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捷：明清之际经济思想史试析

    大家好。我想把我这些年业余研究一点经济思想史的感受跟大家汇报，也作为李老师最近所经济史研究的一点补充。
    前些年，我做了一些民国时期经济思想的研究，主要是从1840－1949年之间经济思想的转变，研究结论还在撰写当中。最粗浅的感受，应当以1840－1895（甲午海战）为一节，此时主流的经济思想仍是以贺长龄、魏源《皇朝经世文编》为代表的传统的“经世”思想。同时有一些西方经济学知识通过传教士传入，但影响还不广。
    接下来，以1895－1919为一节。严复等知识分子在甲午之后受到刺激，翻译了《原富》等经济学原著，而且随着报纸的发达，梁启超、章太炎以及传教士李提摩太（万国公报主编，著有《泰西新史揽要》，对光绪皇帝影响重大）等开始利用报纸传播最新的经济学、政治学思想，进化论以及社会主义思想也开始全面影响中国主流思想。然而包括严复在内，中国学者还没有适应话语模式的转换，并不清楚怎样准确地表达比如资本、利润、工资等基本经济学概念。（可参见冯天瑜《封建考论》等著作，国内著名史学家桑兵、罗志田、章清等均有大量涉及这方面的“话语”研究）
    第三阶段是以1919－1937为一节，此时大量西方经济学原典开始进入国内（如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大批留美经济系学生开始归国（如马寅初、刘大钧、何廉、方显廷等），组织成立了“中国经济学会”，组织大学成立经济系和研究所（如南开和清华），创设经济学杂志等。值得一提的是，《资本论》和马克思主义也在这一时期开始系统性地被引介。这一进程最初由于战争被打断。
    第四阶段是1937－1949。前面8年是很艰苦的抗战，即使有少数经济学著作也都围绕战时财政、战时筹款等（如马寅初的著作）。而1945－1949，国家刚刚重建，又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随后就是内战爆发，直至新中国成立。即使是这短短几年，也涌现出徐毓旃（凯恩斯的学生）、溥山、蒋硕杰（后至台湾）等一批重要学者和重要著作。
    1949年以后的经济思想不必多论。个人认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1957年，徐毓旃、罗志如、巫宝三、宁嘉风、谷春帆、陈振汉等几位经济学家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随后都被打成右派，西方经济学在中国彻底消失，一直到1978年才在张培刚、厉以宁、宋承先等学者的努力下逐渐恢复。
    以上是我前些年的一些研究感受。第一、第二阶段，我已经陆续撰写了一些论文。第三、第四阶段，都还只写了一些小文章，没来得及系统梳理。而我今天想主要讨论的内容，不是往后看，而是往前看。
    我思考的第一个问题是《皇朝经世文编》。这部书由贺长龄和魏源主编，卷帙浩繁，基本想法是从清代（清初至道光三年）的各种公开的奏章、书籍、个人文集等出版物中搜集与“经世”有关的文献，共120卷，2236篇文章，1826年印行，影响极大。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皇朝经世文编》的目录分类，这表明了当时人对“经世”或者整个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的看法。《皇朝经世文编》共分八类，分别是：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八类﹐每类下又有子目。如学术下分原学﹑儒行﹑法语﹑广论﹑文学﹑师友等。正文前列“姓名总目”三篇﹐介绍被选录各家的简历及其著作。无文集﹑奏议而选自他书者﹐也开列说明。
    这个分类是学术、治体，再加上传统的六部（这是从唐代就开始有的行政分工），代表了中国人对政治的一种经典理解。传统上，六部制要与三省制相互配合。三省分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中书省负责草拟和颁发皇帝的诏令。门下省负责审核政令，有不可行的应驳回。尚书省负责执行国家的重要政令。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草拟－审核－执行，这是古代中国最高行政权力层面上的主要制衡方式。
