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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关键词：经济转型转型路径绩效
作者简介：林跃勤，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经济部主任，研究员；刘霞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009）
引言
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转型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事件之一，围绕着不同国家经济转型模式及其绩效表现已有大量的研究文献。一般研究按照转型速度划分为激进式和渐进式两种模式，并将俄罗斯、波兰、东欧和其他一些独联体国家等作为前者的代表，把中国、匈牙利、越南等作为后者的典型。学术界对以俄罗斯和中国为代表的改革快慢（激进或渐进）及其绩效的看法迥然不同。
主张俄罗斯式激进转型的观点认为，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本质上无异于建立起资本主义的制度创新过程。这个过程就像一个深渊，之所以要快速通过，是因为人不能两次跨过深渊，转型缓慢必然伴随腐败，实施改革最有效的方式是通过快速私有化改革去除政府官员的控制权，先休克再治疗，才能脱胎换骨、去旧换新（Sachs，1992，1999；柯武刚、史漫飞，2000；I. Gaidar，1992）。虽然中国渐进式经济转型成果巨大，但因改革缓慢和不彻底而积累下来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E.Yasin，2006)。
而赞同中国式渐进转型的看法是，激进改革使国有部门产出急剧下降而减少国民收入，从而减少消费、储蓄，进而投资减少，使私人部门的发展受到限制；具有“进化、试验和渐进性”独特模式的中国改革方式虽然缺乏明确的改革步骤、时序和内容，但通过改革者刻意的控制避免了政治利益冲突、经济不稳定和社会震荡，体现出改革的“事后一致”，使新制度自发地“内生”出来和良性循环起来，使改革获得成功（卡斯坦海拉、罗兰德，1994；迪瓦特里庞特和罗兰德，1995；Rawski，Nolanand Ash，Caiand Li，2002；Stiglitz，1998，2006）。
中国学者多数赞同渐进式转型，认为中国转型获得了巨大成功而俄罗斯模式是失败的。
我们认为，尽管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在转型过程中已经取得了程度不一的成果，但经济转型过程远未结束，从长期的经济增长历程看，迄今为止的时间段还不足以充分、合理地和最终评判一国经济转型这一重大过程的基本效果。为此，本文通过构造一个带管理资本学习过程的经济增长模型来分析俄罗斯及中国的特定经济转型路径、模式及绩效，以图从转型绩效动态分析中找出转型规律。分析结果表明，转型模式虽然对转型初期的增长有所影响，但并不是转型绩效最基本的决定因素。不同经济转型模式并不存在非此即彼、此优彼劣的必然关系。而且，从中国和俄罗斯的具体情况看，还都在继续转型过程中，持续的经济增长和福利改善还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一、中俄经济转型基本内容
为了合理限制本文的分析范围，这里指的经济转型只包括原有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变，不涉及政治、法制等其它领域。从总体上讲，尽管中俄两国转型模式并不完全相同，但两国均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经济体制改革，其改革内容与基本结果，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1.产权改革促进了市场经营主体多元化
改革国有企业和发展民营企业是转型国家所有制结构再造和搞活微观经济的基础。将国有中小企业售卖给私人投资者和将大型国有企业重组与股份化，增强市场主体多元化与竞争水平，是中俄两国共同的做法。非国有化速度的快慢是激进或渐进转型的重要指标之一。俄罗斯按照华盛顿共识全盘私有化，即立即卖掉或重组亏损的国有企业就能产生效果的理论，于1992年6月11日通过了有关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方案，进行了全面、快速的私有化运动。私有化初期俄罗斯采取全民私有化券和给予企业内部经理和员工优先控股权（购买权）的内部私有化，试图通过“先所有，后交易”的产权改革培育起数千万人的企业家和私有者阶层，发展生产力，走出长期短缺与贫困的困境。按照证券私有化与现金（货币）私有化两种交易或拍卖手段先后对小企业、再大中企业后大型企业进行私有化，在1992-1996年5年内100多万家国有企业（主要是中小企业）实现了私有化。从1996年则进入国有大企业私有化高峰期，到2000年基本完成私有化过程，所有制结构发生巨大变化（见图1）。