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锦清：中国“赶英超美”意味何在？

    邓小平在“分三步走”的战略规划中提出，到2030-2050年间，中国“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总量赶超美国”，这一目标的实现有无“悬念”？
    以2000年为截点，邓小平的前“两步走”就人均GDP800美元而言，已超额实现预期目标，但“小康社会”并未完全实现。（所谓“小康社会”，邓指“百姓日子好过，但不富裕”，又因“公有制，按劳分配为主体”，故百姓间贫富有差别，但差别不大，实际情况是，城乡之间、区域之间、阶层之间的分配差异持续扩大之中）。故而中共将2000年的“小康”，重新界定为“初步的”，而后承诺到2020年将建成“全面小康”。
    从2002年以后，中国迎来了爆发式增长。当中国加入WTO之际，国内舆论陷入了“狼来了”、“与狼共舞”的惊慌，但其后中国GDP的增长高速且平缓，连续超过英、法、德、日，这一现象激起了国内外学者对中国“何时超美”的预测，在一些西方著名学者与智库的预测中，中国在“最近的未来”GDP超过美国“已无悬念”。
    最乐观的预测是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麦迪逊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一书中给出的“未来时点”：2015年。他提出：
    “中国可以在2015年前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到203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相当于世界GDP的25%，人均收入相当于西欧1990年的水平，美国的1/3。但它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及在地缘政治中的影响肯定会大幅提升。”
    其他欧美智库和学者给出的预测，在时间点上稍有差异：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前不久刊文预测是2018年；瑞士经济学家卡尔森、英国霍兰德的预测是2020年；首创“金砖四国”的奥尼尔与高盛的预测是2027年。
    近10年来，关注中国发展前景与东西方战略地位变动的欧美学者，争议的中心已不是“中国能否超美？”，更非“何时崩溃”，而是“何时超过美国？”。乐观的预测在2020年前后。不乐观的预测在2050年前后。无论乐观还是不乐观，诸预测皆在邓小平“第三步走”的范围之内。
    中国能在“不太长的未来”实现“百年追赶之梦”，自有其深刻的原因与意义。
    麦迪逊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一书中给出的原因与意义最为简约、朴实。主要依据是“后发优势论”：即“任何处于技术相对落后、人均收入较低的国家，都有可能实现快速增长”，但要满足下列三个条件，才能将“可能”转为“现实”。
    （1）该国应有有效动员和配置自然与人力资源的能力；
    （2）该国有能力将西方先进技术与国内要素相协调；
    （3）该国能利用与世界经济接轨所带来的种种机会，实现工业化。
    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个条件暗含着对中国现存“政体”与“执政党”的“评价”。中国“政体”在实施追赶战略时的“有效性”，有可能对西方主流的政治学理论发出挑战。麦氏的结论是：“中国在改革时期已经表现出更具有这些能力，我们没有充足的理由假定这种能力将会消失”。“到203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990年西欧、日本水平，届时中国将完成追赶任务”。其意义，与其说是“中国崛起”，远不如说，“这是中国的历史复兴”，回复到中国自宋明以来直到1820年，曾经占有的亚洲与世界地位。
    美国学者萨布雷曼在《黯然失色：生活在中国经济统治的阴影之下》（Eclipse: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s Economic Dominance）一书中表示：
    “中国将在相当短时期内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这将是自工业革命以来第一次出现相当贫困国家成为最大经济体的现象”。
    在不少欧美学者看来，即使在单一指标（GDP）上“超过美国”，其意义是“自200年来，东西方关系将发生重大调整，全球经济与地缘政治重心，将发生自西向东的战略性转移”。
    在我看来，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国内政治稳定的条件下，在未来10年或20年内，实现邓小平第三步发展战略（即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GDP总量接近或者超过美国），是完全可能的。但对其“意义”的判断，需十分谨慎。
    首先，到那时，中国是否恢复1820年前在亚洲与在世界曾经拥有的国际地位？
    前些年，国内一些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知识分子热衷讨论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与“朝贡体系”：内含着摆脱“西方中心主义”叙事，重建“中国中心”叙事的强烈要求，关于“天下-朝贡体系”的重新叙事，是否内含着民族自信之后的民族自傲之情？这需警惕，关于此类重叙，能否被周边国家所接受，那是更大的一个问题。
    其次，到那时，是否会导致200余年来“中弱-西强”的国际关系被彻底颠覆，进入西方某些学者所谓的“中国霸权的新世纪”（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
    对这一“意义”我们尤需警惕。要知道，在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中，从来“反对霸道，主王道”，且从来满足于《易经》所谓的“九五之尊”，防止“物极而返”。根据中国传统智慧，一个实行“霸权”（霸道）的国家（如当代美国），从来不是被“外部敌人”所推翻、替换的，而是被自身不断膨胀的霸权重负所压垮的。
    对此，我坚决相信，只要是中国的领导人，就不会将“替代美国霸权”作为未来中国的最高发展战略。我相信，中国领导人一贯主张的“不当头”、“永不称霸”，绝非一种掩护“崛起”与“扩张”的外交辞令，而是中国传统智慧使然。在此一问题上，东西方历史观之间确实存在极大的差异。
    注：本文是作者在2012年5月中国力研究中心费城论坛上演讲的第二部分，第一部分为“从邓小平的‘分三步走’发展战略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