    我们现在来看这部《皇朝经世文编》，会发现这八个分类还是有问题。比如外交（洋务）的事务应该归于哪一个门类？按照传统，在“朝贡模式”下，外交肯定应该归于礼部，外交就是一种礼仪。但是随着“朝贡模式”变成“互惠交易”（背后潜在地是“天朝”的世界观向“万国”世界观转向，可参见金观涛等人的研究），外交肯定不能单纯地再归于礼部。
    而“经济活动”过去主要归于户部，因为经济似乎主要就是田地丈量、人口统计等工作。但是手工业和工业发展起来以后，这些活动也很难归于户部了。所以传统的六部的分类必须被打破。
    所以在1826年以后，一直到20世纪初，一直有人在编辑各类“续经世文编”，或者说这种工作成为了一种潮流。特别是报纸等现代媒体出现以后，很多人不再从奏章、文集中搜寻经世资料，而是直接从报纸、杂志上剪裁。比如康有为的女婿麦仲华就编辑过一种《经世文编》，里面包含了很多洋务的内容。一直到民国初年，还有人在编《经世文编》，但到20年代就不再有人做这种事情，说明潮流过去了。
    根据台湾的黄克武教授的搜罗统计，大约有20多种《经世文编》，我们在复旦至少能看到十多种，而且我手头有一个全文检索版就包含了7种最主要的《经世文编》。可惜国内对《经世文编》的影响惊人地欠缺，还是武汉大学历史系的冯天瑜做过一点研究，但涉及经济学的也不多。复旦历史系章清教授的一个博士跟我说起，复旦文图四楼就有很完整的多种《经世文编》，没有校点过，现在只有一小部分被人标点过，不是一个朱维铮的博士点的，就是他点的。我自己没有去文图点过，但一直在运用可检索电子版。目前国内有些历史学者从经学的角度来用《经世文编》（另一部很重要的文集是《皇清经解》，魏源至康有为的公羊学或者叫今文经学是理解近代思想的一个关键切入点，但我们今天讨论经济思想，不在这点多展开），有些历史学者从洋务、科学、教育等角度来用《经世文编》（比如我那位朋友），但我几乎没看到过有经济学者从经济、理财或者经世的角度来用《经世文编》，这是令人极为遗憾的事情。
    据我所知，叶世昌教授曾钞录《清实录》，这是很重要的工作，《清实录》或者《东华录》类似今天的“政府经济工作政策汇编”，对经济史的理解很重要。但作为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者，我们更应该研究《皇朝经世文编》而非《清实录》。
    我倒是见到北大已故教授赵乃抟的《披沙录》（第一卷）中作了关于《经世文编》的工作。我已经几次撰文介绍过赵乃抟教授的生平贡献，网上可查，去年他的后人编辑了一本《雪泥鸿爪：赵乃抟文集》，分赠好友，我有幸得到一册，也在复旦图书馆看到馆藏里有。赵乃抟在《披沙录》里的工作，是把《经世文编》（我记得他至少也见过5，6种，但不会超过10种）中与现代经济有关的文章目录给钞录出来，重新装回各人名下，比如李提摩太写过、翻过哪些经济类文章，分别被哪几种《经世文编》收录，全都剔出来。我一方面深为这种工作而感动（这是赵先生50年代到80年代被剥夺西方经济学教育后所做的工作，巫宝三、陈振汉等都有类似举措），一方面觉得赵先生在方法论上犯下了错误。
    现代学者不应该把经济从《经世文编》中抽出来，与西方经济学对举，而是应该把这些文章放回《经世文编》，把《经世文编》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进入当时人的语境，思考为什么当时人会这样看待经济问题。比如“养蚕”，现代经济学者几乎没有人会把这当作一个重要的经济举措。但是这在乾隆年间，在宰相陈宏谋的大力推行下，确实是当时人心目中最重要的经济决策之一。陈宏谋看到江南无数小镇靠着养蚕贩丝，经济取得极大的进步。同时看到西部如陕西等地区的经济落后，就认定没能养蚕是经济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故而在西部大力推行养蚕。最终当然失败了。但这种朴实的经济思想是值得尊重和严肃对待的。
    所以回顾我的研究思路，由近代中西思想冲突（如严复，梁启超、陈焕章等不同类型）而上溯传教士思想和魏源的《皇朝经世文编》，再由《皇朝经世文编》而进一步上溯明代。我们知道，《经世文编》这种体例并非贺长龄、魏源所创，而是明末陈子龙所创。