为了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私有化，2000年通过了新私有化法，完善了私有化规划和程序，增强了拍卖透明度和公平竞争交易水平。中国自80年代以来通过售卖、股份制改造、重组、购并、联合等多种形式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总体原则是抓大放小，小的以售卖为主，大中型的以重组、兼并和股份制改造为主。经过多年的改革，中国逐步建立起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格局（见图2）[1]。消除自然垄断是产权改革和建立公平竞争的基本要求。俄罗斯在1993年就通过了反垄断法，成立了反垄断部，极力推进自然垄断改革。如2003年10月俄罗斯取消铁道部，成立铁路总公司和17家地方公司，实行政企分开。同时，推进电力公司市场化改革、国防工业重组。中国也在推进反垄断改革，如将电信一分为三，再分为六，将电力系统改为电网与发电两大集团，将石油化工部转变为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几大
公司，在经过10多年的争论后终于通过了《反垄断法》。在发展多种经济主体方面，中俄大力发展私营（民营）企业、中小企业。俄罗斯早在90年代初就成立了中小企业部，颁布了中小企业法，采取了为中小企业减少行政审批、降低税收负担、放宽信贷支持、鼓励居民创业、打击寻租腐败、净化经营环境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旨在私有化过程中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形成广泛、灵活、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网络。在降低税收负担方面俄罗斯取得了巨大进步。2000年以来俄罗斯大力推动税制改革，将原先30多种税收简化成20余种，大大降低税率，2002年将原先的多级累进所得税改为较低的统一税率(13%)，同时，加大对寡头企业的税收征管。俄罗斯小企业与个体经营户从1996年初的142.5万个增加到2006年初的383.8万个，其占全国各类经营组织总量的比重从1996年初的63.4%上升到2006年初的80.5%。在俄罗斯总就业规模（年均就业总人数）从1992年的72071万人减少到2005年的6694万人情况下，小企业和私营组织就业人数却从1405万人增加到3575万人，占比从19.5%上升到53.4%。伴随着国有企业改革，中国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非国有企业数已经占到全国企业总数的99%，产出、出口、就业等均都占到约70%。
2.价格改革改善了两国资源配置机制
改变传统计划价格的僵化与扭曲机制是使商品生产依据市场供求信号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也是构建市场经济的核心环节。俄罗斯采取了激进的价格改革方式，于1992年1月2日，放开了80%的批发价格和90%的零售价格，允许公民自由从事贸易活动和对商贸企业私有化，比较快地扭转了商品短缺问题，但也造成了一度价格飞涨（见表1）。中国则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陆续放宽价格管制，按照重要性不同而采取了先零售、再批发，先生活资料、再生产资料，先农产品价格、再工业品价格，先农村、再城市从双轨逐渐过渡到单轨的价格改革模式，保持了物价稳定，但重要资源（原料、能源、土地、资金）等的价格依然由政府控制。总体来看，两国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的逐渐形成，使价格信号更好地反映了资源稀缺状态，对生产和消费的合理引导作用显著增强，降低了市场供求关系扭曲，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和供给改善，促进了两国在90年代中后期告别了长期的计划经济的商品与服务短缺。
3.政府改革改善了政府—市场关系
重塑政府—企业—市场关系是中俄经济转型的核心内容之一。首先，在政府改革方面，共同点在于都进行机构精简，追求政府瘦身和建立小政府。差异在于俄罗斯是将原有国家政体、国体推倒重建；而中国则更多强调继承性，在维持原有政府职能框架基础上进行适应性改革。转型以来中俄都进行了多次政府机构改革，不同程度地整合和精简了政府和官员。其次，压缩政府资源分配和承担的经济职能。两国政府都尽力缩小政府直接干预和参与经济活动的深度和广度，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如将一些原先由政府直接管理的事务转交给各种协会、中介机构去完成，减少政府直接投资。第三，改革政府管理模式。从转型前政府主要通过直接计划指标、行政命令手段来管理经济运行，逐渐过渡到通过行政、法律、经济、市场多种手段来调节与监管经济运行。如俄罗斯自2006年起推行政府－企业伙伴关系，试图建立新型的管理模式；中俄两国还通过建立和完善行政审批法、公务员法等，建立廉洁、高效行政体系。
