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国际金融货币体制改革

作者简介：刘军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
    每一场重大危机总可能意味着某种制度的终结，预示某种新制度的开始。2008年爆发的美国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式金融资本主义”的破绽，引起世界对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产生质疑，反全球化声音加大。进入“后危机时代”，全球化将面临怎样的历史命运，取决于世界主要力量的重新分布、组合、协调，以及由此衍生的国际体系的力学关系的变化。
    尽管在学术界，全球化可被追溯到哥伦布航海时期，但显然今天我们所讨论的全球化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即是市场经济模式的全球普及化，在国际政治和国家发展形态上，又堪称某种程度的“美国化”所反映的世界潮流。为此，本文拟从国际政治、外交视角，考察经济层面的全球化发展的基本态势，以经济表象为切入点，思考“后危机时代”国际体系的力学关系新变化。
    一、全球化与全球化“第二幕”
    全球化（globalization）流行于20世纪90年代，进入21世纪仍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词，但因概念多样，解释不一，内涵多存重叠与暧昧，迄今，仍不能说有统一的定义。全球化最通常的意思是指生产要素在全球的有效配置过程，即贸易、资本移动自由化，企业活动以及由此产生的国民经济交易行为跨越国境，广域延展，共同形成全球统一的市场，类似于企业活动无界化。从国民经济角度看，全球化属于从封闭经济走向开放经济的进步，即“国民经济活动的国际化”，其深度和广度存在发展阶段性特征。而若考虑冷战结束这个历史命题，全球化又是“市场经济模式”在全球的普及过程，堪称“全球经济发展模式的市场化”。而依据康德的“市场主义”与“民主主义”相互依存的传统理论，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又将之进一步引申为“民主制度的全球化”，即全球市场模式的普及，必然带来全球民主制度的推进。
    美国金融危机后，新兴经济体崛起，美国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及其主导的美元体制、欧洲整合模式及其支撑的地区单一货币（欧元）体制，乃至以“日本制造”为支柱的“日本式经营模式”不断暴露败絮，遭到怀疑，世界力量格局的多极化趋势加速，经济发展模式、国家治理形态，乃至民主样式更趋多元化、多样化和复杂化，呈现“市场经济不一定必然带来民主化”，“全球化也不一定必然是美国化的新情势”。全球化及其目标也表现出多样性、多维性和多元性新趋向，由此围绕以全球治理模式为表现的国际政治、经济、金融和货币体制的重新安排及其权利关系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对立与协调”并存的新特征。
    一是“美国治下的和平”与全球大竞争。二战结束后，以盟国为主导，在安全上构建了联合国及其安理会体制；在经贸关系上，启动了“关贸总协定”以及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体制；在国际金融和货币上，确立了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为代表的布雷顿森林体制及1973年后形成的“后布雷顿森林体制”。但1947年冷战铁幕降临，美苏两大阵营对抗，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实事上表现为“一道墙、两个市场、三个世界”的基本格局。其主要特征是，全球市场被柏林墙一分为二，划分为相对隔绝的两大平行市场体系；经济发展模式升级为意识形态对立的前沿，成为东西冷战的市场基础和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形成。从国际政治关系看，鉴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横行，以北约、华约为基础，美苏各自主导的双边军事同盟泾渭分明，正面对立；与此同时，以争取发展权为表现的亚非会议、77国集团、南南合作，乃至不结盟运动云涌，世界政治秩序呈现“三个世界”格局。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全球市场重新统一；1991年苏联解体，宣告冷战最终结束，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相继发生了一系列巨大变化，迎来了划时代的转换期。