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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作者简介：作者简介：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经济学博士
一、问题的提出
为什么一些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并不高，但社会财富积累和居民福利水平提高速度却较快，而另一些国家则出现相反的情况？如20世纪60年代，前苏联经济学家研究发现，战后苏联经济增长率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但社会繁荣和居民福利改善程度却远低于西方国家的水平。发达国家整体增长率不是很高，但社会福利水平提高却快于一般国家。这个问题可能的原因是，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益是不同的，即同等增长速度带来的财富效应是不同的。居民福利改善水平差异固然有收入分配政策的因素，但更主要的还是背后隐藏着的增长方式合理与否，即投入产出水平、需求与产业结构等是否合理。前苏联拥有的国土最多、人均资源最丰富、人口素质较高、科学技术也非常先进，在数十年间一直保持着世界经济增长的冠军称号，凭着高增长速度而使经济规模超越了很多国家，成为全球第二超级大国。但高投资、高速度却没有带来相应的社会繁荣与老百姓福利水平的提高，甚至走到了死胡同而最终崩溃。从经济基础看，就因为它得了经济效率低下的绝症，而经济效率低根源在于发展方式存在致命缺陷。
经济增长方式，是指生产要素的分配、投入、组合和使用方法、模式，即是通过不同的要素投入和技术组合获得经济增长的途径和方法，是决定生产力整体效能和经济发展状况的关键因素，也是经济发展方式或者发展模式的核心内容与基础。根据投入产出方式和效果，经济增长方式基本上可以划分为要素投入型与创新驱动型两大类，前者也称粗放型增长模式（外延型增长方式），主要以劳动力、机器、能源及其他物质生产要素的投入，推动经济增长，主要特征是高投资、高消耗、低质量和低产出，重数量和速度，轻质量和效益，是一种代价高昂和可持续性低的增长方式。由于主要不是通过提升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来实现增长，所以很容易受到报酬递减定律所支配，即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总和要素劳动生产率必然下降，经济增长率亦随之下降；后者也称集约式或内生式增长方式(知识投入增长模式)，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和管理水平、提高生产要素有机构成和使用效率来实现增长，主要是依赖知识与技术的创新、传播及应用，创造更有效的生产组合方式及生产方法，使每单位生产率提高、效益增加，表现为报酬递增定律。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新兴经济体加速崛起，金砖国家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在近20年间，特别是近10年来，金砖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其年均增长率保持在6%以上（中国平均在10%左右，印度和俄罗斯大约在7%，巴西在4%以上），高于同期发达国家2.5%左右，仅新加入金砖国家的南非略低（近10年年均增长率保持在3%左右）。其中，2006~2008年金砖四国（南非除外）的年均增长率高达8.6%以上，为同期世界平均增长率的2倍以上。因此，金砖国家被誉为全球经济新增长引擎和经济崛起新秀。
但金砖国家的增长质量和效率如何？可持续性多高？现有的研究发现，金砖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存在着一定的相似之处，即其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源于要素投入，而非技术进步。吉姆·奥尼尔（2006）指出，金砖国家的经营水平明显低于德国和南韩，如果中国等金砖国家能将经营环境提高到德、韩的水平，则其发展速度和效果会更好。金砖国家需要在能效技术、产品创新、改善经商环境、提高公共服务、强化内需驱动和减少对外依赖等方面加大力度、取得突破。斯蒂夫·约翰逊指出，中国和印度的外延式增长导致的对钢铁、能源、原料、矿石等大宗商品的需求推动持续的上涨行情，刺激了俄罗斯、巴西和南非等资源出口国的经济增长（Steve Johnson，2007）。在国际上，中国、印度被誉为血汗“世界工厂”，而俄罗斯和巴西则处于世界“资源库”边缘，只是大宗商品价格高企支撑起来的两个边缘经济体。叶海林等（2009）认为，近年金砖国家的快速发展，虽然遵循的发展战略不同，但其发展模式均隐含着危险程度各异的“内伤”。俄罗斯的高速增长和复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10年来国际能源价格的居高不下，而其本身并不掌握油气资源的定价权。扶涛、张梅荷（2010）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和基于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形式的随机前沿模型方法，对金砖国家1990~2004年的经济增长源泉进行分解的研究结果表明，尽管金砖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变化率各有特点，但劳动力和物质资本投入是金砖国家经济增长中最主要的因素。吴俊、宾建成（2010）的研究也证明，金砖国家的增长属于投入扩张的粗放型增长，技术进步对金砖国家经济增长贡献度较低。