4.对外经贸管理体制改革
首先，打破外贸国有垄断体制，构建多元化外贸经营主体。中国外贸体制改革的主线是改革自上而下、高度集中的经营管理体制，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下政企不分、中央集权，外贸主体沿着“国家—地方—企业”的模式演进发展，外贸经营主体逐渐从1978年之前的国家垄断总公司转变为80年代后的地方经贸厅（局）和90年代的外贸企业；专业外贸公司由原来的行政机构附属物转变为中介服务组织，并在外贸活动中获得独立经济实体地位。俄罗斯自1991年就打破对国家外贸易垄断经营权，允许所有企业和个体参与国际经营活动。其次，改革外汇管理体制。中国从1979年开始改革统收统支的外汇分配制度，实行外汇留成办法，调动创汇单位的积极性。建立和发展外汇调剂市场，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允许多种金融机构经营外汇业务。从1994年1月1日起，取消各类外汇留成、上缴和额度管理制度，对境内机构经常项目下的外汇收支实行银行结汇和售汇制度；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建立统一的、规范化的、有效率的外汇市场；实行人民币经常项目有条件可兑换。1996年12月1日宣布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并放宽居民用汇限制。90年代俄罗斯逐渐放松了外贸企业强制性出口收汇交售制，并于2004年全部取消了外汇收入义务交售制，允许企业和个人在国外开设外汇账户等。第三，积极吸引外资。两国均通过了一系列放宽和鼓励外资进入的制度，如外资企业所得税法、产品分割法、建立经济特区、保税区等。
二、中俄经济转型绩效比较
1.经济转型促进了两国经济增长
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转型的基本目标就是要通过革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桎梏以实现经济发展。但由于初始条件、外部环境及制度转变方式等差异，不同的转型国家在转型期的经济增长表现并不一致。从经济增长率方面看，中国近30年、俄罗斯在近20年来的经济转型中的表现差别较大：转型后除个别年份（90年代初）表现过热外，其他多数年份中国均在10%左右的高位通道运行；而俄罗斯则从前苏联解体前的较高增长转入转型后连续数年的负增长。从1999年后走出衰退泥潭，重新步入较快增长，俄罗斯从转型前高于世界平均增长值、转型开始后低于世界平均增长值和近年高于世界增长水平，呈现出一条大“V”字型增长曲线，2000年以来的增幅已经超过了转型前的增长水平（见图3）。转型后两国经济增长变化状况影响到两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变化。中国从1978年的第27位上升到2006年的第4位，俄罗斯则从1996年的第16位提升到2007年的第9位。从两国经济在世界的位次变化可以看见，中国的经济实力上升显著得多。与之相适应，中俄两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也有不同变化。按照汇率法加权计算，1980-2005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为11.3%，而2000-2005年的年均贡献率为16.8%，2006年达到近20%；而俄罗斯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1991-2000年的-1.7%提高到2001-2005年的2.9%和2006年的3.4%[2]。总体而言，中俄均进入世界最具增长潜力的“金砖”集团行列，但中国的增长率和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均明显高于俄罗斯。
图31980-2007年中国、俄罗斯*和世界经济增长(%)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2008》；世界银行数据库；《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第34、35、126、409、416页；IMF, WEO Database, Table A4
注*：1991年前为前苏联数据。
2.经济转型改善了居民福利水平