    陈子龙编辑出版此书在崇祯末年，500余卷，搜罗总结了明代两百多年政治家、士人的实践经验，包括兵饷、马政、边防、边情、火器、贡市、番舶、灾荒、农事、治沙、水利、海运、漕运、财政、盐法、刑法、钱法、税法、役没、科举等各个方面。他在序言里说，“俗儒是古而非今，文士撷华而舍实。夫抱残守缺，则训诂之文充栋不厌，寻声设色，则雕绘之作永日以思。至于时王所尚，世务所急，是非得失之际，未之用心，苟能访求其书者盖寡，宜天下才智日以绌，故曰士无实学。”
    陈子龙是晚明著名文人，抗清名士，上海人，几社的创始人，与柳如是曾有一段恋情，陈寅恪先生最后著作《柳如是别传》中记之甚详，此不赘述。因为他是抗清名士，最后战败被俘，押解过程中伺机投水而亡，故而清廷对他的名声和著作都颇为忌惮。《皇明经世文编》长期以来是禁书。但几百年以后，政府不再注重这一点，反而由贺长龄和魏源模仿陈子龙的编著模式，编写了《皇朝经世文编》，此中的关节是经济思想史学者必须要注意的。
    从“观念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也只有陈子龙《皇明经世文编》之后，“经世”才成为一个士大夫都必须关注的“关键词”。所以我今天的演讲偏重于方法论，重点谈一些关键词，并不完全以时代作为界限。我一直相信，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需要根本性地范式转换。
    请让我回到原初，追问什么是思想史？什么是经济思想史？什么是中国经济思想史？
    公认的最早一本思想史的著作是洛夫乔伊（Lovejoy）的《存在巨链》，前些年被译成中文，但质量很差，复旦图书馆有原版。洛夫乔伊的思想史观念，比黑格尔的体系进了一步（黑格尔开始才有比较成型的“历史哲学”，再早一点是赫尔德与康德，更早是维柯，但这里不展开），认为存在“思想史”这样的东西。我们现在读教科书，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或者孔子－孟子－韩愈－朱熹，好像天经地义，其实都是需要反思的。为什么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就有必然联系，可以串起来看？洛夫乔伊认为，就因为我们深究这些伟大哲学家的思想，可以把他们最终视作一个个自我封闭的环，而每一个环是可以扣起来的，所以我们可以把整个西方哲学、文化传统看作一根巨大的链条，我们抓住一个康德，拎起来，前面就带出了亚里士多德以及柏拉图等等，不可分割。这就是思想史！
    今天不多谈西方思想史，只谈中国。第一本、对中国学者思维影响重大的思想史著作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后来又有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这两人当然受到西方学术的的影响，反观中国，认为中国也有这样的“存在巨链”。
    梁启超很早就从日本人的著作中编译过《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大约1898年前后），当然日本人的著作也是从意大利人的著作中编译过来的。但梁启超始终没敢认为中国也有自己的“经济思想史”。
    叶世昌、叶坦、程霖等学者都研究过“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思想史”，我没有什么新材料的发见，很同意他们的结论，即最早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著作大约是20年代甘乃光的一本小书（此书质量很差，甘主要是国民党重要官员，也非严肃学者）。30年代，复旦大学李权时（哈佛经济系硕士，解放后去了台湾大学）也写过一本“中国经济思想史”，但质量也不高。真正标志“中国经济思想史”体系成型的著作，当属复旦大学唐庆增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影响很大，“民国丛书”曾经重新影印，也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曾经撰文纪念过唐庆增和他的整个家庭。（我有一篇小文“唐门三代”，供大家一笑）