这也为美国确立冷战后的“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但不容忽视的是，冷战终结在促进原社会主义阵营集体走向市场经济道路，构建符合自身特点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同时，也极大地释放了第三世界争取发展、追求和平的巨大势能，从而刺激资本主义阵营开放市场，展开全球投资和贸易，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转移”，掀起全球大竞争浪潮。一度在美国庇护下蓄积了经济实力的日欧等“次级资本主义国家”浮出水面，开始要求更大的政治权力，寻求与美国对等地位，追求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主导权，进一步助推了全球化向纵深发展的进程，使全球化被赋予具有时代特征的“全球大竞争”属性。
    全球化所表现的全球大竞争特质，令美国难以依据“华盛顿共识”正面且明确地提出构建“美国治下的和平”的“伟大构想”，不得不结合企业活动的全球化，提出以构筑“21世纪世界经济秩序”的方式，表现全球化的“美国化”。企业活动的全球化在90年代得到了迅速发展和深化，扩展为一种全球浪潮。信息技术革命，实现了全球信息、商业交易的同时化，加速了全球化进程。特别是，金融交易实现了在世界范围内瞬间完成，使巨额资金的国际移动活跃，全球金融市场相互联动，金融机构彼此渗透，跨国金融产业快速发展，增添了世界经济的活力，同时也给国际短期资金跨境移动提供了便利。国际金融的全球化在带来世界经济活力的同时，也成为扰乱各国金融制度、外汇汇率稳定的重要因素，以至于在冷战结束后的短短20年内，引发了多起货币、金融危机。
    一度丢掉霸主地位的美国经济凭借IT革命卷土重来，企图借此在全球普及美国标准，构建开放的自由竞争型市场经济模式，意图通过将世界经济新秩序冠以“全球化”并等同于“美国化”，重新构筑美国经济霸权地位。这或许就是“后美国治下的和平”的目标所在。但美国为震源的金融危机，无疑对这种“Pax AmericanaⅡ”构成了现实的打击，全球治理模式酝酿新调整。
    二是全球治理观的演变与国际体系的维护。冷战结束，世界对和平与繁荣的期待上升。海湾战争后的1991年9月，时任美国总统布什曾积极倡导将所有国家共同拥有责任和希望的“普遍和平体制”（Pax Universalize）作为冷战后世界的新秩序。但由于世界各国、特别是日欧等盟国相互协调的动力分散，地区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与美国的实用主义相互交织，对立与协调并存，世界秩序的走向持续不明。冷战后“相互依存的民主和平论”与“强权政治论”两种完全相反的全球治理观并存，正是国际社会尚未就此形成共识的反映。在政策倾向上可谓对上述两种思潮的某种折中选择。
    基辛格曾针对中苏和解后的亚洲形势指出，美国应采取更加弹性的对策，平衡日中苏三国行为。基辛格认为，在美国既无法支配又无法保持孤立的世界中，美国必须考虑构筑不仅包括俄罗斯，而且包括欧洲、中国、日本等主要力量的多极世界。美国以游戏者之一的角色参与这个世界，才能保证世界和平。
    基于同样的思想，2005年到2007年持续近3年完成的阿米蒂奇第二报告，将原定“如何管理中国”的主题，改变为如何应对并参与太平洋西岸更广泛的“群雄并起”格局，以期通过协调、规范这一地区多种力量、多种功能并存的结构，通过影响“力量结构”及其走向的方式，而不是仅限于影响单个力量变化的方式，追求进入21世纪地区个体力量急剧上升后的泛亚太秩序的维护，即在霸权衰退期，试图通过主导“国际协调”，利用“共同分担责任”，供给“国际公共财产”（public goods），在国际货币领域则确保提供“美元体制”为表现的公共财产（collective goods）。这种维护国际体系稳定的思想，与二战后美国对东亚的政策--确保松散化、避免横向紧密合作，力求相互牵制、制衡，维持地区平衡的理念，具有很强的延续性。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后，针对东亚为主的太平洋西岸的中、印、俄（BRICs的三强）、东盟、中亚，乃至日韩等力量变化及其紧密合作的趋向，以及从中东到台海等海上地缘格局的新异动，将全球战略第一线设在阿富汗，并高调回归东盟、密集监视海上生命线，高唱“文明融合”，描绘“无核世界”，主导多种力量广泛参与的“G20体制”，可谓纵深布子、控制地缘战略穴道，力求穿插、阻隔、分化、渗透，避免新兴力量形成逆美国愿望的组合，确保力量分布结构上的可控，以求新时期的动态均衡。