从人均GDP（居民福利改善的重要指标）看，两国变化趋势有所区别（见图4）。转型以来，在经济快速增长背景下，中国人均GDP也保持稳定较快增长势头，从1978年的人均178美元提高到2007年的2556美元（汇率），增长了13倍多，中国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为世界上减贫最成功的国家之一，广大居民生活福利得到普遍提高。俄罗斯自转型以来，人均GDP一度严重滑坡，按照汇率计算的居民人均GDP从1990年的6685美元下降到2000年的1720美元，但自2000年随着经济快速复苏，加上人口下降的因素，俄罗斯人均GDP出现较高增长速度，到2006年俄罗斯人均GDP接近7000美元，重新恢复到转型起点时的水平。由此可见，转型16年间，从人均国民收入指标看，基本在原地踏步（当然，值得指出的是，商品与服务质量和结构今非昔比），俄罗斯失去了一代人的时间。但是，2000年以来，俄罗斯伴随着强劲的经济增长而出现了居民收入超速增长势头。按照世界银行2006年俄罗斯经济报告，1999-2005年俄罗斯GDP累计增长70%，而居民货币收入增长500%，扣除通货膨胀后实际增长200%多，为同期GDP增长幅度的3倍。
图4 1992-2007年中国、俄罗斯人均GDP增长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摘要，2008》；《Россия в цифрах，2007》，以及作者根据www//http:gks.ru等相关资料计算得出。
3.经济转型促进了经济结构调整
结构扭曲是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普遍特点，因而，结构转型也是经济转型的基本内容。但由于结构扭曲的路径依赖刚性以及转型期为实现赶超型发展目标而采取的非均衡发展方式，加上市场机制不成熟，结构扭曲转变难度大。中俄两国都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和产业政策来促进结构调整。
图5 2000-2006年中俄固定资产投资、社会商品零售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2007.Россия в цифрах，2007.Москва，2007；http//:www.gks.ru/pupr/.
(1)投资与消费比例调整。转型初期，投资过高、消费过低是中俄结构扭曲的重要体现。如1990年中国、俄罗斯的资本形成占GDP比例均比较高（30%以上），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转型以来，在实现赶超发展目标下，两国均面临着储蓄与投资双短缺的问题，提高投资以促进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2000年普京总统执政后实施“富民强国”战略，在经济较快恢复背景下，居民收入增长较快，多年间的高投资低消费扭曲状况得到改变，但同时，投资增长缓慢、投资不足又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见表2）。而中国则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大背景下，通过政府主导下的投资激励政策和多种优惠政策吸引外资，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特别是2000年以来，新一轮重化工业化加速，带动了投资热潮，出现了投资高增长、消费低增长的现象，与俄罗斯的投资消费增长比较均衡情况有较大差别（图5）。
(2)经济多元化和均衡化。产业结构扭曲和区域结构失衡是中国和俄罗斯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产物，优化产业结构和促进区域均衡发展是两国经济转型的重要方面。俄罗斯努力消除经济原料化倾向，推行从原料采掘业一枝独秀到加快加工工业短腿部门发展的多元化发展战略，以及建立国家发展银行、俄罗斯风险投资公司，风险投资基金、纳米基金、出口信贷银行、经济特区等，吸引外国先进技术，优先发展高新技术部门；同时，俄罗斯废除旧的“缩小地方间社会经济发展差距联邦目标规划”，改用提高地方发展基金拨款支持力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制订远东、西伯利亚和滨海边疆区中发展长期战略规划并给予联邦财政支持，将农业和农村振兴作为政府优先发展中长期规划四大领域之一，缩小城乡差距。中国通过产业指导政策、区域发展政策及财政、金融、技术、环保、土地等政策组合，调节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布局与均衡发展，压缩长线过剩产业，促进短线产业发展，实现部门与行业的均衡发展。如在在20世纪80、90年代采取了沿海开放、建立经济特区等加快部分地区率先发展战略之后，开始实施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启动新农村建设运动、设立成都、重庆城乡统筹试验区等作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尝试，促进区域开发和均衡发展，消除城乡发展差距。同时，中国还通过实施863计划、建设创新型国家、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等战略推进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总体看来，转型以来中俄经济增长动力、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均有较大变化（表3），但变化程度有所差别。
