释中央要推行的“分税制”方案，“讨价还价”并最终相互“妥协”。12月1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1994年1月1日，“分税制”改革正式推出，建立了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体制框架。此后，我国的财税体制一直以“分税制财税体制”来冠名。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在处理中央与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基本关系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突破。就中央和地方而言，“分税制”改革主要梳理了三个重要方面的关系。一是划分了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税收，不再按行政隶属关系组织财政收入，而是根据事权和财权相结合的原则，将维护国家利益、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需的税种划分为中央税，把同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税种划分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将适合地方征管的税种划分为地方税，并充实地方税种，增加地方收入；二是根据财权与事权相统一的原则，在支出范围上对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支出作了划分；三是根据具体情况，确定了中央财政对地方税收返还额。
    更重要的是，“分税制”改革实现了政府和企业之间最基本的经济性分权关系。实行“分税制”后，企业不分大小、不论行政级别，不讲经济性质，不问隶属关系，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该交国税交国税，该交地税交地税，税后可分配的部分按照产权规范和政策环境由企业自主分配，从而真正为各类企业划出了“一条公平竞争的起跑线”。
    “分税制”改革推出，原来的40多种税减并到20多种，改革的力度、难度、决策层的决心之大世所罕见。1994年以前的财政收入，中央拿三成，地方拿七成，财政支出则是倒过来，中央出七成，地方出三成；1994年以后，中央政府在总收入上可以得到五成出头。到2003年朱镕基卸任时，分税制实施已近十年，财政的“盘子”从4349亿元增长到21715亿元，增长了将近四倍。实践证明，“分税制”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正确处理政府和企业、中央和地方及至公权体系和公民这三大基本经济关系，建立起同市场经济接轨的间接调控框架，这么大的改革动作，风险比预计的小，成绩比预想的更大更好。当然，由于种种历史原因，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方案还带有较浓厚的过渡色彩，其后又经历了渐进的动态优化，其深化改革的任务仍然艰巨。
    “老中青”三代改革者的共识：同舟共进，改革创新
    回望改革开放30多年的思想解放和制度创新之路，既有闪光之处，也有“闪失”之处。但如果算一笔“总账”，总的来说毕竟还比较顺。其原因之一，在于“老中青”三代改革者上下呼应、凝聚共识，在探索中积累经验教训，在风雨波涛之中同舟共进，将改革创新的“进行时”曲折推向前行。
    中央层面，朱镕基在总理任期内首创了邀请经济学者参加由他主持的经济工作座谈会的做法。就个人经历而言，2002年6月，我和其他专家学者受朱镕基总理之邀，前往中南海谈经济工作，会议开了一整天；此后从2003年6月起，在温家宝总理的任期间，我几乎每年都要受邀参加两次以上由他主持的关于经济工作的座谈会；2006、2007年，胡锦涛同志连续两年召开内部研讨会，讨论对整个经济大势的分析和调控要领的掌握，每次请五、六位专家参加，我也都在场；2010年1月，中央政治局举行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我是“财税体制改革”专题的讲解人之一；此外，我还作为专家委员会成员参加了“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制定工作，建言献策。毫无疑问，每位领导人都有自己的风格，但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曾为中国的改革创新而殚精竭虑，都努力广开言路，汇聚众智，寻求改革创新的最大公约数。
    当年“莫干山会议”之后不久，中青年经济学者的研讨活动展开高潮，先后成立了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起中坚作用的北京青年经济学会，以及由陈元、马凯等走上北京市领导岗位的中青年同志领导的北京市青年经济研究会，这两个青年研究团体的活动我也都参加了。
    当时，北京青年经济学会每月开一次“研讨沙龙”，最初地点设在陶然亭公园内，大家自愿参加，每次有至少一个主讲人，讲后与会者提问、讨论。周小川、刘克崮等当时都以中青年研究者的身份当过主讲人。北京市青年经济研究会的活动中，1986年起陈元同志主持了“中国经济紧运行”大型专题研究，我也参与其中。这个课题研究的背景，是1985年我国城市改革“出师不利”之后，出现了“改革综合疲劳症”之说，有些改革方案的设计研究也随之表现出急功近利的色彩，一句“改革方案万万千，各领风骚三五天”俏皮话，形象地说明了当时这一现象。“紧运行”的课题研究特点，是大家静下心来，力求系统、深入地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是怎样”和“为什么这样”的基础性问题进行实证考察分析，然后再去求解改革何去何从这一“应该怎样”的问题。“紧运行”研究形成了一批有价值的阶段性成果和研究资料，我个人也从中受到启发，获益匪浅。
    在中青年研讨活动蓬勃展开的情况下，我和财政科学研究所的一批中青年同事也坐不住了。在财科所和吉林省财政厅的鼎力支持下，我们仿照“莫干山会议”“以文会友”的模式，于1985年冬在长春举办了第一次全国中青年财政理论研讨会。“长春会议”上，来自全国各地近200位同行各抒己见，常常“挂牌讨论”到深夜乃至凌晨，甚至在散会后回北京的列车上还有人在车厢内“挂牌讨论”，积聚在年轻人心中许多不吐不快的想法和建议，得到了充分表达和交流的机会。
    继往开来“莫干山”，我为创新鼓与呼