总体上，迄今对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方式的专门研究还很不够全面深入。金砖国家持续赶超面临着路径转换、效率提升以及协调性与稳定性有待增强的巨大挑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研究，找出这些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经济发展模式中的软肋和短板，促进调整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加快发展转型，保持快速持续赶超势头。此外，这方面的研究深化还将有助于丰富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经济学理论、转型经济理论。本文是这方面的一个新的尝试。
二、增长方式评价指标及其设立
对一个经济体经济增长方式的判断需要确立一个分析框架。经济增长方式存在于比较复杂的经济动态运行中，涉及到方方面面，测量难度大。因而，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方面，往往缺乏可操作的测量方法。本文根据增长方式实质内涵与基本要素及关联，选取若干适合指标，大致描述出经济增长方式的特质，通过几个简单容易得出的指标测算出一个经济体的增长方式状况。这有助于理清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方便直观地观测经济增长真实质量，还可以清晰地进行纵向和横向比较，找出本国、本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差异，最终可以解决目前理论界对经济增长方式及其转变探讨中定性分析不足的局限，找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努力方向。
建立经济增长方式及其转变测度评价指标体系应遵循以下三条基本原则：第一，科学性原则。指标体系要能全面准确地反映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内涵与基本特征，避免现行统计指标的简单堆砌和交叉重复，尽可能选择最能科学体现经济增长方式特征、即经济增长质量高低的指标，综合反映经济增长涵盖的经济效益、技术水平、经济结构、资源利用、低碳环保以及社会协调发展等方面，体现持续较快协调发展的基本要求。第二，普适性和可比性原则。经济增长方式指标测度体系需要抽象出一般可比性，包括纵向比和横向比，使经济增长方式指标便于与历史状况相比，发现历史演变趋势；同时，便于与国外、全国平均水平或国内部分地区比较，发现差异。第三，简洁性原则。经济增长方式测度指标多种多样，太过繁琐复杂将难以操作，指标设置要力求简明、概括，具有典型代表性，换算不能太复杂。尽可能采用综合性指标，并避免指标之间的信息交叉。第四，简单性和可行性原则。要与现行统计方法相衔接，便于指标数据搜集整理；在指标设计上应尽量以国民经济核算的统计数据为依托，减少经验判断、人为假定等方式的随意性空间。
根据经济增长方式的实质内涵，大致可以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全社会劳动生产率、能源利用率、资本形成率与单位投资产出率、服务业占比、人类发展指数等指标来近似地进行勾画。
（一）全要素贡献率
全要素贡献率指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可以通过以下方法计算：
先按照a=y-αk-βl计算出年技术进步速度;然后按照公式EA=a/y×100%计算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其中y为经济增长率，k为资本增长率，l为劳动力增长率，α为资本产出弹性，β为劳动力产出弹性，α+β=1，ａ为年技术进步速度，EA为科技进步贡献率。
（二）全社会劳动生产率
该指标表示在一单位劳动力一年内所创造出的GDP数量，反映一国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劳动生产率越高，经济发展质量越高；劳动生产率是衡量劳动力投入产出水平的指标，平均劳动生产率是单位时间里每个劳动者的产出，具有较强综合性，是评价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将劳动生产率作为评价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有利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把经济发展转移到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计算公式：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国家或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全社会劳动者平均就业人数×100%。
（三）能源利用率
经济产出是在一定技术水平下各类资源投入转化的结果，资源要素很多，其中，单位能源消耗提供的产出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经济效率水平。如每标吨油创造多少万美元产值。
计算公式：能源产出率＝本年国内生产总值／本年能源消费总量×100%
（四）投资形成率