三、转型与增长模型
因为现实经济运行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转型只是组织社会生产的形式发生了变化，依更为广义的观点来看待转型，则我们应将经济转型定义为一个不断优化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转型出现的问题则是新旧资源分配机制同时运行或一类机制过早退出引发的经济摩擦。如果从微观看，转型过程则可以理解为利用新机制不断进入的企业和旧机制下运行的企业不断退出的交替。因为任何经济都不会凭空出现利用新机制的企业，它们的产生只能是旧机制下运行的企业不断通过学习新规则及新建企业形成，不论何种企业都必然要在变化的新环境下求生存。这时，一种称为管理资本的新资本类型成为转型问题研究的关键。因为在中国和俄罗斯等经济转型中，企业生产经营的外部环境在不断变化，企业的发展关键在于适应市场变动状况，只有在这一学习过程中能更快适应环境变化的企业才能生存和发展（不管是激进还是渐进转型的经济皆如此）。
所谓管理资本指的是企业在生产中积累的用于合理组织生产经营的特定人力资本。该概念来源可追溯至Marshall(1920)，他认为企业的发展来自于管理更新。以现代形式表述管理资本者为Prescott和Visscher(1980)，其后，Hopenhayn和Rogerson(1993)，Jovanovic(1982)将管理资本纳入的企业演化的模型中，而Atkeson and Kehoe(1997)则拓展了管理资本的应用领域，将其用于分析一个国家的经济演进过程及经济转型问题。学习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众所周知，而管理资本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需要通过学习来实现。原因是转型过程导致经济运行规则的变化，企业的获利途径也与过去不同，只有在经营中通过学习获得了竞争优势的企业才能发展；同样，只有一个经济系统能在转型中很快地调整市场运行规则，使企业按市场规则行事，才能保证转型的效率。所以，学习会成为提高管理资本和转型成功与否的关键。以此思路为基础，我们构造一个带管理资本学习过程的经济增长模型来研究转型和增长的关系。
我们考虑的是无限期界的代表性消费者经济，个人的效用由消费和闲暇组成，效用函数可简化为：
图6说明管理资本变化学习受管理资本市场化前沿水平影响。在市场化前沿水平高时，管理资本增长很快，呈加速增长趋势；随着管理资本提高，学习效应下降，管理资本减速增长并最终停止。市场化转型初期管理资本的增长应比较快，所谓改革的增长效应大；而随着改革的深入，改革增长效应会越来越小。这类学习曲线主要运用了学习早期的规模递增效应，因为当一个学习过程刚展开时有一个明显的竞争优势存在，从而快速吸纳社会闲置资源，使产出效率不断提高。但在许多企业同时加入学习行列时闲置资源将很快消失而只能进行资源再分配，这时产出将进入规模递减阶段，这是学习型经济系统的增长特点。
我们先说明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管理资本变化与产出间的数量关系，以作为下面动态模拟的基础。按前面的分析，经济转型本质上是管理资本的形成过程。而且我们认为转型不是随意的，它有参考目标，即，竞争性市场的形成，市场化前沿水平就是已存的高水平市场经济体。依该逻辑展开的管理资本学习就有了明确的方向，但方向不等于现实。因为企业在不断适应的并非国外的市场规则，而是国内不断变动的市场环境，市场化前沿在国内就只能是一个相对目标。设在未转型时国内的管理资本水平为
，市场化前沿的管理资本水平为
，我们设定
＜
。为方便计，设未转型时的管理资本水平增长率
=
，当该经济的转型开始后国内的管理资本水平因为学习效应的存在将不断向市场化前沿的管理资本水平接近，
＞
。管理资本总水平是学习中得到的（增量）与未转型时已有国内的管理资本水平（存量）之和，依(4)式的思想，为简化计，可将其显性表为：
α为学习参数，
，在经济转型时不学习市场化前沿的经济α=0，学习能力越强α值越大。转型开始后，因为不同经济遵从不同的路径，所以学习的效应有强有弱，管理资本作用不尽相同，由此会造成经济产出的差异。将(7)代入(2)并令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为常量（设为1；又设
=2，
=1），通过设定不同的v，α值可得到图7、图8。
以上两图表明，因为转型路径的差异会使各转型经济的产出变动发生很大变化，依照经济转型中一国经济增长的状况，我们可以将转型归为两种类型，即激进转型、渐进转型。各类转型的特征如下：
1.图7显示，如果在经济转型中有一定程度的学习效应存在，且管理资本在产出中有一定作用，则在转型过程中的开始阶段产出会有一定程度下降，但不久经济将会恢复增长趋势，学习效应越强，恢复越快且早期产出下降也越少。这类转型是在该经济体前期已有一定程度的市场基础上进行的，这种情况我们认为与俄罗斯的情况相近。因为俄罗斯早自上世纪60年代起就开始了程度不同的体制改革，到90年代初期已有了很好的市场基础。所以管理资本已有了一定积累，学习也有一定水平，只是最后的转型过烈，管理资本在短期不能正常发挥作用，转型过程中的产出将不断下降，一段时间后经济才可能有恢复增长的趋势，这种状况我们可以理解为突然的大爆炸式经济转型。该类转型经济的特征是，基本上放弃原有经济结构，一切从头开始，所以转型早期经济状况差，社会福利下降；但一段时间后，经济增长后劲强。
