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迁移受阻的经济影响

    劳动力就业结构偏差造成国民经济产出损失。首先，由于从开始到现在对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产业集中的城市迁移，加上其土地限制流转，造成了过低的劳动力生产率和农业领域中太多的就业劳动力，从而造成国民经济的损失。其次，在工作机会和不同产业工作的收益水平信号调节下，劳动力本身会由低劳动生产率的产业向高劳动生产率的产业转移。农村家庭在迁往城市和工业及服务业聚焦地时，劳动力在新的产业领域中的工作，其家庭生活成本相对比单身低，工作和学习等条件有一定的外部经济性。但如果只让劳动力流动，而对家庭人口的迁移进行限制，加上其他各方面对不同户籍劳动力就业歧视的存在，会出现劳动力流动但人口不能迁移的现象，结果还是会限制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造成在农业中堆积的劳动力过多，劳动力不能优化配置，从而导致GDP产出的巨大损失。对于人口迁移流动的限制，特别是就业劳动力不能退出农业，使有限资源的农业领域中，窝积了大量本应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中的劳动力，使就业结构扭曲从而导致GDP的大量损失。
    总体上，劳动力因人口流动和管制导致在高劳动生产率领域中少配和在低劳动生产率领域中越来越窝配的状况，有逐年积累的效应，造成了规模越来越大的产出损失，而且越到工业化后期，损失越大。
    结语
    由于户籍管制，土地、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有城乡退出和进入障碍，人口流动和迁移的流程和结果有年度内“钟摆式”流动、一生中“青出老回”和中青年时“在城市中漂泊”等特殊性。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城市成为市民，有其生命最佳阶段的窗口期，贻误就会是不能成为市民的错过城市化人口。
    对比同样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中国的农业劳动力就业比例偏大，按照标准值农业领域中多堆积了近1亿劳动力。对于人口迁移的行政管制，导致有较多消费需求的低层人群收入水平低下，高收入人口的收入消费比率低而投资比率高。城乡存在收入差距，并且收入向城市居民和向高收入人群流动集中，投资和技术进步形成的生产能力越来越强大，而中低层人群的收入消费需求能力却不足，成为生产过剩的重要原因之一。再加上人口增长速度的放慢及经济主力人口的收缩，也使消费需求年年相对缩减。因此，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不足，是当前中国生产过剩、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国民经济下行的主要问题所在。
    计算结果表明，当工业化初期人口流动和迁移开始时，由于累积效应不大，消费、收入和GDP的“塌陷”、减少和损失不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收入和GDP的积累性“塌陷”、减少和损失规模越大。考虑到人口城市化窗口期的紧迫性，未来提高居民收入、扩大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缓解平衡生产过剩、增加产出和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措施是：尽快放开人口和劳动力流动及迁移的户籍管制，改革农村土地体制使迁移人口能够从农村和农业中顺利退出，使人口、劳动力、资金、技术、项目等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提供均等的城镇教育等公共服务，统一养老和医疗等基础性社会保障，降低房价水平和对新进入城市人口提供补偿性的廉租低价等住宅供给，从而提高未来国民经济应有和潜在的经济增长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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