资本形成率，通常指一定时期内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表明经济产出大致花费的资本量。与之相关的一个指标是投资产出率，反映单位固定资产投资额所带来的国内生产总值，用来说明投资规模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全面评价投资使用效率的综合指标，单位投资产出率越高，经济发展质量越高。
计算公式是：资本形成率=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当年国内生产总值×100%
投资产出率=当年国内国内生产总值（当年价格）/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100%
（五）经济增长结构指标
经济增长是在一定的结构下实现的，结构合理与否是衡量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指标。服务业占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表示经济发展水平高低，可以通过三次产业结构来衡量，主要看服务业占比，服务业增加值占整个经济产出总量比例较高，表示经济结构合理、发展水平较高。
计算公式为：服务业占比=当年服务业增加值/当年GDP×100%。
（六）人类发展指数( HDI)
人类发展指数是经济增长成果及其对人类发展影响的综合体现。一般而言，经济增长应该带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包括人均收入、平均受教育水平、人均预期寿命等。因此，经济增长与人类发展指数应该呈正相关。相反，若一个经济体经济增长与人类发展指数提高不同步，则反映出人民福利没有相应提高，经济增长方式不合理，以及分享程度不高等。各国人类发展指数由联合国发展署每年发布。
通过对上述几项主要指标的计算和与国际先进水平的比较，大致可以观测到金砖国家经济发展方式先进程度。
三、金砖国家经济增长方式比较
依据上述设定的几大指标，通过近年金砖国家的数据与国际先进水平的比较，导致可以观测金砖国家增长方式先进程度，或者说经济发展效率与合理水平状况。
（一）全要素贡献率比较
相关研究发现，金砖国家技术生产率波幅多数年份介乎在-0.11~0.11之间（图1），显示技术进步整体上对金砖国家经济增长贡献度较低，其中，俄罗斯和巴西出现下降趋势。2009年，巴西、中国、南非、印度和俄罗斯的全要素贡献率分别为22%、24%、25%、29%和30%，远低于美国（80%）的水平。而2009~2010年的金砖五国在全球科技创新投入与产出中所处的中后位置，也可以说明金砖国家技术创新能力与效率较低的现实。
（二）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比较
劳动要素是金砖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经济增长的主要比较优势，两国劳动力总数超过欧洲全部劳动力人数的一倍。但是，按照世界银行数据，金砖国家劳动力人均产出并不高，2007年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平均值超过5万美元／人年（2000年美元不变价，PPP），其中，美国接近10万美元，这大体上可以作为衡量当今全球劳动生产率的集约化标准。相比较而言，金砖国家社会劳动生产率总体较低，最好的南非也刚刚达到2万美元，其次是俄罗斯和巴西大约为1.4~1.8万美元，中国、印度不到5000美元。印度、中国、巴西、俄罗斯、南非的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同期美国的1/34、1/23.1、1/7、1/5.2和1/4.8，从增长率看，2000年以来俄罗斯增长较快，其次为中国，巴西，印度，南非垫底。
同时，从劳动资源利用效率看，在金砖国家经济快速增长背景下，失业率并未显著下降，作为金砖国家重要增长要素的劳动力闲置程度比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金砖国家经济效率低下问题。近10年来南非失业率一直在20%以上，个别年份高达30%以上，显示劳动要素利用效率低，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为什么南非全社会劳动生产率较高（剔除了高失业率滞后只计算实际就业人数）。俄罗斯、巴西和印度失业率维持在7%以上，而中国失业率在4%以上（仅城镇登记失业率）。从失业率比较可见，五国较高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就业岗位的较大扩张，反而出现较大的就业压力，表明劳动力这一重要经济增长要素并未得到有效利用。
（三）能源利用效率比较
金砖国家能耗普遍较高，金砖国家万美元GDP能耗和能源利用效率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这种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率的差距。从图2可见，2008年金砖国家中只有巴西和印度两国单位产出能耗接近或低于国际平均水平，而中国、俄罗斯和南非均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总体能源利用效率为33%左右，比发达国家高出一倍以上，其中，电力、钢铁、有色、石化、建材、化工、轻工、纺织8个行业主要产品单位能耗平均比国际先进水平高40%;机动车油耗水平比欧洲高25%，比日本高20%;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能耗相当于气候条件相近的发达国家的2～3倍。据测算，中国每年因能源利用率太低而带来的经济损失高达1200亿美元。俄罗斯能源利用效率也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2左右。除了能源消耗较高外，单位经济产出的钢铁消耗也较高，2008年，金砖国家单位国内生产总值钢铁平均消耗为1.7吨/万美元，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5.7倍。