2.图8显示，若管理资本在产出中作用大且管理资本学习效应强时，经济转型过程中不仅不会出现产出下降，反而会出现不断增长的趋势，典型例证是中国20多年的转型促进经济长期高速增长。这说明转型并非必然是抑制增长的，只要不断创造管理资本积累的条件，并使学习效应得到合理发挥，则转型是刺激增长的有效手段，这就是渐进型改革效果要优于激进型的根本原因。如果对这一结果进一步分析将会看到，正是转型初期所显现的产出递增效应，使参加转型的人获得了意外收获，全社会的福利不断改进，由此刺激更多的人自愿加入到转型者行列，对原计划经济体制国家这种转型能最小化政治阻力和激发更多改革热情和创新。中国的改革之所以在早期取得了好开头并延续着社会共同参与的改革进程与学习效应的发挥高度相关，而且也可能是最终成功的关键。渐进改革使企业的进入与退出呈有序状况，并与市场规则的建立相适应，从而使得管理资本积累中学习效应能充分发挥。本文将这类经济转型称为市场逐步形成的渐进转型。
图7-8中的另一要注意的特点是，转型对产出的促进作用并非长期可以持续，而是在一定时期后呈中性状态，即出现所谓的改革收益递减。这种结果的出现是由学习效应的变动所引起的。该结果与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吻合的，许多学者已观察到上世纪80年代改革效应高于90年代。所以，寄希望于通过某些改革措施—劳永逸地解决经济增长问题是不切实际的，只有在不断改革的基础上形成有效的增长机制才能保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毕竟改革只是促进增长的一个因素。
四、中俄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前景及问题
中俄两国都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经济转型时期，而且还将经过一个很长的经济转型阶段，今后两国都面临机遇与挑战。
1.经济增长前景
中俄两国作为四大金砖集团成员国，经济前景整体看好。从目前经济增长指标比较，中国表现优于俄罗斯。从1992-2007年16年的情况对比看，可以发现，中国经济增长率明显高于俄罗斯，其中，又分前一阶段和后一阶段两种情况，即1992-1999年间中国年均增长率比俄罗斯高约15个百分点，而1999-2007年年均增长率缩小到3.5个百分点。中俄两国的经济增长初始条件和基数差距较大，俄罗斯是在一个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经济较发达、水平较高的后工业国家基础上的增长，而中国则是在一个非常落后的农业－工业国家基础上的增长，按照世界经济发展规律，后发赶超型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一般均表现为更高的增长率。俄罗斯的增长既有国际市场石油涨价的因素，也有90年代制度转换逐渐生效扭转了投资、消费下滑的影响。按照某些俄罗斯学者的测算，俄罗斯近年的经济增长中，来源于石油的增幅只占1/6，原因是大量石油收入被用作政府储备而退出了流通。石油价格上涨1美元／桶对GDP增长率的贡献度从2000年的0.3%下降到2005年的0.06%，即便石油价格下降，俄罗斯经济依然将保持增长。制度改进因素正逐渐成为俄罗斯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3]，俄罗斯近年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内需求，而不是由原料部门的增长决定的[4]。随着制度和机制的逐渐转变到位，中国粗放增长方式将逐步得到扭转。俄罗斯经济增长中的资源原料出口依赖倾向，也将随着技术进步加快而得到改变。
从未来增长潜力看，各有优势。从国内环境看，中国有劳动力、市场、成本等优势；俄罗斯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人力资源、金融资本（巨大的稳定基金与外汇储备）、坚实的技术基础和迅速成长的市场。两国市场经济框架均已经基本建成，2002年夏秋俄罗斯被美欧分别承认为市场经济国家和接纳为G8完全成员国。虽然按照加入WTO协议规定，中国还是处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按照国内有关机构的测算，中国的市场化程度已经达到70%，中国已经被50多个国家承认为市场经济国家。总体上，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作用不断增强。从国际环境看，中国具有劳动力素质较高而廉价的优势，制造业部门齐全，技术进步加快，在很多领域拥有或将获得国际竞争优势。同时，中国和俄罗斯均加快融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使经济增长的国际环境不断改善，有利于继续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作为最具增长潜力的两个大转型经济体，未来中俄经济均将继续保持快速持续增长势头。一些预测表明，中国经济规模将在2030年前后超过美国，跻身世界第一；俄罗斯也将进入世界前六强。
