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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城市化的本质是回村模式，即不管你在城市干多久，最后还得回村。如果城市化的回村模式继续，乡村振兴之路是无解的。”3月20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1”分论坛“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上表示。
关于乡村振兴的讨论越来越热，刘守英直言，从自己家乡来看，百姓精神面貌和居住环境都有很大提升，但同时也有几大问题值得关注，主要表现在人的问题、业的问题、地的问题，以及村庄的问题。
具体来看，“乡村老人的绝望成为最大问题，政府应与市场地结合，提供更好的养老供给，解决地方养老院缺乏问题，解决老人老去问题。”刘守英提出，小学在城市的年轻孩子中学可能回县镇，基本没有从事过农业“70后”也可能像40后、50后、60后一样回到乡村，应该切断回村城市化模式，“‘70后’在城市的生根顾虑，在城市的资本积累问题不解决，中国城乡差距难以解决。”
刘守英表示，未来农民就业的机会主要在都市圈和城乡融合地区，而不是回到乡村增加就业机会。目前，农村主要问题表现在劳动力利用不充分，特别是老龄劳动力就业非常不充分。很多回乡就业的劳动力从事临时工作，但在县城及以下行政区域，传统乡村地区可持续的工作机会没有明显增加。
谈到“业”的问题，刘守英直言，中国农业的“业”问题不解决，农业回报难以提升，回报越来越低，就越没有新的要素进来促进农业发展。他认为，一定要解决农业回报低、农业单一化、农业要素组合缺乏问题，“农业需要有一场要素重组革命，首先是土地问题，其次是农业经营者成长，再次是农业要素重组”。
他还提出，农村以外的需求会带动农村本身的组合方式发生变化，农村农业发展应该顺应潮流，针对妨碍发挥潜力的因素和体制进行解决，包括土地制度、移民等。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要素的组织方式相应发生变化，农村应发展好契约关系，靠法制保障契约。
以下为发言实录：
刘守英：十九大还是讨论乡村振兴，我觉得越来越热了，而且弥漫着一种浪漫的情怀，一种气氛，这让我们做“三农”的人是有一点担心的。我正好是上周回到我的老家，回到老家以后，确实是觉得整个乡村从老百姓的精神面貌和居住都有很大的提升。但是我们要观察的一些忧虑的现象有几点：
第一，人。最大的问题是乡村老人的绝望，这是非常让人心寒的一件事。二是年轻小孩。年轻小孩的问题我们原来一直讲他们是留守儿童，现在很多孩子小学是被家长带到城市，这些孩子家长实际是照顾不了的，初中回到本镇，高中回到本县。三是70后。70后到底是不是跟40后、50后、60后一样回到乡村，还是在城市里落下来，这些人基本没搞过农业，也没种过地。
第二，业的问题。整个中国农业的业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农业的回报是上不去的。现在农业的问题越来越单一，回报越来越低，也进行了土地的流转，也进行了规模化，但是从事规模化的这些人越来越内卷。农业的回报越来越低就越没有新的要素进来来做农业。
第三，地。大量的土地被占用，主要是两块。一是农民的房子往路边去盖，这是非常好的现象，原来传统农耕村落的聚落形态开始向更交通便利的地方转变。二是坟地。现在农村的坟地基本上把原来的菜地都占光了。
第四，村庄。农民过去积累的资本全部回到乡村去盖房子。
这四大问题看上去是乡村问题，实际上是我们城市化模式的问题。城市化模式本质是回村的模式，不管你在城市干多久，最后还得回村。所以人、地、村、住这些问题如果城市化的模式继续还是按照原来回村的城市化模式，我觉得乡村振兴的路是无解的。