此外，从碳排放看，金砖（不含南非）碳排放总量占世界比重从1995年的不足25%上升到2008年的33%(WTO，IMF，EIA），远高于同期其GDP占世界比例14.6%。2009年中国、俄罗斯、印度碳排放分别居世界第一、第三和第四位。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为29.3吨/万美元（2005年），高于世界平均水平（8吨/万美元），是欧元区水平的7.6倍。俄罗斯人均年碳排放高9.8吨，为世界平均值的2.5倍（2008年）。（四）资本形成率比较
金砖国家的资本形成率差异较大，从2004~2008年的数值看，中国、印度远高出世界平均水平，中国高于40%，印度接近40%，而俄罗斯略高于世界平均值，巴西和南非则接近或略低于世界平均值（图3）。这与近年中国和印度经济增长率最高，俄罗斯随后，巴西和南非较低的现状直接吻合，反映出投资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呈正相关。
从金砖国家的投资产出效率看，中国的投资产出效率较低，如1991~1995年中国资本产出率为3.3%，低于1961~1970年期间日本年均增量资本产出率（3.5%），韩国1971~1980年平均值（3.7%），考虑到科技进步因素和时代差距，中国资本产出率差距更大。印度情况相对较好，如1995~2004年资本产出率平均为4.1%。从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即每增加1单位的投资需要的投资数）指标看，2001~2003年平均数据为5，2005年以来中国ICOR达到5~7，而美国、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的ICOR是1~2，即这些国家每增加1亿元的GDP需要投资1到2亿元，而中国需要5~7亿元。俄罗斯也存在类似情况。
（五）经济结构比较
通过金砖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及服务贸易占贸易总量的比例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金砖国家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相对较低，其中，中国最低，印度随后，巴西和俄罗斯较好，但也比美国低近10个百分点。而这些国家服务业贸易水平更低（印度除外），从服务贸易占GDP的比重看，1994~2007年世界平均水平为10.1%，金砖国家均在该水平之下：巴西为4.0%，中国为6.4%，印度为9.7%，俄罗斯为8.5%。2007年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四国占全球商品贸易市场12%的份额，而四国服务贸易总额尚不足全球服务贸易总额的5%，而且，服务贸易结构中传统服务贸易较大，而反映现代科学技术的现代服务贸易则更为低下。这显示出金砖国家经济结构不够合理，经济发展层次较低和创新水平低的特征，其中，中国的服务业发展最为滞后。
（六）人类发展指数比较
一般而言，经济增长会带来人均收入增加、受教育和健康水平（预期人均寿命）的提高，综合反映在人类发展指数的提升。但近年金砖国家人类发展指数并未随着经济增长而同步增长，指数和国际排名甚至有所下滑，与其经济增长表现相悖。这说明，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未带来社会福利水平的普遍提高和社会繁荣，金砖国家经济效率较低且分享程度不高。
从金砖五国主要经济增长指标与国际先进水平比较看，金砖国家经济增长粗放型特征突出。从金砖国家内部比较看，中国、印度经济增长效率较低，说明中国的经济增长粗放式特征最为严重，印度、南非次之，俄罗斯和巴西情况较好。
四、结论与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不难得出如下基本结论，即金砖国家经济增长模式虽有差别，但整体上属于效率较低、距离世界先进水平落后较多的一种粗放型经济增长。这种增长方式对于后发新兴经济体第一阶段的赶超可能是必要的，但这种依托于要素追加基础上的高增长是否可持续还存在很大问题。从已有国际经验看，落后增长模式难以支撑一国经济持续成功崛起，更遑论金砖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印度两个人口大国。因此，加快转型步伐，致力持续发展，是这些国家的迫切而艰难的选择。为此，可能给出的政策建议是：
第一，加快科技创新，提高技术对增长的贡献作用。从表面上、短时期看，一国经济较快增长可以通过追加要素来达到，但其高效增长和长期增长则更多地有赖于创新能力的稳定持续提高，而后者离不开技术进步。特别是随着后发国家经济发展阶段从起飞阶段逐渐进入成熟阶段，经济发展动力客观上要求从要素投资转向创新驱动。资源禀赋供给也无法支撑中国、印度等后发大国庞大经济体的持续腾飞和整体富裕。技术后发大国提升创新能力，需要增加研发投入、改革创新体制机制、创造良好创新环境，推进官产研学一体化融合进程，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加速发展新兴战略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群、重点培育创新型、跨国型龙头企业，增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促进自主技术创新和推广运用的激励机制，加大落后技术和产能的淘汰和升级，加快创新型国家的形成。而加快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支撑和保障。