2.持续增长面临深化制度转型挑战
同时，也应该看到，中俄两国在未来的经济增长中还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和困难。其中，作为转型国家，最主要的是在深化制度创新和最终构建起真正的市场经济方面还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和挑战。决定转型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技术创新潜力，技术创新机制的形成远比短期的增长更为重要，而创新需要制度转型作基础。在技术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通过制度创新或者变迁也能提高生产率，实现经济增长。可见，制度创新是技术创新，从而是转型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基本条件。但是，经过多年的转型后，中俄两国转型远未结束，深化制度转变面临一系列新的阻碍。如，近年两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居民福利普遍改善，使整个社会上下均滋生出一种改革“疲劳症”。政府决策层求稳心态、普通居民惧变意识较强烈，这使两国制度创新如同“温水青蛙”处于麻痹状态，从而，拖延市场改革与转型进程，并使转型经济“增长病”（如政府干预过多、增长方式粗放、结构扭曲、可持续性差等）难以治愈；借助于改革漏洞暴富的既得利益集团不断膨胀对进一步改革和增长方式转变造成的阻击力量越来越大；粗放式增长方式转变以制度与机制转换为前提，制度机制转换滞后必然制约增长方式转变，从而延缓创新步伐和产业结构升级。过去30年，中国重视经济增长胜于制度创新，主要体现在：(1)国有企业改革与反垄断进展缓慢，阻力大。中国国有企业对经济的控制程度很高，一系列重要部门的国有垄断依然比较严重。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还很不健全，国家利益部门化，造就了各种既得利益者集团。中国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中小企业与大企业的经济地位还很不平等，缺乏公平竞争机制，社会地位、审批限制、资金瓶颈、准入门槛等抑制着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健康成长。(2)要素市场完善慢。中国尚未走出双轨制，土地、资源、资金等关键要素价格基本仍由政府掌握，市场发育不良（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发育缓慢和功能残缺不全），各地圈地运动、城市化热、投资热、资源浪费、增长粗放、寻租腐败等十分严重，与中国要素市场新双轨制泥潭有着很大关系（林毅夫，2007）。(3)政府转型缓慢。唯GDP论的发展战略没有根本转变。各级政府依然将经济增长速度作为最主要的政绩考核指标，各地政府直接参与竞争性经营活动、竞相攀比并导致大量重复建设现象很严重。近年，在人为造市的城市经营热中大量土地被地方政府寅吃卯粮出售并转化为城市政府基建投资的主要财源，同时催生大量三无农民和引发社会矛盾。政府主导投资热是导致重化工业膨胀和局部投资过热、重复建设、结构扭曲、效率低下、环境污染严重等久治不愈的计划经济病的根源，行政计划经济管理模式没有明显转变。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中政府习惯不习惯地沿用大量计划经济时代的计划和行政指令方式，各种刮风式的、一刀切式的政策往往缺乏对症下药，不能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医头医脚，顾此失彼，政府救火队的角色没有得到转变。其根源在于缺乏成熟的制度体系，已经进行的一些改革也并非系统配套推进，因而相互掣肘，尤其严重的是法制体系不完善，经济运行中的许多小事也需要领导批示和行政权力干预才能解决。因此，从转变资源配置方式的角度看，改革大关并没有过，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规定的在20世纪末要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并“没有能够实现”。因此，“21世纪还要加紧开拓”。因为时间拖得越久，体制内部的张力就会越大[5]。正如转型问题专家热若尔·罗兰所说，转型经验给我们的启示是，没有适当的制度转型不大可能产生成功的结果。俄罗斯的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也远未终结。俄罗斯学者O.别洛克雷洛娃认为，转型过程的长期目标是恢复市场关系，消除管理体制中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建立保证经济增长与居民生活稳定提高的繁荣的市场经济机制，使相对落后的经济进入到比较发达的经济，俄罗斯虽然经过了急风暴雨式的制度转变，但新的成熟市场体系尚未真正建立[6]。可见，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加快制度创新是中俄两国推进转型与发展的关键。