    现在回头来看，抗战时期经济学界、政治学界都诞生一部经典的思想史著作。政治学的当然是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萧氏解放后留在美国，有大量重要政治学著作存世，非常重要，我有计划撰写关于萧公权的论文），萧氏此书显然受到业师萨拜因《政治哲学史》的影响；而经济学界当然是唐庆增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可惜唐庆增一直没有写出下部。唐庆增的父亲是经学大师唐文治，但我觉得唐庆增的国学认知还不够深刻。
    中国经济思想史当然也是从先秦讲起。哲学还好办，既然有百家争鸣，就按儒、道、法、墨等派别来分，可这些派别到底哪一家才主要包含了现代意义上的西方经济学思想呢？其实哪一家都没有，但哪一家也都会涉及到一点。于是就有了儒家的经济思想、法家的经济思想、墨家的经济思想等等，一片混乱。
    比如以儒家而论，肯定是反对“功利主义”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种贵利贱义的思想，从董仲舒独尊儒术开始，
    
    
    
    
    就一直是儒家的主流。但是后来的陈亮、叶适乃至颜元、李恭肯定也是儒家啊，他们就讲利，讲事功。颜元有一句名句，“论语句句是经济”。当然这里的经济并非今日由日本转回来的经济（关于经济学名词的翻译，我在论述严复的论文中谈过，国内外学者多有论及），但也一定是和经济有关的。
    又比如墨家。墨家的兴起是晚清很值得注重的一个潮流，梁启超出力甚勤。墨学强调借鉴、非攻、兼爱，从身体力行来收拾人心。节俭当然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命题，但用兼爱来收拾人心，显然不是现代经济学所愿意关心的对象。20世纪初，很早就有熊梦等人研究墨子的经济思想，但成就显然未得到同侪的认可。梁启超晚年服膺墨学，却完全抛弃中青年所治的经济学、功利主义和国家主义，也不可将梁启超晚年思想往经济学上比附。
    再比如《管子》这书，更妙。历代几乎无人重视此书，也是到清末才被学者挖掘出来，研究历史也不过百年。《管子》内容芜杂，一般认为是战国和西汉时期很多人的文章，陆续拼凑起来，罗根泽对此有比较全面的论述。《管子》属于法家还是道家？《隋书.经籍志》和《旧唐书》中的分类就不一样。《管子》的注释、校释尚有许多工作未能完成，50年代初郭沫若挂名的《管子》注释惊人地暴力，肆意曲解文字。马非百先生的《管子轻重篇新诠》相对可靠，而且“轻重篇”就是经济学家最关心的经济学思想。但作为总体的管子研究刚刚开始，非治管子者不可轻易引用。
    又比如太史公司马迁有没有经济思想？他应该归于哪一类？这些问题都是写作和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者所应思考的。
    总的来说，我对中国经济思想史学者，简单套用哲学史的范畴、范式很不理解。马一浮的讲稿就是从“五经”入手。我觉得经济思想史学者如果从“五经”入手，多谈《仪礼》的经济思想，《公羊学》中的经济思想，那么成就会比现在这样偷懒要大很多。
    而唐庆增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就写到先秦。之后的经济思想史怎样处理？我就看到学界多年来一直陷于混乱。诸葛亮、王安石作为重臣，有经济的实践经验，他们有经济思想；那么韩愈、朱熹有没有呢？也有吧。再放宽一点，苏东坡，辛弃疾有没有经济思想？也是有的吧。如果这样没有规则，没有体例，就是从所有人的文集中挖掘我们现代人所需要的经济学资源，那么有何家法可言，何来什么“存在巨链”？
    所以我观察国内对秦汉以后经济思想的研究，就是一团乱麻，毫无章法，直至近代才有一点点规模。归根结底，没有一条统一的线索，也就很难认识到经济思想的真实面目。先要对中国制度和经济状况的演变，梳理出一条线索；那么介于哲学史和经济史之间的经济思想史才可能真正找到自己的体系。