    日本著名贸易论、地区论和国际货币论专家，一桥大学名誉教授小岛清早在2002年就认为“冷战结束，美国单纯依靠军事霸权难以保障世界和平与安全，只有期待达成绝对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国际公约，才有现代安全保障的成立，只有在全面禁止核武器以及核试验的国际协调基础上，才能确保当今全球安全”。在多极化趋势的时代，应构建“国际协调型和平体制”。
    三是“超全球主义”的落空与全球化“第二幕”的开启。冷战结构的崩溃，一度被认为是美国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体制的胜利。在世界范围内推行统一的美国自由市场主义的“妄想”在膨胀，这就是所谓的极端的“超全球主义”。其主要依据是：苏联解体，俄罗斯等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中国在1979年便向开放的市场经济转变；“美国型市场经济模式”20世纪80年代在英国撒切尔政权和新西兰新自由主义政权（1984年）下得到验证。依据“华盛顿共识”的“民主的资本主义”被认为必将在世界推广，全球自由市场将得以实现，而现存的世界多样的经济文化体制必将被单一的、普遍的世界自由市场所兼容。依据这种哲学而运转的多边机制（WTO、IMF、OECD等）开始尝试将自由市场向全世界推广，将多样化的世界经济统一为单一的全球自由市场经济。
    事实上，企图在全世界统一实施美国标准的自由市场，并以全球化名义确立世界经济新秩序、推进世界“美国化”的“超全球主义”落空了。在冷战结束近20年之际，美国成为全球金融危机的震源，以霸权主义者姿态在全球强行推行新秩序已不再可能，国际协调型的世界经济秩序成为各国共同的追求。全球化“第二幕”开启了。
    在21世纪型的全球化“第二幕”中，全球化已发生本质性变化。从基本结构上看，全球化的表现形式已从美国的单极集中型，开始转向新兴经济体和资源国崛起的多极化结构；从国家形态模式上看，“市场主义=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定式不再成立，“市场主义≠民主主义”、“民主主义≠和平稳定”日趋明显；从国际政策协调框架上看，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构下的G7实现了到G8的转型，在21世纪的全球化“第二幕”时代，G8以及G7财长会议机制明显表现出“功能不全”，尤其是美国金融危机后，“华盛顿共识”下的“美国化”，以及美国主导的主要发达国家共治机制已不能适应新兴大国、发展中国家乃至第三世界广泛参与的全球化的新时代，“G20框架”、“联合国关于气候变化公约签约国大会”机制（COP），以及“核安全峰会”（Nuclear Security Summit）机制、“新兴五国首脑会议”、“BRICs峰会”，乃至多种地区合作框架等上升为影响全球新秩序的主要舞台，日趋发挥主导作用；从全球金融市场的中介主体看，传统的对冲基金势力弱化，新兴的国家主权基金规模和能力上升，世界资金从新兴IT产业和住宅产业，转向石油、粮食、矿物质等国际商品市场，国际货币体制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储备货币结构多元化呼声更为高涨。
    事实上，1985年的“广场协议”已宣告美国主导的主要国家协调治理模式的有效性不再。“广场协议”后，虽然G5体制扩展为G7体制，而此后的G7及后来的G8机制并未能达成有效的多国间协调共识，也未曾展开过有效的多国间协调行动。原因在于，世界的力量结构已发生了深刻变化，美国主导的主要国家协调机制已无法应对变化了的世界所反映的多样性诉求。第一，美国在世界中的经济霸权因欧、日的复兴及若干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已表现出很大程度的持续后退，如美国出口占世界出口的比例，1947年达32.5%，但1970年降到13.7%，冷战结束后的1998年退步到12.4%，2008年进一步降至8.1%。第二，技术进步和跨国企业活动扩大推动国际经济关系趋于高级化、复杂化，仅仅依靠美国主导的主要国家进行协调控制或统治（governance）已不可能，一种更广泛的多国协调机制不可或缺。第三，在拥有不同价值体系和文化传统的多元化世界，强行、快速推行单一的“美国标准”缺乏现实可能性，客观要求在各国自主合作基础上确立“世界标准”（global standard）或规则（rule）。第四，在改善全球气候环境方面，则更需要世界所有国家的协调与合作。尤其是在“全球化第二幕”中，资源新兴国成功实现了“非自由化的经济增长模式”。以巴西等铁矿石企业为代表的跨国垄断型“国际资源寡头”与传统的发达国家的“钢铁托拉斯”，以及新兴经济体的“钢铁产业集团”之间，事实上形成了资源国、发达国和新兴经济体三种力量的对立与协调型“全球资源价格决定体系”，标志着美日欧为主导的发达国家利用垄断地位，单独控制“全球资源价格体系”的时代已经终结。