五、基本结论
回顾世界经济转型历程，各转型体均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其中，以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大转型体的表现最引人注目。尽管两国根据各自国情所选择的路径、方式各不相同，支付的改革成本和收益也有差异。但并不排斥一个基本事实，即各有斩获。从现有主要经济指标衡量，中国的经济成就更胜一筹。但是，也应该看到，两国转型并未终结，因而，还不是最后下结论的时候。两国转型的经验与教训都很多，超过了简单而狭隘的转型速度、模式及其优劣划分与褒贬。
1.转型模式不存在绝对的优劣之分，而要看其实施的土壤
迄今为止，在同一国家不同领域可以运用不同的转型模式并表现为不相同的适应性和成功性（且同一国家可以在不同时段采用不同的模式并取得成功）；同样，不同转型模式在不同国家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在同一模式下有些国家成功有些不成功、有些领域成功有些领域不成功）。模式对一国经济绩效的影响短期大于长期，对个别国家的影响大于对整个经济转型运动的影响。转型模式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可能会对转型绩效产生影响，但绝对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不同模式在不同国家，或者在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可以兼收并蓄、殊途同归。从指标及其他一些维度测量得出的中国和俄罗斯两国转型绩效差异也不能成为归结为模式优劣的决定条件。激进转型并不必然是一种失败的模式。对两个国家转型成效的认定，一是要考虑长期因素，二是要考虑全面的宪政转型。按照转型是全面的而不是孤立的观点，转型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止的态度，有利于探索健康的经济转型道路。从中国转型情况看，在发展水平特别低的转型初期中国式转型所激发的增长效果非常明显，但随着时间推移，中国式转型滞后带来的许多深层次矛盾的出现和加剧又证明这样的转型方式并非完美无缺和万能。
2.不同转型模式可以相互借鉴和交替采用，取长补短
渐进与激进两者并非水火不容，非此即彼。实际上，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因面临的发展任务差别及约束条件的不同而有不同选择。随着转型深入，转型速度、模式等问题日益失去其转型初期的意义，构建持续转型动力机制，对推动转型经济持续、协调发展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具体到未来转型推进的实施方式、政策手段等的选择，则要视转型领域、转型时机、内外条件等情形而定，或快或慢。另外，在漫长的转型过程中还不能一成不变，条件变了，方式、速度也得转变。
3.经济转型不是一成不变的
经济转型只是推动一国经济增长的方法之一，它不是万能的，也不是永续的。按照经济转型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这一原则定义，前计划经济与世界市场经济接轨的正常经济的完全确立和完善是经济转型过程基本成功和完成的标志。当然，即便大幅度和深刻的转型基本结束，并不意味着不再需要制度和机制调整和完善，实际上，世界上的市场经济国家也在不断的调整完善之中。一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是各生产要素协同作用力的结果，而这种不断变化的协同是需要与之适应的有效的体制机制的保证的。
注释：
①《中国统计摘要2007》，第52页。
②参见IMF数据库相关年份数据。
③《Вестник》，2005,12,14。
④《远东经济导报》，2007,10,8,第1版。
⑤吴敬琏：《中国21世纪的三大任务与三大挑战》，载“国研网”，http://finance.sina.com.cn 2001年07月13日12:44。
⑥О.белокрылова：《Теория переходной экономики》，Ростов-на-Дону，《Феникс》，2002，Стр.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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