    我很喜欢陈寅恪先生有一次对邓广铭先生的鼓励。陈寅恪认为，治史需要前后打通。而前后打通只可能有两条路线。一条是由前往后做，即由先秦往下推演，两汉魏晋南北朝，直至隋唐，隋唐以后可能就有些疲惫，强弩之末。另一条则是由后往前做，由近代史入手，这一段我们都有比较近的体验，感触会比较深。慢慢往前追溯到清，再追溯到明，明以前可能也力有不逮。总之，要真正地前后贯通，恐怕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第一条路，资料太少，很见功夫。后一条路则是资料太多，几乎不可能穷尽，而要把握整体脉络和线索就更为困难，近代学者走后一条路的居多，比如孟森、谢国桢乃至现在的汪晖。
    所以我们也就把明清打通了讲，所谓的明清之际的学术风气，可以接着前人的研究接着讲。这里我尤其要推荐一本书，北大中文系赵园老师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和续编，尤其是续编，题名为《言论 制度 心态》。我很喜欢这个题目，觉得道出了士大夫的本质，可惜这些工作，从来没有经济系的人在做，都让人家给做掉了！
    不妨对比一下我们经济学者所做的工作。赵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应该是目前最详细最权威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著作。然而仔细推敲，他的体例缺乏系统性，很多定性和分类难以让人信服。我们这里主要讨论明清的经济思想，那么看看《通史》第四卷这样概括清初三大儒的经济思想：
    黄宗羲：奇特的复井田方案、减赋论、工商皆本论、废金银用钱钞论。
    顾炎武：用私论、钱粮论、用钱论。
    王夫之：坚决维护土地私有制的“恒畴论”、减赋节役的赋役论、抑商与安商的矛盾态度、废银废钞论。
    除了这三大儒，赵靖还罗列了其他一些人：李雯、陆世仪、唐甄、颜元李恭王源、蓝鼎元、洪亮吉、恽敬。我认为这其中有些人确实非常重要，如陆世仪，有些人的身份比较奇怪，如蓝鼎元。蓝鼎元主要是官员，对台湾的行政具有重要影响，著有《平台纪略》。如果他被收入，我们就要问陈宏谋这些的宰相（同时又有大量重要著作传世）为什么没有被研究？洪亮吉以“人口论”为人所熟，可他的学问背景主要是常州阳湖派古文。他能收入，那么为什么桐城派的姚鼐、梅曾亮等被忽视？而恽敬被收入，我尤其不解。他是常州“阳湖派”创始人，与张惠言齐名，但“阳湖派”一直是“非主流学派”，影响力远不能和“桐城派”相比。我们这里主要讨论“经济”而非“文学”（“文学”或者“文质”亦是经济思想关键词之一，下文会涉及）。作者选择这些人，有思想家，有政治学，有文人，那么“道统”或者“家法”何在？
    即使是讨论三大儒，这样割裂他们的经济与政治的观点，也是很不合适的。黄宗羲也好，顾炎武也罢，都有大量讨论井田的论述。但是熟悉明清话语背景的人都知道，对井田的讨论，背后指向主要是王田乃至王权，绝不能单纯地视之为土地政策。恢复井田的想法几乎总是恢复封建、恢复宗法等政治、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抛弃它的背景单独来看黄宗羲论井田的话语，自然会觉得是“奇特的复井田方案”了。
    故而我想避开赵靖先生的系统，稍微谈一下我对明代和清代思想史道统的认识。要讨论明代思想史，那么有一本巨著绕不过去，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梁启超夸赞说，“清代学术之祖当推宗蒙，所著《明儒学案》，中国自有学术史，自此始也”。这“第一本学术史”虽然很多偏颇（未为李贽立案，对颜钧、何心隐也不公平），但极有系统性。要研究“明代经济思想史”，应该更多地思考和借鉴黄宗羲的体系，而不能只是罗列刘基、方孝孺、张居正等重臣的经济论述。从体例来讲，如果收入张居正，那为什么没有严嵩呢？
    再来看“清代经济思想史”，暂且一刀划在魏源、龚自珍这里。我们发现，讨论清代经济思想史时，那些刘基、张居正这样的经济重臣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江南大儒”陆世仪、最缺乏实践的颜元、李恭。那么思想史的研究者必须对研究对象身份、阶层的巨大转变做出解释。有清一代，虽然早期汉族官员的权力范围比较小（总要受到同等级别、同等工作的满族官员的约束），但还是涌现出陈宏谋这样的重臣。曾国藩、张之洞、李鸿章等汉族官员的崛起是很晚近的事情，但可以深入考察以桐城派文章取士获得功名那些人的实际作用。