我在这里面提到几点。一是从70后开始，一定要切断原来的回村城市化模式。40、50、60后这拨人肯定还是在乡村落地养老了，但是如果70后还是不解决他们在城市的生根，他们在城市的资本积累问题，中国城乡差别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二是我们现在要重点解决乡村的老人问题。老人的问题如果不解决，我觉得是对不住这一代爱地、爱农，为国家做出那么大贡献的人的。有三个问题，一是政府提供的这些公共品，农民最需要的是精神的寄托和文化的生活。我们现在搞了很多工程的东西，但是跟老百姓的需求是不大的。二是养老供给。整个地方的养老院是极其缺乏的，完全靠政府来提供也是很难来解决的。政府和市场如何更好地结合，来解决老人老去的问题。三是农业的产业革命问题。一定要解决农业回报低、农业单一化、农业要素组合缺乏的问题。我觉得农业需要有一场要素重组的革命，当然首先是土地的问题，其次是农业经营者的成长，第三是农业要素重组。
最后我想讲的是整个村庄适度的组合。很多人都在提意见，我非常反对大规模人群的集聚，比如以2、3个小队村庄的集聚解决聚落的重新分布问题，这在农村也是非常大的一件事。也就是说，让未来在城市落下来的人，农民回来是真正找乡愁，而不是回到乡村继续看到乡村破败的景象的这种愁，这是不一样的。我就讲这么几点，谢谢大家！
提问：我想问一下各位，最近农村那边出现的一个新型合作机制，叫做股份合作社。现在农村农业用地经营权和承包权是分离的，在这种情况下，您怎么看待新的股份合作社的合作机制？谢谢！
刘守英：我们有合作社，后来叫人民公社，后来叫集体，市场经济起来之后，要素的组织方式相应就发生一些变化。土地一家一户承包，但是现在种植的规模又超越了一家一户，中间的利益关系怎么摆，各地就找到了这么个办法。原来的土地作为一种权利放到生产组合当中去，并不是由原来的承包户自己来耕作这块地，而是他把这块地放到新的组合当中，他来获取一定的收益，农民就像股东一样在各地都有一些实验。及我的看法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农村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定会把契约关系发展起来，不仅仅是靠血缘、地缘把人们连到一起，要靠法制保障下的契约，里面要算账，里面要有一个契约精神。很多地方搞了股份，如果既不公布账目也不分红，农民是不干的。你一定要能够兑现，要有章程，权利要得到保障。不能一概而论。总的来说资源的组合超出了原来一家一户一村的范围，还是我的基本观点，最重要的需求是来自于农村以外，这个需求的量会带动农村本身的组合方式发生变化，我们应该顺应这个潮流，针对妨碍发挥潜力的那些因素，体制机制因素，针对性的解决。包括土地制度，包括农用地管制，包括住宅，包括移民，都要应对相应的挑战。目前来看，障碍还是不小的，跟喊的口号之间有很大的不一致。真要让口号落地，就要针对性解决问题，解决那些妨碍我们目标实现的体制机制问题，有一些还要改相应的法律。
刘守英：现在有一种讨论，从这两年的数据来看，回乡的农民是在增加的，但增加的回乡农民到底去了哪里现在是要观察的。据我所知，农民并不是回村也不是回镇，确实一些县一级的工作是在增加的，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农村现在主要的问题还是劳动力利用不充分的问题，而不是大量的人回到乡村去从事农业和非农的工作。现在整个农村里面的劳动力，老龄的劳动力就业非常不充分。有一些地方有扶贫工厂，实际上就是利用农村这些没有充分利用的劳动力在从事工作。县一级以下现在很多回流的劳动力到底是否可持续，也是值得观察的。回去的很多就业的劳动力从事的都是一些临时的工作，以及乡村增加的很多项目，像土地整治、修路这些工程性的项目增加了就业机会，但是在县城以下，传统的乡村地区可持续的工作机会实际上也没有明显的看出来增加。所以我个人的观点，未来农民就业的机会主要还是在都市圈和城乡融合的地区，而不是大量的人回到乡村增加就业机会。图片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现转自：财经网2021年3月20日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