    二、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与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冷战结束后，国际金融市场出现了名副其实的超全球化。大规模交易可通过因特网瞬间完成，全球金融市场按照自己的方式运行。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使短期资金的国际移动急剧增加，按年计算，世界外汇市场的年交易额约为世界贸易总额的近70倍。外汇交易的大部分业务属于两国间利差和汇率变动的套利交易，即短期资金流动。随着对冲基金等投机规模扩大，信用交易风险日益增强。各国政府及IMF等国际机构如何监督、治理成为全球性课题。
    一般而言，人们总是希望通过外汇投机活动缩小汇率波动幅度，保持外汇供需均衡，推动外汇市场向稳定化方向发展。但这种期待往往落空。实际上，1971年前后发生的巨额外汇投机，被认为是引发黄金美元固定关系破产、布雷顿森林体制崩溃的诱因。同样，冷战结束后，欧洲（1992年）、墨西哥（1994年）、阿根廷（1995年）的货币危机，以及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危机、巴林银行倒闭、美国长期资产管理公司（LTCM）破产，乃至今天的美国金融危机，都证实了这一点。
    如果说东亚金融危机是“对冲基金”等外汇投机商对金融基本功能尚未完善的发展中国家展开大规模投机活动所诱发的，那么始发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则是金融产业和金融市场高度成熟下的“美国金融资本主义”的危机，是美国主导的金融全球化和自由化与金融监管体制落后于时代的“体制失衡”的结果。
    美国金融危机使全球股票、住宅等资产价值缩水，全球消费市场急剧萎缩，工矿生产停滞，企业倒闭，失业剧增，世界经济陷入螺旋型紧缩困境，为二战后罕见的衰退。但是，在美国危机中所受的最大打击并不是经济，甚至不是美元地位，而是美国在全球道义上的领导地位。
    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与上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有关。上世纪的两次石油危机后，产油国赚取的巨额“石油美元”无处运用，大举存入美国的跨国银行，并以融资方式环流于中南美。中南美在尚未形成民族产业的形势下，依赖美国银行的信贷资金扩大内需，形成被动债务结构，酿成“债务危机”。债务危机后，美资银行试图通过对企业并购和不动产融资方式埋掉拉美债务，但结果演变为巨额“银行不良债权”。拉美债务危机推动美国金融体系由银行为中心的“间接金融”，走向证券为中心的“直接金融”，形成了“证券化”潮流。拉美债务危机和美国金融体制的证券化，与冷战终结相逢。美国开始扮演“全球资本主义”旗手，大力推动金融全球化和自由化。美联储成为全球市场的守护神。
    在此背景下，90年代初期上台的克林顿政府一改扩张财政的传统思路，积极运用金融手段，促进世界资金回流纽约，并经对冲基金、投资银行等美国金融资本的对外输出，形成强大的“资本输出”控制权。如此，以纽约为中心，以美元为表现，以信息技术为后盾，构建了世界资金循环体系，维护美元霸权体系。但美元霸权体系吹起了一连串的泡沫，如“IT泡沫”、“住宅泡沫”、“消费泡沫”，乃至“资源泡沫”。
    回顾世界金融危机的历史，每一次金融危机总是宣告一个时代的终结，也宣告一个时代的开始。1971年“尼克松冲击”宣告“布雷顿森林体制”瓦解；19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催动银行为主的间接金融时代走向结束；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纽约股市大暴跌）宣告“广场协议”后发达国家间的国际协调体制能力弱化。而今，以美国为震源的金融危机也将宣告“美国主导世界道义的时代终结”。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拉开了全球化的“第二幕”。
    金融危机后，一向主导国际金融秩序的“发达国家七国财长会议”（G7）功能退化，包括新兴经济体和主要发达国家的“20国集团峰会”（G20）上升为推进改革、启动复苏、主导世界秩序的核心机制，标志着国际政治力学关系出现结构性新变化。