    我们都知道思想史是后人添加和阐释的产物。最早想出梳理清人思想脉络，还是刘师培的“清儒得失论”，接着章太炎在《訄书》里也写了“清儒”一章。“清儒”前一章是“颜学”（即颜元颜习斋之学），值得三思。而后，梁启超写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全面梳理了清儒的脉络，而在体例上显然是受到章太炎“清儒”影响的。更晚一些，钱穆也写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明显受到梁启超的影响，即使侧重点有所不同。梁启超在20年代末就已经去世了，钱穆要活得长很多，自然也就有些不同的想法。后来杨向奎写了《清儒学案》，张舜徽写了《清儒学记》，慢慢把这套系统给固定下来。
    这套清儒系统很有特点。开头自然是三大儒，还有同一时期的朱尊彝、陆世仪等等，思想背景离不开明清鼎革。接下来就是艾尔曼所谓“从理学到朴学”的过程，产生了一大批阎若璩之类的朴学学者。接下来就是惠栋、戴震、钱大昕等，一直延续到常州学派，魏源、龚自珍等。我们从哲学史的角度来观察，脉络很清晰。但是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似乎一片模糊。阎若璩、钱大昕的经济思想是什么？这一点很难说。但我们牢牢扣住“经世致用”、“通经致用”这些儒家基本伦理，结合清代的制度史和经济史的发展路径，就能大致摸索出真正的“经济思想史”。
    我们再从明代看起，从头看起。那么有明一代，朱学和王学的斗争（或者叫“道问学”和“尊德性”）肯定是社会上最主要的矛盾，绕开程朱、陆王之间的分歧，这段历史就不可能讲清楚，经济思想也就没有根基。
    我们先要界定“明清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范围，主流一定是“士大夫”的思想，而不可能是嘉靖、万历、崇祯的经济思想。张居正、申时行这些宰辅的思想当然重要，但我们在他们政治、经济实践的基础上，还是要将他们的论述（如《张太岳集》）置于士大夫的论述之中来看。
    下面我就不妨尝试分析一下晚明的经济思想的整体格局。晚明始点多有争议。《明史.儒林传》说，“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黄仁宇也把“万历十五年”作为标志。孟森在《明史讲义》中更是认为，明非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张居正、申时行等人兢兢业业维持局面（还不时涌现出戚继光、李成梁、熊廷弼等名将），国家早就陷于崩溃了。
    这个原因很复杂。从上层来看，朱元璋废宰相，加强皇权，设立内阁。这一点行政改革的意义重大。他的初衷是防止子孙后代被权力独大的宰相挟持，考虑很深远。但是并不是每个皇帝都有朱元璋这样的能力和抱负。嘉靖皇帝就只愿意游玩，不理朝政。到了万历前后，内阁的权力空前膨胀，皇帝因为不能决定立嗣事宜，也索性很多年不理朝政。内阁与下层各个部门官员的关系，构成一种微妙的紧张，皇帝则在其中起到特殊关系。这种结构，在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已有精彩分析。
    明末结党兴起正与这种政治组织模式分不开，谢国桢的《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的分析十分精到，近年吕妙芬的《阳明学士人社群》也很精彩，这方面的资料很丰富。总的来看，在宋以后，创办组织书院并讲学、讲习一直是士大夫重要的交游、交际、扩大影响的手段。张居正早年也受惠于讲学，深受王学影响。可是他掌握权力以后，就开始严厉打击讲学，关闭书院，打击王学。他死于万历十年。王学毕竟是压抑不了的，张居正死后，后王学逐渐得到朝廷的承认，最终“诏先臣王守仁、陈献章、胡居仁从祀孔庙。”这意味着王学成为社会上最主流的思潮。
    张居正关闭书院，压抑王学思想，无疑是看到了王学思想的危险性。按照后来清人章学诚的说法，“朱陆异同”的核心在于，程朱“道问学”，陆王“尊德性”。也许在张居正看来，王学泛滥的后果，就是士人都思考大义、玄谈空谈，不但于事无补，而且会增加社会的混乱程度。
