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迁移受阻的经济影响

    人口流动和迁移受阻造成国民经济损失
    农村居民及城镇非户籍居民收入和国民收入损失。在市场经济调节机制下，工作机会、劳动力价格、产业收益、子女教育和医疗便利性等信号，还包括对城市文明和生活的向往，调节人口和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流动和迁移，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劳动力从低收入的农村、地区和产业领域向高收入的城市、地区和产业领域流动和迁移，实际是一种减少低收入人口、缩小收入差距的自动机制。如果限制农村低收入和产业的人口向城市和高收入产业的流动、迁移，就会形成城乡居民之间财富占有和收入的差距，而且低收入人口的减少将非常缓慢。
    居民收入实际也是国民收入的组成部分。当人口迁移管制，限制或妨碍劳动力流动，其实际收入与城市市民的收入之间就形成差距。也就是政府通过迁移管制，干扰了劳动力和创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导致收入的损失。
    农村居民和城镇非户籍居民的消费需求“塌陷”。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向城市迁移中受到了阻碍，一是农村农业等劳动生产率较低从而收入较低，二是城镇中农民工及其他非户籍人口，由于享受公共服务的不平等，支出要比城镇户籍居民多，城镇户籍居民则由于工资收入、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以及政府公共服务性转移收入比农村居民多，这样就形成了农村居民、城镇非户籍居民和城镇户籍居民从低到高的收入差距。
    从经济学来看，收入水平高的居民，消费率低；而收入水平低的居民，消费率高，但消费需求的支付能力低。消费支出占家庭总收入的比率，随着收入的不断提高，有着边际递减的规律。而迁移受到阻碍的这部分人口收入相对减少，支付能力不足，最终造成国民经济消费的“塌陷”。也就是说，市民化的城市化受阻导致人口过多地窝积在土地等生产资料较少的农村，对国民收入的分配能力较弱，又造成了城镇不断扩大的生产能力与农民相对增长不足的消费能力间的失衡。在城镇资本和技术分配的比例越来越强，农村农民相对的分配能力越来越弱，财富和收入向城镇和中上阶层流动和集中，其收入的高边际投资率，使生产能力扩张，而农民和最不富裕阶层收入的边际消费较高，但其增长相对较慢的收入，不能消费和平衡投资和技术创造的巨额供给。人口流动管制，使更多农民无法从低收入的农村走向城市，进一步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对人口迁移的管制使中国城市化水平滞后于同样发展阶段的国家，农村和城镇非户籍居民的收入机会和能力被限制在较低水平，由于消费需求能力的不足，造成了巨大的消费“塌陷”性的损失。这种“塌陷”性消费需求收缩，市民化滞后和错过城市化人口积累的越多，规模越大。越是限制人口的流动和迁移，生产会愈加过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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