    冷战终结后，新兴经济体经济快速崛起，巴西、俄罗斯、印度，及东亚各新兴经济体全面发展，世界经济呈现群雄并起局面。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引发世界经济的力量结构急剧变化。首先，新兴经济体利用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扮演“世界工厂”角色，意味着自产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掌控的世界产业格局重心开始向新兴经济体转移。作为世界产品的最终供给者，新兴经济体通过介入全球产业链，成为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不容忽视的力量。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亚太地区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地区产业网络，大规模的跨境“产业内贸易”迅速发展，促进全球化进一步深化。
    其次，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最主要的贸易盈余国，开始扮演全球资金的主要供给方，改变了二战后发达国家主导全球资金的供给结构。同时，新兴经济体资源需求上升，推动国际资源价格体系变革，冲击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价格体系，导致“非资源国”财富向“资源国”转移。
    第三，新兴经济体经济崛起，瓦解了“市场经济=民主主义”的美国逻辑，反映了“华盛顿共识”的谬误。冷战结束后，美国自恃赢得了意识形态博弈的胜利，认为只要在全球推进“市场经济”，促进“中产阶级”大发展，必然带来“全球民主主义”。但进入21世纪，资源国靠资源价格上涨积累了巨额财富，“民主主义”并没有同步跟进，反而形成了“非民主化的高增长型资本主义”。尤其是，中南美产油国，不仅没有形成“积极的民主主义进程”，在伊拉克战争背景下，形成了强烈的反美势力，积极推进油气资源国有化，搞“经济国家主义”，走出了“市场经济≠民主”的新道路。迄今，全球油气资源的近70%被国有化。而委内瑞拉、伊朗、俄罗斯等产油国主张的“石油交易非美元化”，对美元霸权构成直接挑战。新兴经济体主导的非民主型经济崛起，在政治力量上，推动世界格局走向多极时代。
    面对G20主导的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奥巴马政府连续出台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方案，着重在制定金融监督政策中，通过维护金融系统的“整体稳定”，确保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打击最小化的“宏观信用秩序稳定”，突出美联储对金融系统的监管权限，构建国际协调型金融监管体制。其终极目标是捍卫“超国家的美元”地位。
    奥巴马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从“预防危机”和“管理危机”两方面强调整体监管意义。从监管理念看，既要重视金融机构的“行为失衡”，也要重视金融交易衍生的金融系统的“结构失衡”，从金融系统失衡对实体经济影响角度，综合考虑金融系统的稳定性。
    改革方案赋予美联储可从维护金融系统稳定的高度一元化监管银行、证券和保险的权限，以维护美元的“超越美国”的地位，从而使那些“综合金融集团”及其“衍生商品”，乃至国际路径纳入美联储视野，强化美联储的“美元守护神”地位。
    在美国推出金融监管方案的同时，欧盟也推出了重视央行金融监管职能的金融监管方案。如，欧盟的改革方案决定由欧洲央行主导各国央行联合成立“欧洲系统风险理事会”（ESRB），对欧洲整体金融风险实施监视；而欧洲各国的央行则统一组成“欧洲金融监督体系”（ESFS），实施区域联合监管。央行主导金融监管渐成国际潮流。在此趋势下，如何在国际秩序的层次上，协调各国金融政策和监管政策，不仅将关乎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也必将对国际货币体制及其结构产生深远影响。
    三、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货币体制改革布雷顿森林体制形成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了基于1盎司黄金=35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实施“美元汇兑本位制”。在国际收支存在绝对不均衡时期，世界多数国家采取了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adjustable peg）以调整汇率。美国通过主导联合国安理会、IMF和世界银行及“关税贸易总协定”（1995年发展为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确立了世界和平与繁荣的体制--“美国治下的和平体制Ⅰ”（Pax AmericanaⅠ）。