    所以我们研究经济思想的学者就应该在此做个决断，我们到底是关心“道问学”的思想，还是“尊德性”的思想，前者是张居正、丘浚、吕坤、海瑞（不管他们之间关系如何吧）等政府官员的思想，后者是王学后人或者说士人的思想，泰州学派、聂豹、罗洪先等人。这两者不仅思考内容上对立，在方法论上也是对立的。
    那么多学者，包括《剑桥中国明代史》的编者牟复礼都认为万历期间是明代政治、社会、经济上的关键转型期（当然不同学者的判断稍有先后），从我们经济学的角度看，当然最突出一点就是一条鞭法的施行。但是历代学者都对一条鞭法有很严厉的批评。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里说，“条鞭之利于一时者少，而害于后世者大。”因为一条鞭法更为模糊不清，会方便各种税赋增加。从深层看，黄宗羲反对一条鞭法与他主张民本的立场息息相关。他反对明代僵化的财政税收制度，主张复古，但并非单纯地回到井田和什一制度，他认为他的田制（包括财税）思想是实用主义性质的，要“以下下为则”，立即会让我们联想到罗尔斯《正义论》的第二原则吧：“是故合九州之田，以下下为则，下下者不困，则天下之势相安，吾亦可无事於缕分区别，而为则壤经野之事也。”
    再举一例，梁方仲堪称近代中国明代经济史尤其一条鞭法的最权威专家，他对一条鞭法的看法也非常严厉，“自摊丁入地的办法盛行以后，一切苛捐杂税，凡可以以田赋负担的莫不尽量摊入田赋以内，大开田赋附加的方便之门，给明清以迄民国的财政史写下最黑暗的纪录和一笔烂胡涂账。”这是对实际税收过程有深入研究的学者的直接体会。
    这对于那些缺乏实际经验的经济学者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不仅今日如此，过去亦然，举个张居正同时代的例子，就是著名的海青天海瑞的感想。海瑞在观察故乡琼州经济的时候，给一个朋友写信说，
    
    
    
    
    “从来谓丈田不利于富家，小民则喜。今小民怨不可胜言矣，何耶？何耶？”确实，单纯从知识分子的角度来看，重新丈田自然是“抑兼并”、打击豪强的直接手段，结果却遭到最广大的政治基础－－“小民”的强烈反抗，这是书斋经济学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有明一代，“财匮”一定是一个关键词。不仅是万历、天启年间，更早时期，国家财政也没有富裕过。我们以前借用彭信威的著作从货币史角度谈论过明代的财政改革的背景，也知道“黄册”、“鱼鳞册”在明中期以后名存实亡，与现实存在极大的差异，皇帝和权臣多次想重订黄册、鱼鳞册，但都不能有效推行。
    而且我们仔细推敲，黄册、鱼鳞册分别对应人和地，这两者的根本出发点是不一样的，从不同角度来划定税收，显示出古人的精明。明中期以后的主流赋税思想都是重黄册，轻鱼鳞册，从客观约束角度来看，可以说是中国的人－地关系发生了彻底改变，江南小城镇经济崛起已经占据中国经济产出的绝大部分，而江南土地面积仅为中国很少一部分；从官员的主观角度来看，就是税收极为困难，财政永远不足，而且在内外不断增加的军事压力下，未来的税收更不乐观。因此，只要能增加税收，怎么管用就怎么来。一条鞭法很大程度上也是张居正不得已的手段。
    丈量土地，明确财税基础，这包含了潜在的计划经济的思想，一直深受百姓反对。南宋时期就有一首民谣，“量尽山田与水田，只留沧海与青天。如今那有闲州渚，寄语沙鸥莫浪眠。”，讽刺的是“奸臣”贾似道。明代的鱼鳞册思想矣是如此。近代学者陈登原有一本名著《中国田赋史》，上世纪30年代出版，其中就颂扬了“鱼鳞册精神”，“顾鱼鳞册虽失效，而鱼鳞册之精神，则未失效也。盖终明之世，言整理田赋着，遂罕有舍丈量而言自实者矣。”何柄棣要比陈登原看得清楚得多，鱼鳞册精神哪里是为了“均平”、“抑豪强”，就是为了增加税收而已。鱼鳞册之荒废，就是因为它不再能有效保障税收。
    所以我们看到“井田”成为明清之际学者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正对应一条鞭法改革的推行。士大夫普遍反对张居正过于简化、实用主义的一条鞭法，而认为需要从制度上恢复古制，最根本的就是井田。这样的争论，我们回溯北宋王安石与苏洵的争论，可以找到太多的共同点，治思想史者不可不察。