第二，提高要素利用效率，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资本、劳动力、资源等经济增长要素是稀缺资源，单位产出量的资源节约不仅意味着经济效率提高，而且还表示污染降低、生态环境改善、社会福利提升和可持续发展潜力增强。为此，需要优化投资体制，减少投资失误和浪费，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提高单位投资产生的效益；还需要创新政策，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和技术手段引导企业加大技术改造力度，开发新能源，发展低碳技术，建设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产业体系和消费模式。
第三，扩大消费，构建内需主导增长模式。本次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外部市场需求萎缩、外资抽逃等对金砖国家特别是对俄罗斯经济的巨大冲击，深刻显示出对外经济依赖过高对新兴经济体发展稳定性的不利影响。金砖五国中，除巴西外，消费率均低于发达国家水平，甚至低于全球平均水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远不够充分。从金砖国家的现实看，扩大内需当然包括扩大投资和消费，而对于中国和印度来说，投资率已经足够高，主要是增加最终消费，除了适当增加政府公共服务消费外，最主要的是要大大增强居民消费能力。为此，首先，需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调整政府、企业、居民收入比例，适当增加居民收入占比；其次，大力提高广大中低收入人群收入，降低收入差距，改善贫困人群社会保障，提高即期消费力和预期消费力；再次，改善消费环境，提高供给水平和消除消费障碍；等等。
第四，加快服务业发展，推动经济结构升级。加快服务业发展、优化经济结构是提高经济增长效率的重要方向。现代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的提高意味着工业部门的降低和物质要素消耗的减少，因而可以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增强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对于转型中经济体而言，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需要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消除服务业发展的桎梏，加快服务业对内对外开放步伐，进一步完善促进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提高公平竞争水平，营造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机制与政策环境，同时，还要改善基础建设，培育各类人才，积极拓展新型服务领域，既要大力发展金融、物流、信息、研发等面向生产的服务业，还要发展市政公用事业、房地产和物业服务、社区服务等面向民生的服务业。
第五，提高经济对社会发展的驱动作用，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从本义上讲，经济增长应该是社会繁荣和发展的基础和源泉。但在过度追求高增长战略导向、经济社会政策出现偏差和经济增长效率低下的情况下，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脱节或者不同步、不和谐的现实也并不罕见。从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指标看，金砖国家社会发展整体上滞后于经济增长。调整经济发展战略，转变增长模式，提升经济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是金砖国家未来发展中的挑战。可能的选择是：要调整经济发展战略，从片面追求增长速度转向追求增长质量，从重视单纯增长转向重视全面发展，从过分重视政府、企业的收入增长转向重视经济增长成果分享水平的提高，注重增加公共服务支出改善公共教育与医疗保障制度，实现增长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最大化、可持续化。
总之，从金砖国家的比较分析发现，发展中大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极为艰难，甚至远远超过增长本身。但是，加快增长方式转变关系到这些经济体的成功赶超。而调整过度追求高增长的发展战略取向、转向增长质量和可持续性、创新体制机制和改善宏观调控、构建有利于促进技术进步和培育内生增长潜力的良好环境，等等，都直接关系到新增长轨道的确立。从而，也为这些赶超发展中的经济体最终成功崛起奠定坚实基础，中国自然不能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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