    30多年过去，我们这些当年从“莫干山”走来的“中青年”，也已“渐行渐老”。现在，仍不时有人向我问起对改革开放一路走来的看法。我感觉，与30多年前相比，今天的改革环境和任务已有极大不同。然而相同的是，改革仍在“进行时”，以改革创新作为解放生产力、贯彻现代化战略“关键一招”的基本逻辑，仍是一以贯之的。当下，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剩下的都是“硬骨头”，更加需要继往开来，把30多年来中国改革“敢为人先”的创新壮举和创新精神发扬光大。有几点可作比照和总结之处：
    首先，改革开放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惟改革创新者胜”。从“压力即动力”来看，30多年前开始的那场大刀阔斧的开拓性改革，既有来自传统体制弊病生成的“不改革开放，死路一条”的形势倒逼，也借了“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时代东风，具体表现为老一辈改革者“不改革就下台”的决心和行动。而在当下阶段的改革深化与攻坚克难中，我们同样别无选择，需要在“冲破思想观念障碍，突破利益固化藩篱”的问题导向下敢于啃“硬骨头”，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力求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大踏步跟上时代。不坚持改革创新即成“空谈误国”，反之则可“实干兴邦”，这是当前需要达成的最实质性的共识之一。
    其次，改革开放的历史告诉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在供给侧解决制度供给的有效性问题，制度创新则是“供给侧改革”的“龙头”和“总纲”。2015年年末中央明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实际上，“供给侧改革”并非是横空出世全新的东西，其核心内涵，恰是改革开放之初就确立的在“三步走”战略全局框架内，以解决有效制度供给为关键，以解放生产力为主旨的一项长期战略，但到了改革的攻坚克难阶段，不能不更加注重如何“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回望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程不难发现，无论是70年代末的农村土地承包制改革，80年代的城市体制改革，还是“南方谈话”后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确立，以及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乃至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全面改革60条”、四中全会确立的全面依法治国的司法改革、五中全会提出的“十三五”规划建议和“五大发展理念”、以及六中全会的“从严治党”，从建立现代市场体系、现代财税制度，再到培育国家治理文明、现代发展理念，走的都是从“制度供给”这一侧发力这样一条清晰明确的“以制度创新解放生产力”之路。可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法，实为新一届领导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理为支撑，涵盖性地阐释了30多年来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历程，其新意也主要在于正确、鲜明地指导了深化改革的着力点和基本路径。
    十八届五中全会，中央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其中包含了以制度创新作为引领的必然要求。因为，只有破除制度、机制的压抑和约束，才能最大化地激发出人们的潜力，打开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的空间。因此，今后改革一定要以新生的制度力量为“龙头”，“纲举目张”地带动整个供给体系质量效益的提高，从而进一步解放生产力。
    再次，创新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就需要凝聚共识，营造一种包容的人文环境和氛围。改革的同义语是创新，而创新就意味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历史地看，在30多年的改革创新历程中，既有巨大成就，也有坎坷试错，甚至严峻考验，但“老中青”三代改革者上下互动、凝聚共识，在探索中积累经验教训，在风雨波涛之中“不改初心”，曲折推进改革向前，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进步综合而成“中国奇迹”。现在，中国正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引领新的改革发展大时代，不仅需要有冲破利益固化藩篱的坚强意志，还需要营造一种包容的人文环境和氛围，以争取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支持和积极参与；实践层面也要更多地强调实事求是与宽容态度，继续鼓励基层、地方发扬首创精神，在市场取向改革中的先行先试，正如老一辈改革者所说：“允许改革者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
    人不能选择所处的时代，但时代在选择人。改革决定中国的命运，当然也在总体上决定着我们的人生，并要求我们作出积极的回应。欣逢大时代，意气论兴亡，改革开放使中国人看到了百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伟大民族复兴的曙光，也使每个人获得了实现人生价值的难得机遇。
    历史演进轨迹不可能笔直，攻坚克难的曲折与代价，是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已一步步清晰明朗。因此在新的改革时期，我们要认真总结30多年来的成败得失，并在此基础上跨越式和建设性地处理好多种新问题，应对新挑战。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我们更应牢牢把握住改革创新的基本信念和大方向；把握好人心向背、形成改革合力；有胆有识、同舟共进把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从而迈向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计利当计天下利”，正是抱着这样的情怀，我愿为改革创新鼓与呼！
    （本文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贾康口述，潘飞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