    国际货币体制由汇率决定机制、国际收支失衡的调整机制和国际流动性的供给机制三个支柱构成。而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声明“黄金美元脱钩”，停止美元黄金按政府间交易价兑换，事实上宣告固定汇率制瓦解，布雷顿森林体制崩溃，二战后的国际货币体制迎来转折期。
    布雷顿森林体制堪称首次以政府协定规定的国际货币体制，具有很强的政府主导特性。尽管1972年后历经“史密森协定”、“牙买加协定”，各国试图重新构建政府主导的国际货币体制，但自从1973年西方主要国家执行“独立的自由浮动汇率制”后，“政府主导型的国际货币体制”事实上已经结束了历史使命。而第二次石油危机后,美国开始在纽约商品交易所挂牌经营“石油期货交易”，并规定了美元计价规则，形成了全球统一的多边石油交易市场，进一步推动了“国际货币体制的市场化”。
    期货市场的最大特点是“一个市场，一物一价”。美国正是利用石油期货市场的这一基本规律，彻底改变了传统石油供需双方单独定价的“双边交易”模式，确立起全球最大的石油需求方美国控制全球油价的市场体系，掌握了油价控制权，实现了长达近20年的低油价时代。
    20世纪80年代后期，卡特政府主导的“捍卫美元政策”并未能挽救美元衰退的历史命运。而里根政府主导的广场协议（1985年）和卢浮宫协议（1987年）策动美元贬值，实施国际协调型市场稳定政策，反而助推了马克、日元乘机蚕食美元地盘，一度形成了美元、马克和日元三大货币圈（Triad）。克林顿政府利用提高利率、干预、“协调”等方式执行的强势美元政策，在打击日元、马克地位的同时，也加剧了国际货币流动性的急剧波动，以至于引发了墨西哥货币危机、东亚货币金融危机。
    面对新世纪，德国主导欧盟推动以马克为基轴的货币整合，于1999年发行欧元（Euro）；同期，日本则提出“面向21世纪的日元国际化战略”，试图摆脱1983年里根设计的“美国版日元国际化”的局限性，应对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形势的剧变。国际货币体制的力量结构悄然生变。在布雷顿森林体制崩溃近40年后，确立新的货币体制时机已经来临。
    国际货币制度的重建和维护汇率稳定，是国际经济交易不可缺少的条件。欧元堪称与美元相匹敌的国际枢纽货币，但欧洲整合模式及其金融与财政相分离的欧元制度，形成了“一个货币，多种国债”的内在矛盾。希腊国债危机暴露了欧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弱点。国债是货币价值的担保，堪称货币的政府信用体现。欧元区不同国家发行的、在市场中被定以不同级别的国债，难以对统一的欧元形成统一的政府担保。如此，欧元也很难构建稳定的“政府信用”，必将对其市场信用的形成构成阻碍。尽管日元国际化取得了积极进展，如2002年起日本对亚洲出口中，日元比例超过美元；2004年4月以后，直至2010年4月，日本政府实现了连续6年未动用一分钱干预外汇市场的业绩，但东京市场的相对封闭、日本特有的重商主义，以及日本社会的高成本、政策法律制度中的无形屏障等，不仅导致日本的国债难以实现国际化、日本的进口难以扩张日元结算化，面对欧美巨大的市场，日本对欧美的贸易更难实现日元化。日元国际化的局限性日益暴露。在这种货币格局下，金融危机后，三极货币体制依然难以形成。
    在国际货币体制中，一国货币能否充当国际枢纽货币，不仅要实现一般货币功能的国际化，即价值尺度、贮藏手段、交易货币所体现的“贸易计价、结算功能、外汇储备功能以及国际投资功能”，还必须构建包括政府开发援助在内的政府间债权债务的国际清算功能、外汇市场中的“媒介货币”功能，以及国际大宗商品期货交易中的结算功能，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的交易功能，甚至包括货币本身就具备的一种国际金融交易商品属性。如此，追求普通的“国际货币”与追求“国际枢纽货币”堪称不同层次的“货币国际化”过程。在此，以国债为核心的债券市场及其清算中心和机制的建设不可或缺。
    而在“非战时代”，无论是挑战美元，还是取代美元，构建新的国际货币体制，都无法回避更加公正的、合理的、反映世界经济发展多样性的全球市场及其规则的构建。全球市场发展的趋势和属性，将决定未来国际货币体制改革的基本走向,任何依据强权政治的贸易保护主义、货币单边主义，以及金融霸权主义都很难继续主导国际货币体制改革的方向。而新兴经济大国，如中国的崛起，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逐步推进，世界贸易结算货币逐渐呈现出的超越传统的美元、欧元和日元的趋势，更意味着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时代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