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修泽：如何用“战略理性思维”来研究中国的改革和政治经济学？——在《经济研究》高层论坛上的发言

    各位老师，各位同仁：
    我提出一个问题与大家讨论：如何用战略理性思维来研究中国的改革和政治经济学？关键词是“战略理性思维”。
    我谈四点看法。
    第一点，用“战略理性思维”，必须尊重历史，尊重事实。
    最近，为总结中国改革开放40年，有关方面出了一套丛书（共13部,今天与会的张卓元先生为编委会负责人之一），其中，按研究专长责成我负责撰写《所有制改革与创新——中国所有制结构改革40年》一书。经过我和我的研究团队在过去40年研究积累的基础上干了两年多，终于在今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出版、发行。
    写作中，我深深体会到，要用战略理性思维来研究中国的改革问题，首先要尊重历史，尊重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在书中，我引用了习近平同志的一句话：“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它忠实记录下每一个国家走过的足迹，也给每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提供启示。”这里的精髓是“忠实记录”。
    在书中我力求按“忠实记录”来要求自己。写成绩，“不虚美”；写问题，也“不掩饰”。特别是对改革历史上的一些符号性人物尽量还原本相。如1978年11月24日小岗村18户农民的“大包干”手印，以及今天《新闻联播》播的中国“10101号”工商营业执照的领取者温州人章华妹等等。对他们在改革史上的作用，都“忠实记录”下来，并有相应的评价。
    但也有的进展不太顺利。如，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第一声炮响”是哪里开始的？是四川。1978年10月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12月18日召开的），他们10月份就下达了“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的试点文件，体现了四川省委和四川人民的一种历史主动精神。
    大的事件写上了，但是在写符号性的“代表人物”的时候，我遇到了麻烦。5月3日，在有关部门请我谈如何总结中国改革40年的时候，我建议：我们能不能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年这样一个历史时刻，很谨慎地、理性地、稳妥地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现在大国博弈激烈，应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民族内部矛盾能化解就化解。对一些在改革史上起作用的人物，应该像习近平同志说的那样：“忠实记录”。一句话，“历史不能只露半边脸”（我在《所有制改革与创新——中国所有制结构改革40年》写了这句话）。
    第二点，用“战略理性思维”，必须走自己的路，坚持两个“不拘泥于”。
    中国40年的改革，既不拘泥于传统的或称“经典的”体制模式，也不拘泥于当代西方某些国家的现存模式，而是用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当代一种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新体制的探求。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创举。
    这种探索是需要理论勇气的。这里顺便回顾一件《经济研究》编辑部支持探索的往事。1989年下半年之后，中国的理论界和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否定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错误思潮。谷书堂老师带着我写了篇《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论纲》，《经济研究》编辑部顶着当时的政治压力，在1990年的第6期全文刊发，并且特意放在《经济研究》的卷首。《新华文摘》当年第9期全文转载。《经济研究》编辑部表现了难得的理论勇气。
    这个问题，即“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到今天还是很复杂的，并未完全解决。怎么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我的基本看法就是，老老实实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坚持两个“不拘泥于”：第一，不拘泥于传统的，包括前苏联所谓“经典的”理论模式；第二，不拘泥于发达国家现行的理论模式。用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研究我们的政治经济学。
    第三点，用“战略理性思维”，必须寻求“特”与“共”的有机结合。
    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里面的关键字是个“特”字。但是，这只是一个方面；同时，按照十九大精神，还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里面的关键字是“共”字。这就带来一个“特”和“共”的关系问题。
    “特”和“共”的各自内涵如何把握？我认为，这两个“核桃”还没有砸开，特别是，如何找到二者的内在联系，做到特中有共，共中有特？现在能讲清楚的文献还很少，探索空间很大。
    建议：把国内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研究和国际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结合在一起，把“特”和“共”整合起来探讨。要融合起来，既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肯定是有些人类共同的东西在里面，共同的规律在里面。我们的解释可以和别人有所不同，但无论如何不能说没有人类共同的价值取向。近几年人们回避、否定，个别人甚至批“人类共同的价值取向”，是不对的。怎么会没有“人类共同的价值取向”？否则，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没有根基了。
    这个“特”和“共”怎么融合？怎么形成一个“特共一体”的政治经济学？在我看来，名字可变也可以不变，不变：还可以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但是它内涵里面一定要包括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的规律和共同的价值理念，也可以称“特共一体”的政治经济学。此题可以进一步讨论。
    第四点，要“战略理性思维”，必须在“根基论”的基础上推进“包容性改革”。
    《包容性改革论》是我2013年出版的一部经济哲学著作。我们下一步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一个重要命题是怎么样在“根基论”的基础上来推进包容性改革。
    宪法和中央文件都写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我们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根基”，是“重要支柱”。在这个根基基础之上，我们现在的经济包括公有经济与非公有经济。问题是，怎么科学地、理性的来把握这两种经济形式？我在《所有制改革与创新》一书中引用了马克思的一段话，他说世界是“千姿百态”的，“玫瑰花”和“紫罗兰”各有自己的芳香。在我看来，中国的国有经济、中国的民营经济，一朵是“玫瑰花”，一朵是“紫罗兰”，各有自己的芳香。不知大家是否能认同这种 “思维”？
    要特别关注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新花”。比如，我去华为调研，他们十几万员工，其中有9万员工持股，任正非先生只占1.24%。像华为这种9万人持股，老板只占1.24%的企业，究竟是什么性质的？第一，它肯定不是国有的，跟中兴有质的区别；第二，它也不是传统的私人企业。但现在人们普遍把它列入“非公企业”。这样合适吗?第三，有点类似于马克思说的“重建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但又有一点区别；第四，写实白描，它相当于一个集团内部9万人的“共有制”。不过“共有”一词，我又怕人们理解成“共产”；故我说，它是一种非国非私的、劳动者劳动联合与资本联合相结合的新型利益共同体（一种新型的公有制形式）。我们要追求包容性，追求创新性。
    马克思的“两朵花”理论和中国的“新花”实践，核心是创新性思想和“包容性”的思想，而不是排斥性的思想。我们排斥了一些该排斥的东西，但是，也排斥了一些不该排斥的东西啊。因此，怎么样学会“战略理性思维”，是我们面临的关键问题。就讲这些，谢谢。
    （常修泽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导；根据其在“经济研究·高层论坛·2018——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暨《经济研究》复刊40周年”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