    要讨论井田，我们又必须回到更大范畴的思想史，回到王学，一并讨论封建乃至学校，因为它们一同构成了“三代”的想象。井田在中国从来不是一个历史性的制度，只是一种想象。中国古代不存在西欧中世纪日耳曼人的“马尔克”这样的公社制度，再加上土地不平整，很难真正施行井田制。这在经济史上一直存有争议，比如赵俪生先生似乎就相信井田制的历史存在。不过这在我们思想史的讨论中不重要。
    重要的是，井田制的基本思想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们现代人会注重井田制公平的特性，古代人的重要出发点则是“莫非王土”，这里不是要讨论近代才有的“所有权”，而是涉及真正的“君权”。“王霸之辨”是最古老的经学问题，要回归士人对经典和对当时政治的根本判断。
    在这样的实践争论之下，在王学的广泛传播之下，东林党的兴起变成自然而然的事情。在君－臣－民的思想史结构体系中，我们永远在讨论“臣”这一层面的思想，要看到东林党是作为权臣的对立面而出现。结党风气早有出现，但“东林”这个称呼是魏忠贤等人为“三大案”定性时强加于对立派别头上的称呼，朝廷分裂为东林和阉党两派。
    高阳说，“东林未必皆君子，阉党未必皆小人”，令人感叹。东林党人受王学流弊影响，往往“袖手谈心性”，临到具体事务则手足无措。梁启超说，晚明“士习甚嚣”。有直接体验的顾炎武更是直截了当，“百年以来，以此为大患”，这句话放在当下仍令人深省。
    顾炎武有一篇文章《生员论》，是清代散文名篇，我摘录一段给大家看，“今天下之出入公门以挠官府之政者，生员也；倚势以武断于乡里者，生员也；与胥史为缘，甚有身自为胥史者，生员也；官府一拂其意，则群起而哄者，生员也；把持官府之阴事，而与之为市者，生员也。前者噪，后者和；前者奔，后者随；上之人欲治之而不可治也，欲锄之而不可锄也。小有所知，则曰是杀士也，坑儒也。百年以来，以此为大患，而一二识体能言之士，又皆身出于生员，而不敢显言其弊，故不能旷然一举而除之也。故曰：废天下之生员而官府之政清也。”
    这一段极为严厉地批评了生员和他们身上的“士习”，认为这才是国家大害。我们都知道明末在苏州等地发生了多次“抗税事件”，生员正是这些抗税事件的主力。我们的课本一直从民本的角度表彰这些生员抵抗朝廷的苛捐杂税。我们单从财政学角度来看，当时加派“三饷”确实是国库空虚的无奈结果，而且由于前面讨论过的税收结构的无力，一条鞭法的推行，只可能加派到每个人的头上。结果这样的抗税运动，在我们同样表彰的顾炎武看来就是“前者噪，后者和；前者奔，后者随；上之人欲治之而不可治也，欲锄之而不可锄也。小有所知，则曰是杀士也，坑儒也。”
    卢象升说，“从来任事之人，即任罪之人”。不管现代经济学能否脱离价值判断，我们在研习经济思想史时必须牢记古人的标准。任事之人与经世之人都应该是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对象，但两者的成效并不相同。在梁启超看来，颜元是最有实践精神的儒家。颜元也说，“论语句句是经济”。可是颜元完全缺乏实际操作经验，提出的经济政策也完全不可行，他的“实学”在学理和操作层面都不见得超过陆世仪。顾炎武等学者都有这个毛病。而反过来看，陈宏谋这样的“任事之人”却很少高调表明自己的经济观点，只是通过《五种遗规》等制度、教育层面的东西影响后人。可是从各个角度看，陈宏谋这样官员的影响都是极为深远的。
    我们这次讨论没有从“文学”角度切入，而这一点完全不可忽视。古之“文学”，今之“传媒”也。古人关于“文质”之讨论，如同今日思想与实践之讨论。我们今人很难想象王阳明的文字因何能在士大夫中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也很难想象文字在五四时期的巨大变革。文字、文章、文学一直在社会变革过程中起到极大作用。在其他传媒形式没有出现之前，文字是士大夫表达思想的主要模式。但是文字亦有显、隐之别，如桐城派一直是科举选拔的主流文体，却因为不够极端、尖锐，在近代研究中逐渐被忽略。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必须明确自己的定位，同时在总体上把握一个时代的思想背景，在此基础上再筛选和整理历代思想家的思想和所起到的作用。
    我先讲到这里，请大家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